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五环外（ID：wuhuanoutside），作者：胡不喜、小羊，编辑：优优，题图来源：视觉中国

女性主义如火如荼，成了社交网络上的时髦话题，似乎每个都市女性都在谈论上野千鹤子，呼唤着女性的独立与解放；但荒诞的是，另一方面，同样的社交平台，一些不被看见的基层女性，正在线“接男宝”、“女翻男”，她们主动延续着重男轻女的封建思想，以依附换取生存空间。

社交网络上流行的接男宝。

撕裂的现实，像一道鲜血淋漓的伤口，丑陋且触目惊心，却也在提醒着我们，基层没有上野千鹤子。这里的女性，面对的是真实尖锐的生活。

因为是女性，所以被鄙视

“我不知道我是否具有代表性。”接受采访前，淇子有些犹豫。她31岁，在法国巴黎求学，攻读博士学位，单论个人履历，她与“基层”毫不搭界，如果她不主动告知，你很难相信，她是从农村里走出来的女孩。

如果将出生类比为抽卡游戏，淇子拿到的应该是乡村女性中的SSR卡。

她在苏南农村长大，相较于其他地区的农村，这里更为富庶。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2年苏州、无锡分别以农村人均收入43785元和41934元成为全国农村收入前十强。经济发达。

再加上江苏普遍实行计划生育政策，重男轻女的观念比较淡，从小到大，作为独生子女的淇子，一直被家人珍视，更没有因为是女孩就遭遇教育不公。

也正是这样的幸运，淇子更能够从自己身上看见隐性的性别不平等。

实际上，在考上大学之前，淇子一家在村子里根本抬不起头做人。

其一，是因为淇子的家境，在村子里并不算优渥，爷爷是从事体力劳动的建筑工人，父母也只是企业里的普通工人，没有一定的社会地位。

其二，则是因为淇子的爷爷只有三个女儿，没有儿子。这在重视香火延续的老人们看来，爷爷这支相当于绝了后。因为这个原因，即便是太爷爷，也非常看不起自己的这个儿子，很少有好脸色，连带着重孙女淇子也从来没从他这里讨到一块糖吃。

费孝通在《江村经济》中谈到，在江苏吴江，一个男人如果只有女儿没有儿子，女儿没有订婚的话，可以找个女婿入赘，由女儿的孩子为他们继嗣。淇子的父亲，正是倒插门女婿，淇子也随母姓，年幼的她并没有意识到，父亲因为在这一身份遭遇了不少冷眼。

这种歧视，在乡村代际传承。生而为女，意味着遗憾和难以被认可。

尽管爷爷奶奶和爸爸妈妈都爱着自己，但淇子敏锐感觉到，身为赘婿的父亲，渴望有一个男孩，来让自己扬眉吐气。“他抱着隔壁家小男孩的时候非常开心，但回到家对我却是另一种态度，现在我已经可以心平气和说出这些，但小时候我是会委屈和怨恨的。”

淇子的父亲是赘婿，按照当地习俗，淇子家本可以有两个孩子，一个随父姓，一个随母姓。为了让父亲有后，淇子的母亲也曾经答应过，会再为父亲怀一个孩子，但因为经济压力。夫妻二人选择了流产。

这个没有顺利出生的孩子，成了母亲乃至整个村子的遗憾。“我觉得我怀的应该是男孩。”母亲不止一次说道，而村里人也会一边择菜，一边叹息：“如果是男孩，应该生下来。”

在这样的环境下，承担繁育重任的女性，是不配称为后代的次等性别。封闭的乡村，熟人社会的压力，重男轻女的思想依然有一定的根基。

当女性主义思潮如野火蔓延互联网，与此同时，在抖音和小红书上，留守乡镇的90后、00后们依然在排队接男宝。你很难想象，在号召男女平等一个多世纪之后，仍然有女性需要儿女双全，来证明自己的人生值得一个“好”字。

经历过乡村隐性的性别不平等，淇子能够理解为何会有这样的选择。思潮意识看不见摸不着，但摆在这些女性面前的生活却琐碎而具体。

“我们无法替别人的人生负责。难道我们指责她们，说她们没有思想的觉悟，就很伟大？如果我们唤醒了她，却不能帮助解决衣食住行的问题，那样不也很自私吗？”

孤独闯过独木桥

娜拉出走后怎么办，是摆在基层女性面前的问题。而作为出走后的娜拉，淇子已经和自己的奶奶、母亲身处截然不同的世界。

她身处法国，世界妇女运动兴起之地。1791年，奥兰普·德古热在这里发表了《女权与女公民权宣言》，是世界上第一份主张妇女权利的宣言。淇子在这里生活，隔三差五就会碰上女性主义游行，穿过街区，会看见墙上写着的女性主义标识。

在家乡劳作的奶奶和母亲，和这一切是那么遥远。当淇子和她们打电话时，她们最关心的还是什么时候要个孩子。从13岁开始上寄宿学校，淇子闯过升学之路，家乡已经不知不觉被抛在了身后。虽然感到孤独，但挣脱枷锁之后，淇子感受到的是开阔的自由。

知识改变命运，对于基层女性来说，这句话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但它更意味着一条荆棘之路。

要求学，摆在基层女性面前的，首先是落后封闭的环境造成的信息差。

淇子的父母文化程度不高，他们一以贯之的理念很简单，“能读得下去，你就读，我砸锅卖铁给你读。但是如果你读不下去了，你给我早点出来赚钱。”他们所能提供的，仅有经济上的不遗余力，但在人生方向的指引上，只能心有余而力不足。

这一困境在填报高考志愿的关键节点，表现得尤为明显。

高三那年开家长会，老师特意叮嘱，“马上要高考，需要开始准备填报志愿，你们回家要跟孩子商量一下，回来之后填写志愿表。”但是因为父母并不了解填报志愿的重要性，导致他们完全忘记了这件事，根本没和淇子提起。

在人生选择的关键节点，淇子充满了困惑：今后要选什么专业，应该要选什么学校，去什么地区发展？但是，作为村里第一个成绩不错、要冲击985大学的学生，没人能回答她这些问题。她只能对着厚厚的高考志愿填报手册，一页一页翻过，去研究对比山东、湖南各地大学的不同，这也是她第一次，感觉到外面的辽阔。

除了信息差，基层女性求学路上，还要面对生而为女带来的种种限制。

很多女性在求学路上或多或少曾听说过，“女孩子小学成绩好，上了初中就会落后。”“女孩子不适合学理科”“女生心理脆弱”之类的话，淇子从小学五年级开始，就生活在这样的歧视之中，似乎无论她优秀与否，最终的结果都是不如男性。

除了这样的打压，基层女性的耳畔，也少不了甜蜜的诱惑：“你是女孩，所以不用这么辛苦读书。”“你是女孩，有一个差不多的文凭，将来结婚生孩子，过安逸日子就好。”

这样的教导，往往来自于年长的女性，淇子在填报志愿时，就有阿姨教育她，“女孩子，你并不需要真的努力，而且你还是学文科的，你并不需要去学校特别好的地方，你还不如留在江浙地区，上一个普通的这种 211 就OK了，不一定非要去上985。”

这些给出建议的年长女性，并不是有意要去捆绑束缚后辈，只是她们自身的经验也同样有限。

本就是被剪断翅膀的鸟儿，她也无法告诉雏鸟，如果可以自由飞翔，天的边界究竟在何处，只能重复着自己的错误，将雏鸟的翅膀剪断，劝诫她选择安稳。

所幸的是，淇子在人生方向的选择上，虽然没有得到来自家庭的指引，却也没有遭遇过多的干涉和阻挠，她的志愿选择、研究方向，每一步都由自己掌控，而这也让她学会了对自己诚实，对自己负责。

黄桃罐头背后的中年女人

三十岁的淇子，在面对人生未来时，体会到了旷野般的开阔，她可以尽情探索自己人生的边界；但那些从出生、成长到老去都在农村的女性，她们只能被粗糙的生活无情打磨。

山东平邑地方镇，这座人口8万余人的鲁南小镇，是有名的黄桃罐头之乡，自八十年代发展果蔬罐头加工产业以来，目前已经拥有罐头加工及相关企业一百多家。安以彦的小姑安萍就生活在这里，现年50岁的她，以采摘黄桃为业。

小姑所在的村庄，受访者供图

和淇子的家乡苏南乡村相比，鲁南乡镇重男轻女的情况要更为严重。上个月，安以彦的二叔意外去世，在处理后事时，只有男性才有资格去殡仪馆参加葬礼，即便是二叔的女性亲友，也不能出席。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后，鲁南乡镇依然保留有这样的习俗，可以想象出生于七十年代的小姑，她在成长过程中遭遇的性别歧视和不公只会更为严重。安以彦的爷爷奶奶，有五个孩子，三儿两女，家里有限的资源，都倾斜给了三个男孩，小姑安萍只读到了初中便辍学务农。

村头标语，受访者供图

在鲁南，像小姑这样被迫辍学的女性有很多，她们的人生往往有着相似的剧本，在家人的安排下嫁到婆家，生儿育女，劳作不息，但小姑的特殊之处在于，她曾经抗争过这样的安排。

二十多年前，当时农村的离婚率还比较低，夫妻有矛盾多半都会息事宁人。但安萍没有，当她发现前夫出轨后，尽管当时她的儿子已经有十二岁大，她毅然选择了离婚。

由于重男轻女的落后思想，村里的性别比例失调，男人比女人多，自然也就有不少条件一般的男人娶不到老婆。安以彦的村庄一百多口人，就有十多个这样的老光棍。

二婚的小姑，并不愁嫁，但由于她已经三十岁，并且生育过一个男孩，因此她的选择范围也很有限，经媒人撮合，她最终和邻村的一个大龄未婚男性相亲结婚，并生下了一个女儿。

窗户上晾晒的柿子，受访者供图

婚育是基层女性的一道坎。从徐州八孩女子，到被前夫用汽油烧死的拉姆，基层女性往往是因为惨烈的婚育问题，登上热搜，才被互联网看见。幸运的是，小姑的第二段婚姻还算顺利，但像她这样的大多数女性，所要面对的困境，也因此被忽视。

小姑的现任丈夫是建筑工人，从事重体力劳动，常常需要喝酒解乏，久而久之养成了酗酒的毛病，每每喝醉，都要和小姑争吵。

有一次因为醉酒，还不小心将腿摔断，伤筋动骨一百天，四个多月的时间里，小姑不仅需要赚钱养家，还要挤出时间照顾他。劝酒酗酒在农村也是极为普遍的现象，男人在饭桌上推杯换盏，一醉方休，女人则默默忍耐，为他们收拾这些烂摊子。

村头的黄狗，受访者供图

经济独立，是大部分基层女性的神话，挣扎在温饱线上，才是普遍状态。

在乡镇，女性能够从事的工作十分有限。大多数只能在服务性行业工作，当服务员，当店员，当推销员。

初中学历的小姑，主要工作是在家给当地的初级加工厂清洗桃子、苹果、大蒜之类的水果蔬菜，等待专人上门验收。桃子成熟时节，她还会帮人去桃林摘桃。零零总总算下来，每天的收入大约五六十，在乡村可以维持自己基本的开销，但这也意味着，如果家里有人不幸倒下，她们根本难以支撑。

农民的生活缺乏保障，养老成了重大难题。由于缺乏安全感，不少家长都会劝说自己的女儿留在家乡，留在自己的身边，好将来能够有个依靠。

安以彦的婶婶就是这样，曾经她希望女儿能够读书成才，找个体面的工作，但当女儿真正考上重点大学之后，她又舍不得女儿走得太远，劝她不要读研，留在县城找个安稳工作就好。但是家里的男孩，从来不会有这样的规训。

安稳和顾家就像是一副镣铐，把她们牢牢锁在了这片土地上。小姑曾经有机会离开，在第一次婚姻结束后，“没有家庭的羁绊，也许是她离开乡村最好时机。”安以彦回想起来，如此感慨，但考虑到照顾母亲，小姑还是选择留下，扛起生活。

基层女性，是一种双重困境

作家贝蒂•弗里丹在《女性的奥秘》一书中，刺破了历史文化语境形塑和压抑下的美国家庭主妇神话：她铺床，购物，挑选沙发套布料，和孩子一起吃花生酱三明治，晚上与丈夫同床共眠，在做着这一切的时候，她甚至不敢默默地自问一声：难道这就是生活的全部？

而如今的基层女性，也面临着同样的困境。她们一方面接受过教育，有青春的梦想，另一方面却也要被无形的枷锁束缚，相夫教子，过安稳人生。

一些基层女性正尝试穿过性别、地域、阶级的阻隔，离开乡村，野蛮生长；而有一些则不得不向命运低头，依照着千百年来的生活惯性，将自己的纠结不甘熬进生活。无论哪种，她们的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五环外（ID：wuhuanoutside），作者：五环外事务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