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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1-22 10:44
当历史的灰尘落在一个普通家庭身上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理想国imaginist (ID:lixiangguo2013),作者:艾玛·罗斯柴尔德,题图来源:《悲惨世界》

文章摘要
本文讲述了一位普通妇女玛丽·艾马尔及其家族在法国历史变迁中的生活,展示了历史对普通人生活的影响。

• 玛丽·艾马尔是历史学家眼中的一个关键人物,尽管她没有推动过历史事件或取得惊人成就,但她的生活象征了普通人在历史中的存在。

• 文章通过观察玛丽·艾马尔及其家族的故事,展示了普通人在法国历史变迁中的爱与怕、不安与希望的生活,呈现了历史的另一个真实侧面。

• 这部历史揭示了玛丽·艾马尔及其家族在革命期间的生活,包括婚姻背景的变化和社会境况的转变,展示了大事件对个体人生的影响。

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位老妇人,名叫玛丽·艾马尔,她不识字,喜欢打听别人的私事,终其一生都生活在一个小镇中,她生前几乎没有人知道她的名字。


她的名字之所以能被我们知晓,是因为在一位历史学家的眼中,她曾是一部动荡历史中的关键一环。然而,玛丽·艾马尔被记载的原因,并非由于她曾推动过某个历史事件,也不是因为她有过任何改变历史的惊人成就,而仅仅因为她生活在时间正中,就像我们一样。


历史学家艾玛·罗斯柴尔德的著作《无尽沧桑:一纸婚约与一个普通法国家庭的沉浮,1700—1900》从玛丽·艾马尔和她的家庭出发,对这位历史洪流中的普通妇女及其家族的故事进行全景式观察,开辟出了一片由他们共同构筑的历史时空。


这个家族和他们的朋友,邻居,熟人们共同经历了法国历史的重重变迁,历史车轮滚滚向前时,当飞扬的尘土落下,这些普通人的生活也被切实地影响和改变着。这些和我们一样的普通人,生活日常中的爱与怕,不安与希望,正是历史的另一个具体而真实的侧面。


艾蒂安·阿勒芒·拉维热里1793年和1794年两度获得公民责任证书;儿子马夏尔也一样——记录上说他是税局的职员。艾蒂安的三子、旧学院最后一批拿奖学金的学生之一安托万(Antoine)也获得过证书,记录上说他是一名职员,同时获得证书的还有另一个当志愿兵的儿子。1791年10月,艾蒂安得到了教区(或者说他和家人长久以来所生活的主教堂一带)的一部分产业:“前参事会的房屋和院子”——这一国家财产是以分期付款方式买下的,其支付前后持续了21年。


一年又一年,艾蒂安不停为前耶稣会学院教授们的工作条件叫苦,与此同时,1786 年“我们酬金的相对价值”的“革命”已经升格为真正的革命阵痛:终于连学院也不复存在。1791 年,他和另外两名教授“以法国人和教授的身份”向新政府的“第二部门”提交了投诉,称自己接到了相互矛盾的命令。三人称昂古莱姆地区禁止他们给学生上课,而国民议会又要求他们上课。


“由于出现了这样的冲突,他们认为只有交由省上裁决,”三人写道,“他们不揣冒昧,情愿相信[省上]会下令继续给他们发薪——虽然禁止他们履行自己的职责,但薪水绝不能因此就免了。事实上教授们原本便是为着公共利益放弃了报酬更为优厚的工作,这份薪水也不过是对这一牺牲的一点极微薄的补偿罢了。”直到 1795 年,艾蒂安依然照管着五个学生。但他当时的景况已然是学院 19 世纪的历史学者口中那“漆黑的苦境”了。


革命年月中,作为省上的职员,艾蒂安和儿子安托万断断续续地领到过一些薪水。两人的主要工作是制造各种清单和证书——这是一项巨大的工程。共和历 4 年,作为受雇登记以指券支付的“强制贷款”的职员、抄写员、运输员和“编外人员”,艾蒂安(又名“拉维热里老爹”)多次出现在各种支付记录上。安托万是昂古莱姆地区“地产”部门的一名职员 ;他原本受雇于邮政部,部门“取消” 后转到了移民部——其时身在图尔的罗丝·马兰的案子还一眼望不到头。


这些都不是铁饭碗。共和历 4 年艾蒂安还在一份请愿上签过名:人们原本承诺以指券向编外人员兑付薪水,最后却什么都没给。就在几天前,省理事会刚刚作出决定:以存在于各办公室的小面额硬币(1 苏或 2 苏,最多不超过 10 法郎)代替已经“靠不住”的指券支付雇员的薪水。


1795年12月,在写给战争部长的信中(信中的事相当复杂):他的次子皮埃尔被控偷盗一位负伤战友的制服,虽然后来发现原来制服是被装在一个大箱子里误送到了南特和昂古莱姆之间的某地,但这一不实的指控却导致皮埃尔从上尉被降为了少尉——艾蒂安称自己的景况“触目惊心”。他“没有家什、钱财、工作,原本在昂古莱姆学院的教职已经丢了”;他供养着“11个子女、1个孙女,还有1个美国姑娘,此人的救济金自1784年起他几乎一分都没有拿到”。


最终,和昂古莱姆的其他一些人一样,艾蒂安也不得不重返曾祖一代 100多年前便已走出的乡村世界。在写给战争部长的信中他自称“雅纳克(Jarnac)附近贡德维尔地界(Terre de Gondeville)上管农场的”。(这座庄园属于1764年在婚前协议上签过名的金匠让—巴普蒂斯特·马歇的儿子和孙子,是父子俩在1793年买下的。)艾蒂安的儿子皮埃尔1796年结了婚(当时他已经恢复了上尉军衔),记录上说艾蒂安是“前任昂古莱姆学院教授,现为农民”。1799年的税收登记簿上,他申报了一栋房子,租值100里弗尔,并补充道:“我没有任何奢侈品,也没有雇任何人,还希望说明的是我是受家人供养的。”


对自己的命运进行切分


按照托克维尔的说法,认为 1789 年的法国人曾试图“对自己的命运进行切分”,“以一道深渊”隔开未来和往昔是一种幻觉。他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中最大的一项工程便是证明革命及后革命时期的法国依然延续着旧制度下的建制和情感。


昂古莱姆的历史也是一部延续的历史。弗朗索瓦丝·费朗的女儿当中有五个终其一生——从 18 世纪 60 年代一直到 19 世纪 60 年代——都住在昂古莱姆老镇中心那几条狭窄的街道上。(路易丝·梅兰妮是 1865 年在萨尔特省探望自己的甥孙女时过世的,但这属于 19 世纪的历史)


1788 年 5 月莱昂纳尔·罗班曾向他的父亲预言称“我们镇”将大大受益于革命,而昂古莱姆的经济生活在革命之前、之中和之后都充斥着各种部门、职员和文员。镇上的各种小小行当依旧兴旺:人们在订购各样部队装饰品(红色肩章和玩偶掷弹兵),在为昔日和未来的主教堂制作着铁栅栏和蜡烛(“国家”工作),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然而对阿勒芒和费朗两家人而言,这场革命也几乎改变了一切,在这一意义上,这些人的人生有着深刻的非托克维尔性。因为归根结底,正是在人生的日常轨迹间——在家族的“婚姻情况”间——阿勒芒和费朗两家人的历史才最为明显地表现为一部革命历史。


构成家族中所有人婚姻背景的正是革命期间空间和社会意义上的流动。只有马夏尔与第一任妻子路易丝的结合多少还具有小地方的特性:两人是邻居。玛丽·艾马尔的孙子当中有三个是在革命军中服役时、在社会变革期同在远方认识的女性结的婚;她的孙女嫁给了圣多明各的一名中队长。艾蒂安·费朗娶了曾受牧于自己的堂区居民,马夏尔还离过婚。


马夏尔的第二任妻子是从圣多明各出发取道波尔多和费城来的昂古莱姆;洛朗·西尔韦斯特雷·托潘则是为设计教授一职而来,他的家在巴黎,后来还作为绘图师随军出征过意大利;约瑟芬去了巴约讷投奔刚刚在帝国政府找到工作的兄弟,后来在当地认识了自己的丈夫—那位马赛的教师。


人们一向认为家族生活的历史是缓慢的、自然的或者说生物性的,一言以蔽之是人口学意义上的;同样,经济生活也是以变动的平均数的节奏缓慢地发展着的。18 世纪 90 年代到 19 世纪第一个十年这 20 年间,玛丽 · 艾马尔孙辈的家族历史却颠覆了这一切。


在出生、婚姻和死亡等各种记录中(换言之于日常生活证据构成的“底层”)发现革命事件就像对各种仪式进行一次横剖:革命发生于1792 年 11 月的圣皮埃尔堂区登记簿中、发生于记录在同一本登记簿上的昂古莱姆首例离婚中、发生于艾蒂安·费朗曾任本堂神父的圣马夏尔堂区登记簿中。这也意味着在家族婚姻状况中发现空间、时间和社会境况的转变。


真实故事和无尽历史


玛丽·艾马尔孙子孙女的扩大网络中的各种日常生活事件便是如此,上演于其间的有爱情,有友情,也有死亡。不过,阿勒芒和费朗两家人的故事也是一部关于法国大革命的历史:一个革命年代的真实故事、一段没有尽头的变革历史。 


时代的变革甚至渗透到了1764年83名婚前协议签名者及其各自的关系网构成的扩大社会网络中的人们生活中,而这些人对此安之若素。83 人的网络中没有逃亡者,没有抗宪的教士,也没有革命之敌;当地的三个革命者路易·费利克斯、玛格丽特·奥贝尔和勒克莱—拉比都在这一网络中。在迄今为止的历史中,没有任何人留下过政治观点方面的记录和证据(只有居无定所的罗丝·马兰是例外)


这是一部底层历史,构成其参考资料的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社会史的传统资料——经济生活的资料,记录的是各种雇佣关系、税收和财产:先是 1764 年到 1789 年“第一次法国革命”的 25 年,接着是长达 25年革命性转变期。这类资料大体上是适合大尺度历史研究的,在这种历史当中,“一项项要素是累加的”,而政治事件是“超乎[政治]控制的长期既有力量”导致的。但始于玛丽·艾马尔的这部历史却成了一个关于个体人生的故事——几乎成了宏观历史的反面。


到头来,要让这个故事里的人们连同其各自的名字、地址和婚前协议与关于力量和要素的历史合拍是不可能的。这些人的人生证据太多了;几乎可以说,此时我们对他们已经太过熟悉了。认为自己的人生从属于某种“力量”(比如认为其受到价格变化或民族主义兴起的影响,或者把自己的政治观念当作集体情绪的一部分)是令人不安的,而以这样的方式看待其他人的人生也同样令人不安。这甚至不是历史研究尺度的问题——因为个体人生研究的尺度是大是小完全取决于(精疲力竭的)历史学者的耐力几何。


关于昂古莱姆的几百上千人的历史研究可以扩大(前提是资源是无限的)到邻近的乡村、相邻的省份乃至整个法国——这无疑是容易想象的。但如此也不会带来什么改变。构成这一广阔历史的依然会是许多个体的故事,这样一部历史依然不是讨论原因的历史。


尽管如此,这部历史依然包含了现代的一系列大事件。邻近性历史——故事从一个个体或一个家族扩展到与之有关联的朋友和亲属、包括这些人的居住地——凭借其邻近性,可以成为一部研究上演着各种思想观念的交换的社会空间的历史。


阿勒芒和费朗两家人在法国大革命期间的历史多少表现出了这一特征。尽管关于革命的各种历史著作中没有这些人的身影,他们却存在于底层历史中,存在于各种档案之间,有时甚至包括日常经济生活中一些转瞬即逝的文件,比如从革命政府领薪水时签署的那张小小的收据。这些人,包括他们的朋友和邻居,也存在于国家财产的租赁和购买名单上。这些人的故事同样是一部革命经济生活的历史。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理想国imaginist (ID:lixiangguo2013),作者:艾玛·罗斯柴尔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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