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智障人群规模一直是个迷。想想也对，人口普查时智障者自己不说、家人尽量不说，即便说“我家XX智障”也要经诊断才能确认。
大致的情况是：智障人口占比为1%，即1400万；其中50%未成年；每年新生儿智障人数约为110万。介于智障与正常之间（一般以智商低于70为确认标准）的“边缘智障”人群则更加庞大，约有数千万之巨。
粗略估算，智障、边缘智障未成年人数不低于1000万。问题处理得好，相当一部分儿童可以融入“正常人社会”，甚至涌现一批艺术、数学等方面的天才。处理得不好，1000万患儿的康复机会被剥夺，还会影响其他儿童的健康成长。
“随班就读”只有在满足“具有接受普通教育能力”的条件下才可以选择，不能因看起来省事、省钱而被无条件推崇，甚至强加于普通中小学校。
学校、家长的烦心事
《义务教育法》第十九条规定：普通学校应当接收具有接受普通教育能力的残疾适龄儿童、少年随班就读，并为其学习、康复提供帮助。
《义务教育法》的初衷是好的，却因种种原因使“不具有接受普通教育能力”的儿童随班就读，给学校、其它孩子及学生家长造成很大困扰。
首先，“具有接受普通教育能力”没有客观、权威的认定流程。儿童的病情复杂多变，家长坚称“我孩子没大毛病，为什么不收？”无利可图的医疗机构凭什么当“恶人”为学校“挡箭”？
其次，由政府设立或资助的“残疾儿童教育中心”、“启智学校”经费、师资往往捉襟见肘。假如本地区特殊教育机构最多可接纳500名儿童，500名开外的只能设法往普通学校挤。
于是，几乎所有小学生家长都会遇到这样的烦心事：孩子班里的智障儿童破坏秩序、影响教学效果。
国人一贯重视教育，生怕输在起跑线上，不惜血本给孩子报实习班。如果连学校课堂环境都没有保障，怎能不寝食难安？
轻言“随班就读”是鸵鸟心态
智力障碍轻微的儿童确有自愈机会。为患儿着想，医学专家、教育专家、教育部门及家长应尽最大努力帮助他们抓住机会。
不幸的是，大人们推崇“随班就读”时未必把患儿康复放在第一位。比如把节约开支放在康复前面，“随班就读”需要的投入几乎为零，教师多操点心即可，同学们还可借此学会包容、培养爱心。
患儿家长倾向于“随班就读”的理由更多。
首先是生计，特殊教育机构进不去或者收费高，放在家里必需有人陪。往学校一送省心又省钱，基本不耽误挣钱。
其次是心理安慰：我的孩子与正常孩子一起学习、玩耍。这是典型的“随班就读”鸵鸟心态，假装没病就会不治自愈吗？假如孩子有康复的机会，那么专业治疗得越早越有能充分挖掘这种机会。
一位患儿家长的话很有代表性：“把学校当免费托儿所，就让女儿在里面混吧，能混多久是多久。”
有一个极端案例：18岁的女孩、智力相当于8岁、混在小学5年级的班里。还不是家长没辙，教育部门懒政吗？如果是李嘉诚的孙女，会死乞白赖地坚持“随班就读”吗？
在其他孩子眼里，情况是这样的：“我们班有个智力有缺陷的，1+1都不会。上课还喜欢在老师讲课的时候说话，追打其他学生，下课随地大小便，触摸开关、插座，影响教学。不是说我没有爱心，只是她已经影响其他孩子的学习和生活了。郁闷。”
其实“随班就读”并不简单。
最起码要对教师进行相关培训吧，如何读懂智障孩子的心理、怎样与他们沟通、针对性教育的技巧、突发情况的应对。
对患儿及其同学的心理梳导也必不可少，但避免患儿被孤立、被视为异类非常困难。
还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要对“随班就读”效果进行评估，否则就是罔顾责任。有条件的话应对患儿上课时的表现进行录像。如果孩子一直在撕书、扔本子、大喊大叫，还非要坚持“随班就读”就是鸵鸟了。
最后，每过一段时间（比如半学期）对患儿学习、心理进行评估也必不可少。
有种论调认为不让智障儿童接受普通教育就是“抛弃”。好比某人发高烧，应当去医院检查治疗，老板却说“我们不能抛弃任何一名员工，你要坚持上班！”
社会的忽视、特殊教育机构资源不足 、患儿家长的无奈和侥幸心态，令千万智障及边缘智障儿童陷入困境。
智障儿童的康复越早越好，而且康复的机会或许转瞬即逝，嘴里唱着“不抛弃”心里想的是省钱、省事儿，轻率地让智障儿童接受普通教育，本质上就是抛弃！
超过能力的义务是悲剧
说到这里推荐一本书——《质数的孤独》，意大利粒子物理学博士保罗·乔尔达诺的处女作。
2008年，这位80后的作品一经出版即获意大利最高文学奖斯特雷加奖并成为欧美超级畅销书。2010年，同名电影被意大利导演搬上了大屏幕。
男主人公马蒂亚（Mattia）是位数学天才，“他的大脑仿佛是运行精确的齿轮”。马蒂亚的孪生妹妹凯米拉却是先天智障，五岁半还不能区分星形和正方形。父母让兄妹一起上学，凯米拉的举动时而引起全班窃笑，时而令老师都感到害怕。马蒂亚月复一月地与凯米拉同桌，努力“摆平”妹妹制造的混乱。
马蒂亚、凯米拉毫无悬念地被全体同学独立。
直到三年级，马蒂亚才接到来自同学的生日聚会邀请。“马蒂亚的脸因激动而变得麻木”而“妈妈马上进入兴奋状态”，买了“最大”、“最贵”的乐高玩具做生日礼物。
马蒂亚却清楚“不管有没有乐高，只要和米凯拉在一起，就不可能有面子”，他问母亲“米凯拉非要参加生日聚会不可吗？”
“她当然要去。”母亲只说了这么一句，问题就算解决了。但问题根本没有解决！
经过思想斗争，马蒂亚在路过公园时将妹妹留下，“我现在要离开一会儿，好吗？不过不会太久，只有半个钟头而已。”
尽管蛋糕还没有切马蒂亚就回到公园，妹妹却已经不在那里了。马蒂亚因愧疚而背负心灵枷锁，终生难以走出阴影……
马蒂亚的悲剧在于保护、照料妹妹是他的义务，但这个义务超出他的能力。小学三年级的小男孩，刚刚10岁。为照顾妹妹已经付出很多，好容易有机会参加同学生日聚会，却要眼睁睁看着妹妹把聚会搞砸。马蒂亚出发参加同学日生聚会前与母亲的对话非常重要。如果母亲放他一条生路，悲剧就不会发生。
超出能力的义务是悲剧。比如许多中国父母认为供孩子上大学、帮TA在本地找工作或在大城市买房、操办婚事、照顾儿孙都是自己的义务。如果他们缺乏相应的能力，就悲剧了；如果儿女也认为那些是父母的义务，就悲惨了。
超出义务的责任是暴政。秦始皇式暴政几乎绝迹，但余毒仍在。一个普通的小学生，容忍被智障儿童打骂还要“献爱心”不是他们的义务，不能给他们强加这种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