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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王思聪成阶下囚,根源竟是人口问题
2018-09-13 17:25

日本王思聪成阶下囚,根源竟是人口问题

文章所属专栏 梁建章:人口保卫战

虎嗅注:


在20世纪前半期,日本出现了索尼、丰田等世界知名公司,如今,盛田昭夫、稻盛和夫、松下幸之助的励志故事、管理心得贩卖了整整五六十年,日本却再没冒出什么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新思想、新方法、新灵魂。日本人刻板、保守的观念也成为“专用标签”。


为何日本陷入长期的经济增长乏力?或许从日本少有的70后创业者、年轻IT新贵堀江贵文的遭遇中,可以管窥当下日本对于创新的态度。


堀江贵文是日本为数不多的小于40岁的年轻企业家,是日本近年来颇有影响力的门户网站“活力门”的创办者。堀江贵文身上,有着互联网从业者的某些共性,譬如喜欢穿T恤衫而不是商务正装,为人特立独行等,但他的高调行事在日本传统商界看来却古怪异常,加上他暴富之后,与模特约会,开豪华跑车,公然提出“金钱万能”等言论严重挑战了传统、保守的日本商界的神经。


在日本媒体的妖魔化和推波助澜之下,堀江贵文终因财务问题而被捕。从法律层面,堀江贵文是有罪的,然而,日本经济学家对于这位年轻的企业家抱以同情,因为当下的日本很需要堀江贵文这样的人。日本经济之所以出现如此长时间的停滞,就是由于缺少年轻的、高技术领域的企业家。商界中的老一代掌控了所有的权力和资源,年轻的企业家,尤其是那些并不服从惯例常规的年轻人不被信任,会被边缘化、压制,这是导致日本经济停滞不前的根本原因。


这就是老龄化伴生的“阻挡效应”(回顾“阻挡效应”详情,可回看专栏第5期),日本的老龄化已经是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了,如果不从微观角度、实际案例体会它的切肤之痛,恐怕人们还只停留在想象之中。


日本是研究老龄化的最佳案例, 因为日本是第一个经历严重老龄化影响的大型经济体。日本的老龄化对创新和企业带来的负面影响,已经为世人敲响了警钟。本期内容,梁建章全面介绍了日本的人口问题、人口现状,是研究老龄化问题及其对策的必看案例。


在过去几年中,我经常去日本研究其人口问题。有一天传来这样一条新闻:作为日本最杰出的互联网企业家之一,堀江贵文由于违反证券法而被逮捕了。最初,我对此并未给予太多注意,因为他的公司规模并不 大,但是当我与日本的经济学家在讨论创新和创业时,堀江贵文经常被提到。


有一位经济学家评论道:“您想不想知道为什么日本的年轻企业家数量如此之少?看看我们如何对待堀江贵文就可以知道了。”后来,我得知堀江贵文在日本是为数不多的小于40岁的年轻企业家,他创立了一家颇受欢迎的互联网门户网站,叫作“活力门”。这家公司对传统媒体的垄断地位形成了挑战。


他特立独行,高调古怪。他在工作的时候穿T恤衫而不是商务正装;他与模特约会,开豪华跑车,并且公然挑战和批评现状。这些行为都不被日本的商界接受,因此, 他被日本媒体妖魔化了。当他试图收购一家电视台的时候,他被起诉了, 后来因为财务问题而被捕了。很显然,日本的经济学家对于这位年轻的企业家抱以同情。他的失败,打击了任何不甘墨守成规、试图挑战现状的日本人。


堀江贵文也许是有罪的,然而令人震惊的是,在他被捕之后,日本的学术界给予他如此多的同情。现在我开始理解出现这一情况的原因了,因为日本的确需要更多像堀江贵文这样的人。日本的很多经济学家认为,日本经济之所以出现如此长时间的停滞,就是由于缺少企业家,尤其是年轻的高技术企业家。与美国相比,日本的高新技术企业要少得多。中国和韩国所拥有的高新技术公司也比日本的多。


日本并不是一直都缺少成功的高技术公司。在20世纪前半期,日本的年轻企业家创立了索尼、丰田等高技术公司,然而,过去30年中却没有再出现成功的高技术公司。难怪日本人对堀江贵文这样的人寄予厚望。然而,商界中的老一代掌控了所有的权力和资源,年轻的企业家,尤其是那些并不服从惯例常规的年轻人不被信任,往往会被边缘化甚至被压制,所以人们才会对堀江贵文给予这么多同情。


失去的几十年:日本经济的老龄化

 

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日本的经济在发达国家中是最具活力的。在长达30年的时间内,日本的年均GDP 增长率超过8%。日本公司成长迅速,在诸如电子工业、自动化以及工业设备等很多领域中都是创新的领导者。1990年,在国家竞争力的世界排名中,日本高居榜首,而且日本的人均GDP也超过了美国。

 

然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随着日本的人口开始急剧变老,日本的经济命运也迅速反转。创新的引擎很快失去了动力,最具创新精神的日本公司几乎都开始变得迟缓和保守。最初在半导体行业中,紧接着就是软件和通信行业,最后在遗传学领域,日本公司被来自美国和新兴经济体(如中国和韩国)的公司赶超。2008年,在最具竞争力国家的排名中,日本掉到了第20位。近年来,日本的人均GDP 已经远远落后于美国了,经济增长率几乎为零。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日本经济停滞,被经济学家称为“失去的十年”,然而,更准确的说法应当是“失去的几十年”,因为迄今为止,日本的经济衰退已经持续了将近三个十年了。在第一个“失去的十年”中,许多经济学家把衰退归因于由房地产价格泡沫破裂引发的金融危机。他们认为,等到金融危机过去之后,日本的经济和日本的公司就会重新获得竞争力。


今天,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逐渐认识到,金融危机尽管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但并非问题的本质。金融危机一般会持续2~4年,历史上最深重的经济危机——美国经济大萧条也才持续了12年。然而日本的经济衰退已经持续超过了25年。


还有一些经济学家把衰落原因归咎于日元兑美元的急剧升值,认为这削弱了其出口产业的竞争力。然而,在整个“失去的几十年”中,日本经济一直保持着高额的贸易盈余。日本公司之所以落后于美国和中国的公司,并非源于高企的成本,而是因为在科技和创新方面丧失了领导地位。这一状况的形成,与日本劳动力的老龄化直接相关。


图6-1显示了日本在过去60年中的经济增长速度与老龄化指数。老龄化指数在20世纪90年代急剧上升,与此同时,经济增长率放缓至1%左右。


图6-1 日本的GDP增长与老龄化指数

注:老年人口指数=(65岁以上人口/15~64岁人口数)×100%。

资料来源:Statistical Survey Department,Statistics Bureau,Ministry of Internal Affairs and Communications,2008.


20世纪90年代以后,日本成为世界上人口平均年龄最大的国家。与美国及其他发达国家不同,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只出现了很短暂的婴儿潮,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生育率迅速下降。同时,日本人在很短的时间里快速富裕起来。当20世纪70年代日本的人均收入达到5000美元时,其生育率跌至更替水平以下。当20世纪80 年代人均收入达到10000美元时,日本的生育率下降到了1.6以下。20世纪90年代,日本的生育率进一步下降到1.5,目前为1.3~1.4(见图6-2)。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日本的低生育率导致人口结构严重老龄化。65 岁以上的人数从20世纪70年代占总人口的7%,增加到了2016年时的22%。20~39岁的人数占总人口的比重,从20世纪70年代的35%下降到了2016年的27%。



图6-2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的生育率

资料来源:Statistical Survey Department,Statistics Bureau, Ministry of Internal Affairs and Communications,2011.


图6-3比较了2016年时日本和美国的人口结构,以及2040 年时日本和中国的人口结构。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今天的美国比日本要年轻得多。虽然今天的中国要比日本年轻得多,但到2040年的时候,中国的老龄化程度几乎将与日本一样。



图 6-3

资料来源:US Census Bureau, 2015.


目前在日本,每个劳动者需要扶养0.8名老人,此外,许多年龄超过65岁的日本老人依然在继续工作。日本每年的政府收入为8.3万亿日元(约合830亿美元),但公共养老基金的规模已经超过100万亿日元。庞大的养老费用使日本政府成为所有高收入国家中负债最多的国家,负债超过600万亿日元。未来,日本政府想要解决预算赤字问题,要么进一步提高退休年龄,要么增加税收,但这些举措都不利于创新和创业。


随着劳动力的老龄化,一家典型的日本公司的员工年龄分布是这样的:年龄在40~50岁以上的员工数量远多于20多岁和30多岁的员工数量。通常情况下,日本企业在考虑给员工晋级的时候是论资排辈的。当一家公司中,中年甚至更为年长的员工人数占据多数的时候,年轻员工的晋升就会放慢。在第二章中,表2-3显示了日本企业中经理人的年龄。


20世纪70年代,日本企业中32% 的经理年龄在35岁以下,但到了20世纪90年代,只有不到16%的经理是35 岁以下的年轻人。再来看看部门主管的年龄构成:20世纪70年代,25%的部门主管年龄在45岁以下,但到了20 世纪90年代,只有8%的部门主管的年龄低于45岁。


企业中初级管理层中年轻人的比例比整个公司年轻员工的比例下降得更快,高级管理层中年轻人的占比比初级管理层中年轻人的占比下降得更快。这是因为,在一般情况下,管理层的晋升或多或少与资历有关,因此在管理层的年龄构成中, 劳动力老龄化带来的影响会被放大。这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当企业的管理层变得越来越老时,他们倾向于让晋升标准变得更保守、更重资历,从而保护他们的权力和影响力。因此,日本的年轻劳动者只能占据较低的职位,管理经验较少,财务资本和社会资本也都很少,造成其创业和创新能力低下。


在第二章中,我已经论证,30岁的人最有潜力成为企业家,他们此时已经积累了行业经验和社会关系,并且仍然具备冒险精神,工作勤奋,可以快速学习新技术。在一个老龄化的国家里,30岁的年轻人不仅数量少,而且创业能力低,因为他们在社会中的地位很低,导致创办一家新公司所需的经验和社会资本都不足。


当经济增长缓慢时,公司发展缓慢,新雇用的员工数量也很少。这更增加了创业的风险。在这样的环境中,如果一家创业公司失败了,那么这家公司中的员工将会陷入困境,因为他们很难在其他公司再找到同等的工作。因此,年轻人不愿意加入新成立的企业,导致初创企业通常很难吸引到有天赋的员工,从而使这些企业缺乏竞争力,也就更难以获得成功。

 

日本是研究这种现象的一个很好的案例。图6-4显示了1966年和1999 年之间日本公司的创立率。公创立率从20世纪60年代的6%~7%下降到了90年代的3%~4%。

 


图6-4 1966~1999年日本公司的创立和退出情况(%)

资料来源 :MPHPT, Establishment and Enterprise Census of Japan.


与美国人相比,日本人的创业率要低得多。事实上,日本人的整体创业率是世界上最低的,如图6-5所示。

 

在高科技产业如软件和互联网业中,初创公司至关重要。让我们比较一下2010年美国和日本两国的十大高科技公司的福布斯排名。在第二章 中,表2-2显示了这些公司的创始人的信息。在美国的十强企业中,有八家是在过去30年里创立的,而在日本,没有一家是在过去的40年里成立的。



图6-5 不同国家的创业率(%)

资料来源 :Global Entrepreneurship Monitor, GEM2009Global Report,2010.



美国十大高科技公司中七大公司的创始人至今仍然健在。他们创办公司的平均年龄是28岁。比尔·盖茨创立微软公司时年仅20岁;莱昂纳多· 波萨克和桑迪·勒纳(Sandy Lerner) 创立思科公司时,分别为33岁和31 岁;拉里·埃里森创立甲骨文公司时,时年32岁;拉里·佩奇和谢尔盖· 布林(Sergey Brin)创立谷歌时,时年24岁;迈克尔·戴尔(Michael Dell)创立戴尔公司是在22岁的时候。另外,已故的史蒂夫·乔布斯在21岁时创立了苹果公司。

 

这些高科技公司的股东大多是创始人、公司员工,以及其他美国公民。所以,这些公司在过去的30年里为美国人创造了巨大的财富。这些公司市值总和在2017年超过3万亿美元,相当于美国GDP总量的10%以上。美国经济的卓越表现,可以说主要得益于高技术企业。

 

然而,在过去30年里,日本公司的价值却并没有增长多少。观察到的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日本领先的互联网公司,大都是由跨国公司或大型财团的专业经理人来掌管运营的。例如,日本最大的搜索引擎是谷歌日本公司,最大的门户网站和拍卖网站是雅虎日本公司,而最大的社交网站连我网站(line),原本是一家韩国公司的子公司。相较而言,在美国、中国甚至韩国,几乎所有的互联网公司都是由当地的年轻企业家所创办的。这是日本缺乏创业精神的另一个证 据。



日本企业的老龄化

 

日本不仅仅缺乏创业企业,即使是曾经领先的老牌企业,在与美国企业的竞争中也表现得行动迟缓,决策僵化。

 

几年前,携程旅行网的高管人员在日本参观一家领先的旅游公司,两家公司的高管团队相对坐在会议桌的两侧。尽管两家公司的规模相似,但现场的反差异常鲜明,两家公司的高管人员俨然是来自两代人。携程旅行网的高管人员都是30岁上下的年轻男女,而日本公司的高管人员都是50岁以上甚至更加年迈的老人。会议期间,偶尔也会有年轻的日本员工进 出,但他们都是公司高管人员的秘书或助手。

 

通常,一名年轻的大学毕业生在加入一家日本公司后,他的晋升主要是基于资历,一般会在同一家公司工作直到退休。在这里使用“他”而不是“她”,是因为大多数女性在结婚后就会退出工作。有一次,一个日本朋友对我说,论资排辈的文化在日本公司中仍然强大而普遍。


举一个例子,年轻员工需要用不同的方式称呼高级员工。我就问他:一名年轻员工如果被提拔到一个比年长员工更高的职位时,那么他是否需要改变自己称呼年长员工的方法!我的这位朋友想了一会儿说,据他所知,这种情况在他的部门从来就没有发生过。我问他:为什么这种令人窒息的论资排辈的文化能够继续在企业中存在!他说,这是因为公司中的高层职位都被年长的员工占据着,他们根本没有任何动力去做出改变。

 

许多经济学家认为,劳动力的老龄化与僵化的晋升制度相结合,削弱了日本企业的活力,导致它们在与美国年轻公司的创新竞争中落败。例如,日本企业曾经一度主导世界的半导体产业。20世纪80年代,日本公司拥有世界市场份额的一半以上。日本电气公司(NEC)和东芝公司是世界上最大的两家半导体公司。世界十大半导体公司中有一半都来自日本。


自2006年后,然而,20年过去后,世界十大半导体公司中只有两家公司来自日本。排名第一和第二的两家公司分别是英特尔公司和来自韩国的三星公司(见表6-1)。日本公司衰败的原因是,20世纪90年代,半导体产业出现了重大创新。英特尔公司抓住了个人电脑领域中微型处理器的机会,三星公司则占领了个人电脑领域中的内存芯片市场。相比之下,日本公司对新机遇的反应非常缓慢,它们继续专注于对大型机芯片的完善,却没有转换到个人电脑市场。结果,日本公司输给了美国和韩国的竞争对手。


表6-1 世界十大半导体制造商在各地区的市场占有率

资料来源:Research Bulletin of IC Insights,2017.


另一个例子是软件行业。20世纪90年代在美国和欧洲,出现了许多专注于企业资源计划(ERP)的软件公司。ERP是指帮助大型制造企业管理其业务的软件。领先的ERP软件制造商甲骨文公司和SAP公司,已经进入世界上最大的软件公司之列。规模较小的公司,包括总部设在荷兰的BAAN公司,以及总部设在美国的仁科(Peoplesoft)公司等。


日本拥有世界上最大和最先进的制造企业,可是,为什么没有出现一家日本的全球ERP软件公司呢?原因在于,与美国公司相比,日本公司在采用新的IT技术方面非常缓慢。ERP软件的普及水平只有其他发达国家水平的一半,甚至比韩国和台湾地区的公司都要低很多。一项调查研究了日本公司应用ERP软件水平低的原因:日本的管理层对信息技术的认识水平比较低,也不愿意改变自己现有的业务流程。采用IT技术的滞后与日本高管人员的保守心态有关,毕竟这些高管人员比其美国同行的年龄大得多。


日本的其他高科技产业,如互联网和通信设备,在适应新的IT技术方面也非常迟缓。总体而言,日本不仅缺乏新的创业公司,而且现有公司也变得思想保守、行动缓慢、流程僵 化。当技术创新和应用的步伐加快的时候,年长的日本高管人员就很难跟上了。


日本社会的老龄化

 

我经常与日本的经济学家讨论日本经济的困境,许多人认同低生育率和老龄化社会是日本问题的根源。问题是日本政府在提高生育率方面做了些什么呢?正如我在前一章中所讨论的,与其他生育率低的发达国家相比,日本政府给予鼓励生育政策的预算比较低。目前,日本的生育率只有1.4,仍然是世界上最低的国家或地区之一。我问一位经济学家,为什么日本没有花更多的钱来提高生育率? 我得到的答案是:日本政府的主要服务目标人群是老年人。


随着日本老龄化日益加重,相对于年轻选民来说,老人和老年选民越来越多,因为与年轻人相比,老年人更多地出现在投票站前。2003年,在日本选民中,年龄为60~69岁参加投票的人占比77%,而年龄在20~29岁参加投票的人占比仅为35%。由于老年人主导选票,公共政策自然会倾向于老年人。随着越来越多的预算被用来支持老年人,日本政府没有意愿也没有能力拿出更多的钱来资助养育子女的年轻夫妇。


在过去几年中,日本经历了持续的经济衰退,工资毫无增长。年轻员工的利益受到了严重损害,但是针对老年人的福利一直保持稳定。日本经济的通货紧缩,也是以牺牲年轻人的利益为代价来帮助老年人,因为即使没有名义上的加薪,在职老员工的实际工资也在不断上涨,而企业不愿雇用年轻人或给年轻人加薪。图6-6显示了不同年龄段人群的工资趋势。这表明,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年轻员工的工资增长速度远远低于他们的父母一代,而老年员工的工资和福利基本上不受影响。


图6-6 不同年龄段人群的工资趋势

注:设20~24岁的工资指数为100。

资料来源:Basic Survey on Wage Structure(annual edition),Ministry of Health,Labour and Welfare;Consumer Price Index,Ministry of Public Management,Home Affairs, Posts and Telecommunications.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越来越多的社会资源和注意力投向老年人。2016年,当我在日本一家医院填表的时候,医院提供了三副度数不同的老花眼镜。难怪日本被认为是老年人的天堂。日本退休老人所享有的福利和权益,让全世界都羡慕不已。退休后,日本员工可以领取原来工资的70%,远高于年轻员工的工资。政府通过税收和福利制度的设计,将本应属于年轻人的一大笔收入转移给了老年人。


把年轻人的收入转移给老年人并非一定不公平,因为最终每个年轻人都会变老。然而,就像当老年人占据更多的管理岗位后,公司就会变得不那么具有创新精神一样,当老年人相对于年轻人拥有更多的财富和权力时,政府和整个社会都会变得更加保守。日本的政治家往往比他们的美国同行年长,他们采取了更加保守的经济政策。20世纪90年代,当日本的房地产泡沫破裂时,政府采取了零利率政策。这是一种非常保守的做法,使得那些管理不善的银行或企业能够继续生存下去。


许多西方经济学家无法理解为什么日本政府不允许这些低生产率的企业倒闭,从而使得创新和创业所需的能量得以释放。这一政策选择也可能与劳动力的老龄化有关。日本人的中位年龄是45岁(而美国人的中位年龄是35岁)。如果政府允许这些企业倒闭,与一个35岁的劳动者相比,一个45岁的劳动者被解雇后学习新技能和找到新工作都要困难得多。让这些低生产率的企业得以生存,也许是日本政府做出的正确选择,毕竟中老年雇员的调整成本实在太大了。

 

出于类似的原因,日本政府在移民政策上也过于保守。由于日本政府过于关注公共资源的短期负担或吸收移民的短期痛苦,日本的移民政策仍然非常严格。但是同样地,从控制选票的老年人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理性的选择,因为老年人通常只关心短期利益(在他们在世的那一段时间内)。在一个老龄化社会中,公共政策会趋于保守和短视,年轻人的利益则被边缘化,因为他们本就在政治的边缘。


年轻人的边缘化,对结婚和生育率也有负面影响。为了省钱,更多年轻人不得不和父母一起生活。父母一般来说更加富裕,也很高兴有自己的孩子留在家里,并愿意提供额外的资金支持。有一个词来形容那些和父母住在一起的年轻人,即“食草男”。这些“食草男”通常只有临时的工作或没有工作,在经济上主要依赖父母。因为职业前景暗淡,他们既没有努力工作的动力,也没有追求婚姻伴侣的动力。他们通常是妈妈的宝宝,不怎么做家务,显然对于女性也没有吸引力。


据一本叫作《“食草男”正在改变日本》的畅销书估计,在20~34岁的日本男性中,有2/3是“食草男”,按照传统的标准,日本女性越来越难以找到合适的丈夫,因此,许多日本女性仍然单身。近年来,所有年龄段的日本单身女性比例都在迅速增加(见表6-2)。在30~34岁的年龄组中, 单身女性的比例从1985年的10%上升至2005年的32%,她们中的许多人将终生不会结婚。晚婚或不婚进一步加剧了低生育率的问题,形成了恶性循环。



表6-2 日本女性的初婚率与初婚年龄

资料来源:台湾社会保障与人口研究所,2008年.


总而言之,深陷低生育率陷阱, 老龄化导致创业和创新活力的缺失, 使得日本在高科技创新的竞争中被美国和其他新兴国家击败。老龄化社会的影响会自我强化,因为老年人控制着选票和公司的管理职位,使得年轻人更加难以摆脱束缚。因此,在老龄化社会中,年轻人越来越软弱,面临诸如结婚率下降、生育抚养后代的能力降低等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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