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IPP评论（ID：IPP-REVIEW），采访对象：王祎楠，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公共卫生政策和管理学系博士研究生

尽管中国官方尚未正式公布2018年全国人口出生数据，但“出生人口大跌”，乃至“人口负增长时代已经提前到来”已经成为2019年第一波热议话题之一。不管官方最终公布的统计数字是否支持坊间的“拐点”论，可以确定的是人口问题在今后相当一段时期都是中国社会必须面对的重大挑战。

事实上，生育问题与养老问题可以说是同一社会问题的一体两面。持续低迷的生育通过失衡的供养比，最终都会把问题折射为养老愈发艰难。面对低生育率和养老难这一对世纪难题，国家出台了很多政策予以应对，但到目前为止，包括“开放二胎”在内的生育政策并未达成目标，这也就意味着我们需要比以往更加严肃地应对还会进一步加剧的养老问题。

而具体到养老方式的选择上，我认为较之于机构养老，居家养老依然是中国养老问题的主要出路所在。这并不意味着国家不应继续鼓励专业养老机构的发展，也不意味着大众不应该逐渐转变认识，把机构养老作列为选项。只是考虑到现阶段的国情，重点依靠居家养老仍旧是中国国情下的必然。

养老问题在中国的严峻性毋庸置疑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7年年末中国大陆总人口（包括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现役军人，不包括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以及海外华侨人数）13亿9008万人，比上年末增加737万人。从年龄构成看，16至59周岁的劳动年龄人口为9亿0199万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为64.9%；60周岁及以上人口2亿4090万人，占总人口的17.3%，其中65周岁及以上人口1亿5831万人，占总人口的11.4%。2017年全年共出生人口1723万人，比2016年减少63万人。同时老龄化程度继续加大，60岁以上及65岁以上老人占总人口的比重都有明显上升。

如今人口学界普遍相信，照此速率发展，中国会在2025—2030年前后进入“超老龄社会”（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定义，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达7%时为“老龄化社会”，达14%为“老龄社会”，达20%为“超老龄社会”）。届时将有约3亿老年人的养老问题需要解决。这些数字用最通俗的话总结起来，就是中国正在以全球第一的老龄化速度步入超老龄社会，并长期负担全球第一的老龄人口，这就是我们必须面对的残酷事实。

养老问题不会随着经济发展自然解决

过去几十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给了我们一种“发展自信”，即发展的问题只能在发展中解决，但也必然会在发展中得到解决。似乎只要中国经济不断发展，就有越来越多的养老供给，问题总会得到解决。但是，如果这么认识中国面临的养老问题就过于粗糙了。以人类社会的发展经验来看，我国已经步入经济增长趋缓的阶段（即增长率下降，虽然总量依然在增长）。这就意味着如果养老事业在社会总支出中的比重不变，则今后养老投入的增长就会与经济增长一同趋缓。上文已经明确指出，今后相当一个时段里，老龄化乃至超老龄化趋势却在加剧。这一对逆向的趋势复合一起，导致的结果就是养老压力只会越来越大。

快速提升养老支出占比不现实

既然维持现状则问题愈加棘手，那么是不是可以通过提高养老事业在社会总支出中的占比来解决问题呢？也就是说把更大比重的钱花在养老上？想要精确地计算出养老在中国GDP中还应该或还能够增加多少占比，需要系统的经济学计算，不是本文可以完成的。但我在这里可以给出一个大方向上确定的答案——中国的现实决定了我们将不得不逐步增加养老事业在社会总支出的占比，但快速提升是不能指望的。

而且必须要明确的是，这里的“逐步增加”指的是根据我国社会经济的承受能力“逐步增加”，而不是根据养老需求“逐步增加”，大家不要抱着侥幸的心态而误读。如果没有显著的效率提升，这种“逐步增加”在大概率上意味着每年养老事业在社会总支出中的占比的增加，将不足以抵消正在加速老去的中国社会当年新增的养老需求，中国社会老龄化的巅峰（学界粗略估计可能在2050年前后）过去之前，总体的养老压力不会减小。

既然“逐步增加”不足以解决问题，为什么不“快速提升”养老事业在社会总支出中的占比呢？要知道，事实上除非发生工业革命级别的技术进步，或者进入世界大战级别的紧急状态，根本就没有任何一项事业可以快速提升其在社会总支出中的占比。例如1993年我国确立财政性教育经费GDP占比达到4%的目标后（1993年的该项占比为2.51%），用了近20年时间才达到2012年的4.28%。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在较为稳定的国家，各个方面所获得的资源分配总体上都呈现帕累托最优（即不可能在不伤害其他板块福利的前提下，增加某个板块的福利），短时间内大规模提高养老事业的资源占比，就意味着其他也很重要的事业将难以为继。

养老支出增长难跑赢其他优势产业

“快速提升”指望不了，那么退一步，指望养老取得相对其他行业更为显著的占比增长是否可行呢？因为如果可以这样，依然意味着大量的资源流入。我的观点是由于不得不逐步增加养老事业在社会总支出的占比，养老一定会不断吸纳资源而发展为一个更大的产业，但养老在社会总支出中占比的增长速率很难跑赢其他优势产业。

这是人类从生物本能、社会心理、政治权利等诸多角度综合平衡的结果，涉及大量的细致分析。这里仅仅粗略地将这些复杂的道理结合在一起给出一个简单的解释，即相较于维持必然消亡的，生物本能和社会机制都决定了我们更倾向于投资新生的。只要不颠覆现有的普遍认知，养老在社会总支出中的占比的增长速率几乎不可能快于教育、科技、基建等更易为将来积攒优势的产业。

更多资源聚集也未必降低养老压力

以上都是说既有观念下养老事业的增幅有限，不足以应对日渐沉重的养老负担。那么假设在史无前例的超老龄化社会全面来临之际，中国人决定把养老问题摆在较教育、科技、居住更加重要的位置上，优先安排资源搞养老，哪怕为此付出经济发展速率上的代价，那么是不是就可以降低养老压力呢？答案是依旧很难。因为在那种状态下，养老很可能跑赢其他各种行业，成为最能吸纳资源的国民第一产业，但是当一个产业吸纳的资源越多，它往往会变得越贵而不是越便宜。这一点，看看过往20年的中国房地产发展就明白了。如果养老取代了房地产的地位，对于已经布局养老产业的企业家来说，当然是好消息；对于相当一些有养老问题要解决的家庭来说，确实也意味着可以享受到更多品质更好的养老服务，但是，相应的负担估计不会变轻。

综合考虑“养老”和“养小”后情况更艰难

在讨论养老问题的时候，我们绝不应该忘记需要供养的不仅仅是老年人，还有未成年人。中国目前的出生率已经很低且不排除进一步降低，目前大约2.6亿的未成年人口很可能在可预见的未来都会持续下降，但是毕竟基数大，跌破2亿尚需时日。再加老年人口将逐步逼近3亿，预计2030年左右中国的供养比将会攀升到0.7左右（一个劳动力需要养活0.7个老人/孩子），接近2015年0.37的水平的两倍。如果65岁退休制度未能全面实施，再考虑到平均寿命还可能略有增加，一些学者甚至将2050年左右中国社会的供养比预计在1.0左右，这种观点不无道理。如果说如今天的中年人已经在为“上有老下有小”的生活感到艰辛，那么当你们的孩子步入中年，他们的压力会比你们现在的翻番甚至更多。

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提高总体效率

综合以上内容，我们从经济趋势、支出分配、产业竞争和供养比四个方面说明在养老这个问题上，现阶段的国情已经决定我们不能依靠平时挂在口边的“全面加大投入力度”来解决问题，因此无论是眼下的当务之急，还是今后的长远之计，中国养老问题的主要关切都应该是设法使得单位养老投入满足更多的养老需求，或者说，就是要提高总体的养老效率。

谈到总体效率问题，有必要先简要分析一下目前主要的两种养老方式，居家养老和机构养老各自的效率。

居家养老指选择居住在家庭中，不脱离原有社区生活的养老方式。排除那些非常依赖社区品质来获得的服务（比如社工的协助在低收入社区就很稀缺），老百姓不妨将居家养老接地气地想象为：老年的父母可以在家点外卖，出门跳广场舞；一方面接受其中年子女的照顾，另一方面也帮他们带孩子；当然如果老年父母的父母尚在，恐怕他们还要以老年人的身份为更老的一辈提供部分养老服务。不难发现，居家养老突出了对社区公共资源和家庭内部资源的复合式利用，对于大多数所需的护理强度尚不太高的家庭来说，成本更低，综合效率更高。

机构养老是指老年人居住在养老机构中安度晚年生活的社会化养老模式。如今养老机构的注册类型、目标客户都出现了细分，收费和服务水平自然也多种多样，但总体说来最显著的优势在于有专人开展看护工作（虽然专业程度差异很大），对于所需的看护强度高的老人来说，肯定更为妥当。这是一种降低了资源的复合利用，但提高了专业效率的设计，相应地，成本也更高。

经过以上简要比较，可以看到两种养老模式能够发挥高效率的方面不同，谁也不能完全替代谁，所以关键还是在于斟酌怎样搭配才有更好的总体绩效。这里提供两重看法。

第一重，宏观上看，这其实是一个数学问题，有一个简单、明确的答案，即在任何一个时间点上，投入总量既定，如果将更多的比重配置在居家养老上，总体绩效会更好。因为居家养老具有成本上的优势，综合效率更高，在到达临界点前，越是将资源配置在居家养老上（而不配置给机构养老），总体上能够服务的人就越多。这显然更符合我们设法使得单位养老投入满足更多养老需求的初衷。而所谓临界点就在于如果全部适合居家养老的人的需求都已经被满足，而可投放的资源还有剩余。此时当然应该停止将资源配置到居家养老中，转而配置给机构养老，不然就是浪费。

第二重，但是仅仅执行这种宏观角度计算出来的数学方案肯定是不够的。首先，这就意味着在居家养老的服务被彻底满足前，机构养老的需求都得不到满足。其次，微观里每一个具体的场景下，投放公共资源的政府、投资养老产业的企业，和要获取养老服务的老百姓的需求并不总是一致的。在此，我的观点是，养老，虽然压力山大，但也不能大到推翻坚持市场经济这一原则。所以企业和个人要怎样配置资源，应该完全由他们自己做主。而事实上，也只有他们自己最清楚自己的需求，和愿意为满足这个需求而付出的代价。

至于政府投入，应当向居家养老重点倾斜，达成花一样的钱，照顾到更多人的效果，先保证政策的宏观效果。与此同时，不忽略那些必须借助养老机构的专业服务才能被满足的养老需求。而且要在微观上对于这部分需求再细分：已经从满足护理需求过渡到追求品质体验的高端需求，依旧留给市场；基本满足护理需求，兼顾服务体验的中端需求，建议也留给市场；留出更多资源去兜底勉强满足护理需求的低端需求。当然，我国各地人口和经济状况不同，这里无法具体计算出，特定地区应当向居家养老投入多少占比，才能保证政府也有余力去兜底机构养老中的低端需求。但是，我国高校、智库、咨询公司里从事相关研究的队伍已经在飞速发展。具体施政时，政府可以考虑聘请他们用严格的量化方法研究具体方案。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IPP评论（ID：IPP-REVIEW），采访对象：王祎楠，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公共卫生政策和管理学系博士研究生，采写：张骏，编辑：云行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