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自微信公众号：理想国imaginist（ID:lixiangguo2013），原文选自《资本之都：21世纪德里的美好与野蛮》，作者：拉纳·达斯古普塔

2012年12月，就读于印度德里大学医学院的23岁女大学生Jyoti Singh在车上遭轮奸和殴打，最终因此死亡。全世界都为这件真实的惨案感到震惊，该案在印度引起了大众的愤怒与抗议游行。

2015年，雷思丽·尤德文拍摄纪录片《印度的女儿》，当时案件中的四名成年被告已经被判死刑。纪录片采访了其中一位强奸犯Mukesh Singh、他的律师和受害者的父母。“她不该在被强奸时反抗，她应该安安静静地接受强奸，这样他们就会在强奸完之后放她走，只打那个男的。”

片中令人难以置信的言行让这件丑闻更加广为人知，甚至平添几分魔幻色彩。最后影片在印度全面禁播——“内容敏感，容易造成骚乱”。

India's Daughter。据说这是源于Jyoti Singh在未公布姓名之前媒体一直称呼她为“印度的女儿”。她的名字是 2013 年 1 月初才由其父亲公布，53 岁的死者父亲Badri希望公布名字“能给予全世界受伤害女性以力量”。

《印度的女儿》海报

今年，Netflix推出《德里罪案》，再次直面当年的“印度黑公交”案件。讲述当一桩强暴案件震惊了整个德里，副警务处长瓦尔迪卡·查图尔维迪是如何对凶犯展开艰苦搜寻的故事。无论是剧集的海报，亦或是结局，导演都模糊了强奸犯的面容，也无意渲染死者及其家庭的痛苦，正如豆瓣上一位观众的评论：

所有杀人犯和被处死的杀人者，都没有脸。说明他们的身份完全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国家的问题；也说明这种事不会完结，因强奸而被处死的人只会越来越多；也说明黑夜中，我们杀人，我们有罪，但必须继续杀下去。

《德里罪案》海报

1. “强奸”，为这座城市代言

如果有一种犯罪能为这座21世纪的首都代言，那就是强奸。报纸把德里称为印度的“强奸之都”，由于以性侵闻名，其他城市的女性都害怕到德里去。

当然，强奸并不新鲜，就像世界上其他地方一样，强奸案一直都在发生。然而在德里，历史上的强奸案主要都发生在家里，因此强奸的程度和事实有很大一部分被掩盖了。21世纪早期的强奸与以往的不同之处在于，其发生的场所是公共场所，并和虐待结合在一起，相当可怕。

每桩强奸案似乎都在竭力挖掘残忍的可能性，同时耸人听闻的性暴力越来越多地占据了这座城市的媒体和居民的谈话内容。妇女遭到绑架，并以半仪式的方式被强奸。有一些被丢在街上的受害者受了重伤，样貌悲惨，让人更多想到的是报复、灭绝和战争，而不是性犯罪。

这就是重点。发生在德里的是一种层次低、传播广的针对女性的战争。女性新近拥有的行动自由不仅使她们成为印度社会和经济变革的偶像，更成了其替罪羊。

《印度的女儿》

强奸是攻击女性最戏剧化的表现，但在一些很平常的场合，也能看到相似的报复性恐吓。女性独自在街上走的时候畏畏缩缩，低头看地，避免受到众多男性的直视，因为直视也被视作一种威胁。

电影明星和模特在网上的性感照片经常受到评论，比如“告诉我为什么我们不应该强奸穿成你这样的女人？你父母把你养大是为了让你穿成这样吗？”评论的男性都留了名字，他们显然不认为在网上浏览这些内容并留下这样的评论是对别人的侮辱。

女性晚上独自在城里走路，或者一个人坐在酒吧，经常会有男性过来问“多少钱？”在这些场合或者太多其他情况下，会有很多男性努力去提醒女性，家才是她们应该待的地方，即使这种斗争在他们现在生活的社会里已经显得很奇怪了。

《印度的女儿》

但是女性应该在家的这种想法，在印度有一种特别而重要的地位，这种重要性来源于这个国家的殖民历史。

2. 民族主义的责任落到了女性身上

19世纪时，男性和女性的性别角色开始分化。商业和政治受到殖民控制，意味着男性为了从事自己的事务不得不妥协并改变印度式生活—在外屈服于英国的法律、语言、着装、技术和社会习俗。于是，民族主义的责任落到了女性身上，她们要代表其他人来保持印度的纯正存在，这意味着要置身于已经腐化的公共领域之外。

女性要留在家里，把家维护成一个精神纯净的堡垒，能够抵御对灵魂的殖民，成为已婚男性获得重生的庇护所。在殖民时代的背景下，女性这样的角色未必是消极的，正如一位历史学家写道：

我们想要把这称为“保守主义”，仅仅视其为一种对于“传统”规范的防卫。但这是错的。殖民时期的情况以及民族主义在意识形态上的回应，赋予这些指称全新的本质……世界是欧洲权力挑战非欧洲人民的地方，并且欧洲凭借优越的物质文化征服了非欧洲人民。但是它没能侵入东方内在和本质的身份人格，这种身份人格来自东方独特而出众的精神文化。

这是东方未被统治的部分，这部分的东方独立并主宰自己的命运。……在国家挣扎的整个阶段，最重要的需求是保护、保存和巩固国家文化的内在核心，即它的精神实质。不能容许殖民者对此内在圣所的任何侵犯。在外面的世界，对于西方规范的模仿和适应都是必需的；但在家里这等同于毁灭一个人真正的人格和身份。

于是，“精神纯净”的概念撑起了一张情绪和历史的大网，并将印度女性禁闭在其中。这就是女性形象在印度整个20世纪的大众文化中被神圣化的原因。对于有些人来说，这是印度本身的基石。如果女性放弃了她们在家里的角色，那么印度文化将无法与世界上其他没有宗教信仰的地方文化相区别，相当于“毁灭一个人真正的人格和身份”。

而且最重要的是，男性自身无法维持这种区别，在某种意义上，他们的自我意识并非来自自己所掌控的东西，而是来自母亲和妻子为他们保管的东西，而她们可以在任何时候让这些东西土崩瓦解。

《印度的女儿》

就此而言，也许更容易理解为什么大量中产阶级女性，对于家庭的理性放弃会引起混乱的反响。毕竟在21世纪初，印度中产阶级的生活已经因更一般的身份认同问题而受到抨击，因为许多中产阶级家庭的生活节奏已经和国外没什么两样，而传统上印度正是通过这种节奏上的区别来定义自己的。而且人们觉得，在某些领域，如果不努力维护印度本身的传统的话，整个秩序将化为乌有。

也是在那个时期，很多年纪较大的男性，其拥有的权利被和风险、竞争有关的新社会精神所剥夺，因此很多男性失去了地位和确定性，感到困惑。然后，每件事都动荡不定，甚至是在其他领域情况不错的男性，也常常感到身边的社会正向某种灾难走去。

他们把这种情况理解为价值观的丧失，并且无休无止地骂骂咧咧。女性，尤其是公共视野中的女性，就成了这种抵触情绪的目标。发生在家里的报复只是这种普遍情况的一部分，即男性把焦虑发泄在年轻女性身上，因为后者的独立和行动自由被视作造成不稳定的原因。

《印度的女儿》

政治家和记者经常声称首都强奸案数量的飙升是由于数量庞大的穷困移民——在中产阶级乏善可陈的想象中，那些人完全没有文化或者价值观。

印度文化尊敬母亲、妻子和姐妹，这样想来，没有一个“正常长大的”印度男人会对她们行为不端。但问题恰恰相反，而且远让人更沮丧。问题恰恰是出自“印度文化”对于完美家庭妇女形象的崇拜，因为这种崇拜在某种程度上暗含着对“公共”女性的憎恶，并且当“公共”的两种含义（在公共场所的和公有的）被运用到女性身上时，会不可避免地被混为一谈。

暴力的出现并非来自没有文化或价值观的男性，而恰恰来自最在意这些事情的男人。

比方说，很显然，警察、法官和政客们即使被要求对此类罪行表达愤怒，他们的言论中也几乎很少压抑自己的感觉，认为走夜路的妇女受到任何对待都是理所当然的。事实上，大量强奸案的记录中，犯案者都是这些政客自己。而这些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承诺过要用自己的生命来保护“价值观”的。不幸的是，在21世纪的德里，这些男性并不必然会为女性所受到的粗暴对待而感到愤怒。

德里正处于人类历史上最疯狂的时刻之一。换句话说，在施暴者的想象中，这些恶劣的暴力行径是有建设性的、有原则的。在印度市场自由化后不断变化的世界中，对女性的暴力不仅仅来自没有教养的少数边缘群体，也来自主流社会以及任何社会阶层，其出现根本不是因为价值观的缺失，而是因为过度的疯癫。

《德里罪案》

在世纪之交，拉纳·达斯古普塔来到印度德里，一个百万富翁与贫民窟并存，机遇和腐败共生的所在。自1991年宣布开放市场以来，首都德里在风起云涌的经济改革中，从印度北部一个饱受历史创伤的文化古城变身为具有全球影响力、蓄积丰沛资本的国际都市。

通过国际业务外包、房地产炒作等各种商业活动，新兴中产阶级把自己视作全球化的主要代理人和受益者，其生活方式也变得越来越现代化、美国化。当他们的财富藉由巧取豪夺而与城市的天际线一起冲向云端时，这座城市中经济难民和贫民窟的数量也随之攀升。

全球资本市场为德里带来转变、机会、创新、希望，但也带来被金钱主宰的房地产市场和医疗体制、层出不穷的暴力犯罪、遭滥用污染自然与环境、失能的行政体系与贪污腐败，再加上印巴分治以来一直存在的种族问题，21世纪的德里居民面临了愈发严峻的挑战。

无论富人、中产阶级、拾荒者，还是罪犯，无人能置外于这场毁坏与创造的矛盾。

作为一个从印度移往英国的二代移民，达斯古普塔以一种既亲切又好奇的心情重新回到自己先祖的土地上，通过自己的观察和对德里居民的采访，以小说家的生花妙笔将德里的历史与当下交织成篇，为城市发展大潮下的疏离与残酷留下客观的纪录——在资本主义和全球化席卷世界的今日，被金钱资本淹没的德里既是许多城市共同的过去，也是许多城市无可避免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