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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5-23 14:22
母亲的身份,是一个名为“应当”的诅咒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看理想(ID:ikanlixiang),作者:荞木,标题图来自日剧《坡道上的家》


5月15日,美国阿拉巴马州州长艾维在参议院通过的限制堕胎法案签字,预计将于2019年11月起正式施行这份号称“美国史上最严苛的反堕胎法案“。他们表示“每一个生命都是可贵的,是上帝神圣的赐予”。


反堕胎法案的通过,引起了全球范围内的焦虑与愤怒。许多人说,这些男性议员只想到了婴儿的权益,却没有想到母亲的权益。


目前,美国的单身妈妈数量是单身爸爸的三倍,而反堕胎法案正在缩减更多女性的选择,让她们不得不在没有做好准备的时候成为一个母亲。


民主党议员琳达·科尔曼说:“你不用抚养孩子长大,不用为孩子做任何事……一切都仅仅是女性需要承受的。现在,你却想要替她们做决定。


的确,我们总是认为一个孩子一生下来似乎就是和母亲绑定的,而这种绑定放在现代社会的家庭和职场里,都变得更像是一种“诅咒”。


1. 普遍“失职”的母亲


当你成为了一位母亲时,这意味着什么?也许近期热播的这部号称是“反婚反育教材”的日剧可以给你一些答案。


很多人大概已经听过了《坡道上的家》的主线剧情:一个精神失常的绝望女人安藤水穗溺死了自己8个月大的女儿,因此被送上了法庭;



拥有幸福家庭的家庭主妇山咲里沙子意外被选为了这个案子的陪审,却在一次又一次听审中,逐渐对“不配做母亲”的嫌疑人产生了不该有的共鸣。



而随着剧情的发展,《坡道上的家》想要展现的其实不仅仅是一个妈妈对另一个妈妈的同情与理解,还有无数个被家庭所禁锢的母亲们的共同绝望。


一旦你成为了一个全职妈妈,打理好家里的一切就成为了理应完成的分内事物,只要你存在哪些力不从心,任何人都可以横加指责。



比如人们痛斥溺死自己孩子的安藤水穗丧失人性,没有资格身为人母,却对她丈夫在育儿中的长期缺席视而不见。


从周一到周五,她的丈夫每天加班到十点,常常夜不归宿,让她一个人面对彻夜哭闹的婴儿;安藤的婆婆说是会来帮忙,实则经常对她的育儿方式指指点点;安藤的丈夫因为觉得自己的妻子“不正常”,甚至找到了大学时的前女友来帮忙解决问题……


而女主角山咲里沙子之所以会感同身受,是因为这些问题已经或多或少地出现在了自己的生活当中。


人们默认了一个家庭主妇应该一手处理好家庭和孩子的一切,在丈夫回家时准备好一个整洁的家、可口的饭菜和可爱懂事的孩子,丈夫因为在外面工作,理应对家中的情况不闻不问。



也许你想说,选择作为家庭主妇也是她们自己的选择。但真的是她们主动选择成为家庭主妇的吗?


无论是在嫌疑人安藤水穗还是女主角山咲里沙子,在成为家庭主妇之前,她们都有着自己的工作,并想在孩子长大之后重返工作岗位,却因为种种原因希望渺茫。



是谁扼杀了她们的职业道路,把双人份的育儿重担放到了母亲一人的身上,并将这种偷懒包装得异常合理?


是她们的丈夫,也是这个社会对母亲角色的“一般要求”。



2. 什么是“一般”的母亲?


一旦你成为了一位母亲,就不得不承担起这个社会对于母亲的“一般”期望。《坡道上的家》用更多的家庭群像说明了这一点。


比如无论你是否热爱工作,人们都认为母亲应当为陪伴孩子付出更多时间,甚至放弃自己的职业理想。



就算是双职工家庭,家务也是妈妈的分内事,男人偶尔分担一下,会将其称作“帮忙”。



孩子出了任何问题,都需要妈妈来协调时间,不用指望爸爸会在这个时候出现。



甚至婚前的约法三章也可以不作数,因为:“身为人母,不都会这样做吗?”



这些生活中的真实细节,让人感受到的是母亲们的普遍绝望。更加可怕的是,这一切已经被社会普遍“合理化”。


就像剧中所说的:


母亲苦于育儿,而把她们逼到无路可走的,正是“一般母亲”这个概念。是这个社会所追求的“一般”,自己认定的“一般”,以及亲生母亲所渴望的“一般”,被禁锢在别人的常识里活着,太辛苦了。


没错,《坡道上的家》所讲的也许并不只是被大家批评了很多年的“丧偶式育儿”,而是这个默认父亲可以缺席,母亲却必须无所不能的社会环境。


到现在,任何面对有孩子的成功女性的访谈中,“如何平衡好家庭和工作”依然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但同样的问题,几乎不会在成功男性的访谈中听到。


比如在某次采访中,马伊琍就直言:“肯定不能平衡好。”很多人称赞她的真实坦诚,没有意识到这背后存在的更大问题。



她说:“为了陪孩子,你必须牺牲掉晚上所有的时间,所以我晚上从来不出来的。平衡就是做出牺牲,我不牺牲我自己的时间,就要孩子做出牺牲,让孩子理解我,或者是我的家人、孩子的爸爸来帮助我,做出让步。”


父母为孩子付出固然没错,但是为什么只有妈妈需要平衡好家庭和事业?为什么只有妈妈需要为了孩子牺牲自己的时间?为什么爸爸带孩子会成为一种“帮助”?


妈妈们正在维护一个不断伤害自己的秩序,她们在把社会加诸于她们身上的不合理要求内化成为自我折磨的铁律,并用来继续要求下一代人。


而这种不合理要求,就是向女性重度倾斜的育儿负担


3. 难以改变的“母职惩罚”


每当我们提到男女同工同酬,我们想到的总是教育歧视、就业歧视、工资歧视……而在知名科普短片公司VOX与Netflix合作出品的短片《Explained / 解释一切》里,则重点阐述了一直被我们忽略的一点——女性在社会中被默认担负的高昂育儿成本


我们看得到的薪酬歧视仅仅只能解释一小部分的性别薪酬差距,而男女之间的真正差异一直没有得到社会的重视——主流社会依然认为,因为女性生育了孩子,所以女性应该是孩子主要的照料人。


尽管几十年来,女性的受教育程度和参加工作比例持续上升,她们成为了白领、医生、律师或者国家元首,却依然不得不做一个“合格的”妈妈。


调查显示,哪怕一个孩子的父母都有全职工作,妈妈平均每周要比爸爸多花9小时用于育儿和处理家务。


如果按照每天8小时工作制来算的话,这个时间折合到每年,就变成了妈妈需要多做将近3个月的额外全职工作。


而这就是工资差距的核心所在。


我们发现,有着相似学历以及家庭背景的男性和女性,在刚步入社会时,他们的工资并没有什么明显差距,而一旦到了生孩子的年龄,情况就变得大为不同。


丹麦一项名为《孩子与性别不平等:来自丹麦的证据》的调查研究详细地展现了生孩子对男女收入的影响。


在这个研究中我们可以发现,男女收入曲线在育龄前后才开始出现大的差距:女性在生育之后的收入有一个大幅度跳水,同龄的男性却呈现出一条平滑的直线。最终在整个职业生涯中,女性的收入比男性低20%。


有孩子的男性与女性收入曲线对比


与此相对的是,有孩子的男性和没有孩子的男性收入差距基本可以忽略不计;没有孩子的女性与同龄男性收入比是0.96,区别很小;而有孩子的女性和没有孩子的女性收入轨迹则迥然不同。


没有孩子与有孩子的女性收入曲线对比


不得不承认,如今工资差距的产生并不是作为男性和女性的差别,而是作为一个母亲和其余所有家庭角色的差别。社会学术语将其称之为“母职惩罚”(Motherhood penalty)


在1980年,丹麦的男女收入差距有40%是由育儿成本产生的;到了2013年,育儿成本的影响上升到了惊人的80%。


30年来,由于其他方面女性权益的进步,造成男女收入差异的历史性因素在不断地被颠覆和改变:女性有了平等地走出家门、接受教育、获得工作的权利,但育儿问题却大浪淘沙,成为了女性职业生涯里一块顽固的绊脚石。


需要注意的是,丹麦在最新发布的《全球性别差距报告》里排名第13,男女平等已经做得相对较好,其他地区存在的问题只会更加严重。


尽管是在现在较为普遍的双职工家庭里,一旦有了孩子,也一定要有一方承担照顾孩子的工作——虽然现代社会提供了许多种类的有偿看护服务,但很多情况下都要求一定要有家长在场。


在2015年美国皮尤研究中心对双职工家庭的一项调查中,超过半数的家庭里,孩子的时间表和活动安排都是由妈妈在全权负责,孩子生病的时候也是由妈妈主要照顾。值得一提的是,育儿方面主要由爸爸出力的家庭只占到总数的6%。


由于绝大多数的家庭都是女性承担了这部分育儿任务,让她们不得不推掉加班、出差、参与竞争的机会,而同年龄段的男性则大多没有这种烦恼,无形中获得了职业发展的更多可能。


2010年美国一项关于育儿负担对母亲收入的影响调查显示,在生育之后继续工作的前提下,一个低收入女性如果成为了妈妈,她将会牺牲掉一生总收入的10%-14%;


而一个高收入女性一旦选择生孩子,就意味着她需要放弃她整个职业生涯收入的21%~33%,这一损失不仅会高达几十万美元,而且对后续晋升的影响会持续几十年。


这一切都让“母职惩罚”变得更像是一个以“应当”为名的诅咒:她们被裹挟着牺牲,甚至很多人开始把这种付出视为理所应当,而并不知道自己失去了什么。


4. 我们能改变些什么


所以,怎样才能改变妈妈们的处境?人们在这方面已经走了很多弯路。


1981年,为了女性在生育之后重新回到职场,冰岛通过了一项法律,要求雇主为妈妈提供3个月带薪假期。1988年,法律规定的产假被延长到6个月,冰岛成为当时世界上法定产假最长的国家。


然而有句话说得好:善意的政策在98%的情况下适得其反。


虽然产假的确解决了一部分妈妈陪伴婴幼儿的问题,但它无形中鼓励了母亲在生育后待在家里,父亲出门工作,男女薪酬差距的核心问题并没有得到缓解。


事实上,这还导致了女性工资和就业率的下降,因为母亲们往往下了班还要回家“打第二份工”,她们的全职工作更有可能因为生育而受到影响。


直到2000年,冰岛通过了新的“育儿假”立法:孩子出生后,父母双方都能获得三个月的带薪产假,拿平时80%的薪水,不休则作废。


这项立法推出之后不过几年,就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冰岛的育儿文化。年轻一代的男性开始希望可以休假,可以享受属于男性的家庭生活。


同时,这也有效提升了母亲在职场上的地位:2004年时,冰岛的男女薪酬比是0.81,而现在冰岛的薪酬比是0.90。


再看回国内,虽然女性高校毕业生的比例已经实现反超,但在《2019中国职场性别差异报告》中显示,去年中国男女薪酬比是0.78,职位选择是导致男女薪酬分化的最大因素,女性更偏向于选择工作强度一般、相对稳定但工资较少的岗位。


此外,随着工作年限增加,男性和女性晋升几率的差异逐渐突显,具有5~10年工作经验的男性比女性的晋升几率要高12.1%。


之前种种教训告诉我们,除非社会将男女同等地视为照顾孩子和赚钱养家的人,否则这个差距将一直存在。因为只要将问题局限于女性,那我们就在继续固化“女性应当承担育儿责任”这个既有观念。


普遍性的家庭分工问题不是女性问题,而是社会问题,女性有权身为人母而不在角色选择和职业生涯方面受到“惩罚”。


家庭和事业的确需要平衡,但这不只是一个母亲需要作出的选择。



参考资料:

Children and Gender Inequality: Evidence from Denmark,Henrik Kleven / Camille Landais / Jakob Egholt Søgaard

The Mommy Track Divides: The Impact of Childbearing on Wages of Women of Different Skill Levels,Elizabeth Ty Wilde / Lily Batchelder / David T. Ellwood

A stunning chart shows the true cause of the gender wage gap | VOX

Raising Kids and Running a Household: How Working Parents Share the Load | pew research center

男女薪酬差异调查:2018年中国女性薪酬不及男性8成 | 中新网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看理想(ID:ikanlixiang),作者:荞木,标题图来自日剧《坡道上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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