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经济观察报（ID：eeo-com-cn），作者：吴晨，标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如何让精英与普罗大众达成新的共识，而不是精英自以为有共识去推动改变，成了未来发展的挑战。

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从1980年代开始经济和社会有了巨大的转变，其结果就是“新镀金时代”的到来。推动这一转变的有三大推手。首先是科技快速进步，其次是里根和撒切尔推崇的新自由主义，简单来说就是小政府大市场、低税收、自由贸易、去监管。更早于新自由主义而兴起的是金融资本主义，尤其以弗里德曼所强调的企业逐利性，或者说企业的唯一目的是“追求股东价值最大化”著称。第三大推手则是全球化。

在这三大推手推动下，西方世界发生了与战后三十年很不同的变化。如果说战后三十年创造出了惊人的繁荣，西方世界所有人都感受到了生活水平的大幅提升；1980年代之后的变化却是一百年前镀金时代的翻版：财富聚集，硅谷的科技新贵取代了一百年前的钢铁大亨；贫富差距拉大，普通人感觉收入二十年停滞不前；工作缺乏安全感，一方面人工智能取代工作的说法不绝于耳，另一方面零工经济让很多人即使努力也无法过上中产生活。

这些变化的直接结果是反全球化的思潮，尤其以特朗普上台、英国脱欧以及西欧民粹主义大行其道为代表。

骇人的贫富差距

美国贫富差距的拉大达到了骇人惊闻的地步。贝索斯的创造力，巴菲特的投资眼光和盖茨的慈善备受称赞，但很容易被忽略的是这三位美国巨富的家产，相当于美国下层一半人口财产加在一起那么多。

过去三十年，全球化与新自由主义所强调的去监管，牺牲的是劳工阶层的利益。富裕国家的劳工被迫与新兴市场的劳工竞争，这种竞争压力必然导致薪资停滞不前、工作机会减少，工会遭受重大打击，劳工在与资本的博弈中节节败退，资本大获全胜。

美国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Elizabeth Warren）经常讲一则有关套装的故事。沃伦母亲50岁的时候，为了能不失去自己的房子，把家里那套压箱底的只有在婚礼和重要节日时才穿的正式套装拿出来。沃伦母亲结婚之后再就没上过班，可是那年，沃伦父亲因为生病而丢掉稳定的工作，母亲决定撑起家计，穿上套装到希尔斯百货公司找了一份只给最低工资的电话员的工作。

沃伦讲述的母亲与套装的故事有她的深意。五十年前（今年沃伦已经超过七十岁了）的美国，只要想工作，能工作，多一份最低工资就能撑起六口之家的中产生活。现在的美国则不要再有这样的幻想了，最低工资只能糊口。沃伦是美国民主党2020年总统候选人提名的热门人选，也是特朗普潜在的重要挑战对手，而她的政纲之一就是全民医保，希望帮底层的美国人减负。

对过去三十年美国的这一转变的反思，主要针对伴随着全球化而来的两大重要议题的管理失误。首先是对从制造业（工业化）向数字经济转化的去工业化过程的管理存在失误。其次是对科技的快速迭代带来的问题存在管理失误。两者都集中体现在了工作的快速转移，尤其是没受大学教育的产业工人的工作的快速转移。

科技带来的变化，无论是1990年代开始的IT与服务外包，还是二十一世纪第二个十年开启的人工智能大潮，让更多白领的工作岗位被取代或取消。问题是，虽然科技的进步同时也会创造新工作，但是创造新工作的步伐却没有那么快。

管理去工业化进程首先就需要加快转岗创造新工作机会的步伐，这是政府的责任，却一直没有得到足够重视。

科技创新本身，并不一定能推动经济发展，反而有可能因为巨大的颠覆导致大量工作的消亡，让经济在短期内陷入下降循环中无法解脱。

1929年金融危机就是很好的例子。技术的进步让农业的产出提升非常高，但是简单的供求关系导致农产品价格因为丰收而大幅降低，农民希望通过增产来改变经济状况，农产品价格进一步暴跌。绝望的农民只能涌向城市，但城市却接纳不了他们。因为金融危机，城市里很多失业的人找不到工作，工资整体降低，对农产品的需求也降低。两者相叠加，加深了危机。

直到罗斯福推行进步主义新政，才扭转了局面。罗斯福采用凯恩斯主义的政策，强调政府的责任是推动全面充分就业，并运用财政手段创造了很多新工作，加上二战开启，国家对产业复兴投入巨大，才真正解决了城市就业问题和农村人口进城的城镇化转型。

用罗斯福新政的进步主义思考去观察西方的现实，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和科技进步在过去三十年并没有给全社会带来普遍的进步，并没有让每个人都过上富足的生活，反而加剧了贫富差距，加剧了阶层固化。

赢家与输家

全球化带来了更多财富，但是赢家和输家也黑白分明。精英与资本是赢家，西方的产业工人和没有接受过大学教育的人群则是输家。因为新自由主义推崇小政府，美国没有很好地去做再分配，去帮助输家适应这种变化。寄希望于经济发展之后人人都能受益，被证明是不切实际的。

全球化进一步推动了服务财富顶端1%的人的金融资本主义的大发展，在文化上塑造出那种个人主义的，追求财富的，甚至为了成功无所不用其极的文化，这种文化对精英阶层特别有腐蚀力。

全球化所建立的贸易体系，由美国主导建立起的规则体系，也体现美国和西方跨国资本的利益。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在新书《人、权力与利润》（People，Powerand Profits）中特别对这种贸易体系给予了批评。他认为，这种贸易体系所强化的知识产权保护、市场开放、金融开放等等，都符合跨国资本利益，但不一定符合新兴市场的利益。

全球化所关注的焦点领域之一，知识产权领域，就有着激烈的争论。当前知识产权的保护到底能否保护创新？不断拉长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时限是不是本质上在维护资本的利益，而以牺牲创新为代价？更罔顾普通人的福祉？比如在保护跨国药厂的利益还是让更多新兴市场老百姓可以享受到先进仿制药治病救人的好处时，现行的规则体系选择保护资本的利益而不是老百姓的利益。

斯蒂格利茨强调，未来推动经济发展的是知识经济，知识经济就需要知识更为广泛地分享与传播，而过度的知识产权保护恰恰与这一方向背道而驰。

跨国资本之所以在全球化中获益最多，与去监管的税收漏洞增多有关。避免双边征税和税收天堂，使很多企业的收入甚至从没有被征过一次税。这种巨型跨国公司钻空子的状态不可持续，因为它动摇了很多政府的税基。政府如果想要有效运作，加大对科研和基础设施的投入，增加可再分配资源，增加教育和再培训的投入，都需要足够的税收作为保障。

全球化，尤其是跨国公司，最大的盲点是与本地的脱钩。之前的企业都在本地，与本地的人、社区和税收等各方面都有着联系。现在的企业可以在全世界最有竞争性的地方投资，寻找最便宜的劳动力，不再依赖本地，觉得自己不再需要承担对本地的义务。

因为切断了与本地的关联，包括与具体劳工的关联，跨国公司能更顺畅地运用现代工具去推行优化。以效率和利润最大化为名所推行的流程优化，本质上是对普通劳动者的进一步异化。

零工经济中的灵活排班表就是个常见的流程优化的例子。在美国的服务业，尤其是餐饮业中很流行。灵活排班表的流行，一方面是零工经济让更多的人可以靠打零工挣钱，提高了便宜劳动力的供给，另一方面，高技术手段既可以灵活匹配工作，又可以让餐饮管理者更“高效地”管理成本，减少承担员工的医疗保障费用和其他社保支出。这种灵活排班表直接把员工变成了报表上的数字，这种异化本质上忽略了他们作为人的存在和需求，打乱了他们的生活。

全球化进程逐渐让一个事实日益清晰：价值观并不能统一。未来的全球化需要包容各种不同的价值观，各种不同的经济组织形式，美国式的放任资本主义、欧洲式的福利资本主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会长期并存。这时，推进全球化，必须有一套各方都认同的基本准则。

这套准则至少要认同，去全球化，或者贸易保护主义，并不是解决当前问题的良药。去全球化有成本，无论是关税成本、供应链重构的成本，还是产业遭受冲击重新适应的成本都很高。

斯蒂格利茨认为，贸易保护主义不是可供选择的道路，也不能在既有的道路上继续向前走，必须进行改革，而改革的首要关注点就是平衡跨国资本和劳工阶层的利益，推动保护劳工利益的改革。

精英的盲点

问题是，精英能推动改革么？《纽约时报》的前专栏作家古力达拉达斯（Anand Giridharadas）在新书《赢家通吃》（Winners Take All）中就提出了质疑。他认为，不能寄希望于这些商场上的赢家用市场的方式解决过去三十年美国所积累下来的社会问题。

古力达拉达斯把过去三十年全球精英所构建的世界称之为市场世界（Market World）。秉持新自由主义的精英，怀疑政府是否能解决持续积累的社会问题，强调解决这些问题应该运用市场的力量，引入企业家的管理和创新能力，用做加法的方式找到既盈利又解决问题的双赢方案。

除了贫富分化加剧之外，过去三十年美国积累下来的社会问题还真不少：政府公共服务投资不够、基础设施年久失修、医疗成本高居不下、学费高涨、贫富差距拉大、社会下层半数人在二十年中收入停滞、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无法再仅靠努力和劳动过上中产生活。

市场和双赢是精英给出的药方。古力达拉达斯指出了这种药方的谬误之处：让现有系统中的赢家来主导和推动系统的改革，中间必然有尖锐的利益冲突。商场上的赢家不一定没有理想，也一定有不少人愿意慷慨解囊解决社会问题。问题是，他们中的大多数绝对不会把解决问题的焦点放在系统内存在的结构性问题，他们没有动力去改变那些让他们成为赢家的制度，他们因此钟情于硅谷式的创新，比如推出一个新的APP，来神奇地解决盘根错节的社会问题。

精英对双赢的鼓吹首先建立在自己永远赢的基础上。在没有双赢可能的地方，输家一定是普通人。双赢的思路让精英相信用自己最熟悉的方法（比如麦肯锡的方法、市场的方法）就能解决表面的社会问题。但是要真正打破贫富差距拉大和阶层固化，所需要的不只是给人以上升的机会，更需要打破上层人不用冒险就能获得巨大受益的制度安排。

《黑天鹅》的作者塔勒布在《非对称风险》中指出，如果希望鼓励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打破阶层固化，必须让社会顶端的富裕阶层也有从阶梯上滑落的风险。如果到达了财富顶端的人不再需要冒风险，或者说他们已经有很大的确定性能够让自己和后代都在金字塔的顶端站稳脚跟，不再需要担心损失的风险，那么整个社会就会出大问题。

寄希望于精英牵头用市场方式解决社会问题的想法，给予了精英以巩固自身优势的机会。精英对类似全球变暖，或者非洲贫困问题的关注，为他们赢得了社会的尊重，遮蔽了他们在影响体制和规则时的利己做法。古力达拉达斯认为，与其鼓励精英一方面赚钱，另一方面大笔捐款公益，更应该增加他们的税负，以便让政府有能力承担更多的公共服务。

过去三十年，资本和它们背后的1%的精英阶层与普罗大众割裂。作为最大的受益者，精英阶层的话语权特别强大，却因为圈层化的加剧，本身的自省能力越来越差。

如何让精英与普罗大众达成新的共识，而不是精英自以为有共识去推动改变，成了未来发展的挑战。因为，如果精英掌握了推动改变的话语权，最终非但不会带来改变，反而会固化他们的地位。

企业的微观视角

过去三十年，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一大重要推手，是股东价值最大化。但是专注于金融资本的积累和攫取，有可能导致企业的其他利益相关方被忽略甚至受损：比如劳工（也可以称之为人力资本）、比如供应链上下游的企业、比如企业所处的社区、比如自然环境。

企业该怎么做？《互惠资本主义》转换了视角，站在企业的角度，提出了同样重要的问题：除了盈利之外，企业还有什么目标？甚至进一步追问，盈利是不是应该是企业唯一的目标或者第一的目标？《互惠资本主义》的作者玛氏公司的首席经济学家罗奇（Bruno Roche）提出“禧年”的概念值得重新发掘，因为它可以让我们重温一种思考人类、环境、财富以及它们在世界上各自所处地位的古老方法。

犹太人两千多年前就提出，就好像人每七天里有一天要休息，好让人能够恢复体力；土地每七年要有一年休耕，好让土地能恢复肥力；每五十年里也应该设置一个禧年，在这一年，债务人和债权人之间的所有债务都应该被取消，所有抵押的土地被归还给原来的所有者（或他们的继承人），所有奴隶也应该被释放。原因很简单，为了给每一代人以重新开始的机会。禧年可以将人们从过度劳累和过度负债中释放出来；将地球从过度使用和过度开发中释放出来；将财富从少数人的过度积累中释放出来。

我们需要尊重经济增长的诸多支柱，而不只是金融资本一元。地球、人和资本的休息、再生与循环，这才是经济增长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所在。资本主义只是人类几千年来组织市场经济的一种方式，现在这种只追求股东利益最大化的金融资本主义的组织形式已经出了问题，一方面如果纳入对其他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自然资本）的使用考核，金融资本主导的资本主义可能不是最有效率的，而且可能越来越失调；另一方面，逐利的金融资本也导致了贫富差距的拉大，促发民粹主义的抬头。

提出互惠资本主义，是希望去探讨对市场经济组织形式的有效改革。罗奇认为，这样的改革首先需要拓展企业应该关注的资本的外延，不仅包括金融资本，还需要涵盖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非常重要的自然资本（我们只有一个地球）。这些资本都需要像金融资本那样去考核，统一形成可以核算的标准。

不同资本稀缺程度的变化，也是经济转型时代变化的表征。18世纪的农耕经济，最稀缺的资本是土地；19世纪的工业革命，包括机器和工具在内的生产资料变得最为重要；20世纪则是金融资本大举扩张的世纪；21世纪再次发生了巨大的转换，数字经济时代最重要的资本是知识，它的价值来源于通过知识、技术、大数据分析等方式来增强产品和服务的能力。

资本的变化和转型必然带来全新的状况。比如，二战之后金融资本是稀缺的，现在金融资本已经不再稀缺，稀缺的反而是其他资本，尤其是自然资本。所以新的经济组织形式需要全面衡量其他资本的投入产出，才能创建出更具活力和效率的经济组织方式。

罗奇因此提出，企业需要有高远的目标，而这一目标必然不只是利润的最大化。

玛氏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就开展了一项实验。在内罗毕，几乎所有资本都有所稀缺，玛氏提出的目标，在内罗毕创建出一种玛氏的生意（售卖口香糖），让当地人能够脱离贫困。为了达到脱贫是目标，需要有所创新地去挖掘当地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结果玛氏发现，“授人以渔”帮助当地没有工作的年轻人经营自己的社交网络，变社交网络为小商品的销售网络，的确让很多参与者有了能够养家的收入，而玛氏自己也在内罗毕开创了一个原本根本不存在的生意，获得不菲的财务收益。这就是企业的业务与发展目标结合的产物。玛氏甚至鼓励在这个自家培育的网络上售卖竞争对手的产品，因为它的目标是帮助更多人脱贫，而不是赚更多的钱。只有当其他竞争对手也参与到新创的销售网络中去，网络才有更大的发展前景。

商业需要有目标，挣钱只是手段，挣钱能确保商业的可持续性，确保它能更好地实现目标。

古力达拉达斯质疑商业精英用商业的方式解决社会问题，罗奇则强调需要在企业盈利目标之外为企业塑造一个更为高远的目标，两人的观点似乎有矛盾。

但是罗奇的视野超出了人类社会本身而涵盖了我们生存的地球，他认为企业的这种目标必须能够为解决人类和地球的问题找到可盈利的解决方案，而不是从为人类和地球制造麻烦中牟利。在这一点上，罗奇与古力达拉达斯又是一致的。古力达拉达斯最担心的就是精英鼓吹“向善”却避而不谈如何防止“作恶”，而罗奇把不做坏事牟利，作为衡量企业是否有高远目标的第一条。

走出市场万能的迷思

古力达拉达斯的一点批评是中肯的。如果要走出过去三十年西方主导的全球化困境，就必须重新审视市场与政府之间的平衡，尤其要去反思新自由主义所标榜的“小政府、大市场、去监管”的药方。

市场不是万能的，市场本身并不一定能催生创新，它同样可以在没有监管的情况下让大企业、平台型的企业，滥用其垄断和市场支配力；它可能强化企业的攫取，罔顾劳工的利益；它可能让企业积极于分蛋糕，而不是把蛋糕做大。

市场因此需要有效的监管，需要有足够的竞争，不然市场可能会失灵，一方面产生大量像污染这样的负外部性产品，另一方面却又很难足够供给像基础研究这样的公共服务。

斯蒂格利茨认为，美国当前最大的问题是对市场的迷信，结果缺乏对人力资本、基础设施和基础研究的足够投资。此外，虽然理解竞争的重要性，市场上却存在着对垄断的崇拜。

现实当中，很多行业都能看到领先的前两三名企业占据主要的市场份额，甚至出现像波音和空客这种双头垄断的格局。互联网领域更是平台优势明显，谷歌和脸书瓜分了美国几乎所有增量的数字广告，全球市值排名前十的企业中七家是高科技企业，每家都在构建自己的势力范围，对进入这一范围的初创企业实施先发制人的并购战术。

市场本身也无法应对经济转型。面对全球化和技术的挑战，需要更多政府投入来帮助普通人应对从工业经济向数字经济的转型，应对技术带来的职场的巨大变化。这需要非常积极的就业辅助计划，帮助更快创造出新的工作岗位，帮助普通人能够在新经济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政府如果加大对教育、养老和医疗的投入，确保这些行业雇佣更多的人，提高老师和护士的工资，会对市场传递积极的信号。

打破市场万能的迷思就是要重新找到市场与政府的平衡。要真正解决社会问题，必须赋能政府。在税收、再分配等问题上，必须让政府有所作为，有能力作为，然后才是提升效率。期望私营机构替代政府提供公共服务，会面临两方面的问题：它能解决个案，却不一定能解决系统问题；它给予了私人（无论是大企业还是大富豪）过多的不对称的话语权。只有政府所提供的公共服务才会真正是普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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