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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8-08 17:06
输在起跑线的孩子们,还有弯道超车的机会吗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大家(ID:ipress),作者:曹东勃,标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编者按:


教育,仍是大部分农村孩子改变命运的必然之路。随着教育资源在城市的聚集,超级中学的出现,那些没有资源的、信息闭塞的贫困地区,基础教育是怎样的?面临新的高考改革和课程,农村孩子的出路是什么?教师的工作怎样,如何留住教师?……作者通过实地调研和采访,获得很多一手资料,在这篇文章中呈现出今天贫困地区教育、教师和学生的现状和问题。


一、高考改革:贫困县并非旁观者


教育是一项需要砸钱的事业,也是一个怎么投入“都不嫌多”的“无底洞”。就此而论,贫困县的教育基础是普遍薄弱的。即便如此,贫困县的整个教育体系,仍可说是“锚定”高考要求、自上而下系统设计的产物。对他们而言,高考是真正唯一公平的选拔制度,也是留给贫困家庭、贫困地区的学生改变自身命运的最佳方式。如果没有高考,“寒门”将更无希望。当然,1952年建立、1977年恢复的这一高考制度运行了这么多年,也出现了一些问题,需要改革。


首先,围绕着高考,产生了很多制度、很多现象。比如,以超级学校、校外培训机构、学区房等为代表的,我们一般认为不应出现、至少不应发展为如此庞大规模的高考产业。这些外围的高考产业看似由高考指挥棒带动而起,但假以时日,也会对高考的政策走向产生强大的反噬作用力。


其次,围绕着高考,应试教育模式应运而生。如果说笔者在1990年代中后期的初高中阶段,中学教师毫无保留地在课堂上扩充学生的知识面,力争把问题讲深讲透、在考纲之外略有超纲,那几乎真的是出于教师自身的一种职业伦理和追求职业成就的本能驱动的话;当下学校教育中诸如课堂留一手、课下跟着走、“堤内损失堤外补”的一些乱象,就已经跌出底线之下了。进而,彼时课堂讲授的拓展和深化,注重的仍然是基于基础原理的推论,讲求对逻辑理解基础上的深化,比如射影定理之类的内容从未进入过初中平面几何教材的正文,但它是学习相似三角形知识之后顺理成章可以掌握的推论,一般教师都会作为拓展知识加以讲授。而当下的一些教师或培训机构的方式,则是一种跳过或架空原理的“奇技淫巧”,直奔主题,设计出专为考试而生的各种机械化魔鬼训练模式,实现不需理解题目、仅靠刷题形成的条件反射就能答对的效果。这显然有违教育的初衷,是不正常的。


第三,新高考改革对于贫困地区教育来说,未必不是一种弯道超车、跨越发展的机遇。贫困地区尽管教育的硬件条件基础薄弱,但在新高考所注重的综合素质导向方面,是有自己独特的优势的。


我在之前挂职扶贫时,也经常建议当地的中学教师,一定要呵护和发挥好这种地域特色、民族风情、乡村视角,扬长避短、以长补短。农村学生从小在劳动中生长,在田野中漫步,开门见山,下水摸鱼,识得五谷,惯看牛羊,这都是相对于城市学生独特的天然优势,这是一笔宝贵的资源。


今年高考当天,我在县高中考场巡考,晚上写了篇同题作文,并跟高三老师们分享我的看法:老少边穷地区考生,要靠合理化的煽情致胜,才能有跟城市考生一较高下的机会。这里的城市考生不是省外的,你不需要跟沿海地区竞争、跟省外竞争,你只要能跟省内的城市考生竞争,能有一些比较优势就够了。该哭穷时就哭穷,该煽情时就煽情,不要犹豫。如果能把高考阅卷老师煽哭了,Ta绝不会难为你。


老少边穷地区农村孩子的比较优势不是讲逻辑,是讲感情,讲同省的城市孩子根本没有的经历。城市太扁平化了,如果上海考生面对全国卷3,还按我这个思路就不行,没有任何意义。城乡差异越大的地方,越要靠非对称的降维打击,才有一线突围的希望。这些年来参加本校自主招生和综合评价录取面试的一个感受就是,今后的选拔性考试对学生富有逻辑性和生动力的自我表达能力的要求,会越来越高。一味“傻学”却“茶壶煮饺子,有嘴说不出”,会成为最大的短板。



二、新高考:想说爱你不容易


当然,这种突围只能是局部性的“小聪明”,长期看、总体上还是差得很远。不卑不亢的目的是策略上更好获取外部同情和增强自我信心,但心里一定要清楚自身的短板和未来的大势。现代化这个潮流一旦卷入,就是不进则退,不可能再退缩回浪漫的田园诗中。如果最终还说得自己都当真了,那就完蛋了。农村是有一些独特优势,其目的是错位发展,最终还是要百川归海,融入教育现代化这个轨道。要让贫困地区完全放下顾虑,拥抱新高考改革,并非易事。县教育局的柯局长就掰着指头,向我们倾诉了他们的四大“不易”:


第一,基础条件较差。每年初中毕业生有6900人,能够进普通高中的只有3100人,剩下的一大半只能通过读职业学校的途径“曲线救国”,完成更高阶段的升学。而根据国家教育发展的统一规划要求,2020年高中毛入学率要达到90%。根据测算,届时要解决4000人的高中入学缺口。他们在2016年申报了新建一所高级中学的建设计划,但在随后宏观经济形势和金融监管政策的新变化影响下,地方政府缺乏资金来源,学校开工即停工,生源缺口也就无法填补。


第二,师资水平薄弱。由于教师特别是义务教育阶段的中小学教师,在我国一向是具有公益性的事业单位身份,因此无论人事制度改革如何深化,这一块的变动动得了大学老师,但中小学老师的事业编身份坚如磐石。这当然体现了国家的重视。然而另一个角度来看,贫困县在师资条件上的不足,也就首要体现为总体上受到经济社会发展条件的约束而在教师编制上的总量控制。


上级部门是按照总数核定给县教育局,教育局再按照每个学校的学生数把教师编制核定给学校。但贫困县教育的一盘大棋是异常复杂的,首先要确保义务教育阶段,这是雪中送炭。在有余力的情况下,还要向前追溯“源头活水”——发展学前教育,推进“一村一幼”,随后才能为下游应对高考的重镇——高中阶段锦上添花。所以贫困县的师资配置经常出现各种方式的“拆东墙补西墙”。为完成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的要求,“就近”拿出小学教师的一部分编制去补幼儿园,然后就要初中“补”小学、高中“填”初中。这种“填补”有时是永久性的调动,更多时候是“身在曹营心在汉”的“隔夜拆借”、“远程借调”,或者叫高阶向低阶的“支教”。


一方面是总量控制之下的这种存量结构调整,另一方面还要千方百计延揽新的人才。据柯局长介绍,他们招的大部分是云南省内一些“学院”级的毕业生,云南师范大学等更好一些的师范院校毕业生很少愿意来。此外还招了部分非师范专业的学生。这里并非排斥非师范生,不是说他们就不能教好书。但对于义务教育阶段来说,非师范生过多的话,后期需要更长时间的培训、磨合,有一个利弊权衡的问题。


即便是勉强招过来的那些年轻教师,由于事业单位招考实际上是全省范围内的竞争,一些教育大市会特别有优势。比如我挂职所在地的滇西某县,教师队伍中来自外县的占60%-70%,其中尤以教育最强的曲靖籍为最多。外县本身并不是一个问题。有的人会在当地结婚生子,这就算真正扎下根了。但也有不少工作满三年,就申请调走,人才的流动当然也无可厚非,但客观上的确给基层学校造成极大压力,也让基层教育主管部门始终面对查漏补缺、处在神经高度紧张的状态之中。


第三,思想准备不足。对于高考等重大教育改革,教育部一般都按照“三年早知道”原则,将方案提前一段时间公布,确保届时改革有序进行。原计划于2019年加入新高考的18个省市中,河南、四川、山西、黑龙江、吉林、内蒙古、江西、贵州、西藏、广东、云南等11个省市还没有出台高考改革政策的相关文件。但是国家考试制度改革最终的时间表摆在那里,就在2020年。所以不管怎样,这场根本性改革的脚步是迫近了。


但是对于贫困地区来说,很多思想认识和具体工作上的准备,还刚刚起步。比如说,对应新高考模式下的高中选科制度的改革,就对硬件条件提出了很高要求,而据柯局长介绍,县一中一共60个班级,正好塞满60个教室,没有一个空教室,也就意味着没有选课、走班进而必然产生“轮空”的周转教室,物理空间上的约束就已经让学校管理者很难解放思想,这也是一种“贫穷限制了我们的想象力”。


第四,超级学校扩张。这里所说的超级学校,并不是指衡水中学、毛坦厂中学这样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学校,而是在省域范围内一些体制机制灵活当然也就游刃有余的民办中学,以及虽为公办学校却享受到更多政策扶持、甚至本身就是政策上“造峰填谷”人为集聚各方面资源建成的公办中学。


我们在Y县一所公办初中与学生座谈后,走出校门,看到的是满墙的培训机构广告和外县甚至外州市抢夺生源的招生广告,现有框架下的跨区域生源竞争之激烈,某种程度上也可说秩序之紊乱,可见一斑。在这种烈度的生源争夺战下,贫困县最好的高中可能在录取批次上也只能排在第五批、第六批,能尽量保住中游生源就算胜利,奢想“掐尖”门都没有。那么,面对生源的劣势,老师们可能要付出百倍努力却很可能事倍功半、难见成效,长久下去,教师的职业成就感、荣誉感无从建立,好学生的走掉终究会引发好老师的走掉。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市县两级潜在的内部生源竞争关系。今年4月,我代表挂职地所在县参加2018年度全州教育工作总结会。对于举全州之力、已经办了三年、今年高考就要结出果实的州一中,州里的说法是,希望各县市要把目光放长远,都是为国育才,培养我们自己的子弟,州一中把各县市的好苗子集中培养,也不是坏事,甚至未必对各县市的高中有多大的影响。


三个月高考放榜后的事实证明,州一中确实一战成名、声名鹊起,也说明只要肯砸钱投入,一所学校短短两三年间就可以确立起自己的品牌优势。但是另一方面来看,州一中的崛起对各县市本土学校真的没有影响,不会产生虹吸效应吗?至少就我挂职的滇西某县来说,去年1100名考生一本上线还有6个,这个比率已经非常低了;但今年还是1100多名考生,只有4个上一本线。柯局长这边的情况比我要好一些,他们3000名考生上线120个,据说是十多年后再次突破100人大关。但即便如此,外部环境对于生源、教师选择的影响仍然令他们坐卧不安。



三、减负:重压之下的前行


把减负这个话题纳入与贫困县中小学校长和教育部门领导的座谈交流之中,是我有意为之。就我个人的看法,我认为目前最顶层的指挥棒是高考改革,随之而来的变革需求会层层传导,那么传导到义务教育阶段,这个命题就“降维”成了素质教育和减负话题。而大凡一项教育政策,如果不能全局范围内齐步走地推进、又不划设一定的“防空识别区”、“特区”以对政策试点开展保护的话,生源、师资、资本的区域流动,一定会按照“连通器原理”一样,趋向于“找平”水位。前些时传出的“毛坦厂中学上海招生”新闻、随后上海市教委的声明,以及最终毛坦厂中学撇清关系、声明终止该项目,大致就反映了这个事实。


在谈到减负这个话题时,我注意到中小学校长的态度有明显的差异。对贫困县来讲,小学的“负”本就无从谈起,小学校长对此比较“无感”。早些年没有普遍实行寄宿制模式时,不少学生要走一个小时甚至两个小时的山路,虽然6点多天蒙蒙亮就爬起来赶路,到校时间也多在8点多。所以上课时间经常是9点开始,到11点出头就下课,在学校吃个营养餐,就趴桌子上睡觉或小伙伴们打闹玩耍去了。西部地区客观上存在“时差”,中午普遍需要休息,这样下午上课时间就要2:30,到5点出头又放学了。有的为了避免学生天黑上路,还要提前到4:00左右放学。也就是说,满打满算,山区小学生在校上课的时间可能也就在四个小时、六节课。这种情况即便在寄宿制普遍实施之后,也作为一种旧习继承了下来。我在挂职下乡去调研村小的时候,多次看到下午3点多学校里的学生就放学回家、放飞自我了。和城市的小孩子起早贪黑的近乎“八小时工作制”(“工作时间”之外的“工作”还不算)相比,日积月累下来,他们确实少了很多有效学习时间。


如果按照前面所说的“特区”政策,地方内部之间“自求平衡”,大家都这么“快乐教育”,那问题也不大。问题在于,竞争的趋势是逐渐增强的,省城与一般城市、一般城市中心城区与县域之间的竞争压力都在层层传导,容不得你永远这么“快乐”下去。


在参加座谈的县实验中学校长看来,减负对贫困县来说,就是个伪命题。前些年甚至很多乡村小学的课程和课时都无法开齐、开足,谈何负担?而有些负担是由于教师的方法陈旧落后、工作简单粗糙、作业单调枯燥,尽是低水平重复性的劳动,没有针对性,那可不就成了一种负担?


这位校长进而把减负这个话题与贫困县脱贫的重要工作“控辍保学”联系起来,讲了一个例子。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完成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工作之后,控辍保学的压力几乎全部转移和集中到初中来了。小学的“快乐教育”轨道与初中面临中考压力而仍然不得不遵循的应试教育轨道相遇,无法对接。“我是教数学的,我曾接手一个初一班,从中挑出四个最好的学生,让他们背乘法口诀‘九九表’,最好的一个背到5,还有几个停留在‘二三得八’的水平。我只有停下来花很长时间补小学的知识。”


柯局长同意前面中小学校长的主流判断。他认为是这种僵硬的生源选拔机制人为制造了不同批次高中录取的先后差异。那么,经过五六道手之后,就形成了贫困县中学要“以二流老师教三流学生,与一流学校在市场上去竞争”的惨烈格局。“我们除了时间加汗水,还剩下什么?”但他马上补充一句,可是最需要在时间和汗水上加倍努力的公办学校,按照政策规定,是不能补课的,更谈不上教师的加班补贴。而民办中学方面却机动灵活,有密集的学习安排和对教师的充分激励。教育厅规定公办高中学习时间不超过9个小时,民办中学基本可以达到12—15个小时。


另一方面,负担也不完全来自学校。社会上的各类培训机构风起云涌也是不争的事实。史上最严厉的整治教育培训机构文件出台后,教育培训机构的数量反而“报复性反弹”了。原因何在?家长的强大需求。你严禁公办学校补课,我就到市场化培训机构去。而且不要以为只有差生补课,在这种恐慌性的整体气氛中,好学生也会害怕,各个“争先恐后”。在这种压力推动下,公办教育不断退缩,原本属于它的很多功能也由于被束缚了手脚而被转移、外包出去。以至于在很大范围内形成了“好学校基本都是民办学校”的现象,这对于教育强国的目标和普惠性的教育公平,未必就是一件好事。


但是,减负毕竟是当下教育政策中最大的政治正确。即便有“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的重压在,也只能“小马拉大车”,勉力前行。短期的治标之策是“就作业论作业”:重新认识作业的功能,优化作业的配置。


一方面,要原则上终结“一篇作业全班做”的现象,分层分类地因人而异、因材施教。比如95分的学生是否就可以不布置作业了,避免低水平、单调的重复作业。对后进学生,则要在作业布置上注意打基础。


另一方面,要禁止那种惩罚性、报复性的作业。作业不是一种惩罚工具。类似学生不听话就要求其抄写一百遍、两百遍的作业,背离了作业的基本功能,毫无道理。中期的治理措施是改进课堂教学:课堂教学效率低、质量差,学生枯坐教室、神游万里、虚度光阴,用课外时间来“找补”是舍本逐末、买椟还珠,在这方面,教师自身和学校管理者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长期的治本之道,只能是逐渐达到更大范围内的城乡“同此凉热”、让教育改革的“特区”集中连片、铁索连舟,才能避免各种外部力量的冲击和影响。



四、乡村教育:困境与突围


随着2020年的临近,贫困地区由脱贫攻坚向后脱贫时代的乡村振兴相衔接的脚步日益临近,在国家对教育的重视和投入日益增加的当下,未雨绸缪地关注和谋划乡村教育在乡村振兴中如何发挥振衰起蔽、强基固本的关键作用正逢其时。


贫困县教育工作主要面临三个困境:


其一,点多面广,小散弱。由于贫困县包括大面积的农村区域,义务教育阶段重心也都在农村,长期投入不足、条件落后、硬件缺口大。


其二,教师招不进、留不住、教不好。以Y县为例,2014-2018年共招聘教师1400多名,目前已流失600多名。尽管在招聘中,主要面向农村基层的特岗教师占比达到80%,但合同期满后,有相当高比例的特岗教师流向其他城市或行业,高流动性对于教书育人这样一个需要精心设计和静心对待的事业来说,是一个致命的打击。


其三,城区拥挤,乡村空壳化严重。城区学校集聚了各种资源,也吸引了众多的学生,甚至有些重视子女教育的家长,完全是作为“随迁家长”,自己的工作是受子女就读牵引的。一方面是城区学校拥挤不堪,经常形成2500人以上的超大学校。另一方面是乡村资源大量闲置,出现相当数量的“一师一校”(指一所村小只有一两个老师)


从这三重困境中突围,需要辩证把握城乡教育均衡发展与教育资源一体化之间的关系。无论是城区学校还是乡村学校,都存在一个适度规模的问题,超越自身硬件基础和师资条件的支撑,必然不可持续。


我在访谈中听到这样一个事例,前些年有两个刚毕业的年轻大学生被安排到边远山村的一个村小,说是村小,其实只能说是小规模的教学点。两个人起初还兴致颇高,每天教学之余,谈天说地。一个星期后,似乎把一辈子的话都说完了,无话可说。三个月后他们到镇上去,别人认不出了。


这个例子启示我们,教师这个行业是需要相互启迪、互相砥砺、教学相长、教研互促的。一个人的坚守固然是一种情怀,足以令人感动,但从教书育人规律、学生成长规律和教师成长规律来说,这是一种并不科学合理、需要加以改变的状况。因此,有必要具体分析乡村学校撤并的综合影响,不宜一概而论地否定。既注重城区学校“螺蛳壳里做道场”的精细化管理,实现硬件条件和校园环境的零敲碎打、累积改善;也发挥乡村学校相对于城区学校在设计规划、资金投入、项目建设、土地资源方面的独特优势,一张白纸好作画。在城乡之间,尽力求得边际上的平衡;在新旧高考制度鼎革之际,借势而上、顺势而为,以乡村教育的突围助力乡村振兴的实现。


这次调查时,也专门抽空到一所比较精致的乡村完小与教师们座谈。十几位老师先后发言,起初是一些从教三十年左右的老教师“忆苦思甜”,回顾了从当初的不论远近、普遍走读到如今的普遍寄宿制模式的变迁,至少带来了两个方面的好处:一是大幅减少学生耗费在山路上的行走时间,实际上也就是延长了学生的有效学习时间。二是避免了极端天气条件下因走读而发生安全事故的风险。当然,这位老教师只讲了寄宿制的好处,并没有辩证指出其带来的两个新问题:一是在时空坐标上用学校替代家庭,对于一个孩子的人格成长来说,并不是尽然是好事;二是变相更改了教师的角色定位,相应地也使其工作时间扩展为早上7点钟到晚上10点钟,承担起对于学生的无限责任。


一位“少壮派”教师打破沉闷,抛出了他目力所及的乡村学校三大困境:


第一个问题是老龄化严重。教师不专业的话,再多再全再好的硬件设施也都是摆设。平均年龄超过50岁,民师转正的底子,很难玩转各项现代教学设备。勉强去转岗培训,也往往力不从心。一位58岁的老教师被安排去教音乐课,他自己讲,参加了培训,但也忐忑不安,不知如何讲起。一位中年教师颇为认可,她说自己今年48岁了,在这个学校工作了12年,奇怪的是,每一年她的年龄都在平均年龄以下,一直到这么大年纪,还在平均线下。


第二个问题是留守儿童的不可逆性损伤。他认为,留守儿童的问题绝不仅仅是一个学习态度、学习动力的问题,更严重的是他们的心理健康因成长环境中父爱母爱的缺席而残缺,这种遗憾是难于弥补的。不少小孩子平时寄宿在学校,到了周末可以回家却不想回家,仍然愿意留在学校,与老师、同学相伴,这对乡村教师或许是一种“成功”和认可,但是,一个孩子这种“不想回家”的情绪,正常吗?


第三个问题是为教师“减负”刻不容缓。教师的本职工作是教书育人,但是当下的教师不得已要把大部分精力用在与教书育人关系不大的一地鸡毛、各种琐事之中。档案资料整理、控辍保学劝返等教育系统内部的各项任务已经不轻,更为严重的是,地方政府又特别“高看”广大中小学教师群体,在县级层面,这算得上是知识分子读书人聚集之地了,所以大凡有什么任务,都不忘拉上这支队伍一起干。这位老师感慨,有时候正在上课,一个电话打来,往往是张口闭口就要交材料,老师们不得不中断课堂教学去应对这些临时要求。太多的会让教师去参加,太多的文牍工作卷入到校园之中,要开会,就要留下痕迹,就要痕迹管理,慢慢地就形成了一股形式主义的风气。另一位中年教师插话说,你看看我们现在说话的这个教室,黑板报上整版的“扫黑除恶”内容,这种宣传弄到小学生这里,难道不是形式主义吗?真的需要为中小学教师“减负”了。


最后一位中年教师谈了当下课程改革和教学改革背景下,传统教学面对的挑战。那种一支粉笔两本书的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新课改对于学生自主学习兴趣的激发和课外阅读的数量质量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很多家长抱怨学校老师总是让他们给孩子买书。可是在当下的教育改革框架内,如果没有大量阅读,孩子的语言和表达只会更加贫瘠,城乡之间的教育鸿沟只会更加难以逾越。完全借助于学校来推动学生阅读量的扩大,并不现实。一来人数众多,招呼不周在所难免。二来不少学校的图书室徒有其名,只是在脱贫攻坚和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压力下,为满足“生均图书”的指标和要求,突击性地采买图书,或接收图书企业为甩库存而以扶贫之名所做的捐赠。这就造成三个问题,一是同一本书副本过多(十册甚至二十册),二是采购过程粗糙导致的图书鱼龙混杂、滥竽充数,三是在预算约束下刻意低价购置那些早已过时和没多大意义的旧书。所以学生不愿去图书室、借阅率低等现象,深究起来,学校就没有责任吗?



五、题外的话


乡村教师们这些抱怨和吐槽的意见,我在滇西挂职一年间听得很多了,但学生们的体验是新鲜的。这种新鲜感并不是一种猎奇,更多的是一种超脱于问卷调查机械作业重复劳作后的豁然开朗,一种接触基层真实运作过程、静听乡村教师倾诉心声后的沉重思考。


今年4月,知乎上有个热贴,原本是对中部地区某学者一稿多投事件的问答,最后竟顺带引来其所在学院不少学生的吐槽,抱怨自己在极大压力之下,成为完成该教师所在学院各项课题的工具,疲于奔命地在做问卷、写报告、再做问卷、再写报告之间钟摆式机械化运动。


6月的时候,看到一则山西某中学班主任老师在高考结束后带着11名高中生从朔州骑行1800公里到上海的新闻,特别赞赏他所引雅斯贝尔斯的一句话:“教育的本质就是一棵树摇动一棵树,一朵云推动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他身体力行,做到了。


上述一反一正两个案例,给我很大的镜鉴和启发。两年前我也曾带队到辽东某县调研,那时是10个学生,五天时间走访三个乡镇的六个行政村,做150份问卷。彼时尚觉轻松,但也已有意识地增加了不少自选动作,带着学生访谈村中各路“明白人”,探究“大脚超市的困境和出路”(详见腾讯·大家专栏《给<乡村爱情>里的大脚超市找出路》


今年学校方面的要求更多一些,带12个学生,五天时间走访三个乡镇的十个行政村,做240份问卷。如果按照正常的节奏安排,必定是每天上午一个村,下午一个村,做满五天。可是那样下来,学生就真的成了问卷机器了。行前,我跟学生们开会,达成了共识:我们要抢进度,为自主调研争取时间。目前看来,基本上达到了这个目标。


总体上讲,我们学校的所有专业都属于广义上的财经学科,广义上的人文社会科学。这是要与人打交道的,要关心人的安危冷暖,要做有温度、有情怀的研究。走出校门,去农村田野、城市街道,了解这个社会的基本运作过程,了解每个人谋生计的个人成长过程,倾听他人的故事,加深自己的理解,这是调查给我们的额外收获。我相信他们会记住这次调查,不是记住它的结果,而是享受这个过程,并且在今后的学习和工作中,每当遇到困难和问题时,能够通过扎实的调查研究和独立思考来克服。



后记


7月27日到8月2日,我带着12个学生,来到滇北某国家级贫困县Y县做农村调查。这次调查是敝校业已开展了十二年的“千村调查”的一个部分,本年度的主题是“乡村教育”。我们先集中用三天时间,对三个乡镇的十个行政村做了250份问卷。在此基础上,我列出了后续的任务清单:访谈教育局长,了解新高考改革和课程改革背景下县域教育的压力、困境和出路;与资深中小学校长和资深教师座谈,了解校际竞争和教育减负背景下学校怎样突围、教师如何成长;与代表性的初二学生(兼顾乡村和县城)座谈,了解作为被教育者、需求侧的学生,对此前的义务教育过程的感受和评价。


此间在县教育局与柯局长以及十余位中小学校长和骨干教师的座谈交流,让我们一行受益颇多,也让我们对边远山区国家级贫困县的基层教育工作者如何认识当下若干重大教育变革、如何把握具体的政策执行过程,加深了一些理解。



参加本次调查的有上海财经大学博士生宋锐,硕士生赵明明,本科生陶冶、曾唯、廖浚丞、王雪菡、冯劲、马帅行、王昭禧、龚筱敏、赵一凡、杨津凤十二位同学,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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