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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7-09 19:09
去乡下读书,在村小消失之前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青年志Youthology(ID:openyouthology001),作者:王大可,编辑:阳少,题图来源:受访者提供

文章摘要
本文讲述了乡村小学消失以及斯民小学吸引外来学生的情况,并介绍了设计师安可开启的“溜村”项目,以及乡村美育的挑战与机遇。

• 💡 安可通过“溜村”项目让孩子们更了解学校所在村庄,增加乡土认同

• 🌱 T+计划通过支持乡村教师美育素养发展,打破乡村教育薄弱现象

• 🌟 学会告别项目帮助学生面对母校离别,促进珍惜与成长

小规模乡村学校(以下简称 村小)是庞大教育系统的“神经末梢”。从2001年到2012年,在“撤点并校”的过程中,全国村小锐减三十多万所,平均每天有68所村小消失。


2012 年 9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规范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调整的意见》《关于全面改善贫困地区薄弱学校基本办学条件的意见》等一系列文件,纠正撤点并校中某些偏差,也是对某些地区村民坚决反对撤点并校的政策回应。但在国务院叫停后,村小仍以每天 16 所的速度在消失。


然而,位于绍兴诸暨斯宅村的斯民小学却吸引了外来学生的反向流动。斯民小学是斯氏祖先于1904年在家宅上创办的新式学堂,也是中国第一所实现男女同校的学校。到2023秋季学期,全校已有108名学生,其中一半来自外地。他们有的是为了逃离内卷、从城市带着孩子来读书的伴读家庭;有的则是在诸暨打工的外省家长,把孩子送来寄宿读书。


成长背景各异的孩子们该如何相处?伴读家庭怎么融入在地生活?随着外来家庭越来越多,如何让乡村小学在城市经验的冲击中,保持生于斯长于斯的自在笃定?这些都是留给乡村美育从业者的问题。


安可是一名设计师,3年前,她带着孩子从杭州来到斯民小学读书,成为一名伴读家长,随后她开启了“溜村”项目,试图用行动回答以上问题。溜村包括但不限于去村民家“做客”,做当地美食;去营业场所参观;去村里的山间、公园和小溪边玩耍等等,充分利用乡村本土的自然及人文资源,使参加的孩子更了解学校所在村庄,增加乡土认同。


因为溜村,安可结识了乡村儿童美育公益行动网络的执委龚瑜和成都A4美术馆iSTART儿童艺术节(以下简称 iSTART)的总策展人李杰,并加入了由他们共同发起的“T+乡村教师美育素养发展支持计划”(以下简称 T+)。在T+和iSTART的启发下,她让更多斯民小学的学生成为了溜村的共建者,而这些成果也出现在了今年iSTART十周年的T+展厅里。


受iSTART的邀请,我们跟随这些乡村老师和策展者的视角,试图提供一个管窥乡村美育的窗口。


反向流动


安可是在央视的一档纪录片中了解到的斯民小学。片子里,学校书声朗朗,在江南特有的灰瓦白墙的硬山顶建筑中,穿着中式盘扣校服的学生穿行。每周还设有诵读课、书法课、诗经课等等。


那略显古老的木砖结构教学楼与康有为题写的门额、不拘一格的课程设计以及孩子们在乡间小道上奔跑的情景,忽然打动了她。


当时安可在杭州做设计工作,儿子就读于一所小有名气的学校。孩子上到二年级时,肉眼可见的不快乐。紧张学习的气氛,同时横亘在家长与孩子的头上。“在钉钉群里,老师会艾特表现不够好的同学家长,成绩不好的学生会被扣上一些帽子。” 


看到孩子童年充满忧愁,安可的倦怠感时常升起:“才二年级就这样搞,那以后还有初中高中怎么办?”


看到纪录片后,她先是带孩子来斯民小学踩点试读了两个月,发现孩子更愿意在村里上学。于是安可辞去杭州的工作,开启了伴读生涯。一年后,她也被聘为了斯民小学的生活老师。


像安可这样从城市携家带口来上学的伴读家庭,在斯民小学不是唯一。伴读家庭一共有二十多户,分散租住在村子里,家长身份有企业家、医生、公务员、心理教育培训、自由职业、全职太太等。这批家长大都受过高等教育,利用村里的公共空间组织各种活动,练书法、踢足球、练武术、做手工、读经典、放电影……自发形成了伴读社区。


斯民小学之所以能够接纳外来学生,也缘于此前的撤校浪潮。尽管有着优越的外部条件——充满韵味的校园、百年老校的口碑、各大媒体的背书,也耐不住城镇化的巨轮。2005年,学校有四百余名学生,到了2021年,只剩六十几名。家族中德高望重的斯章梅先生曾跟校长斯剑光说:“剑光,不能坐以待毙啊!要想想办法!” 因为在斯宅村人心目中,这所学校是祖先创办的,要是关门了就对不起祖宗。


而斯民小学所在的诸暨,袜业尤其出名。每年全球1/3的袜子都出自诸暨,是国际袜都。欣欣向荣的产业吸引了大量务工人员,围绕着他们,相应的服务业也崛起——做早餐的、卖烟酒等等小生意。他们通常没有缴纳社保,因此他们的孩子无法像北上等地的随迁儿童那样在当地就读至中学。


诸暨市教体局打破了原先按户籍招生的政策,特批斯民小学向外省籍学生开放招生。只要是小学适龄儿童,无论户籍在哪里,都可以来斯民小学读书,并且拥有学籍。


镇政府先后给斯民小学配备了两辆校车,接送路远的学生上学。招生信息公布后,一些在诸暨打工的外省家长闻讯,把孩子送到斯民小学寄宿,还有一部分逃离内卷的家长带着孩子从杭州来斯民小学伴读。到2023秋季学期,全校已有108名学生,其中一半来自外地。


雪后的斯民小学


“溜村”


斯民的学生,泾渭分明地分成了三部分,一部分是本地村民的孩子,放了学便回自己家;一部分是外来有家长伴读的孩子,在村中租了村民的房子;还有一部分是住校的孩子,由生活老师照顾着,放学后一起写作业,一起活动,再一起回到宿舍中,出于安全考虑,他们的活动范围很小。


生活老师这份工作的琐碎,是很难想象的。住校的孩子有些年纪小,不会自己洗澡,也不会绑头发,都需要指导和协助,恰好安可任职那年,一年级新生增多,一群小朋友,似嗷嗷待哺的小鸡,围在安可身边。


也许别人会更愿意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但安可看着校车在周五准时将住校学生拉走,周一早上再拉来。尽管学生一周绝大多数时间生活在村里,但是和村里鲜有联系。所以安可想多带他们出校门转转。


安可最初没有做太细致的规划,“溜村溜村怎么来的,就是带孩子们溜达溜达出来的。”第一次溜村,安可找了同样是伴读家长的朋友合作,带孩子们去村里新开的樱花公园转转,朋友很细心,购置了反光背心,这样孩子们行走于路边更安全一点,“但是你知道,我们村里的马路那么窄,没几步要走的好吧”,说到这里,安可老师也笑了。溜达完,朋友给孩子们煮了点心,一点小圆子、鸡翅和零食,孩子们吃吃喝喝很开心。


做到第三期,有一名斯民校友大力邀请安可带着孩子们去他的露营营地玩。给孩子提供了全套的露营、野炊装备,有学生向安可感慨,从来没有来过这么好的地方。


从这期以后,村里与安可相熟的朋友踊跃地报名带领溜村,有在村里的博物馆馆长,也有民宿运营者。“一次去乡村博物馆,有一名孩子吃得太撑,吃到吐了。”起初安可有点不解与生气“这么大孩子了,怎么连饥饱都没个数呢?” 后来安可意识到这样一顿乡村土菜,对他们来说是“大餐中的大餐”了。


今年毕业季,安可给即将毕业的学生做了一场毕业前的告别仪式,由校长带领孩子们去参观校园的原校址,并且讲解它们的渊源。尽管在这里上了六年学,孩子们并不了解学校沉甸甸又光荣的过去。


尽管在村里的朋友配合积极,但一期一期“溜村”带下来,村里能薅的朋友也差不多了。现场执行诸事琐碎,要策划、要对接、要负责安全,还要争取见缝插针拍一点视频素材,安可也显出疲惫。


这是大多数村小教师都会遇到的问题,学生没有和爸妈住在一起,因此家校之间有壁垒。此外,安可很难找到长期合作的伙伴。学校人力有限,住校学生的家长无法寄托希望,“平日里告知他们孩子牙膏没有了、降温衣被有短缺,这样的需求有的家长都会忽视。”


毕业溜村,在斯民小学前身象山民塾的泮池边唱歌


让儿童成为共建者


带着疲惫和困惑,安可遇到了乡村儿童美育公益行动网络的执委龚瑜与iSTART儿童艺术节的总策展人李杰。


李杰留鬈发,人很亲和,因此被儿童们叫做“爆米花叔叔”。他很健谈,对用词很敏锐。iSTART践行儿童艺术多年,一直强调“为儿童赋权”,但李杰忍不住指出,他不喜欢赋权这个词,因为这带有上位者施予下位者的意味,但他暂时也找不到更合适的词汇。他也不愿意用“核心与边缘”这组关系来理解城市与乡村,其中的强弱观念呼之欲出,他更愿意称之为“多元”。


面对安可的倾诉,李杰说,我们很难要求被迫流动的家庭主动去做志愿者。


安可说这句话让她“醍醐灌顶” 。自己来得早,是全村第二个来伴读的家庭;在村里待的时间久,见证斯民小学近几年的回温;担任过生活老师,也与住校学生有感情。但不是人人如此。


“那个时候我真是焦头烂额。八点已经是住校生要上床的时间了。来帮忙的朋友到点需要离开,我们常常整理到九点多十点多。有时候也不被理解,我一度觉得我弄不下去了。” 中途安可病了一段时间,溜村也暂停了。


如何帮安可解困?提出的建议是“相信儿童的力量”。安可很负责很尽心,把一切的事情担在自己手里,但在龚瑜看来,这就是症结所在——把儿童当作一个等待服务的对象。如此一来,很多事情便理不顺了。当学生只是一个被服务的人,像一个“消费者”,那Ta喜不喜欢这个活动,还要不要继续参加这个活动,是个未知数。如果学生热情不高,安可反倒要替招募发愁。但如果,孩子是活动的主人,是一个策划者,“Ta不仅是自己要参加,说不定还呼朋唤友拉别人来参加。”


李杰和龚瑜都建议安可尝试一定程度的“放权”。如果是安可去找村民谈,由于村庄的熟人社会,也许会戒备,会猜疑安可的用心。与其安可独自殚精竭虑,不如让学生主动地约自己的家长,“如果这件事从安可想做变成学生自己想做,性质就不一样了,村庄未必会支持你,但会支持自己的后代。因为儿童是天然的链接者,又由于儿童不在经济的语境里,村民眼里这件事变得更单纯了。”安可在思索这些建议她是否应用到下一步尝试中。


溜村名额有限,如何筛选才能凸显儿童的视角?安可不想用常规的小红花集分制度,在她看来这是一种优绩主义。她和学生讨论如何选拔更公平,最后决议的方式是学生写纸条自荐,比如参与溜村的原因,或是立下目标,做到了就可以参加。


连续四天不出现计算错误


阿姨,我这星期英语进步了,因为上学期我英语只有七十多分,这星期期中考了八十多,我推荐自己去溜村


安可阿姨,我和上学期不一样,我上学期不举手,现在我今常举手,所以我推见自己


我10天不说张(脏)


这些纸条,包括生动的错别字,最后都陈列在展厅中。



第十届iSTART儿童艺术节展览,“T+乡村教师美育素养发展支持计划”展厅现场,2024


于系统薄弱处,挖掘乡村美育的优势


龚瑜说到激动处,语气常常又急又亮,饱满充沛。她以玩笑口吻说,起初和安可交流,总被搞得“一肚子愤怒”,无论她提什么,安可总是说不行不行,这个在农村办不到的。


这或许是出于一种对乡土社会的不信任。“现在情况大不一样了”,龚瑜继续玩笑,“终于迈出这一步,开光了,再也回不去了。”


2022年,龚瑜代表乡村儿童美育网络和李杰一拍即合,商议发起T+乡村教师美育素养发展支持计划(简称“T+计划”),持续在每年的iSTART儿童艺术节亮相,希望“T+计划”聚焦到支持乡村教师的成长上,而不是简单的乡村教育成果展示。


T+计划不只是每年一度在展览期间“昙花一现”,它是持续进行的行动,有线上工作坊,也有线下的研学营。“研学营二十位伙伴围坐一起,哭了半圈人”,龚瑜说,“很多人都说自己是奇葩,是所在环境里孤独的灵魂,不被理解。”


错综的支持网络及时接住了这些“孤独的灵魂”,正因为网络里有校长、有支教教师、有教育研究员、有家长等生态系统中位置不同的人,一个问题被提出时,才可以彼此补充视角,提醒对方看不到的盲区,而不至于只是一个倾倒苦水的地方。


龚瑜常常感到遗憾,那么多乡村教师没有发现自己拥有多么大的优势,城市里的教师像拼图的一片,丁是丁卯是卯地教着众多科目中的一科,像大厂的螺丝钉。而乡村教师,则是一幅全景图。


由于过去村小的教育价值被严重贬低,村小成了薄弱、需要帮扶的代名词。村小或待人援救,或被撤并。而幸存的村小里,“仿城化”倾向很严重。譬如老师给孩子灌输一些城市中的卫生观念,这固然是文明的进步的,但与乡村孩子们的成长经验相悖,于是造成了他们的困惑,认为自己家乡是落后的、被时代摒弃的。


“城市叙事”的催化,使儿童一味地厌恶自己的来处,想与乡村割席,一心只想背弃生养自己的土壤。这与美育背道而驰,美育的过程就是建立关系的过程。儿童与他生长的土地建立关系,才达到了乡村美育的目的。


在乡村中做美育,需要警惕的是,是否仍然架着一种城市的思维与审美?如果带着这样的审美进行美育,会不会也成为一种美育的压迫,审美的压迫?


李杰则认为,乡村教育系统性薄弱,反而是一个能动的优势。因为太多城市教育系统的老师受困于教学检查,受困于各种的所谓的成绩评比,能动性几乎被榨干,自己也沦为了教育系统的被动接受者,没有办法再有时间去跟孩子成为伙伴,去关注孩子的需求。


来自四川省广元市清河小学的校长廖中华也有同样的看法:“小并不意味着落后、弱小,反而是小学校、小班的优势,更适合学生个性化发展,更容易实现学校的创新发展。”


龚瑜想到一名连续两年参加T+计划的尹一青校长,他带学生们探究家乡的桥,在体育课带领学生外出,去到村庄里测量传统的桥;在科学课上,学习“承重”和“连接”的关键概念,用1元1副的扑克,把桥拼接出来;信息技术课上,他带领学生通过互联网去看全世界的桥……他将综合实践课,变成了科学课、体育课、信息技术课的结合,“不敢想如果在城市里的学校,他的跨部门沟通量会有多大,光带学生出门就要报备审批,不知道多久才可以实现。”


那么在进行乡村美育的过程中,老师该如何转化在地资源,成为自己的教具呢?


首届乡村儿童美育公益行动论坛上,李杰举了乡村教师崔作川为例子:因为村里特别容易起“平流雾”,崔老师就会在起雾的时候,说服其他班上的老师,一起带着全校的同学去农田里面,去用手去感受那个雾,去用鼻子去闻雾的味道,去跳起来,看着它能不能摸到,因为那个雾是悬浮的。孩子们还会拿一个小纸片写下对于雾的感受,有可能是一句诗,也有可能就是一个词,也可能就是一点感受。很多学校都有晨读,有语文课早上的朗读,但崔作川没有把它变成人和书本的教学关系,而是把这个课堂放到了这样一个特别的自然环境当中。


崔作川在计划中很活跃,但不久前,她供职的河南信阳一所村小近年由于生源太少,也关闭了。


在城乡的开裂中,修修补补


在城镇化进程中,斯民小学像是一个特例,更多的小学仍避免不了消失的命运。四川省中江县集凤镇石垭分校因生源减少的情况,学校即将拆校,孩子与老师今年夏天就会转去其他学校。斯民小学和石垭村小之间形成了一组互文与镜像,是这个时代的注脚。


石垭村小的最后时刻被放在了展厅的“学会告别”项目中。展厅用一道蜿蜒的河串联起今年的12个项目,这是一种因地制宜,正好可以沿着A4美术馆的上一场展览 "成都Chengdu" 的墙面继续使用,而河流这个意象也适合的乡村计划,河流是所有人的乡愁。


学生如何面对与自己母校的离别,这是学生现实生活中的真实问题。“学会告别”准备围绕闭校开展包括我为学校拍张照、我为学校唱首歌、我为学校写本书、我为学校做设计等四个环节的活动。经与A4美术馆iSTART项目作沟通后,将原计划的几个活动进行整合,确立了“学会告别——我和我的学校摄影展”,由学生自主拍摄学校的难忘画面,写下对学校的赠言或感受,在A4美术馆的指导与支持下制作为明信片的形式进行展览。


这些明信片被放置在一扇窗棂中,若要仔细阅读他们,需打开窗。窗子复刻石垭小学窗子的样式,因时间有限,没能漆成蓝色,因为提及将要告别的母校,很多学生不约而同提到,最难忘它充斥于校园中独特的蓝色,蓝色瓷砖、蓝色的墙,就像拓进脑海里一样……


没有一次迁移不会造成文化震荡,而正确地表达爱、歉意与感激是人的终身功课。“学会告别”,孩子幼小的心灵,几乎第一次遇到如此重大的告别,且是不可逆的告别,一个好的练习,怎样教会他们将珍重随身携带,渡过人生更多的渡口。


村小的消失似乎是大势所趋。但城市的学校和严苛的户籍制度没有做好准备接受村小来的“教育难民”,大多数被撤校的村小学生,只好去镇上、县里上学,接受看似更集中与丰富的教育资源,但是在城镇中租房、额外增加的伴读费用,也令不少家庭感到压力。


这是一个结构性问题,空心村越来越多,很多村小老师都将成为"村庄消失最后一瞬"的目击者。尽管在时代的巨轮下,他们积极做一个补墙者,扶起村小摇摇欲坠的“墙",也是一个开窗者,开启孩子发现美的窗。社会永远需要行动者,“这条小鱼在乎”,但这更像是在弥合一些缝隙,更大的开裂应该由谁来负责呢?


石垭分校学生开展“我为学校拍张照”活动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青年志Youthology(ID:openyouthology001),作者:王大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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