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战略星球（ID：gh_dec3128eacc9），作者：李尚滨，原标题：《智库看东莞之三｜“机城”东莞》，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东莞，北接广州、南临深圳，在1985年前都只是一个隶属于惠阳地区的农业县。

1978年7月，国务院颁发了《开展对外加工装配业务试行办法》, 广东省委率先做出发展来料加工的决定，东莞、南海、顺德、番禺、中山作为先行试点县。

东莞人敢为天下先，充分利用海外侨胞多和毗邻港澳的人缘地缘优势，大胆利用香港和国外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发展，引进我国首家“三来一补”（即“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企业，从此开启了“世界工厂”的制造之路。

网络上一句“东莞塞车，全球缺货”的戏言，充分反映了“东莞制造”的世界地位。

经过多年的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现在智能手机产业已经成为了东莞最重要最具代表性的产业。全球知名的华为、Oppo、Vivo等大牌手机目前均产自于东莞。

东莞市市长肖亚非在今年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表示：全球每4部手机就有1部产自东莞。

改革开放40年，东莞工业经历了从传统农业走向农村工业化的起步阶段；大力发展外源型经济、打造加工制造业基地的成长阶段；以及扩大发展规模、打造主导产业、延伸产业链条的腾飞阶段。

从来料加工的“东莞制造”到自主研发的“东莞智造”，东莞用40年的时间走过了西方世界百年的工业化进程。

东莞，是中国改革开放开创世界性奇迹的一个缩影。

一、从“借船出海”到“造船出海”

1、星星之火

1978年7月30日黄昏，港商张子弥来到了东莞虎门，他茫然地四处环顾这个落后的小乡镇。

时值香港制造业成本上涨，张子弥在香港荃湾的两间工厂，遭遇着利润不断下降的压力，被逼到濒临破产倒闭的边缘，他想回刚刚释放出改革开放信号的内地寻找机会。

他拿出一个黑色手袋给东莞太平手袋厂第三任厂长唐志平，并问道：“你们做不做得出来？”唐志平接过后组织了几个工人通宵研究，尝试用缝纫机“依样画葫芦”。 

第二天一早，张子弥就收到了新制的手袋。“真是一模一样!”他没想到这些工人居然可以在短短一夜做出几乎百分百接近的手袋。当下，张子弥就与太平手袋厂签下了300万的投资合同。 

　　▲　太平手袋厂 

9月，太平手袋厂获得中国工商总局颁发的第一个“三来一补”企业牌照，编号为“粤字001号”，成为中国第一家“三来一补”企业。而工厂仅第一年就获得加工费人民币100万元，创汇60万元港币。

随着太平手袋厂、龙眼发具厂等一批港资企业的成功，港资企业纷纷进入东莞投资设厂，他们不仅是投资者，还是东莞外资的“信使”和启蒙者。随着港资的进入，台资、日资等来自世界各地的企业纷纷开始入驻东莞。

这些个人和企业为东莞、广东乃至整个中国引入了大量的资金、人才、技术和先进的管理模式，点燃了“中国制造”的星星之火。

如今回首，东莞发展加工贸易正好碰上了发生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全球制造业转移浪潮，凭借港商、台商等“大船”的资金、技术和营销渠道，与自身的劳动力、能源及土地成本等要素相结合，东莞制造“借船出海”迅速占领全球市场，成为闻名中外的“世界工厂”。

2、危机与重生

东莞，创造了“东莞模式”，借此一路高歌，看似风光无限。然而产业的发展总有它自身的规律……

“东莞模式” 在2007年达到顶峰，全市生产总值2151亿元，占全国的1.2%，占广东的10.2%。来源于东莞的财政收入529.5亿元，占全国的1.05%，占广东的7%。东莞综合实力位居国内大中城市第12位，全市22个镇街全部入选中国千强镇。

如前三次世界产业转移所启示——“两头在外，大进大出”这种以“牺牲环境”和“榨取廉价劳动”的生产方式，只能是饮鸩止渴。果然，危机在大家都意料不及的时候降临。

2008年，金融危机，东莞1/4的企业破产倒闭，150万产业工人失业。

单单2009年一年，有1600家台湾企业、2000家香港公司从东莞撤离。

2014年12月间，知名手机零部件代工厂苏州联建科技宣布倒闭，东莞的关联公司万事达、联胜成了被殃及的池鱼，也宣布倒闭，7000人丢了饭碗。

2015年元月，诺基亚工厂从东莞搬去了越南……

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打破了原有的“东莞贴牌生产—全球销售”分工模式，利用劳动力及土地成本低的优势，赚取稳定加工费的老板们突然发现自己的代工企业没有品牌和技术，一下被推到了生死边缘。

东莞充分意识到劳动力和土地等要素价格的上涨成为旧产业发展的瓶颈，经济“腾笼换鸟”、产业转型升级势在必行，从政府到企业家一致认识到加大研发投入是实现东莞可持续发展的唯一通道。

通过积极打造加工贸易转型升级新体系，打破外来技术依赖，东莞企业开始向“微笑曲线”两端延伸。实现从“生产”到“设计+研发+生产”、从“生产车间”到“企业总部”的转变。

大量民营企业通过创建自有品牌，有的甚至直接收购原来代工的品牌，“走出去”直接在海外设厂，“造船出海”成为东莞对外贸易的新趋势。2018年，东莞民营经济增加值突破4000亿元，达到4105.49亿元。接近东莞一半的生产总值。

依托珠三角完整的电子通信产业链和人才储备，华为、Oppo、Vivo等一批东莞制造的东莞品牌逐渐发展为龙头企业，有力地带动东莞工业经济的发展。智能手机产业也成为了东莞经济的支柱产业。

2019中国城市经济竞争力排名当中，广东省东莞市排名第10。东莞是进入前十名的唯一一个地级市。排在他前边的，不是北上广深这样的超级城市，就是计划单列市、省会城市或者直辖市。

 ▲中国社会科学院和经济日报社共同发布：《2019中国城市经济竞争力排名》

金融危机10年过后，东莞先进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占比分别达到了53.8%和40.3%，成功实现了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脱胎换骨”。

3、世界“机城”

知名市场调研机构 IHS Markit 手机全球出货量报告显示：2019年第二季度中国手机品牌Oppo成功超越苹果，跻身前三。

如此一来，手机前三，再也不是韩中美三足鼎立，而成为了一韩两中。而手机出货量前10名中，竟有6家来自中国，分别是华为、Oppo、小米、Vivo、传音、TCL。

 ▲　2019一二季度手机全球出货量报告

作为中国乃至世界通讯巨头，华为最为大家所熟悉。受制于深圳土地规模、运营成本等限制，华为2005年便开始在东莞布局。

2012年开始陆续拍下松山湖1900亩土地，总投资100亿元，并于2014年9月动工建设东莞总部。2018年7月1日，华为终端正式搬迁东莞。不仅如此，华为入住东莞之后，相关的上下游企业也纷至沓来。

2018年，松山湖园区的生产总值达630亿元，同比增长13.9%，且地区生产总值、税收等主要经济指标的总量和增速均居东莞全市第一。华为，已经成为东莞的核心企业。

另外，或许很多人还不知道第3名的Oppo和第6名是vivo其实系出同门——东莞步步高集团，如果两个品牌加在一起，足以排在第二，超越华为，紧逼第一名的三星。

从手机厂商布局方面，东莞就是一个完整的手机产业地图。除了松山湖的华为和酷派，长安镇的Oppo、Vivo，还有大岭山的金立手机生产基地，大朗有酷比手机，以及塘厦奥克斯智能手机。

从手机全球出货量方面，由于单单华为、Oppo、Vivo三个品牌占全球出货量的总和高达38%，东莞名副其实是一座“世界智能手机之城”。

相较于诞生于深圳的华为，OPPO、vivo这对“蓝绿双子”的诞生、裂变几乎是和东莞一起实现的，如果要研究东莞代表性企业，非步步高旗下的这对“地头蛇”莫属。

二、东莞“地头蛇”的崛起

1、搅局者

从全球手机行业的发展历程看，手机市场的阶段性变化主要受到两个因素影响：

一是通讯网络的代际发展，从1G到4G、5G，直接导致了手机市场在增量市场与存量市场之间切换；

二是手机产品的变化发展，这种发展由大哥大到功能机、再到智能机，每一次技术革新都带来一次颠覆式变革。

 ▲　全球手机产业发展历程（前瞻产业研究院整理）

历史的江河悄无声息地流淌，不计其数的企业在这奔流不息的浪潮中浮沉。回过头来，只有时间才能给出答案。如果说3G以前中国通讯企业都只是陪跑，那么4G时代中国品牌正式走入舞台的中央。

2011年8月，小米第一台手机面世，4英寸的屏幕，高通骁龙8260和1G内存仅售1999元，而同性能的手机当时至少需要3000元。雷军高高举起“互联网营销”的旗帜一路攻城略地，仅仅用了4年的时间就在2014年成为国内年销售第一的手机品牌。

2011年也因小米的横空出世，被称为中国智能手机元年。当时除了诺基亚、三星，苹果等国际品牌之外，国产四大品牌分别为华为、联想、中兴，酷派。后面还有势头强劲的魅族、金力，TCL等。而Oppo 和 Vivo也在2011年各自推出第一台智能手机，加入了这场混战。

眼见小米率先搅动一江春水，开启了一个智能手机春秋战国时代，作为广东“地头蛇”的这对蓝绿兄弟要怎么打破这个群雄争霸的局面，突围而出呢？

2、猛龙过江

2013年10月，Oppo CEO陈明永作出“不走互联网思维营销”的决定。同样Vivo也没有选择互联网。与三星、苹果、华为，小米等品牌盯着一二线城市的“城市青年”不同，Oppo和Vivo选择了三四线城市“小镇青年”。

“反其道而行，农村包围城市”这个战略选择，无疑是另类且冒险的，甚至受到行内人士的嘲笑。

华为终端CEO余承东曾毫不掩饰地说：“它们（OPPO、Vivo）没见过世面，顶多只能算是个东莞品牌，不可能做成世界品牌。” 然而，话音刚落没多久，这个数次带领华为创造奇迹的男人被“啪啪打脸”。

Oppo、Vivo第一次闯入榜单是2015年底。TrendForce发布的2015年年度智能手机出货量统计报告中，OPPO和vivo的市场份额进入了全球前十名，分别位列八、九名。虽崭露头角，但明星品牌依旧是华为、小米。 随后Oppo、Vivo开始展示它们强劲的爆发力。

 ▲　2014-2016智能手机出货量占比（数据来源：TrendForce）

在TrendForce所发布2016年的第一季度中国智能手机市场份额榜单上，Oppo、Vivo迅速同时进入国内市场前5名。

▲　2015第四季度与2016年第一季度中国品牌出货量排名（数据来源：TrendForce） 

而到了2016年第二季度，Oppo、Vivo已经超越联想、小米，仅次于华为，分别位列国内智能市场份额第二、三名，实现了逆袭。

▲　2016第一季度与第二季度中国品牌销售前五名（数据来源：TrendForce）

渠道、性价比、运营商捆绑，这无疑是老四大品牌“中华酷联”的三大法宝，而小米的崛起打破了这个商业模式。小米的成功可以说是互联网以用户为中心、快速迭代的模式完成对于旧国产品牌的逆袭。而当这一模式开始被各家复制，小米的核心竞争力也不见得突出了。

反观OPPO、vivo凭借步步高20年耕耘的渠道经销体系，构建了一个覆盖到乡镇一级销售点的细密、稳定的经销商网络。另外结合赞助综艺节目、热门电视剧等主流媒体，以及聘请豪华阵容代言人等形式投放广告，进行“海陆空”全方位立体“轰炸”，创造了前无古人的销售奇迹。

Vivo高级副总裁冯磊曾说，“我们在线下渠道已经耕耘20年了。今天，我们在三、四、五线市场占据了绝对的优势。不是我们去抢，而是没人去，我们去了，没有对手当然就是老大。”

这在互联网模式大行其道的大背景下，Oppo与Vivo不约而同地采取了重线下，轻线上的策略（门店中售出的手机数量占两个品牌总销量的3/4），依靠密如蛛网的传统线下渠道，使自己在最新一轮品牌竞争中的胜出。而这一曾经饱受争议的行业布局方式，今日反过来却成了众多厂商研究对象。

就连华为内部也在2016年提出要研究学习Oppo的终端销售模式。但最终结果是做不到像OPPO和Vivo那样通过交叉股权来绑定一级代理商，甚至承认即使能用OPPO、vivo的方法，也没把握一定能打败它们，得出的结论是华为必须寻找新的方法。

 ▲　华为内部“心声社区”帖子 

那么，为什么这么多企业想学Oppo、Vivo，却最终只能放弃？这对“蓝绿双子”是怎么通过资本纽带把代理商捆在一起形成这么庞大的利益共同体呢？他们的分销模式到底有什么不同？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或许要回溯他们共同的师傅——东莞步步高，这个曾经掀起中国学习机、VCD、DVD风潮，并一路创造销售奇迹的东莞企业。

3、 财散人聚

就像谈到华为，不得不从任正非说起。谈到步步高，我们也绕不开段永平。

 ▲　段永平

1977，高考恢复的第一年，年仅16岁的段永平一举考入浙江大学无线电专业，毕业后在体制僵化的北京，段永平感受到了南方改革开放的躁动，他耐心考取了人大经济学硕士为将来南下做准备。

1989年，段永平南下广东中山一家电子厂打工，不到1年他即升为厂长。正是这个期间，他彰显了异于常人的商业头脑，带领团队创立了“小霸王学习机”，用了不到3年的时间就把这个原本年亏损200万的小厂打造成一个年产10亿的大品牌，而他那时也才仅仅30岁。

所有跟过段永平工作的人，无不为之折服。他具有不可思议的人格魅力，因为段永平早早便懂得“财散人聚”的道理。

小霸王隶属怡华集团，短短几年便成为集团最赚钱的项目，段永平大袖一挥，决定和下属分享20%的利润。其中 4 名研发顾问，每人分到超过10万的年终奖。在90年代，这奖金可以在深圳福田区直接买下一处房产了。

段永平推崇“能者上、平者降、庸者下”的管理之道，奖金也向一线工人倾斜。年底分红，直接在现场发现金——双手拿不了就用报纸包，小报纸包不了就用大报纸包，现场十分刺激。 

然而，不患寡，而患不均，段永平的高调发钱，加上极高的威信，让集团一些领导感受到了威胁，段永平也开始遇到一些至上而下的阻力。

1994年，段永平和怡华集团的矛盾，到达了巅峰。为了和管理团队共享小霸王成长的红利。

段永平向集团提交了一份股改请求，然而，集团却非常粗暴地否决了，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

段永平也意识到，在别人屋檐下，根本无法大展拳脚，于是决定离开。而当时有6个核心骨干选择追随段永平。

其中3个人即是段永平后来创办的步步高集团旗下子品牌：步步高CEO金志江、Oppo CEO陈明永和 Vivo CEO 沈炜。他们与后来段永平投资的拼多多创始人黄峥并称为“四大门徒”。

 ▲　段永平“四大门徒”

1995年，段永平在东莞成立了广东步步高电子工业有限公司，聚焦于电话和VCD等热门产业。并且提出了全员持股，计划把股份分出来，与员工共享利益。

步步高的大股东是东莞步步高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持股高达63.61%。在这种设定下，段永平的股份由一开始的70%以上，到后来稀释到只占步步高17%左右的股份。

1997年，步步高无绳电话只用两年的时间就取得全国市场份额第一。1998年底，步步高VCD也成为行业前三名。

随着业务范围越做越大，段永平将三大业务按照“人随事走、股权独立、互无从属”的原则，分为三家独立的公司，即是后来的步步高、Oppo、Vivo。段永平在三家公司中各占不到10%的股份，余下股份则分散在其他管理层人员手中。

2001年，段永平前往美国定居，逐渐淡出实业界，做起了投资。只有在股东大会上，段永平才会出现。

段永平的门徒们也将其“财散人聚”的精神延续，除了舍得跟员工分钱，Oppo和vivo还舍得跟渠道商分钱。

两家企业的省级代理公司多数由前员工与这两家公司各出资组建，同时许多代理商持有生产厂、的部分股份。一级代理自主经营，直接对接终端零售商，如果市场前景广阔，一线代理则进一步衍生出二级代理。

另外一级代理、二级代理与更下一级的地市级的经销商（俗称地包商）有些又成立合资公司，互相交叉持股，形成利益共同体。

 ▲　一般代理商模式 （来源：网络） 

 ▲　步步高分销模式（来源：网络）

这些终端合作伙伴主要来自于步步高过去的经销商和员工，文化认同感强，通过交叉持股方式形成利益共同体和自主经营体，使渠道与厂商齐心协力，同舟共济，在终端狼性十足。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华为和其他手机厂商怎么也学不到Oppo和Vivo的终端销售模式了。

客观来说，虽然中国品牌在前十的排名里虽然占据了数量，但是，无论是与三星成熟的全产业链，还是苹果构建的完整生态圈相比，中国品牌整体综合实力还存在一定的距离。

如果将Oppo、Vivo视为中国民营企业在产业更新时代浪潮中的一个缩影，它们依靠深入中国土地的“农村包围城市”，把握住了全球消费市场的用户心理，以精准的产品定位和极度务实的营销模式实现了4G时代的崛起，并且迅速成为代表了东莞、广东乃至中国的手机品牌。并且鼓舞着无数后来者雄心勃勃地加入国际竞争的浪潮与西方传统强敌一较高下。

那么，面对目前飘忽不定的国际形势，在即将来临的5G新时代以及可预见的下一轮世界性产业转移中，作为“世界工厂”的东莞和“造船出海”的企业，能否吸取了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实现中国品牌在全球新一轮工业竞争中“登顶”？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站在粤港澳大湾区和国家“一带一路”的时代机遇风口上，东莞有这个条件也有这个能力担当起“中国先进制造者”这个重要角色。

三、东莞“智造”之路

1、新一轮全球产业转移

全球手机产业链主要分布在美国、韩国、日本、中国等地。其中，美国以品牌和技术为核心，韩国和日本以核心零部件和技术为优势，中国是全球手机产业链最为完善的市场。

从手机产业迁移路径角度看，全球格局下，手机产业迁移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发达国家向中国转移，中国已经成为手机最大生产国和消费国；第二阶段为中国向印度、越南等地区转移。

▲　全球手机产业转移路径（前瞻产业研究院整理）

以三星为例，随着中国人力成本不断上升，三星正逐渐将其生产基地转移至越南、印度。三星手机以越南、中国惠州、印度为主要生产基地。

2017年，惠州工厂为三星生产了6257万部手机，天津工厂年产量3600万部，越南两家工厂生产2.4亿部手机。2018年，三星关闭了天津手机工厂。可见，三星正在试图缩小中国的生产规模，并将其主要能力集中在越南等地区。

从中国国内看，手机产业转移表现出三大特征：一、部分地区手机整机制造产业基本出清，部分地区逐渐崛起；二、广东地区始终保持在龙头地位；三、手机产业陆续向内陆转移，重庆地区表现最为突出。

▲　中国手机产业转移路径（前瞻产业研究院整理）

以重庆为例，在银行金融政策和政府平台构建的支持下，重庆目前已形成以整机生产厂家为中心，以摄像头、显示模组、触摸屏等关键零部件生产为配套的产业链。

华为、OPPO、Vivo、百立丰、中光电、帝晶、京东方、康宁、ARM等多家手机产业相关企业也集聚也使重庆形成了庞大的手机产业集群，建立起了西部手机制造基地。2016-2018年重庆手机产量位居全国第二，成为中国名副其实的手机“第二城”。

面对国际与国内新一轮的产业转移浪潮，刚刚崛起的东莞高新技术产业应该如何应对未来，下一步应该往哪个方向去努力？

2、核心技术是命门

文章开头已经提过，2019第二季度，在全球智能手机市场呈现整体下滑的态势下，三星仍然凭借7550万台出货量排名第一，同比增长达5.5%，傲视群雄。

另外，来自于IDC的另外一份权威报告还揭示了一个大多数人肯定都不知道的信息——在全球手机代工商的排名中，三星的名次已经超越了富士康。

▲　全球手机代工商排名（来源：IDC报告）

也就是说，三星不仅能够实现自产自销，还能为其他品牌代工生产，因为三星不仅是一个手机厂商，而是一个庞大的科技帝国，它正是因为有全面优秀的产业链，才让苹果、华为等竞争对手一直望尘莫及。

一款手机的研发、设计、组装、生产、销售需要一个既复杂且专业化过程，这当中的每个环节都十分重要。

三星进入中国27年，从早期只有简单的组装加工，再逐步建立完整的产业链，最后向高价值链产业转型。如今，三星在国内市场共设立了26家生产企业，已经拥有9座工厂、7家研发中心，员工人数近8.5万人，成为当之无愧的行业巨头。

从构建产业链进入到与中国市场融合，一路精心布局，是业界少有的能布局全产业链和全市场的手机厂商。可以说，三星之所以能在全球获得巨大的成功，正是由于它牢牢地抓住了微笑曲线的两端。

▲　微笑曲线 

然而，高手如三星，还是存在命门。因为企业背后的竞争本质是国家工业水平之间的战争。

2019年7月1日，日本宣布加强对韩国出口的氟聚酰亚胺、抗蚀剂和高纯度氟化氢三种高科技原材料进行出口管制。

消息一出，韩国举国哗然，三星电子总裁李在镕急忙赶赴日本协商。

日本在这三种材料市场处于垄断地位，市场占有率分别为90%，72%，70%，可以说，日本企业通过产业链上游的布局，牢牢掌控了大部分芯片企业的命脉。

三星掌控着大多数中国手机，电视企业必需的芯片及面板资源，屡屡对中国企业挥舞限供的大棒，华为，小米也没少吃三星的苦头。今天三星也终于尝到被别人卡脖子的滋味，区区一个芯片材料就难倒了以“无敌”自称的亚洲科技巨头。

日本制裁韩国的事实告诉我们一个道理，掌握核心技术与完善产业链的重要性。也只有核心技术不受制于人，才是真正的强大。以韩国为例，看似是一个发达国家，结果在日本的制裁面前不堪一击！

3、东莞科创新“棋眼”

2018年8月15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全体会议上提出，建设“广州—深圳—香港—澳门”科技创新走廊，打造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种种迹象表明，创新要素加速流动联动，广深港澳科创走廊正在撑起大湾区的创新“脊梁。

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作为国家战略的背景下，以东莞为代表的中国现代制造业正迎来凤凰涅槃的新机遇。

“能否将东莞打造成全球制造业中心，形成世界上最大、最先进、出口实力最强的新型工业地带，将是粤港澳大湾区开局的关键。”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商务部原副部长魏建国认为。

根据2017年通过的《广深科技创新走廊规划》，广深科技创新走廊将构建“一廊联动、十核驱动、多点支撑”的空间格局。其中“一廊”即三市将连成一个产业联动、空间联结、功能贯穿的创新经济带。

 ▲　广深港澳科技创新走廊空间布局

“十核”即十大核心创新平台，将构建科技创新重要空间载体，打造全球顶尖科技产业创新平台。值得注意的是，东莞松山湖和滨海湾新区均被列入其中。

“松山湖”和 “滨海湾新区”正是东莞科创的两个“棋眼”，引领东莞未来产业发展的关键。

松山湖从一片荔枝林，用18年时间，成了高新技术企业集聚的沃土，是东莞名副其实的创新驱动引擎。

时至今日，松山湖已基本形成了以高端电子信息产业为主导，以及生物技术、新能源、机器人与智能装备、现代服务业共同发展的“4+1”现代产业体系。

于是，东莞另一个“棋眼”——滨海湾新区的发展，成败变得尤为关键。

2019年9月1日，东莞市市政府常务会审议通过了《东莞市滨海湾新区城市总体规划2018-2035年》。

 ▲　滨海湾新区区位

政府计划以高标准开发建设滨海湾新区，携手广州南沙、深圳前海等共同构筑粤港澳大湾区的开放核心轴带，进一步扩大、加快东莞发展。

同时滨海湾新区必须与松山湖区形成差异化发展，对接港澳产业，依托东莞强大制造业基础，发展现代服务业和高端科技产业的聚集区。

2019年2月，Oppo豪掷5.17亿，拿下滨海湾新区近80万平方巨无霸地块作为Oppo智能制造中心，项目主要建设内容为：移动通信及终端制造中心、智能制造研发中心和产品技术研发中心。

 ▲　东莞滨海湾新区 

2019年9月，东莞滨海湾新区再出让4块地，紫光集团、欧菲光集团、正中集团成功以底价竞得。

值得一提的是紫光集团与滨海湾新区签署了紫光芯云产业城项目，拟投资1000亿元在滨海湾设立5G技术研究院、紫光云华南总部基地产业中心、物联网研发应用中心、智能汽车芯片研发销售中心等。这也是东莞历年来引进的投资规模最大、科技含量最高的项目。

未来的竞争是高新技术和高科技人才的竞争。东莞作为粤港澳大湾区的主要核心城市之一，区位优势优越，发展前景广阔。“松山湖”和 “滨海湾新区”两个区域能否顺利按计划实施，是决定东莞未来走向的关键。

改革开放40年，东莞从一个农业县发展成为国际制造名城，创造出举世瞩目的“东莞奇迹”，成为中国改革开放一个精彩而生动的缩影。如今，借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东风，东莞能否把握机会，走上国际舞台？

未来，让我们一起期待。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战略星球（ID：gh_dec3128eacc9），作者：李尚滨，原标题：《智库看东莞之三｜“机城”东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