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自公众号：余晟以为（ID：yurii-says），作者：余晟，题图来自：东方IC。

《奇葩说》虽然很热门，但和我的阅读圈一直没有交集，属于“相安无事”的类型。不过前几周，突然出现不少文章议论《奇葩说》，于是我好奇看了个热闹。

引起议论的是《奇葩说》的辩题：美术馆着火了，你只能救一样东西，要么是一幅传世名画，要么是活生生的小猫。你会怎么选？

然后就出现了大量的文章热捧李诞。我仔细看了下，具体热捧的是他关于“救猫”的辩词：

（大意）画作是“远方的哭声”，小猫却是眼前的悲剧。选择救画的人，是为了想象中的远方的哭声牺牲了眼前的美…… 

然后他“升华”说，我们身边就是因为天天想着牺牲小的救大的，才让世界陷入大火，通往地狱的道路往往是由善良的意愿铺就的……

当然，他也不忘记辅以各种“金句”，比如“达芬奇要是知道他的画拯救了一只猫，他也会感动得流泪吧”，比如“名画最好的归宿就是烧了”，再比如“比蒙娜丽莎更美的是正在燃烧的蒙娜丽莎”…… 当然引发广泛热议。

我无意指责李诞，因为他的反应速度和临场发挥都远远超过我，而且他的辩词主要针对的是之前黄执中动不动“上价值”的发言。坦白说，我也很反感动不动“上价值”，虚伪的大词脱离了生活，也经不起实际的考验。

但我仍然想表达惋惜，如果要否定“上价值”，完全可以有更具体更实在的方式，而不用嬉笑怒骂的方式。在我看来，这样的题目本来可以不只是喧哗与骚动，而是可以更有意义，引发更多人思考的。

我知道，有许多人会说“所谓辩论就是图个好看嘛，没有绝对的谁是谁非，何必那么认真？” 老实说，我也承认这种说法有道理。但我没想通的是，从我在小学通过《第二起跑线》知道“辩论”开始，到中学大学参加辩论赛，再到后来玩BBS……想想都过去这么多年了，所谓“辩论”还在翻来覆去玩这些老把戏，我实在觉得有点难为情。

这些年来，我一直在想，这些辩题是不是真的盘丝洞一样没有终结？那些套路是不是真的“谁说谁有理”？如今许多人推崇的“批判思维”，如果应用到这些辩论中，到底会有怎样的结果？

所幸，我还真想明白了一些问题。下面要说的，就是我想明白的这些问题，希望对你有启发。

救猫还是救画？看起来，这是个典型的道德困境，也就意味着无论你站哪一方，都不会出现“自己完全有道理，对方完全没道理”的情况。千百年来，这种问题困扰了无数人，也经过了无数讨论。既然如此，除了唾沫横飞的口舌之争，我们究竟能做点什么呢？

首先我们应该清楚，如果要认真讨论道德困境，务必要具体，务必要搞清楚当时的情境，否则非但不会有结论，甚至可能毫无意义。

什么是具体？可以举几个例子说明。“何不食肉糜”当然是荒谬的，具体来说，它只符合极少数当权者的思维，但对于被统治者来说毫无逻辑，然而任何时候被统治者都是绝大多数，所以它当然是荒谬的。不过，不是所有问题都会有如此明显的阵营划分。

比如“钱应该用来买书还是玩乐”，再比如“有闲暇是应该用来健身还是睡觉”。这类问题哪个都可以争论上半天，因为它们对不同的人当然有不同的答案——吃不饱穿不暖的人当然更愿意花钱吃饭，三餐不愁的人则可能更愿意买书。运动员有闲暇当然更可能用来休息，无所事事者有闲暇或许还是健身更好。

具体到“救猫还是救画”，同样是这个道理。起码，我们可以立即想到在两个方向的细化：猫是什么猫？画是什么画？

猫是流浪猫还是家猫？看起来是怎么样的，是惹人讨厌还是惹人怜爱？是小猫还是老猫？“我”之前认识这只猫吗，如果认识，和它到底有多深的感情？

画是什么画？是一般意义上的名画，还是重大意义的作品？罗中立的《父亲》算名画，蒋兆和的《流民图》也算名画。如果是，它到底是对其它民族有重大意义，还是对本民族有重大意义？德拉克洛瓦的《自由引导人民》，对法国人和印度人，意义当然大不一样。

罗中立的《父亲》

蒋兆和的《流民图》

德拉克洛瓦的《自由引导人民》

可以说，这两个问题就在天平的两端，只有了解了具体情况，确定了二者的组合，才能判断天平会向哪一端倾斜，道德困境也才有出路。

如果我们进一步思考就会发现，这里还没有考虑“我”的因素：我是谁？我是爱猫人士，还是爱画人士？我对画的鉴赏程度有多高…… 

从我自己的经验出发，在看过《睡莲》的真迹之前，我无论如何也理解不了印象派到底有多好。在看过之后，我深刻认同这是传世珍宝，艺术杰作，怎么强调也不为过。那么问题来了，“救画还是救猫”所拷问的，到底是之前的我，还是后来的我？

莫奈的《睡莲》，相信我，有生之年一定要去看一次真迹

这就是我说的“讨论道德困境一定要具体”，具体的讨论固然仍然会得到五花八门的答案，但针对每种具体的情境，都更容易得到共识。相反，如果情境模糊，信息缺失，哪怕是同一个人的选择和判断也会弥漫在宽泛的空间里。

后来蔡康永的反问“如果把猫换成蟑螂，你会用杀虫剂杀死画旁的蟑螂吗？”，只不过是把具体情境的指针稍微拨了拨、颜色调了调而已，就造成了“量变产生质变”的效果。这是辩论中很常用的办法，不稀奇。

退一步说，如果情境不能具体，大家能做的不多，充其量也只能搞搞空洞的思辨，堆堆花样的言辞，得出若干大而无当的结论。

是的，上面说的“空洞的思辨”和“花样的言辞”，其实我指的就是李诞，这也是最让我遗憾的地方。每个人当然都可以有言论和选择的自由，但是事实和逻辑是应当是共同的底线，否则就没有讨论的必要。然而恰恰在这个地方，李诞给出了糟糕的答案。

比如“达芬奇要是知道他的画拯救了一只猫，他也会感动得流泪吧”，说这话的人大概不了解艺术史，也不清楚达芬奇的生平。

达芬奇在晚年因为争议而被驱逐，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但是无论他走到哪里，都带着《蒙娜丽莎》，将其视若珍宝。从常理推断，如果用这幅画去换一只猫的姓名，很难想象达芬奇会同意。这种想当然的论调，基本可以判定是后人为辩论而辩论的胡说。

《蒙娜丽莎》被达芬奇视若珍宝，当然不可能为救猫而烧掉

如果这种“为不在场的他人代言”可以成立，那么同样的把戏也可以反过来玩：如果猫知道自己将要献身，是为了人类珍爱的一幅画，它多半不会有任何犹豫。

再比如“你连身边的哭声都视若不见，还怎么考虑远方的哭声呢？” 这种逻辑看起来相当有力，其实也是与真实世界相悖的。

如果多读读历史就会知道，“对身边哭声视若不见，对远方哭声感同身受”的例子真实存在着，而且并不罕见。

最典型的如卢梭，《爱弥尔》堪称道德思想教育的经典，至今仍然被人称颂。但是真实生活中的卢梭是什么样呢？很长时间里他都依靠女人供养，然而一旦这些女人变得穷困，他就毫无怜惜、决然离开。他未婚生子，却狠心把孩子送去养育院，对同居对象毫无尊重和怜悯。这，是不是一个“对身边哭声视若不见，对远方哭声感同身受”的例子？

相反的例子还有希特勒。如果你去看纪录片，会发现希特勒接人待物相当“不错”，在孩子面前他总是一副慈祥的模样，在自己灭亡之前还不忘找牧师来给自己和情妇证婚，许人一个名分。此外，希特勒还爱狗如命。如果你看过纳粹的纪录片，镜头下的希特勒，私人生活中举手投足之间洋溢着爱心。

从这些细节来看，希特勒可以算是“对身边哭声感同身受”的典型了，说起来，他应当更加感同身受“远方的哭声”。可是实际情况呢？

上面这一切说明什么？说明“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常青”。我花了很多年才明白，许多所谓“雄辩”的理论都过于理想，过于简单，而完全忽略了现实世界的复杂性，忽略了人性的复杂。这种逻辑往往极具舞台观赏意义（许多“雄辩”完全来自语气、句式），但它的全部意义也仅限于此。

回到“救画还是救猫”的话题，上面讨论了各种具体的可能情境，指出不同情境下可能有不同选择，这恰好就是当今道德哲学的一般共识：在不违反社会公序良俗的前提下，价值谱系是个人的，是千差万别的。

应该有人还记得许多年前“清华某学生用硫酸泼狗熊”的事件，后来还有人专门去救助狗熊，并因此得到了公众的诘问：你有钱为什么要去救狗熊？明明还有那么多失学儿童等待援助？你到底还有没有人性？

这类的问题其实层出不穷，“为什么捐款给某国人不给某国人？”，“为什么此事捐得多彼事捐得少？”，大家一定耳熟能详。每次都可以引起各种争论，引发连篇累牍的表达。如果我们承认价值谱系的个人性，答案就很简单：救助狗熊对我来说很重要，这是我的价值谱系；援助失学儿童对你来说很重要，那是你的价值谱系。

同样，如果我们承认价值谱系的个人性，那么无论“救画还是救猫”，作为个人选择都是无可苛责的。救画，是因为救画的人更喜欢画；救猫，是因为救猫的人更喜欢猫。

从这个意义上讲，“救画还是救猫”，只要画和猫的对比没有夸张到极端程度，个人就拥有完全的选择权——买车选大众还是丰田？豆腐脑要放糖还是放盐？珍珠奶茶要珍珠多一点还是少一点？这都是个人自由。救画还是救猫，同样也是个人自由。

那么，说上面这一大堆有用吗？我觉得有用。展现问题多样性，促进人们思考的方式可以有很多，闹剧式的“辩论”，并不是唯一的选择。 

文章来自公众号：余晟以为（ID：yurii-says），作者：余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