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公众号：冰川思享号（ID：icereview），作者：孙欣祺，题图来自：视觉中国，原文标题：《华中第一高楼停工，摩天大楼崇拜背后的逻辑与困境》

摩天大楼如此烧钱，为何至今依然有人将其奉为建筑奇迹，乐此不疲地追逐“世界之巅”？

10月30日，中建三局向绿地控股武汉房地产事业部发出工程联系函称，“因业主欠付我司巨额工程进度款，已造成我司资金无法正常周转，被迫即日起对项目实行全部停工，待业主解决工程款支付事宜后即进行复工。”

该函涉及项目正是此前备受关注的“华中第一高楼”武汉绿地中心。2010年，绿地拿下这个项目，当时的设计高度是606米，预计于2016年竣工。此后，武汉绿地中心一度将目标高度上调至636米，力争成为“中国第一高楼”。

九年间，武汉绿地中心被不断限高，最终封顶在海拔500米，净高度475米。但即便高度一降再降，竣工之日依然“遥遥无期”。此次中建三局停工的消息不胫而走，无疑让外界对这栋命途多舛的在建高楼大跌眼镜。

据《南方周末》介绍，武汉绿地中心项目之所以步履维艰，主要因为武汉当地商办体量已呈现供大于求，导致商铺租售压力陡增，而摩天大楼的建筑和维护成本又异常高昂。

建设中的武汉绿地中心

建造一栋摩天大楼究竟需要多少成本？

早在1930年，经济学家克拉克与金斯顿就在《摩天大楼：现代办公楼经济高度研究》一书中提出，摩天大楼开发商面临的最大难题，是如何将投资收益最大化。换言之，这是一道收入减成本的计算题。一栋高楼将获得更多的铺位租售收入，但也将承担更高的建筑和维护成本。

克拉克与金斯顿认为，摩天大楼的高度与成本之间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一方面，当大楼超过一定楼层时，防风防震、安全系数等比重将飙升，这将快速推升建筑成本。

另一方面，摩天大楼的电梯系统复杂多变，这些直通云庭的电梯间将进一步压缩出租面积，影响整体收入。因此，他们提出了“经济高度”的概念，即一栋大楼若要实现投资回报最大化，其建筑高度最好在63层左右。

一年后，美国纽约帝国大厦落成，这座103层的摩天大楼在克拉克与金斯顿眼里，就属于明显收不回成本的“过高”建筑。巧合的是，帝国大厦建于经济大萧条时期。

01 摩天大楼崇拜：实力和权力的象征

既然摩天大楼如此烧钱，为何至今依然有人将其奉为建筑奇迹，乐此不疲地追逐“世界之巅”？

摩天大楼热潮兴起，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一般而言，发达地区城市中心高楼林立，这是因为市中心地价高，唯有将建筑向上拓展，才能把土地成本分摊到最低。

相比之下，小城市很难建起摩天大楼，因为地价本身不高，没有“直冲云霄”的必然需求，而且小城市招商引资能力有限，很难吸引大企业或大酒店的战略目光。

久而久之，摩天大楼成为了经济实力和全球影响力的象征，因而引发了从第一世界向第二世界、从一线城市向二线城市转移的“摩天大楼崇拜”。

发展中国家虽然经济实力不如发达国家，但具备两项天然优势：低廉成本和远大前程。

不论是物力、人力还是土地，发展中国家都要相对便宜。2010年落成的阿联酋迪拜哈利法塔高828米，共163层，总成本15亿美元，每平米4800多美元（约3.38万元人民币）。与之相对照的是，2014年于德国法兰克福落成的欧洲央行总部双子楼高185米，共48层，总成本14亿欧元，每平米7000多欧元（约5.44万元人民币）。

迪拜哈利法塔

此外，建造摩天大楼虽然靠的是当下实力，但更着眼于未来发展。大楼建多高，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开发商的信心，信心是否充盈，又依托于当地政府的未来规划。发展中国家的二线城市有着充分的追赶需求和亟待挖掘的“故事材料”，摩天大楼自然能成为展示雄心的一柱擎天。

另一方面，对于不恐高的大楼租户而言，高度优势同样明显。美国经济学家杰森·巴尔在《构筑天际线：曼哈顿摩天大楼的诞生与成长》一书中指出，对于“高度消费者”而言，除了远离喧嚣、污染、花粉等地表杂质，在高层建筑工作生活还能收获更好的视野。巴尔说，“很显然，人类天生就对辽阔美景心驰神往，所以自然愿意为此付出更多。”

人类天生热爱的不止是“一望无际”，还有“高高在上”。巴尔指出，“高层”不仅意味着“楼层高”，而且还象征着“地位高”。摩天大楼的租户内心渴望扶摇直上，因为楼层在某种意义上代表了社会阶层，在顶层工作之人难免会有“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的心理暗示。

02 摩天大楼诅咒：萧条和崩盘的预兆

《吕氏春秋》中说，全则必缺，极则必反。摩天大楼就是经济发展的极致体现。现代摩天大楼兴起于美国的纽约和芝加哥，而在当今世界“摩天城市”排名（高层建筑和都市住宅委员会发布的“高于150米已建摩天大楼所在城市排名”）中，中国在前50名中占据23席，中国香港地区以355栋冠绝全球，中国深圳（235栋）和中国上海（163栋）分居第三和第五。

然而建筑界一直流传着阴魂不散的“摩天大楼诅咒”。英国经济学家安德鲁·劳伦斯曾提出：每当“世界第一高楼”项目获得足够资金，大楼所在国家的经济增长就已经达到极限，处于崩溃的边缘。

劳伦斯在研究报告《摩天大楼指数：不完美的高塔》中列举了几个案例。1907年，美国爆发银行危机，许多银行和信托公司出现挤兑，纽交所股价一度跌去峰值的50%。巧合的是，在金融危机爆发前夕，纽约胜家大楼和当时的“世界第一高楼”大都会人寿保险大楼破土动工，并于1908年和1909年竣工。

大都会人寿保险大楼的高度纪录并没有保持多久。1930年前后，华尔街40号、克莱斯勒大厦、帝国大厦相继刷新了纪录。与此同时，美国在1929年遭遇了史上最严重的华尔街股灾。

纽约帝国大厦夜景

40多年后，世贸中心双子楼和西尔斯大楼于1973年落成，再次刷新当时的高度纪录。然而1973年至1974年，世界主要市场都经历了熊市的血洗，1973年还爆发了第一次石油危机。

报告中列举的最后一个例子是1998年落成的马来西亚双峰塔，与之相应的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劳伦斯对这些巧合的解释是：过度投资、投机炒作和货币政策扩张。

但他并没有详细阐释背后的具体原因。

在此之后，众多西方经济学家群起效仿，纷纷将“摩天大楼诅咒”套用在每一栋创纪录的高楼上：台北101大楼始建于1999年，竣工于2004年，正好横跨了整个互联网泡沫期；2010年落成的迪拜哈利法塔又赶上了次贷危机。

以此为线索，美国《华盛顿邮报》在2016年1月12日发表了题为《世界最高大楼可能伴随着诅咒》的文章，其中首先提到了两个月后竣工的上海中心大厦。文章称，“上周，中国的上海中心大厦刚刚被冠以世界第二高楼称号。巧合的是，同一天，该国股市崩盘。”

确实很不争气。2016年1月4日，A股遭遇史上首次熔断，3天后第二次熔断。

03 摩天大楼困境：换地与圈钱的逻辑

但是中国的情况自古以来比较特殊，A股尤甚。2015年6月起，沪指经历了令人难忘的股灾，次年1月27日创下历史大底2638点。但若要将此归结为上海中心魔咒生效，那2019年1月4日创下的2440新低又该如何解释呢？

中国的摩天大楼同样特立独行。国内经济虽然面临下行压力，但总体上稳中向好。而国内的摩天大楼却“一直在腾飞”。《2018年高层建筑回顾报告》显示，去年中国建成了世界上数量最多、高度最高的摩天大楼。在143栋超过200米的大楼中，有88栋位于中国。

中国尊

国内房地产企业热衷于兴建高楼大厦的重要原因在于“赔本赚政绩”——以超高层地标建筑换取低价住宅用地。这个内生逻辑决定了新一线城市中，即便商办开发程度接近饱和，摩天大楼依然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却又因为种种原因无法按时竣工。

此外，国内多数摩天大楼的投资方即房地产企业本身，其在相对饱和的竞争环境中租售压力颇大。相比之下，美国多数摩天大楼的投资方来源于零售、石化、汽车、航空等实体经济领域，企业本身总部即可消化一部分租售压力。

多重困难下的中国在建摩天大楼群，能否迎来触碰云端的新生？这些疑问亟待各方深思。

本文来自公众号：冰川思享号（ID：icereview），作者：孙欣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