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公众号：行业研习（ID：hangyeyanxi），作者： 走南闯北的社长，题图来自：Photo by Natalia Chernenko on Unsplash

社长说

社长曾推出过夏巾帼丨谁在大城市郊区种地？，向大家介绍了大城市郊区面临无本地人种地的困境，职业农民成为郊区种地主体，通过种植经济作物维持自身家计模式，同时承载大城市郊区农业发展的未来。

近期推出的夏巾帼丨谁来养活中国？，则向大家呈现了中西部地区农民，由于粮食价格下跌，粮食种植主体进行了策略性选择，老人退守口粮田，中农退出农业种植，导致无人种地的问题。

事实上，在中西部地区人口外流的背景下，谁来种地确实是个真问题，社长调研时发现，不少中西部地区，也出现了职业农民，与大城市郊区不一样的是，其承包土地主要用来种植粮食作物。那么职业农民异地种田模式是怎样的？有何困境？又是如何破解的呢？且听社长分解。

1 什么是职业农民？

在诸多的种田承包户中，有一种“异地种田”的模式，即外来的承包户到村庄中承包土地种田，社长在F县调研时发现，村庄中有大量 “职业农民”，均来自于本省C县。早在2000年左右，随着全国打工潮的兴起，很多地方的农民都不种田，C县农民通过“传帮带”的方式辗转于全国各地承包土地种田。江苏、浙江、上海、福建、安徽等地均可见到C县农民的身影。

柯某是一位C县农民，于2018年在F县承包了200亩农田，他过来是因为弟弟和姨丈在村里承包土地。此前，他们三家人在D县承包农田，共900多亩。通过与职业农民访谈，发现职业农民种田模式具有以下特征：

其一，懂农业技术。C县农民外出种田最初是在全国的各大农场，比如上海，安徽白湖农场等，他们在农场中学会了技术再应用到自己的承包地中，比如在F县盛行的“撒播”技术便是C县农民带来的。

其二，农业兼业模式。C县农民异地种田的大部分都是男性，基本都是在家乡有产业，但是家乡产业存在不充分就业情况，比如做泥瓦工，织渔网等，因此可以利用这部分时间在外面承包土地种田，农忙时在承包土地的地区，农闲时便回到家乡从事其主要的职业。

女性劳动力在家乡，农忙时期女性也会前往丈夫承包土地的地方帮忙做饭。男性在种田的地区只要待两个月左右，整理好田地将水稻播种完成后便回到家乡，中途返回请人一起施肥打药一两次，等到稻子成熟时再返回承包土地的地方。

C县下辖的乡镇内不同村庄的人员往外走形成了镇域范围内的职业农民模式。由于职业农民都是前往全国各地种田，因此其乡镇更像一个“总部”经济，在外种田的农民社会面向在自己村庄，主要的职业也在村庄，外出种田像是“打工”模式。

其三，家庭为主体的适度规模经营。适度规模经营，一方面，利于农业机械化耕作，便于农业作业；另一方面，利于形成农业规模收益。C县承包的农田主要种植水稻和小麦等粮食作物，其主要经营模式是夫妻经营，以家庭为单位。然而，职业农民的经营模式与小农经营最大的区别是其形成集中连片的适度规模经营，两夫妻种2-300亩田。

职业农民种地也区别于资本种田，资本种田的模式下，由于农业生产标准化程度不高，注定了资本需要请工，那么，农业生产中的监工难问题、用工成本高的问题都很突出。而职业农民一般自己做，关键环节他不请工人做，施肥、收割等农忙时节会请工，且一般自己带着工人一种做。

通过以家庭为单位的适度规模经营，内化劳动力成本，职业农民种地能够获得可观的收入，柯某承包200亩地，扣除土地承包费用以及农业生产中所有的生产成本，能够获得中稻200元／亩，双季稻300元／亩的收入，作为家庭收入的重要补充，由此其有动力成为粮食种植的主体。

2 强者？弱者？

然而，职业农民作为外来者，进入村庄种田的过程中，容易遇到农地承包困境、农田管理困境、农业经营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等问题。

其一，农田承包困境。农田承包的困境有两重意涵，一是指职业农民在外地较难承包到田地，由于职业农民到外面村庄中，对信息不了解。目前C县农民已经有二十多年的职业农民生涯，对全国土地承包的信息，能够较好的把握了。二是难承包到好的田地。所谓“好的田地”是指田地集中连片、土壤肥沃、水利灌溉便利、远离牲口的田。

由于农业承包过程中，集中连片的土地中，有好有坏，不了解地块信息时，同意承包到“牲口田”，职业农民不在村的时候，容易出现鸡鸭等家禽吃稻子的行为，柯某说，他弟弟有一块田正好是“牲口田”，原来产量上千斤的稻田，被吃得只剩下50斤。

其二，农田管理困境。比如，人为偷稻子的行为。人为偷稻子多出现于水稻成熟时期，柯某的弟弟在D县种田时出现过三次，第一次是水稻还没收割的时候，由于田块太大，远处的田比较难看到，有一亩田的稻子被人剪了，是晚上偷的。第二天早上，其弟弟来到田间发现水稻被偷了，而且由于偷稻者的箩筐坏了，稻子撒在路上，其沿着稻子的方向找到了一位老人家中，对方也承认是他偷的，但是老人一人居住，见状也可怜，因此没有追回水稻，就此作罢。

第二次是出现在收割的时候，一方面，收割机收割稻子的时候，每个收割机后面都跟着5-6个老人，一边捡地上没收干净的稻子，一边拿剪刀剪还未收割的稻子。对于这种情况，也不好说老人，否则他们会讲“捡稻子都不能捡了？”（在我国传统的乡土社会中，有“拾穗权”的传统，主要是出于农村的道义经济学，照顾村中的弱势者，让其有口饭吃），只能多派几个人盯着，主要是担心收割机掉头的时候撞到老人，出现事故。

另一方面就是收割机收割完稻子后，会将成袋的稻子放在田间，请拖拉机拉回去，拖拉机运回去的途中可能出现偷盗行为，车开着开着就消失的情况也出现过。因此经过这些事情后，柯某他们收割稻子的时候都会在装稻子的时候请自己的老乡帮忙登记，在下稻子的时候也派一个人区登记，然后在路上开一辆小车“巡逻”防止偷盗行为。

其三，农业经营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比如，农机市场的内部垄断，本地一些比较强势的人，垄断农机市场的生意，并抬高农机使用价格，禁止职业农民向外请工。柯某的弟弟在D县种水稻时，首先请的是本村的收割机，60元／亩的收割费用，但是收割进行到一半时，收割机手坐地起价，要求增加价格。柯某的弟弟不同意，对方罢工，其弟弟便通过以前在江苏承包土地时的关系，请了江苏的大型农机手过来，对方的要价55元／亩。

江苏收割机来到后，进入村庄，被本村人拦在路中间，他们不允许外地的收割机手来村里收割稻子，要保护本地的垄断市场。因此，柯某他们在村庄里的所有老乡迅速分工，有的稳住场面，避免起冲突打架，有的迅速大110请警察过来调解。在警察的调解之下顺利化解了冲突。

其四，请工难。一方面，由于大部分村庄的年轻人外出到市场打工，村庄中大部分都是老年人，工人数量少，给请工带来了一定的困难。另一方面，农业生产过程中无法标准化，但是每个农业生产环节都会影响到农业生产的结果。因此要请到踏实能干的工人较难，正如一位本地大户所言：“我请的不是‘工’，而是‘人’，我要为他们服务好，饮食、烟酒、讲话要客气。日常生活中也要讲关系。”

3 江湖之道

异地种田模式下的职业农民，作为外地人来到村庄种田，容易遇到农田承包、农田管理、农业经营主体之间利益冲突、请工难等问题。那么，该如何破解以上困境呢？调研发现，职业农民主要通过将家乡社会关系网络在地化以及建构在地化的社会关系网络这两种江湖之道来破解。

（1）家乡社会关系网络在地化

家乡社会关系网络在地化是指职业农民通过一起承包田地的老乡和自己家乡的乡村社会关系网络，发挥农业生产的功能和社会性功能。

农业生产的功能包括四个方面：第一，购买农资，由于职业农民种田规模较大，需要购买大量的化肥种子农药，而农资产品的购买的过程中，往往需要赊欠，承包田的地区没有足够的社会信任，供职业农民赊欠。因此其返回家乡赊购农资。调研发现，大部分C县农民都是回自己家乡的乡镇上购买农资，而非在土地承包的地区购买。

第二，信息交流的功能，包括寻找承包田以及农业技术交流，关于种植品种、种植技术，如何克服病虫害等问题。

第三，协助田间管理，职业农民一般三两结对，通过亲戚关系互相帮忙照看田间。

第四，对接市场的功能，调研发现，很多C县农民的水稻并非在土地承包地区就近销售，其会通过市场比价决定销售区域，老乡便可以通过其社会关系网络将市场的信息互相扩散，他们有时会卖回道老家的粮食加工厂或者更远的山东等地区，因为他们的粮食产量不低，有些粮食加工厂可以上门收购，不要自己出运费，更划算。

社会性的功能，主要是指“外交”功能，特别是在异地种田的模式下，与土地承包地区的农户发生矛盾和冲突也很常见，这时候，家乡的社会关系网络能够派上用场，帮忙出点子。

当然家乡的社会关系网络在异地种田的时候最主要的还是生产协助的功能，社会性的功能是兜底的，一方面，“硬碰硬”的方式不是合理的解决问题的手段，因此C县农民也没有出现与本地人打架等情况，一般都是通过援引警察等力量合法解决问题，但是有老乡在村，可以在客观上形成一种“有自己人”的“威慑感”。

（2）本地社会关系网络再建构

本地社会关系网络再建构是指职业农民在土地承包的村庄中，建构新的社会关系网络。随着职业农民在承包田地区待的时间增加，其能够通过土地承包地区的社会关系网络解决问题。因此，职业农民很注重与两个主体的社会关系的建构。

第一，利用本地村庄的行政村功能。以F县为例，部分行政村被村民小组委托与大户签订合同，因此村委会成为大户与农户沟通的桥梁。其不仅会负责一些大户生产上的公共基础设施配套问题，还会帮忙协调大户与散户之间的冲突问题。

柯某在D县承包土地时，村委会的作用虚置，没有发挥任何功能，村委会要求大户每亩交20元钱才会帮忙协调关系，柯某的弟弟第一年经过与村委会协商博弈后，共交了7千元给村委会，但是村委会依然没有从中起到任何作用。大户给村委会干部打电话时，其答应帮忙解决问题，但是就不出面，因此其土地承包的环境不好。

但是F县的村委会自治能力很强，从租金的协调到矛盾冲突的调解均有力有为。因此，为其营造了一个良好的农业经营社会环境。

第二，利用本地村庄中的熟人社会关系网络。本地的熟人关系网络包括生产队长等德高望重的人，还包括用工方面，比如上门拜访生产队长，让其帮忙介绍工人等。还有与工人走人情，联络感情，这样在大户返回老家的时候，工人可以帮助大户照看田间，牲口，告知水稻长势等。 

4 一种经济社会学？

异地种田的模式下，个体作为外人进入到当地的村庄中，短时间很难嵌入到当地的村庄中。但是由于农业生产需要依附土地，土地又是无法移动的，因此职业农民只能附着在土地上，形成“人随地走”的异地种田模式。而且农业生产中不仅涉及到人与自然的多重关系（人地关系、人水关系等），还涉及到人与人之间的自然关系。

农业生产的公共领域包括水利、道路、沟渠等公共品决定了每个种田的个体无法独立运作，必须与他人共享，产生联系。因此，农业生产实际上是嵌入到村庄社会中的，其并非单一的经济生产活动，而是与村庄社会结构、村庄主体发生广泛社会互动与社会联系的社会行为。从这种意义上来说，社会关系网络，才能破解职业农民经营中的困境。那么，农业经营中的社会关系网络破解困境是何以可能的呢？

其一，社会信任。社会信任是个体对对方形成的具有安全感的、稳定的预期。信任关系的加强，可以通过个体交往时间的增加，了解到个体的个性、行为模式、行为逻辑后，产生社会信任的叠加。比如，农业生产中的农资产品的赊欠体现了社会信任的机制。

大户规模经营，投入的成本较高，会面临农资需要赊账的情况，这是直接的利益关系。职业农民来到土地承包的地区，与本地人都不熟，情况也不了解，因此不会有农资店信任他，将农资产品赊账给职业农民。

但是其家乡的农资店不同，职业农民在家乡是一个熟人社会，乡里乡亲，信息对称，长期的生活形成了对彼此的了解和信任感。家乡的农资店会将农资产品赊欠给他，待水稻成熟卖出后再还钱。因此，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信任是一种社会资本的，在可预期的范围内，信任可以变现。

其二，社会互助。社会互助行为是为防范和应对社会风险，双方互相帮助的行为。从农业风险的角度来看，社会关系网络更是一种“抱团取暖”的方式，因为单个职业农民也是势单力薄的，很难对抗自然风险、市场风险和社会风险，但是通过社会关系网络交流时，能够帮助农民完善种植技术，更好地对接市场。

社会互助的产生有两个前提，一是建立在社会信任的基础之上。二是建立在双方对称的信息、资源交换的基础上。

比如C县农民在外种田的职业农民的模式经过多年的发展已然成熟，在其家乡的乡镇上已经形成了一套与职业农民相关的产业链。比如农资店不仅成为农资产品的供应地，也成为信息中转站，因为他们与各式各样的农民打交道，对于乡镇范围内的土地流转行情十分了解，农民提供一定的信息费，便可获得土地承包的信息。

因此职业农民，通过这种社会关系网络可以最大程度地获得高标准丰富的农资产品，还能获得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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