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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1-07 07:18
互联网技术让我们更无知了吗?

虎嗅注:本文发表于《读书》杂志2020年1期新刊,作者:王炎,原标题为《网络技术重构人文知识》,虎嗅获授权转载发布。更多文章,可订阅购买《读书》杂志或关注微信公众号“读书杂志”(ID:dushu_magazine),题图:东方IC。


本文探讨基于这样一种现实:数码时代降临,人类生活发生了整体性的改变。传统人文知识形态,即福柯意义上的“知识型”,在近二十年间,也悄然发生着巨变。探讨人文知识或人文传统,在今天这个时代,几乎都要面临失语、失效,或言不及义的风险。那么,网络技术对人文知识真正的改变是什么,未来“知识型”的可能性与可实践性在哪儿?


“老师,您讲的内容维基百科上都有。”拿手机的学生淡淡的一句,教授顿觉无地自容。


失落的他变颜正色道:“论文不许引用网络资源,网上的信息都是垃圾,没有正经学问。”到了期末,学生照样用搜索引擎搜学术论文的电子版,根据上面的出版信息和页码,注释自己的期末论文,谁也看不出援引的是纸质出版物还是电子资源。话说,网络资源良莠不齐,可是信息量极大,关键看你会不会搜,并无网上、网下之优劣。


这些在今天已是常识,不劳笔墨饶舌。问题并不在写论文如何查文献,或者争论线上、线下哪种知识可靠;关键也不在印刷纸媒与电子媒体孰优孰劣,此乃器物层面的枝节之争,未触及历史深层的断裂。而是互联网出现后,我们如何面对硕大无朋的电子记忆?得重新思考:什么算“有学问”?在电子记忆的时代,“学习”是否具有了不同的含义?数字时代是否还要固守机械时代的评价标准?


受本雅明《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品》启发,我们或许也该重新设置问题:互联网出现之后,人类知识的结构是否随之发生变化?互联网“供给”与“索取”知识的方式,不同以往任何一个时代,传统知识论还有效吗?


本雅明揭示了机械复制时代的新艺术形式与新知识型,但经历数字革命之后,其洞见也已进入历史,无法用来分析今天的现实。然而,从媒介技术入手这一独到的角度,仍可启发我们寻觅数字时代知识转型的隐幽线索。数字技术也像复制技术那样能重塑一个时代的知识?经历了模拟转数字这场革命之后,知识型又会发生怎样的变革?


本雅明《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品》(CreateSpace独立发布平台2010年版,来源:amazon.fr)



机械复制出现之前,本雅明认为艺术品的价值缘于原作的本真性、在场性,以及作者的权威性,即艺术尚有“神韵”(aura),它对应着传统社会的伦理、仪式、特权与专属权。


照相术出现后,原作与副本相去无几,收藏艺术品的独特空间,也随巡展与市场流通而消解,仪式功能难乎为继了。人们不再仰慕而消费艺术,名媛雅士所迷恋的名作收藏,被廉价的复制品大煞风景,大众社会与政治现代主义,随神韵的消失不期而至。三十年代新闻电影里,竟闪现马路报童的身影;报刊也推出“读者来信”栏目,让贩夫走卒白纸黑字地发表感想;少数精英作者的特权,被广大普通读者削平了。


机械复制重构了人们的时间观与空间观。


20世纪20年代德国产35毫米手摇无声电影放映机(中国电影博物馆藏,来源:cnfm.org.cn)


那么,互联网的莅临意味着什么呢?阿贝特(Janet Abbate)写了关于互联网发展史的《发明互联网》(Inventing the Internet),给理解网络时代新知识的形态提供了启示。


互联网的起源可追溯到五十年代 “冷战”寒彻的美国,美国国防部担心苏联先发制人,以第一轮核打击摧毁通讯网,使白宫无法下达核反击的命令,输掉一场核战争,情形恰似库布里克的电影《奇爱博士》(Dr. Strangelove,1964),成立“美国高级研究计划署”(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 Agency,简称 ARPA),拨巨款研发抵御核打击的通讯技术。


研究员保罗·巴兰(Paul Baran)提出“封包交换”(packet switching)的设想,搭建多重中继通讯线路,替代从信息中心辐射各地的阶梯式通讯网。他设计让每一地方通讯交换的节点,均能自主判断通过哪条线路传输信号。一旦中枢或某条线路被摧毁,通讯网分布在不同地方的智能节点仍能自主运行,从而保证命令的上传下达。这个想法太超前了,颠覆了金字塔式的传统通讯,但要求中继节点智能运转,则须由电脑控制,并将模拟信号转成数字信号,以避免多重连接带来的信号衰减。当年的计算机体积大、运算慢、成本高,处理数字信号的能力不强。结果是,通讯改造项目被 AT&T电话公司夺下,AT&T仍保留从控制中枢逐级下传的旧方案,把钱都花在深挖洞、加固地下核掩体,提高保护级别,优化线路材质上,巴兰的设想被束之高阁。


“封包交换”(来源:pinterest.ca)


但几年后,英国科学家读到巴兰的论文,意识到可别用他途。英国人的兴趣不在军事,而在远程用户如何分享实验室里的大型计算机。


当时,普通用户用电话线连接计算机服务器,从自己的终端发来运算指令,付费让大型计算机提供运算服务。商用电话线既昂贵又繁忙,用户发指令时常遇到占线或发出后阻塞、遗失。另外,用户操作常出现间隙,使计算机空闲,而其他用户又不能同时操作,计算机的运算能力使用不充分。巴兰的 “封包理论 ”这下派上用场了,可将远程用户指令切割成小块,按数字信号单位“千字节”(Kilobyte),把一条命令分成几个小信息包——“封包”(packet)。


这样,由联网的计算机充当智能节点,根据线路的忙闲,节点自主选择不同线路分拨小信息包到目的地,然后再组装起来,还原为初始信息,这就是“封包交换”。不仅解决了线路繁忙问题,还可让多个用户端同时操作,利用封包原理“分时”(time sharing)共享服务器。


军事技术服务于商业,巴兰的初衷是想搭建多重连接的通讯网,提高抗核打击能力,结果却给未来的互联网埋下种子。后来,美国国防部大力资助“阿帕网”(ARPANET),科学家们也秉承兼容开放的理念,让所有用户根据自己的需要,时时修改、更新界面上的传输程序,网络百科也继承了这种开放态度。结果,各国学者、工程师、通讯公司、军事机构、民间企业,甚至大学研究生,经历几十年的切磋、互动,群策群力,从自己的需求出发,以迥然不同的智慧与远见,让网络技术步步升级,一点点搭建起互联网。


1984年4月ARPANET/MILNET地理图(来源:lafibrelyonnaise.fr)


至今说不清谁发明了互联网,因为没有牛顿、爱迪生、爱因斯坦或居里夫人式的超级英雄,能一人独慧让万世受益。也难讲是哪一年实现的全球联网,更无法确定谁最先预见到互联网的巨大前景。许许多多的“小人物”,在日常工作中,不经意与千里之外的陌生人合作,一点点勾勒出覆盖全球的计算机网。单向度的供求关系——少数原创者供给多数使用者的金字塔模式,被多向度的互动关系——“用户生成”(user-generated)的平等模式取代。


一九八九年,英国科学家蒂姆·伯纳斯-李(Tim Berners-Lee)创建“万维网”(World Wide Web,即 www.),以超文本链接开拓出一片虚拟信息空间,全球用户随意浏览世界各地的网页,地球变成一个村庄。


因此,二十世纪末的全球化,不仅意味着经济与文化一体化,更坚实的是其物质与技术基础。我们能否推断,互联网技术衍生出了与之相应的知识与文化形态?或追问,在技术发展上呈现出的民主化趋势——去中心化、多元性、多样性、流动性、用户主导、共享经济等,是否预示了“知识民主化”的到来?


基于互联网技术而形成地球村(来源:webfoundation.org)



技术与文化本属两种性质不同的领域,如何相互影响?即使一方真塑造了另一方,具体过程又是什么?列夫·曼诺维奇著《新媒体的语言》(The Language of New Media)一书,系统阐述了电脑媒介对文化的塑造过程。


因为这个时代所有的文化基础都将电脑化,互联网才成为全球化最实在、最显著的标志。一场最深刻的媒介革命,从文化的生产、发行到市场流通,一切均由电脑做媒介。本雅明所震惊者,不过是摄影一种媒介带来的变化,而这次数字革命涉及所有文化形态。无论获取、操纵,还是存储文化素材,也不管你采用文本、图片、视频,还是何种音频格式,必须先将资料转成数据,电脑才能读取,将文化转译成二进制数字,是文化的未来宿命。


本雅明不可能预见电影的数字宿命,但他做复制时代与之前艺术之间的比较,却发人深省。他说,绘画是以线条勾勒对象世界,可谓整体性地把握现实;而电影则把绵延的时间分割成一帧帧彼此独立的画幅,然后剪辑拼接。演员失去对情节整体的把握,其表演被剪辑师支离破碎地编织到银幕重构的世界里。


复制技术不正呼应了工业革命带来的生产模式吗?福特第一条生产流水线(一九一三年),乃大工业时代的经典范式:零部件标准化,生产过程分割成一个个不断重复的简单劳动岗位,前后岗位串联起来,便形成流水线。工人无须理解全过程,只须天天重复一个工种,速成为熟练工人,也随时可被替代,像卓别林电影《摩登时代》一样。


到数字时代,世界进入后工业社会,数字媒体同样呼应着后工业逻辑。后工业生产是 “按单定制”(production on demand)和“按进度配送”(just in time delivery),网络经济则以信息、传媒为先导,电商投巨资收集用户信息和消费行为,针对性地推送广告,精准投送产品。


自五六十年代信息服务经济开始,到七十年代后工业转型,至九十年代网络 E经济,文化一直随经济形态的转型而一次次转向,这不正符合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说法吗?如果罔顾技术去抽象地讨论精神,真有意义吗?如果所有文化典籍、教育内容与传播信息都被电脑化并上传网络,将来谈文明的属地性与语境化还能成立吗?


曼诺维奇认为,数字媒介已包含了文化与技术两个层面。文化指百科知识、故事情节、写作视角、摹仿与宣泄、悲剧与喜剧;技术层面指电脑程序与“封包”(packet)、分类与进程、计算机语言与数据结构等。使用不同操作程序,电脑呈现数据的方式也不同,文化便随之改变。“电脑的本体论”(computer’s ontology)、“知识论”(epistemology)与“语用学”(pragmatics)共同塑造了文化观念,人、机融合实现技术与文化的一体两面,衍生出“电子文化形式” (telecultural form),电脑技术的演进不可避免地影响文化史的嬗变。曼诺维奇从人文学中汲取理论灵感,在电脑学里寻找技术论证,他称这种方法为“数码唯物主义”(digital materialism),作为考察电脑时代文化、社会与组织结构的新思路。


列夫·曼诺维奇《新媒体的语言》(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2001年版,来源:mitpress.mit.edu)


技术与文化是一体两面,那么,知识的民主化是网络带来的后果吗?大众生产的知识是否可靠?精英知识的真理性与权威性还能否维系?维基知识与传统知识有什么异同?



记得六七十年代流行一句口头禅: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后来大家又渐渐地不认同了。即使一百个臭皮匠,也仍是臭皮匠。诸葛亮可是杰出人才,怎能用人数来凑呢?的确,如在同一平面上,大家思考的角度、问题意识、知识背景都差不多的话,臭皮匠再多也顶不上一个诸葛亮。但维基百科并非臭皮匠的汇集。


如退回十年前,用户对维基并没太大的信心,乌七八糟的网民怎能编出有权威性的百科知识呢?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参与编辑的人数越来越多,使用范围越来越广,词条也不断更新,可信任度渐渐提高了,今天已成不可或缺的知识源。


臭皮匠修成新时代的诸葛亮,原因何在?从工业时代过渡到知识经济时代,知识的目的不再仅服务于生产提高,而以创造社会主体为己任。履历表上的姓名、地址、职业、地位,以前不过提示着作为生产力的人的价值,如今却不能定义我们的存在。


在知识时代,人首先是知识源,不是说受教育程度或社会地位的高低,而要凸显每个人独特的经验,以及对他人的启迪。我们在网上相遇,平凡琐事,一样启发无数人思考,一技一能,也可以帮他人改善境遇。同时,没有谁完全了解别人的生活,掌握他人的特长,我们始终是独特的、神秘的、不可替代的。这个时代,知识的个人性与经验的独特性超越了以往对普遍性的追求。


职业变得越来越难以辨识,一人身兼数职,是工作还是失业,是上班还是休闲,两者界限模糊不清。如仍固守传统的偏见,不承认所有人(包括文盲)都有智慧,便是否认他人的存在,也是知识时代的愚昧,更是歧视、敌意、仇恨与暴力的根源。


最近“抖音”风靡国内,这款青年人自娱自乐的音乐短视频,由网民拍摄身边的场景,或用视频剪辑、特效软件编辑视频,配上音乐,上传到抖音社区,让点击量决定哪款视频火爆。“网红”几乎完全偶然,无论是制作者还是消费者全然不知成功的奥妙,大家喜欢便火了。没有谁像制作电影、电视、戏剧那样,研究美学规律,系统地创作优秀 “抖音 ”作品。“抖音”属无名之辈的本色创作,文艺理论对之失语,找不到放之四海的普遍规律,成败靠的是网络民主机制。


抖音(来源:douban.com)


这是一个全新的民主时代,不同以往的代议制民主,遴选少数精英代理大众进入公共领域。这是直接民主,网民直接参与,彼此互动,信息资源全球配置,个人以分子化结构形成网络社会。


新事物变化之快,复杂性与多样性之丰富,少数专家无力把握,也无法理解。除了学习与适应这无序、莫测的世界之外,别无他途。因此,列维(Pierre Levi)《集体智慧:赛博空间里的人类新世界》(Collective Intelligence: Mankind’s Emerging World in Cyberspace)一书,引入“集体或共享智慧”(collective or shared intelligence)概念,描述这种跨地域、跨空间、跨贸易的网络“知识空间”(knowledge space)。


列维《集体智慧:赛博空间里的人类新世界》(Plenum Trade1997年版,来源:amazon.com)


前些年国内流行“人肉搜索”,算不算集体智慧呢?不能算,集体智慧或知识空间的锋芒不在信息收集,也不是网络“人海战术”。


人肉搜索靠电子记忆的强大与网络覆盖的广泛,收集大量信息,联络虚拟空间里的各地、各类人群,大海捞针地搜索目标身边的知情人,晒出目标隐私,动员网民线上或线下骚扰。这是传统的群策群力,乃人情社会的虚拟扩容版,假现代科技之形,行人情脉脉之实。网络知识空间靠运算重技术,计算机运算将人的思维“外化”——将人的反思力、记忆力与联想力转译成“链接”“打开网页”与“选择界面”,个人思想转化成大规模生成的公共思维,私人想法就成了共享智慧。


所以,网络百科先要获取技术、机构或概念工具,然后才是收集、过滤大量信息,再用运算整合出可导航、可检索的信息,以链接方式呈现多样的智慧与想象,搭建有思维纵深的信息平台。网民以虚拟身份在平台上彼此辨识,相互激发思考,各自贡献思维的路径,深挖思维的潜力,形成“集体智慧”或“脑超链接”(hypercortex),解决传统知识表达不出、解决不了的问题。维基百科汇聚了大批背景不同的志愿者,大家匿名编撰、修订、补充、审核、更新词条。


重要的不仅是收集关于事实的客观知识,也不局限于汇集角度不同的想法,核心是要改变我们与知识的关系,联系世界各地千差万别的人,革新伦理、美学、技术与社会组织方式,重建全球化社会。



二O一二年三月,不列颠百科全书公司宣布停印已有两百四十四年历史的纸版《不列颠百科全书》,从此发行电子版,从线下走到线上。看似一条纸媒转电媒的消息,但含义却远比这层深远得多,标志着一个时代知识的转型。印刷时代的文本与形象标准,被网络时代取代了。


网络百科不再沿袭纸版百科的文本与图片形式,而集文本、图像、视频、音频等格式为一体,还配以人机互动拟像、互动地图、虚拟现实等跨媒介的多模态,覆盖几乎所有的符号系统。传统的学科界限难乎为继了,网络用户互动替代了精英教育的知识单向街,学习未必要申请特权化的教育机构,而上互联网分享普遍分配的知识。


专家智慧凝结的 “encyclopedia”(百科全书)终结,大众智慧荟萃的“cosmopedia”(网络知识空间——列维造的新词)方兴未艾;高度复杂的网络智能(networked intelligence),将人性投射到无垠的赛博空间里,人类社会与思想探索从此具有了空前的潜力与变数。


高度复杂的网络智能(来源:enterpriseirregulars.com)


世上没有谁全知全懂,一人擅长一两门专业就已不错了。万维网以“超文本链接”导航知识系统,让共享性的“集体思考”成为可能。列维认为,网络“新人文”打通了个人与群体两类不同知识,超越了笛卡儿的“我思”——个体为中心的认知模式,而进入到“我们思”的多元认知时代。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已有体会,如今学术越来越碎片化,科技也难逃相同的宿命,无数从事生命科学的科学家,在实验室或计算机前,年复一年重复琐屑、繁冗的实验与计算,情形不比电影《摩登时代》流水线上的工人强多少,最终未必明白耗尽一生的数据要证明什么结论。今天的学问如此庞杂多义,没人再想学康德、黑格尔,以一人之才智,穷尽天下知识,建立无所不包的学术体系。


今人的明智在自知局限与渺小,学会合作与共赢,肯与不曾谋面的陌生人合作共创集体智慧,以期有所建树。在民主化的赛博空间中,以互动合作式的知识形式,将智慧无差别地播散到虚拟世界的每个角落。人人有付出,个个有收获,知识栖居在人性之中。


互动合作式的知识形式(来源:pexels.com)


列维认为电脑技术并非横空出世,而与西方科学与哲学传统息息相连。电脑运算深深植根于当代西方知识论与美学之中。古典哲学希望从超验的世界里寻找普遍性,而互联网却将散落在不同时空里的真实经验联系起来;网络智慧不因循柏拉图的脚步,攀登知识的制高点去寻觅“真理”(eidos),而屈尊于芸芸大众的“意见”(doxa)之中,在众生喧哗、芜杂多义的个别思考里,披沙沥金,萃取真知灼见。 


[1] Janet Abbate, Inventing the Internet,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1999; 

[2] Lev Manovich, The Language of New Media,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2001; 

[3] Pierre Levi, Collective Intelligence: Mankind’s Emerging World in Cyberspace , New York: Plenum Press, 1997


* 文中图片均来源于网络;文章版权由《读书》杂志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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