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经济观察报观察家（ID：eeoobserver），作者： 苏琦，题图来自：图虫

大型现代社会越来越复杂，也越来越脆弱，超大规模和高流动性及高关联性让危机可以瞬间以几何级扩散，从而让人们在应对危机时显得越来越被动，这似乎已经成为定论。

似乎有无数的事实在为这一结论提供支撑。社会形态和技术的进化之快，已然超出了我们的掌控。依靠技术进步征服自然改造社会突然变得可疑，人们开始惧怕其中可能产生的不可逆料的后果。技术进步本身很多时候会成为乱源。

面对这一快速变化的世界，过往的知识和应对经验很容易过时，从而导致建立在这些知识基础上的体制机制和应对系统本身也容易过时从而显得不堪重负。社会运转的复杂程度早已超出了普通人的认知范畴，人们不得不高度依赖专家来提供专业知识，但不同领域的专家如何形成合力又成为新的难题，又需要行政专家来加以协同。

代表民意的政治家们一方面要给专家们搭建合意的平台让其能够充分施展才华，一方面要给他们建立适当的防火墙以阻隔来自民粹的压力，让专家们能够相对中性地从专业角度出发来考虑和解决问题。与此同时，他们又不得不防范专家们的自我利益集团化，而这些又都需要专业判断并听取相应专家的意见。几个循环下来，人们会发现专家和专业意见越来越多，而做出决策则越来越难。

令情形雪上加霜的是，信息的爆炸也并没有令信息的收集变得更容易，因为无效、虚假乃至“有毒”信息充斥其间，而且受众似乎更多，进而形成所谓“虚假的民意”，令政客们疲于应对。

而由于高度复杂和快速运转的社会在很大程度上是靠信任和惯性运转的，比如人们很少会去质疑金融机构会否存在大范围欺诈，医疗机构会否存在大范围误诊等等，因此一旦某个环节或局部系统出现偏差、失序和失控，便格外容易引发恐慌，人们希望相关问题迅速能够得到解决，社会运转能够迅速回到正轨。

然而恰恰因为社会运转的复杂和高速，令政客们对纠偏所涉及的操作系统转换更为踌躇，因为由制动和刹车所带来的脱轨可能性本身就足以令人望而却步。就像一名高速驾驶的司机，考虑到脱轨成本巨大，且预期效果难测，往往不敢选择急刹车，而任由事态蔓延，终至难于收拾的局面。

人们还可以从系统论的角度来加以佐证，随着全球化的深入，人类社会成了不折不扣的命运共同体，作为一个高度关联的大系统共同运转。而在这个高速运转的大系统里还有各个子系统同时运行，这些子系统是联动的和相互依赖的，牵一发而动全身。这“确保”了危机的传染性，然而令人沮丧的是这些子系统的运行并非总是形成合力，而是往往形成相互对冲，不仅降低了“众志成城”的可能性，还对一些子系统的自我修复造成了掣肘。

以上这些分析都有道理且不乏例证，但静心细想之人们你会发现，人类在应对危机方面还是越来越有效，表现得越来越好。比如在大规模疫病的流行面前完全束手无策或无所作为是不可想象的。人类的知识共同体已经形成并在发挥日益巨大的作用，虽然不乏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的无力感，但毕竟有越来越多的工具和方案可供使用，而且随着信息共享和互动的日益频繁，找到答案的时间也日益缩短。

而在信息和行动共同体的时代，隐瞒灾情疫情等并酿成不可挽回大祸的可能性也在显著降低。每一次灾难来临的时候，人们都会勾连历史往事，然而大家都认为像过去那样因疫情和自然灾害动辄产生百万级死亡是不可想象的。虽然对痛苦和损失的容忍度因国情不同而不同，但是普遍而言“成千上万”的伤亡已经属于“骇人听闻”的范畴了。

感觉应对危机越来越难，首先可能更多源于信息爆炸导致人们的“错觉”。信息的泛滥本身就会导致“危机丛生”的感觉，以往遥远的漠不关己的灾难，现在仿佛分分钟会来到自家门前。而一些阶段性爆发的疫情的传播速度，似乎更给这种感觉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并加以强化。

民主的扩散、知情权的扩大也升高了人们的主体性意识，然而人们的理性并没有以同样的速率提升，人们的易恐心理和对公共资源进行挤兑的自我动员能力却在成指数级上涨。作为政策和应对手段对象的他们也不再甘心于自己的被动角色，充满了能动性或盲动性。而共情时代的到来，则令人们对远方的苦难也充满了参与感，人们不允许自己无动于衷，更不允许有关方面无所作为。

在人们对灾难和危机处置的预期大幅升高的同时，对痛苦和损失的承受能力也在直线下降，像西班牙流感那种大范围疫情的流行和巨大生命财产损失被视为不可忍受的前现代事件。同样下降的还有忍耐力，人们已经习惯于及时看到效果，即使人们充分意识到有些危机的发生及应对乏力是体制性原因造成的，也不愿意承受结构性变革的时间和其他成本。

这自然会导致一些短期行为的发生，令问题在表面上得到快速解决，却埋下一次次复发的隐患。制约结构性变革的另外一个因素是代价的分配机制。虽然身处共情时代，但人们对避免自身承受代价却毫不含糊。越是拥有较多避难资源的人群，越是拥有较强的游说能力，从而令更为公平有效的解决方案难以产生，精英阶层的这种自私和犬儒主义，反过来又会引发民粹狂潮，有时又会令所有理性现实的解决方案毁于一旦。而结构性变革难产导致的问题反复出现和迁延不绝，也会令人们产生危机越来越频繁越来越难以应对的感觉。

当然，承认危机越来越难应对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错觉”，并不意味着人们可以沾沾自喜。改进的余地始终是存在的，除了上面提到的结构性变革外，从系统和网络的维度出发改善单个及全球社会的运行效率还有很多可为之处。

在这个大联结的时代，有组织的社会的行为模式显然更容易预期，更容易形成合力，而原子化的社会显然更容易盲动，能量更容易对冲或耗散。因此提升社会的组织化程度是当务之急，对那些拥有现代化网络工具而组织化程度欠缺的社会而言这一点尤其重要。令人感到悲哀的是，现代化的网络叠加前现代的组织和管理模式，似乎是更为常见标准配置，由此导致的治理失范便成为常态。

而如何令各个子系统达到一种合意的共振，则是更大的挑战。能够做到既能保障子系统能及时发现问题，并在小范围内通过自主创新修复问题，使其不至于蔓延全局，又能统筹协调，在局部系统崩塌的情形下，能够汇聚整个系统的资源和能量加以修复，并同时维系整个系统正常运转，对任何一个超大型社会而言都不太容易，遑论全球社会这个超大系统。

从全球大系统的角度而言，有一种超大型子系统最为可怕。一方面这个子系统在很多层面都与全球大系统形成联结、嵌套和共振，另一方面这个子系统的操作系统又相对封闭，自我修复机制相对僵化。当这个子系统出现问题的时候，如何更有效地帮助其自我修复，使其不至于硬脱钩或危及整个系统的运行，而且在修复的过程中更好地与大系统兼容，恐怕是新一轮全球化行稳致远，也是全球社会这个超大系统平稳运行所面临的最大挑战。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经济观察报观察家（ID：eeoobserver），作者： 苏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