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健识局（jianshiju01），作者：唐煜

2月，新冠肺炎疫情在武汉进入“大决战”阶段，仅在2月9日，就有41架次包机运送了6000位医护降落在武汉。

我们采访了4位在湖北抗疫一线的医生。面对一种新病毒，医者最初也和普通人一样有过担忧。可一旦进入救治，他们就开启了自己的职业模式：在临床中不断和病毒交手，刷新认知，和患者病情的变化赛跑。

除了身体超负荷运转，他们还缺防护用具、缺人手、缺供氧设备，也和病人一样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

前段时间，武汉发热门诊爆满时，武汉第四医院又发生了伤医事件。这让一位医生感到忧虑，他觉得，也许现在所有的社会矛盾都集中在医院里，冲突早晚会爆发，城市的管理者是否应该在这方面做预案？有没有具体措施撤掉这个隐形的火药桶，而不只是口头表示严惩。

正如他所言，灾难面前，所有人都是受害者。他希望大家能意识到，当下的日子肯定没有以前那样舒服，大家都要有些承受能力，要相互体谅。如果说医生的职责是尽力救治每一个病人，那普通人必须要做到的，就是不要盲目乐观，做好居家隔离，帮助切断传染源，更不要一味指望神药或疫苗的出现。

以下是他们的讲述：

1.武汉同济急诊科副主任医师房明浩（现担任武汉金银潭医院重症ICU医疗组长）： 

对重症病人来说，1000个人有1000个样子，很难有百分百管用的治疗手段。前几天，李医生不幸去世了，他的抢救过程众说纷纭，我可以理解大家的情绪宣泄，但最终，只有当时抢救的一线医生和他的上级医生、决策医生一起，才能还原事实。因为有时候一线医生都不一定清楚指令医生的思路。作为一个在ICU干了20年的人，我觉得贸然评价对一线医生或决策人是不公平的。

抢救要考虑很多因素。除了抢救价值、救回来的可能性，还有身边人的情感需求。毕竟是自己的同事，哪怕有万分之一的可能性，肯定都想把他给救回来。但如果说心跳已经停止，已经宣告临床死亡，再给他重新做一遍ECMO，人也没法再活过来。

ECMO（俗称“人工肺”，一种医疗急救设备。原理是将静脉血导出，注入氧气，再输送回体内，保证全身流动着氧气充足的血液，维持各器官活性，期待病人心肺功能重新恢复运转）并不是一种治疗手段，而是一种支持手段，它起作用的前提是，某一个脏器出现了急性的障碍或者停摆。

ECMO的目的是为患者赢得时间，它就像一个轮椅，我们推着轮椅帮病人过山坡，等待病人能自己站起来，但是如果病人一直站不起来，这个坡过不去，轮椅也失去了意义。

有创操作对人体都是有利有弊的，什么样的病人能上ECMO，卡在哪个时间点最合适，要经过一个很严格的评估，要联合几个高级职称的医生和家属来一起商讨。我们的ECMO小组都是24小时都在线的，需要的话不管什么时候都随时上。

ECMO上得越久，对肌体的损伤就越大，比如会造成血栓，特定肢体的坏死等并发症，我们做了一些回顾性研究，5-10天撤机是黄金时间，如果期间病人没有自己恢复，结果就不好了。

做出撤机决定对ICU医生来说是很困难的。评估死亡有三种：第一种是社会性死亡，只能靠机器和药物维持生命体征，无法吃喝，无法交流；第二种是脑死亡，身体机能停止了，心跳呼吸还在；最后就是临床死亡，呼吸心跳都停止了。我们ICU医生面对前两种的困境会更大。西方是到时间必须撤，中国医生要综合很多因素，比如家属意愿，如果医生主动提出放弃，反而会导致医患关系不信任，我们面对的伦理问题要比西方难很多。

1月21日，我从武汉同济被派来支援金银潭医院，很不幸的是，当天包括重症科主任在内的三位医生都病倒了，一个高度疑似，两个出现发热症状，还有两三位护士也出现了一些症状。本来他们人手就比较紧张，一天之内倒下这么多人，整个团队都非常地低落。

房明浩教授／图自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院微信公众号

本来我是过来合作的，结果变成了他们的临时主任，当时省内其他医院的8名医生都过来支援，我们就组成一个10人团队，与此同时，五六楼本来是普通病房，因为危重病人太多，也改成了重症ICU。

我负责金银潭的南7楼，病区里的病人是重症中的重症，病人私下都知道，上了最高层说明病情严重了。这层楼不是看收治的病人数，而是看病情的严重程度。比如我们这边一般收治10到15名病人，全都在上呼吸机，最严重的病人还同时开着ECMO或者上着透析。

以前，我们同济ICU接收的重症病人可能是湖北省甚至整个中部地区最严重的，但那时我都从来没看过这么严重的病人。很多人一见面就要插管，就要抢救，最多的时候，一天有三四个患者去世。

我最早干急诊和重症的时候，有的病人因为病得太重，一来就去世了。我们科室虽然不大，但登记的死亡病人占了医院的绝大多数，同事间开玩笑说我们这里的下一站就是太平间。所以我对死亡的看法可能要比普通人淡得多，我的观念就是：病人来了我会争分夺秒地救，但是没办法的时候就会坚决放弃。辅助科室的同事都不是很能理解，觉得我们好像很冷酷。

刚上班的时候，同科的小护士抢救病人的时候会跟家属一起哭，病人走了之后再跟他们一起哭，但有时候一晚上得抢救四五个病人，一直哭下去都没法上班了。慢慢地这么多年之后，接到病人的时候，我们会自动屏蔽掉家属有多么伤心，不会问家属有没有钱，不会扯那些有的没的，就想争分夺秒地救病人。因为过了几分钟或者几十分钟的黄金时间，就没用了。

所以很多老百姓会觉得医院人员很冷血吧，但要是特别感性，我们都没法活了。

这次支援金银潭，我的工作其实没有外人想的那么轰轰烈烈，什么扑上去奉献自己。就是早上8点交班，把病人头一天的病情汇总，分成两个医疗组去查房，一线医生去落实一些有创操作和治疗方案，收集上报数据，然后下午再开会，再上报，微信群里也在24小时不停地汇报病人的病情。

一线的值班医生和护士反倒是最辛苦的。从12月29日开始，金银潭医院的医护人员就把重症监护室腾空了，全面投入到抢救新冠肺炎病人中，一直到现在都没休息，但是社会外界都不知道。他们没有时间发声，也不会去写个东西宣传自己，我觉得我应该向他们致敬。

现在我们这层都是确诊病患，所以医护都能达到完整的三级防护。防护服看起来挺威风的，实则非常痛苦，穿四五层，没有任何透气性。这里病毒浓度很高，医护人员的腰上还要再戴一个体外送风器，像电风扇一样不断地向外吹风，让体外的空气不容易进来。那个非常重，就像宇航员在太空里不停搬砖的感觉，所以能看到护士走路老弯着个腰，要是站直了，腰会非常疼。

那样严密的防护之下，人会缺氧，我们科室每天都有护士晕倒。现在算上行政人员我们就12个人，加上医生还要倒班休息，相当于把6个人的活分给两三个人干，强度非常大。

从12月底以来，我这30多天把所有和疫情相关的岗位都转了一遍，发热门诊的一线二线我都上过，也和院里、区里的专家组参加过会诊。我感觉病情的变化有几个节点：1月17到18日，能明显感觉发热门诊的压力变大；1月23到25日，病人病重的程度，包括社会上的传染程度又发生了一次巨大的变化。

那段时间我有点焦虑，因为政策不断在改，可能第一天中午决定的事情，第二天又推倒重来。一进医院铺天盖地全是病人，人手也越来越紧张，整天想着从哪里抽点人来，晚上都睡不着觉。现在，整个疫情防控理顺了些，我现在的主要任务就是重症救治，把死亡率降下来。

新冠肺炎让人很头疼的一点是，它的隐蔽性非常难以琢磨，病人发烧也好，血象改变也好，和他的呼吸困难之间没有一个明确的正比。

比如有的病人发烧很高，呼吸困难，后边不一定会转化为重症；有的病人发烧5天看上去好了，结果过了3天，又转化为非常严重的ARDS（急性呼吸窘迫综合症）。我的同事陆俊医生就是这样，不发烧3天之后才出现呼吸困难，从他起病到出现呼吸衰竭，10天过去了，这完全超越了我们重症医生对这一类病人的评估。

我对这个病的认识也在改变。最开始把它当作一个普通的流感肺炎，后来发现比想象的更严重。现在我们也在想，有的治疗方法是不是可以往前提，但提到什么时间才合适，既不浪费医疗资源，也不会导致来不及抢救，后面还要花时间补充做一些研究。

所以我觉得现在要想法设法加强一线医生的培训，比如把重症和呼吸专科的医生派到一线去，在中轻症病人里把重症病人及时地甄别出来，以利于我们早期抢救。不要等到最后器官都已经一塌糊涂了，什么样的方法都救不了了。

除了1/3的时间用在临床工作上，我其他的时间都在想办法收治病人，电话指示处理一些危急的事情，有各种琐琐碎碎的事情干不完。作为一名武汉医生，兄弟医院、同学、亲朋好友，甚至一些不怎么熟的人都打电话给我，说有个重病病人，能不能帮忙看一下？有一张肺部CT，能不能咨询一下？所以我的吃饭时间非常乱，就只有一张嘴巴，接电话就必须放下碗筷，经常一顿盒饭吃2-3个小时。以前冷了还能热，现在在隔离酒店里没条件，就只能吃冷的了。

酒店里住着来自各个医院的同行，但电梯里遇到，大家也没什么交流，因为要保持1米5的安全距离，能看到每个人都是忧心忡忡的。隔离会让人和人之间的感觉变远，在病房里也是，我看不清楚病人，病人浑身插满管子也看不清楚我，不像我们平时和患者的交流更多些。

同事的感染会更牵动我，比如陆俊医生，从他读研究生开始我就带着他，一直到他结婚生子，从他生病第一天我就在跟他聊天，22号他转院过来，他说房老师快来救我，我还哄着他说没事，要挂早挂了。

在武汉早期染病的医护人员里，陆俊是最重的一个，初期感染的那一拨人死亡率比较高，所以他是在鬼门关里走了一趟。现在陆俊脱离了生命危险，但是身体恢复还需要比较长的时间。

最让我觉得心酸的，其实是那些没有办法住院的重症病人。

我前两天遇到一个病人，家里爷爷、奶奶、父亲、母亲、伯伯、阿姨都生病了，全家就只剩一对小夫妻，不知道该怎么办，也没有任何医疗资源能够帮他们收住院。我们都是有父母的人，联想到这种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我也觉得非常可怕。

越是觉得这些病人可怜，就越是要把眼前的重病患者死亡率降下来。另外，我也希望能用自己的努力把这个死结解松一点。

我想趁机跟公众科普一下，第一点是，绝大多数人是可以自愈的。第二点是，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切断感染源，避免交叉感染，而不是指望什么神药或者疫苗出现。现有的药物都没有确切的临床疗效，并不推荐轻症病人吃一些抗病毒药物或者抗生素，有可能治疗作用远远小于副作用，甚至副作用在你身上来说更大。

我以前很少发朋友圈，顶多跟朋友几个在群里说说话，但这段时间发了好几条，主要是想跟科普一些东西。最让我生气的一条谣言，就是说某药物能让肺功能一下子恢复90%，就跟说能让你家孩子一夜之间长高50cm一样，非常荒谬，在内行来看就是个笑话，但是没有医学背景的人可能就会相信。从SARS到现在，目前我们对病毒还是无药可用，大家不要盲目乐观。

金银潭医院的医疗配置应该是属于顶端了，但我们最基本的口罩、帽子、防护服还是很缺，以天为单位，每层楼的防护设备只能保证明天有，但是不知道后天该怎么办。金银潭都这么朝不保夕，一线基层医院的一线人员可能更困难。

另外就是氧压，比如医院设计时原本就够100个病人吸氧，现在500个人都需要，只能靠临时的氧气瓶来解决，好比自来水压不行，只好拿桶去接水。现在各个医院都面临这个困境。

其次就是人员的匮乏。现在很多从来没有干过临床的医生、护士们顶上来干活，临时拼起来，大家互相都不认识，也不知道到底彼此能干什么，擅长什么，什么脾气性格，等摸索完了一两个星期就过去了，对于医护人员或者患者的预后都是不利的。我还是呼吁配备人员的时候能以团队的形式，教授、主治医生、住院医生、护士、护士长这样一个团队来。

还有医疗场所的治安问题。有可能现在整个社会矛盾最激烈的地方就在医院里，病人病情突然地恶化，一天之内就离开了，又不让见最后一面；或者有人生病很痛苦，排队很久都看不上病，会有极端的想法，这些冲突早晚可能爆发。我们都同情和理解，但是医护人员也没有特别好的办法来解决。基层警务人员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一方面知道这些患者或家属很可怜，一方面又觉得医生也很可怜，他们也很无助。

看到武汉市第四医院发生的那起伤医事件（注：1月29日，该院两名医生被患者家属殴打、撕扯防护服），我没有恐慌，只是感到忧虑。我毕竟干了20多年，对于病人来说，我是个主任是个教授，出于尊重和信任，不会对我怎么样。可是对有些普通的小护士、小医生就不是这样了。况且就算警察来了，没有防护服，大家都是普通人，上有老下有小的，警察也不敢这么赤手空拳地冲进去。

并不是说我们敌视或者害怕患者，这个不存在，但是至少我们很忧虑。我觉得这个火药桶必须有人要把它拆掉或者疏散出去。（注：据警方通报，2月4日，一男子在武汉某医院就医时，因情绪激动，持刀威胁现场一名医护人员，所幸无人员伤亡。这已经是疫情爆发以来被报道的第二起伤医事件。）

大型的灾难面前，大家都是受害者，没有人能逃得掉，不是光看看热闹夸夸别人很高尚就完了，大家都要有点承受能力和心理预期，互相体贴下，彼此都很不容易。

但我不会特别悲天悯人，为谁流个眼泪，我不会的。实在觉得病人很可怜，我会尽我所能去帮，在我有限的资源里想办法把他给塞到哪里去，或者告诉他的医生一些相对正确的治疗方案。我觉得作为医生，既然选择了这个行当，就要尽力地去救人。

2.湖北民族大学附属民大医院（在恩施市）隔离病区主任向薇： 

刚开始觉得疫情是离我们比较遥远的。非典和甲流的时候我都在发热门诊工作过，但那时主要疫区不在武汉，没几个病人，工作也不是很累。但这一次超乎我的想象。

大年三十当天就收治了10个病人，2名确诊，8名疑似。我们医院本来没有隔离病区，是用中医病房临时改造的。标准的感染病房分为污染区、半污染区、缓冲区和清洁区四个区域，但因为医院的建筑条件，我们没有标准化缓冲区，这个目前还没办法解决。

后面还有更多没想到的事。最关键的是，感染性疾病有太多流程了，细节小到该由谁去引领病人从发热门诊走过来，该走哪条路线，病房怎么分配，病人产生的生活废弃物该怎么处理等等。

新冠肺炎是呼吸道的传染病，我本来就是呼吸内科的，但来支援的医生有儿科、中医科、骨外科的等等，所以刚开始医生们对诊治不是很了解，一切从零开始，只能靠我们和发热门诊部、后勤部、消毒供应部反复沟通，形成一个固定的流程，再对医护人员反复培训。我后来也跟他们说，我们是无门无派，见招拆招。

我们现在目前有两层楼，分为疑似区、确诊区、重症区和疑似重症区。截止到2月2日下午5点，一共收治了21个病人，有孕妇、儿童、肾衰竭的、外科造瘘、需要做血液透析的瘫痪病人，类型五花八门，跨专科很大，对医生能力挑战非常大。要学习的内容也非常多，国家给出的治疗方案、确诊依据、排除依据都不断在更新。

现在没有特效药，只能靠给病人提供对症支持治疗为主，除了工作量很大之外，另一个就是管理，不让这些疑似的病人乱走动，再传染给社会上的人。

有一个50多岁的疑似病人，因为不想被隔离，还没有拿到筛查结果就偷偷跑回家，电话也打不通。其实他的家属也挺害怕，后来终于联系上他的儿子，又联系110才把他带了回来。

还有个小孩，他是疑似病例，一家人从武汉归来，三个大人也得隔离，但是他们对这个病的认识不够，觉得这是个普通感冒，说自己又不是病人，还要被关起来，有一些言语上的冲突。我们就只能反复、耐心地解释，这是为了你们好，如果回去把家人感染了，整个家族都得隔离。

有一些病人需要舒缓心理。有一个70岁的婆婆，村里的干部给她打电话，说她“被确诊为疑似冠状病毒性肺炎”，她只听到了“确诊”两个字，没管后面说了什么，听完后情绪非常激动。再加上新闻说有基础疾病、年纪大的患者容易死亡，她就很恐惧，有自杀倾向。我们就给她进行一些心理疏导，婆婆吃不惯食堂的饭，我们就把自己的面包和牛奶给她，后来经过两次核酸检测，结果都是阴性，婆婆就回家了。

有些病人的要求，对我们来说真是有点困难的。严格来说，生活用品和三餐都是要由家属提供的。但是有的家属就不来或者来不了，我们就得全部负责。

有个瘫痪的病人，已经上了呼吸机，家属都在武汉，封城之后来不了，除了把屎把尿，他的衣服甚至内衣内裤都得我们来买。

图/ 向薇在诊治病人

其实除了病人需要心理疏导，我们也很需要。

2月2号，我就遇到一件压力特别大的事情，有一个病人病情告危，先用无创供氧，接下来就要有创插管供氧。但我们没有负压病房，没有医用隔离全头罩，只是最简单的。如果没有很好的防护措施，断开呼吸机吸痰的时候，被感染的机率是最大的。

我很矛盾，必须要救病人，但又想保证手下的医生和护士不被感染，不知道怎么取舍，但只有一瞬间的犹豫，如果病人需要的话，即使没有防护，肯定也还是要给病人插管的，这是医生的本能。

现在人手很紧张，大家都是在超负荷运转。我们一般白班尽量排6个小时，太长时间人会受不了。防护服不透气，一般穿上半小时就会非常难受，护目镜也会开始起雾，所以进病区的时候不敢多吃东西多喝水，担心上厕所，有的把纸尿裤穿上了。口罩拴在耳朵上面的，时间一长，像刀割一样地疼，外面又有眼罩压住，所以医生护士脸上都是压痕，耳朵、鼻子和眼眶下面都已经被磨破皮了。

护士妹妹们都很年轻，有的私下哭了好几次。一是累；二是医生护士也是人，也对死亡有恐惧，所以是自身生存的渴望和救治病人的双重压力压在身上。做好了防护，我不担心被感染，主要是担心手下其他的医护人员，所以我一而再再而三提醒他们做好防护。听说有一些地方能给医护人员提供心理援助，但我还真没有时间去，只能先靠自己调节。

我从年三十工作到现在都没休息过。除了有一个晚上睡了6个小时，其他基本都是只能睡2-3个小时。其实晚上有一定的休息时间，但想到各种流程都没有到位，医生也还在磨合中，脑袋里不停地在想各种问题，就是睡不着。

我记得接到任务那天，因为长头发戴帽子后有一些碎发漂在外面，特别容易被感染，所以我们都把头发剪了，因为是除夕，理发店都关门了，都是自己用剪子剪的，长的长短的短，像狗啃的很难看哈哈。

我相信疫情最后会得到控制，但是时间是两个月还是半年，还得看后期对病毒的了解，或者推出其他更强力的手段。

昨天我们这里有两个病人出院了，一对夫妻，其中有一个还是重症患者，这给了我们一些信心。当然他们出院之后还是必须居家隔离14天，因为哪怕是治愈了，人体也不可能在短期内产生免疫抗体，还是有再感染的可能，而且感染机率比普通人要高。

等疫情结束之后，我最想好好睡一觉，好好陪陪我的家人。我很久都没有跟家里打电话了。我们都没法回家，就住在医院指定的生活区里。家人们肯定是担心的，但是怕打扰我休息和工作，都没有给我打过电话。正月十三是我妈妈的70大寿，不能见面，我就远远地祝福她吧，以文字或是视频的形式也好，祝福她开开心心，身体健康。

3.武汉济和医院消化内科主任江军：

1月23日，武汉市蔡甸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来了我们医院，下达决议，在我们医院挂牌“武汉市蔡甸区感染性疾病病区”，作为蔡甸区发热患者集中救治定点医院，主要是接收区人民医院需要住院的病人。从那天开始到现在，我就没再回过家。

大年初一那天，院里通知两小时以内报道，是全员通知，基本上在湖北省内能赶到的都到了。首先开了会传达政府要求，做相关防护培训。我们是复星医疗旗下的医院，复星请了专家来讲课，还有考试，通过了才能上一线。

我以前也在公立三甲，现在疫情当前，民营医院和公立医院通力合作，而且合作很深入，这是前所未见的。比如我所在的7楼住院楼层，不仅有我们济和医院的医生，还有蔡甸区人民医院、蔡甸区中医院、辽宁医疗队的医生。

我本来是消化科的医生，临时学习呼吸和感染方面的知识，第一次进隔离区之前还有点忐忑，进去之后发现兄弟单位的医生给了我们很大帮助。未知的时候最可怕，进去了之后慢慢平复了，工作效率更高。

我们现在一共有5层楼都在收治新冠肺炎病人。我所在的七楼有50张床，一线医生10个人左右，3个主任，一起可以照看50个病人。由于集团全球采购，防护用具一直都比较充裕，防护服视情况一天可能会用两到三套。

人手方面，大家的班都排得满满的，白班有时候一天要管12个病人，一线医生都很辛苦。上午最累，收病人、出院病人、重症病人、病情变化的病人都要处理，科室内部专家组还要讲一些专业知识，像打战。

个人压力肯定是有，有压力也要上，有风险也要上，要对得起这身白大褂。我们家搞医学的人很多，一家三代人，光是在武汉一线的就有四个。这段时间我们互相都没有联系，除非有重大事件。

图／ 济和医院医生江军（左一）等在查房

有时候下班了，很累，只想洗个澡睡一觉，恢复一下体力。我们一线的人员是不能回家的，集团在医院旁边给我们定了一家酒店，单人间，怕相互感染。下班回到酒店的时候会放松一点，不会太焦虑。

我今年51岁，从医20多年，已经经历过很多了，当医生就应该有这种平淡处之的能力。除了睡觉还有很多事要做，一是要想病人前一天的病情，二是学习诊疗方案，目前已经学到第五版。

病人问的最多的是什么时候可以出院？而我跟他们说的最多的是坚持，坚持就是胜利。有几个病人病情变化比较快，在我们救治下也都慢慢好了起来，都对我们充满了感激之情。最近，病人和我们之间的关系格外更好了一些。

4.武汉济和医院心内科主治医生晏飞：

知道李医生去世的消息，我心里很难受。从腊月二十九开始，我就一直在一线工作，所以之前对这个人没有了解。看了网上的消息，才知道有这么一位一线眼科医生因为感染新冠肺炎去世了，我觉得他是很了不起的。但是我和同事们没有更多地去聊这件事，一是防疫一线事情太多了，二是再讲下去大家心里都会很不舒服。

对于疾病，以前我是心里有底的，因为治疗方法都能在教材和指南上找得到。这次面对病人的心情完全不一样，疫情来得太突然，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未知的新型冠状病毒，刚到一线的时候压力非常大。接到指令后没有多想，作为医生我必须上，不能逃避。随着专家们对这个疾病不断认识和了解，摸索更新诊疗方案，国家卫健委也发布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指南（试行第五版）》，我的心里也渐渐有了些底。

有一个30多岁的女患者，住院8天左右，复查后胸部CT症状明显好转，就转到治疗轻症病人的方舱医院去了，这是一个很成功的例子，我们都很高兴。

病人的状态也很不同。以前是靠我们边诊断边观察，病人才知道病情的严重性。现在整个病区的病人都知道疫情情况，有些患者情绪比较低落，我们在日常工作中还要安慰和鼓励他们。

图/ 晏飞在观察病人肺部CT

有个女孩的妈妈病情比较严重，照顾了很长一段时间一直不见好，她担心自己也被感染，但是没办法走开，整个人就非常焦虑。后来她妈妈病情变重转到ICU里去，她立马就住院了。我们一方面为她积极制定治疗方案，同时也鼓励她要乐观积极，相信医生。她的情绪也慢慢平复下来，配合我们的治疗。所以除了提供对症治疗，我们还要做好病人的心理疏导工作，同时提醒家属做好防护。

印象很深的一件事是，我们在病区里，大家穿着防护服戴着护目镜，都看不到对方是谁。不知道什么时候，有位来自辽宁省医疗队的主任在我背后写上了我的名字，有一次我穿好防护服在对病人进行例行检查，一位护士从身后直接叫我的名字，我才发现了这个细节。

那一刻觉得很感动。其实在我们病区，医护人员都是来自不同医院的，有公立医院的，有辽宁省援鄂医疗队的，也有我们自己的医生，大家的工作习惯不一样，专业不一样，对疾病的认识都不一样。疫情发展到现在，大家其实压力都很大，但大家能扭成一股绳，互帮互助。因为大家的共同目标都只有一个，就是希望疫情早点结束，病人们能早日康复。

（武汉同济宣传科田娟、常宇对此文亦有贡献）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健识局（jianshiju01），作者：唐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