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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2-13 19:00
缺席奥斯卡的“疯”女人们

文章来自微信公众号:Vistopia(ID:kanlixiang2019),作者:宇文北,题图来自:电影《小妇人》


《寄生虫》斩获四项大奖后,好像什么都变了,可有些东西依然顽固得可怕。


比如说,几乎每一年的媒体报道中,总有一篇在控诉,今年的奥斯卡最佳导演提名又没有女性。


奥斯卡办了92届,只有5年例外。也就是说,足足87次,最佳导演全是男性的角斗场。唯有在遥远的2009年,凯瑟琳·毕格罗凭《拆弹部队》,真正捧回了小金人。

         

《拆弹部队》,导演毕格罗


今年的奥斯卡,《小妇人》也许曾有希望。


它拿下了包括最佳影片、最佳改编剧本在内的六项重要提名,但导演格蕾塔·葛韦格却没被纳入最佳导演的竞争中。


许多观众也对此感到不满,不少声音认为格蕾塔今年的表现完全可以取替掉《小丑》的导演,托德·菲利普斯。


诚然,导演奖不同于其他关于影片本身的奖项。它更多的是对电影创作者、统筹者、掌控全局者的全面性肯定。


可悲的是,这本来就是个死循环。在好莱坞,有机会拿到执导筒的女性远远少于男性,更不用说,又有多少女导演能筹得足够的资金,拍一部足够进入学院视野的电影。

         

《小妇人》片场中的格蕾塔


而微妙的是,电影《小妇人》正是女性创作者剖析女性创作者的故事——一个女性作者手中的笔,如何被时代观念所左右的故事。


导演格蕾塔在描画作者路易莎·梅·奥尔科特,路易莎在描画爱写作的乔,而在彼此身上,她们又都倾注了自己。


女作家,光是这个概念就包含着动荡。


女,作家。在一些时代里,这是带着矛盾感的构词法。前者是被要求缄默的性别,而后者所握住的笔杆子,又代表了发声、创作的权利。


去拆解这个概念,对女性创作者来说,是一种莫大的诱惑吧。而这种诱惑中,又潜藏着多少反抗与自我身份认同呢?


1. 作者还是书中人


原著《小妇人》,可以算是儿童名著。在许多人的中学时代,《小妇人》是“读一本英文小说,再写读后感”这项作业的首选,这足以证明它的入门性质。


所以这么家喻户晓的故事,能翻出什么新意呢?


格蕾塔把故事的结构,全改了。


原著故事中,乔一家姐妹四人,与母亲一起努力维持着清贫而温馨的生活。这种苦行僧、合家欢式的故事,在这个爆米花电影盛行的年头,实在不稀奇了。

         

       

甚至,路易莎本人都不愿意写这样的故事。


她的性格就像乔,拥有过于充沛的精力,不愿受拘束,常常挽起裙子在树林里疯跑。这么一个带着教化意味,歌颂家庭价值观的故事,她并不喜欢。 


路易莎·梅·奥尔科特


可她欠了一屁股债,加上出版商直接去找她的父亲,声称如果路易莎愿意写一个关于女孩的故事,便也会帮父亲出版他的书。在经济和家人的双重压力之下,她把自己关在果园屋,开始创作这个故事。


路易莎与姐妹之外的同龄女性并没有过多的交往——她对结交闺蜜没什么兴趣,更别说写一个足够“女孩”的故事了。


但对于自己的姐妹,她确实怀有亲昵的感情和美好的回忆。于是,她将自己代入乔,又分别把自己的三位姐妹,写进了故事中。


那么电影呢?不像前作《伯德小姐》,格蕾塔没有安分地把乔成长、结婚的故事平铺直叙地顺序展开。她利用了半自传小说的暧昧性,让乔代替路易莎本人,成为了《小妇人》的作者。


乔奔跑的镜头


既像路易莎,也令人想起格蕾塔主演的《弗兰西丝·哈》


一开头,长大成人的乔正在写这部《小妇人》,不同从年少时的圣诞节开始的原著。《小妇人》里的故事,既是回忆,又是创作。它们与电影中的“现实”相溶、交叠,又与真实的“现实”,即路易莎的创作相呼应。


原著的结尾,独立叛逆的乔最终还是嫁做人妇。这个“圆满”的结局,放在今天来看有着说不出的丧气。


格蕾塔抓住了这种无力感。电影里,乔的出版商告诫她,女主角的结局,要么是死了,要么是结婚,只能二选一。乔不服气:她不和任何人在一起,不行吗?


“那不会有人看的。”出版商很坚决。于是,乔安排了一场浪漫的雨中示爱,让出版商享受得要当场化成一滩水,而她却始终保持着假笑般的表情。

         

     

格蕾塔的乔,当然不会和任何人在一起,她只不过在自己写的小说中,为读者结了一次婚。


这样的故事,也发生在路易莎头上。《小妇人》是分上下两部完成的,写完第一部后,便有不少年轻姑娘强烈要求乔和劳里结婚。


这种声浪,让路易莎气哼哼地在日记里写道:“好像结婚就是女人唯一的目的和结局似的……我才不会让他俩结婚去取悦任何人!” 

         

       

于是,她恶作剧般地让乔嫁给和劳里截然不同的教授弗里卓克·贝尔。正如影片中乔戏谑地让他们在雨中拥吻,以符合出版商的肉麻想象。


话说回来,路易莎真正想写的是什么呢?她爱写悬疑小说,爱写自由奔放的女子。


为了发表这些文章,她专门起了个男性化的笔名,A.M.巴纳德。如果让当时的读者们知道这些作风大胆的奇情故事是个姑娘写的,他们大概会昏过去。


因为在那代人的眼里,姑娘倘若拿起了笔,那落笔的只能是些姑娘找到好归宿的故事。


2. 她们握住笔,从来不容易


安妮·布拉德斯特里,1612年生人,诗人。她在诗里写道:“我深受那些饶舌利齿所苦,说我的手更适合握住针,说我配不上诗人的笔,这是对女性智慧的轻视。”


安妮·布拉德斯特里


但即使如此,当妹夫拿着她的诗去伦敦出版,收获热烈反应之后,她坚称事先不知道有出版这回事。


其实,她大概是知道的。只是在当时,人们不接受女人有志成为作家。她握住了笔,但只能背过手去。


乔治·艾略特,1819年生人,小说家。她其实不叫乔治·艾略特,她叫玛丽·安·埃文斯。她担心如果署上女性化的名字,会被笃定只能写小情小爱,而她还想写宗教,写政治,写社会。


伊迪丝·华顿,1862年生人,普利策文学奖第一个女性获得者,凭借那部后来由马丁·斯科塞斯改编为同名电影的《纯真年代》。

         

     

早在15岁时,她就翻译了海因里希·卡尔·布鲁格施的诗并发表,但家人不希望她的名字出现在报章上,怕显得抛头露面,坏了名声,便借用了熟人的名字。


后来很长时间里,她发表文章,都是化名或匿名。


时间回到今天。J.K.罗琳,1965年生,福布斯第一个亿万美元作家。 


当年她要出版《哈利·波特》时,出版社认为,她的本名乔安娜·罗琳会赶跑大部分小男孩读者,于是便有了这个家喻户晓的名字。


很长时间以来,女作家都是“地下工作者”。无法以女性身份上场,个个木兰从军,以躲避成见甚至攻击。


她们中,或许乔治·桑来得最干脆,不仅以男性笔名闻名于世,更穿着男装出入社交场合。她不再逃避了,而是堂而皇之地表明,自己的能力足以进入这个男性世界。      


长久以来,以女性身份写作都是一件遮遮掩掩的事。如果拿起笔已经这么难,更别提随心所欲地挥毫泼墨会是何等奢侈。



《小妇人》中乔所面对的问题,完全符合当时的现状。他们“恩赐”她的这根笔,只能用来维持既定的秩序。


如果不能用笔来反抗这种秩序,便只能用行动。如果用笔创造一个世界在他们看来不成体统,那么成为贤妻良母也非她们所愿。


其实,正是他们让成为“女作家”还是“母亲妻子”成了一道不能两全的单项选择题,而不是她们。


当时的女作家们,不少抱定独身,成婚的也未必幸福。电影《小妇人》的结尾就暗示,真正的,而非小说里的乔,不会跟任何人结婚,就像作者路易莎一样。


尽管,当劳里迎娶妹妹,乔心碎欲绝;尽管,她在阁楼里向母亲痛哭,孤独折磨着她。


但她不能退后。从来没有人“坦然”接受无法幸福,但如果拥抱幸福,就要冒着放下笔,放下自己的风险。这个代价,她们承受不起。


不过是两害取其轻。


3. 荒谬的单选题


但也因为不甘心地接受痛苦,她们一瞬间的悔意,才成了沉重的质问:为何这个世界,逼得这两者是冲突的?这太荒谬了。


描写她们的电影,和《小妇人》一样,从来就不会放过这样的瞬间。


简·奥斯汀生平资料极少,但仅凭她和汤姆·勒弗罗伊语焉不详的互相倾慕,便有了《成为简·奥斯汀》,这部半虚构作品。其中的简,在与汤姆私奔的最后关头放弃了。

          

       

她总能在作品中计算好谁继承了什么,那些爱情不会难以为继,正因为无需经受贫贱夫妻百事哀。而她和汤姆则完全是另一番光景。她只怕最后,爱没有了,笔也成了原罪。


现实中,简·奥斯汀真答应过一位富有先生的求婚,尽管只有一夜。


第二天早上她便反悔了。她没法为爱情结婚,就更不能为财富结婚了。她是谁啊,是看到生了11个孩子的嫂嫂,就忍不住哀叹“可怜的动物”的人。


写出《弗兰肯斯坦》的玛丽·雪莱结婚了,但病痛、债务、抑郁伴随着她。她并非无可指摘,但多情的甩手掌柜珀西无疑加剧了她的痛苦。


艾丽·范宁的《玛丽·雪莱》提供了这样一种解读:玛丽笔下,弗兰肯斯坦正是珀西·雪莱的化身,而玛丽,就是被珀西制造出的怪物。

         

     

影片里,玛丽把《弗兰肯斯坦》的手稿交给珀西,珀西读完兴奋不已,却只提了一点要求:为什么创造出来的,不能是个天使呢?


他们永远不肯放弃创造无暇天使的幻想。


波伏娃应该够潇洒了。她终生没有结婚,始终和萨特保持开放式关系。情人可以许多,性别可以不限,但soulmate只有萨特一个,彼此嵌入对方灵魂中。


她也够通透了,她认出了女性在世界上的真正位置。轻视藏在不易察觉的细节中,藏在对月经的厌恶,对脂粉的追求,对神话中女性的圣洁化中。


但在《花神咖啡馆的情人们》中,她明明清楚女人,清楚自己,是“被后天塑造”的,但仍然摆脱不了对萨特女伴的嫉妒。

         

     

甚至于,在情人奥尔格伦要求同她结婚时,她动摇了:“我渴求他的欲望,即使那是个陷阱。我一生只冲动这么一次,在我的年纪,这样的机会不会再有了。”


说出这话的,可不是别人啊,是刚刚写出《第二性》的波伏娃,是抨击了男权秩序的波伏娃,是心知肚明那点甜美,要付出更多代价的波伏娃。


她不愚昧,也不软弱,她只是太孤独了。


当然,最后波伏娃仍是同萨特一起,写了一辈子。但据说,临死时,她的手上还戴着奥尔格伦送的戒指。


为什么在写作与美满爱情中,只能选择一个?为什么在职业与妻母中,只能选择一个?什么时候,她们才能不必畏惧婚姻消磨了自己?


结尾


当然,这个世界已经好了太多,虽然可能只是过去太糟糕。


奥斯汀、路易莎们,还在写女子终将得到美满归宿的故事。波伏娃,已经在深入审视,现有的婚姻秩序,是如何拖累了两性。


还有法拉奇,揣着写小说的心,不情不愿当了记者,说卡扎菲的政治宣言太没有分量,“可以放到我的粉扑里”;诱使基辛格夸夸其谈,让他后悔接受了这档采访。


奥莉娅娜·法拉奇


她写出的小说,《好莱坞的七宗罪》、《给一个未出生孩子的信》、《男人》,议题远超出婚姻与爱情,更多关于社会、政治、生命。


女性的思想同样复杂多样。女性作者,可以写女性,也可以写世界。


同一个王安忆,写《小鲍庄》时先锋、冷冽,写《长恨歌》时,在社会光景之外,也缠缠绵绵、鸳鸯蝴蝶。


但在女权主义被严重污名化的今天,我们也没有把握究竟还要多久,从业者和获奖者才能男女平分秋色;还要多久,媒体才不必再报道奥斯卡最佳导演提名“又双叒叕”没有女性,“乔们”不必在笔和婚约中择其一。


不过,今年的奥斯卡倒是有另一桩轶事。


恋人格蕾塔和诺亚·鲍姆巴赫的导演作品,都入围了最佳电影,一个是抱定独身的《小妇人》,另一个是撕扯着离婚的《婚姻故事》。

         

 诺亚·鲍姆巴赫和格蕾塔·葛韦格


明明是和和美美的一对情侣,不管男性创作者还是女性创作者,却都在讨论脱离爱情关系后的自我成长。


不知为何,很喜欢这种设定。


何必又要被任何身份束缚了笔呢?


去写吧,去创造吧,无论男女,无论年龄,无论性向,谁都不该放弃表达的权利。握住笔,便早晚会有回响,有共振,有余音。   


文章来自微信公众号:Vistopia(ID:kanlixiang2019),作者:宇文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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