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大厂的人都去哪儿了

大厂，覆盖的范畴正在扩大，以百度、腾讯、阿里巴巴、美团、拼多多、京东、快手为代表的互联网企业，被称为这个时代最引人注目的“快车”，但随着环境的变化，大厂的范畴又不限于互联网，房地产、手机通信、科技企业、快消等领域皆有“响亮”的“厂牌”。

大厂，似乎也正在跌落“神坛”。以往，他们是最炙手可热的“就业池”，平台大、薪酬高、人脉广、发展空间大……这些标签带给入职的人一定身份“光环”，但光芒并不持久，实际状态往往没有最初那般理想化。有人在企业“降本增效”中被优化，有人在投身一段时间之后，决定逃离无限且无效的内卷状态。

《IT时报》记者对话了数名从不同领域大厂离职的员工，在房贷、生存等多重压力下，他们深呼了一口气，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上，决定重新布局自己的生活，然后寻觅心中的那片大海。

一、“除了Plan B，还得有Plan C”

8月26日晚20：11，李文彦（化名）到达深圳市某跳海酒馆（面向年轻人的精酿酒馆）的施工现场，这是他接下来的转型路径，所以尤为关心项目的进度。2023年，跳海酒馆受到媒体关注，因顾客黏性高的特点，被消费者称为“城市年轻人的庇护所”“互联网人收容所”。或因如此，李文彦决定进军这片“蓝海”，他说：“找点小项目，试试看。”

李文彦是个80后，他的第一段职场经历是海外留学时，在韩国的LG做管培生，后因一些客观原因回国，创业失败后入职了万达。不过，工作时长没有突破“三年之困”。

“当时事业部解散，我被迫调岗，因为不想去北京，所以选择了离职。”李文彦告诉《IT时报》记者。此后，他又去了万科总部的一个二级集团，职级是中层管理岗。和上一段经历相似，公司自2022年开始释放出优化员工的信号，产品研发、外包岗陆续有人被裁，直至优化之风吹到他所管辖的分支机构。

最后，“剩我自己了。”电话那头的李文彦平淡地回忆那段经历，但事实上，彼时的心情并不好受。“工作状态很卷，可你根本不知道在卷什么，哪怕卷的事情有结果，可能也不会被认可。”他说，“尤其遇到一些业务转折点或是要散的时候，如果没有‘抱’到牢靠的大腿，基本上就会陷入一个非常难受的状态。”2023年年初，李文彦离开了公司。

李文彦常提“试错”一词，后续的经历与之也有直接联系。

离开公司后的他，以底薪配股权的形式进入一家创业型公司，四个多月后，公司资金链断裂，再度出局。此后，因为喜欢音乐，李文彦又入职一家智能乐器领域的公司，但好景不长，三个月后公司再度陷入“难产”。

和记者通话前，李文彦刚和一位老同事聊完。这位同事离开原公司后入职一家地方小地产公司，原本以为是“降维”工作，没想到现在也倒闭了，甚至还拖欠了工资，“落差比较大”。

薪水直线下降（大厂时期是小公司的2～3倍）、公司体制流程相对不健全、专业性欠缺等等，都是大厂人入职小厂之后的不适应。但中年人又往往“压力山大”，“孩子教育、供车、供房。”李文彦无奈地笑了笑。

这几年，房地产整体不景气，找工作不是件轻松的事情。“行业已是‘夕阳红’，很少再有像以前那样好的Offer；其次，腰部企业有一定顾虑，怕我们水土不服，不敢用；再次，是年龄门槛和关系属性。”现在，自由职业已在李文彦的计划当中，不怕“折腾”的他是微博第一批KOL，目前也在尝试做抖音、小红书等新媒体账号。对他来说，喜欢音乐，已经倒闭的智能乐器公司成为过去式，但正在施工的跳海酒馆是他的Plan C，已成为他的当下和未来。

二、“告别标签带来的优越感”

郑博文（化名）是名95后，来自山西，毕业于北京大学。择业期间，他顺利“上岸”某省厅公务员，却又放弃了该Offer，选择了互联网大厂。毕业几年间，先后在腾讯和字节跳动就职。

在他的小红书账号内，有这样一句话——“最好的学历变现，还是按照自己喜欢的生活，过完这一生。”发帖时间是今年3月。此前的1月，郑博文主动“逃离”了大厂。

“毕业后一直在工作，我想停下来，做自己的事感受一下。”郑博文觉得大厂的“螺丝钉化”比较严重，觉得“没意思”。

逃离大厂，郑博文也尝试入职创业公司，但很快就离开了。在他看来，大厂优厚的福利待遇容易给员工惯一些“坏毛病”，对于节衣缩食的小厂，往往有种天然的“俯视感”。

离职后，郑博文依托互联网平台做了一些创业项目：第一类是视频号带货方面的培训产品，即教别人带货；第二个是教育培训和留学辅导，比如辅导大学生、硕士、博士，辅导他们如何顺利发刊。

“8个月过去了，还顺利吗？”面对记者的提问，郑博文坦承，没那么顺利。带货培训需要解决的一大问题是如何持续稳定地获得流量。郑博文和搭档也曾模仿过一些爆款视频，效果却不理想，只能说赚了点小钱，所以没能坚持下去，于是才有了第二类产品的诞生。

“收入不是特别多，甚至还没有打工期间多。”正处于创业期的郑博文，每天比在大厂时更加忙碌，但也更加迷茫：脱离原有平台比较丰富的资源后，资源只有“自己”，同样，没有了大厂的光鲜身份，有些事情的完成变得不易，更不用说，自己欠缺的技能还有很多。

“要告别标签带来的优越感。”郑博文直言，TOP 2的大学，TOP 3的互联网大厂，让他不自觉高估了自己的价值，以为是自己的能力决定了一切，但真正出来后却发现，一个人独立和市场进行交易的价值，要小很多。

鲁莽、成长和视野，是郑博文为自己过去这段经历提炼出的三个关键词。鲁莽，在于他没有意识到创业的难度很大，因此，这是一段痛苦的成长，但创业接触的信息、环境、人以及观念，却也开拓了他的视野。

如今，郑博文决定为自己的未来赌一把。先回到打工体系，保证自己的生存，同时利用业余时间做副业，沉淀资源和资产，最终目标还是自己创业，“任何事情都要从0开始搭建，但不赌就永远没机会翻身。”

三、“攒够钱再考虑Gap”

张晗琳（化名）回复消息的时候，上海是清晨，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则是深夜。2023年，过完25岁生日后，她踏上了荷兰之旅。

和被大厂“优化”的情况不同，离开和Gap Year（职场间隔年）在她的计划之中，也在她的意料之外。

张晗琳曾是某Top快消企业的Marketing管培生，工作时长近两年，在数百比一的竞争中，她顺利“上岸”。公司对自己一手培养的管培生非常重视，会安排同时接触很多项目，新品上市或者举行大型活动时，更是经常加班到凌晨。

虽然管培生的晋升涨薪相对较快，可张晗琳依然在忙碌的工作中感受到喘不过气来的“压抑”。一次意外，她骨折了。“这是上天给我的一个信号，暗示我应该要休息一下，开始心灵‘康复’和新的探索。”张晗琳决心裸辞。

离职后，张晗琳先把自己想去的国家都转了一圈，然后又恶补了一圈IT技能，比如Excel、SQL、UX设计，她甚至去学了烹饪，“比起单纯地做饭，烹饪更像是一种心理疗愈”。

到荷兰之后，没有朋友、语言陌生的张晗琳，很是颠沛流离了一段时间。如今，为了生存，她和朋友一起做餐饮落地的项目，“非常累，比上班累多了，要自己跑渠道、找客户、印刷素材，以及各种网站设计，而且赚的钱也不多，刚够在欧洲生活。”

“走一步看一步吧。我本人比较理想主义者，希望能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而不是随便找个工作上岸，否则仍然很痛苦。”如今的张晗琳，对工作十分“挑剔”，她甚至推掉了一家世界500强的Offer，只因感觉与自己的职业发展路径不符。她并不建议年轻人随意“Gap”，“实在累了就休息，但一定要有足够的资金，确保生存无忧”。

四、“工作和生活终于平衡了”

水有水路，山有山路，没有哪条路是最正确的路，也没有哪种活法，可以直接用好坏来定义。

在和这些大厂离职员工的交流中，他们各有离职的原因，但在目标上都有一个相似归宿——追求想要的生活。

1990年出生的黛溪如今定居广州，终于过上了Work-Life Balance（工作与生活平衡）的生活。从A大厂离职后，入职了广州某外企，现在的她刚生完二胎，休产假的同时，在社交平台做起了情绪疗愈博主。

2013年，黛溪从英国某商学院毕业回国后入职联合利华。彼时，线下商超深受互联网电商冲击，加上结婚等因素，工作两年后，她跳槽至一家互联网创业公司，工作了三年。

“那会儿的我，觉得是人生巅峰状态，每天都能量满满。”凭着这股冲劲，黛溪又入职了A厂，月薪一度高达6万元。“虽然是广州地区的岗位，但因为工作原因要常去杭州”，那两年，她的飞行记录高达180次，几乎每周都要来回飞一次，加上正处于疫情防控时期，她经常见不到1岁半的孩子。

当然，离开的最主要原因，是心太累了。“部门间的斗争让我很无力，我逐渐变得不再像自己，会和现在的老板‘对付’以前的老板，甚至关系还不错的小伙伴。”强调“狼性”的大厂，往往有“赛马机制”，同方向的项目可能会让多个团队一起研发，最后数据优秀者胜出，并获得令人艳羡的奖金，但也正因如此，为了成为最后的胜者，各团队之间明争暗斗，不配合、抢功劳、相互踩踏、背后告状等情况屡屡发生，尤其是“团队的普通员工，更是各种背锅”。

辞职后的黛溪，找工作并非一帆风顺。她优先排除了互联网大厂，而是关注新锐品牌。“和以前相比，薪资和岗位肯定会有落差，其实心里还是有点恐惧，不知道未来要怎么走，但想到自己最主要的目的还是陪伴家庭，所以也没有考虑太久。”黛溪入职了一家外企，虽然薪资待遇与在A厂时相差甚远，但她对目前的状态感到很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