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BIE别的（ID：vicechina），作者：蔡菜，编辑：Alexwood，原文标题：《月薪两千，粉丝五个：我跟一杭州姑娘聊了聊她在日本做地下偶像的日子》，题图来自：受访者的微博

在日本有如井喷的少女偶像中间，一条锋利的 “地平线” 将她们一分为二。

地平线以上，是乃木坂、AKB 这样的国民偶像，地平线以下，是人数庞大、藉藉无名的地下场。有人说，在日本，至少有一万名少女自称 “地下偶像”，但没人清楚她们的具体数量，其中更不见天光的，被叫做“地底”、“地核”偶像。在地下，出道和隐退同样悄无声息 —— 从自称“偶像”开始，以删除自己粉丝过不了两位数的官方推特账号结束。

至于这条地平线应设在哪里，人们众说纷纭。已经退役的地下偶像纱利雅告诉我，应以能不能承办两千人的现场来区分地上地下，经常混迹于地下场的偶像厨（指偶像的粉丝）李旦说，唯一的分界线在于能不能“接触”得到，因为“接触”，“才是地下现场的核心玩法”。 

然而在这个资本的包装覆盖不到、舆论的风向形成不了、连粉黑两方人数都凑不齐一场骂仗的地下场，“偶像”一词得以回到它发源的地方：不再跟“榜样”混为一谈、不再标榜成就、实力等世俗世界头衔，而是跟迷恋、信仰、集体仪式这类东西找回了联系。

美少女是一种信仰

在成为一名地下偶像前，来自中国杭州的纱利雅曾在秋叶原的一家女仆咖啡厅打工，她习惯用 “可爱” 去形容一切喜欢的东西，在她看来，秋叶原不仅可爱，还可爱得非常逼真。“别的地方的猫咪咖啡只是有猫而已，在这里，店员会穿着猫咪的衣服、小短裙、戴猫耳，还戴个尾巴。”

纱利雅告诉我，女仆的工资是全东京最低标准，她不为挣钱，而是留恋着这样的“世界”。在这里，纱利雅要称呼客人为“主人”或者“大小姐”，带着客人一起对食物唱咒语、画符，祈祷它变得更加可口。常驻女仆店的客人们心照不宣地维护着“不谈论花过多少钱”的规矩，好像挥霍的的是另一个世界的魔法货币。

纱利雅告诉我，“店里的女仆绝不会糊弄，而是一起认真地组成这个世界”，在这儿，生活的意义不用寻找，它是一条最简单不过的因果逻辑 —— “付出努力，然后得到别人的喜爱”。我问纱利雅，这样的“世界”在外边存在吗，她告诉我，相不相信是一个选择，而她喜欢日本的原因是“在这里，相信的人很多”。

在女仆店一起施法的客人 截图来源：纪录片 《我住在这里的理由》

从女仆店毕业后，纱利雅在涉谷逛街时被星探发现，“一个人拦住我，问我有没有兴趣入团，还拿出一本杂志，说以后可以被刊载在上面”，这位星探后来变成了纱利雅所在偶像团体的经纪人。如今，大量偶像团体在日本涌现，很多经纪人兼职星探，直接上街搜寻有潜力的女孩，他们没有实体公司，艺人排练时，会临时租赁排练房、甚至在公园里练舞。纱利雅告诉我，在日本原宿，“只要一个年轻女孩单独在街上走，就能被喊住三四次”。 

在日本，AKB 和乃木坂的总选举已经成为“国民事件”，可爱的年轻女性可以如同蝴蝶扇动飓风般，产生惊人的影响力。在经济泡沫的余震和社会责任的重量之下，人们亟需将少女们化约为一种象征 —— 足够纯真、足够宛若天成、足够被疲惫的社会人当做 ”自己曾被剥夺之物“ 的总和。

偶像厨们选择崇拜美少女，因为“可爱即正义”。人们曾将陶俑、佛像当做自己信仰的拟人，而如今在地下场，舞台是新的神瓮，整齐划一的打 call 可能是一种披着亚文化外衣的宗教仪式。“偶像”一词回到初被发明时的释义。

永远十七岁

对于成为偶像的少女们，这样的“崇拜”一落地，就变成了无情的标准。地下偶像的平均年龄在16岁到22岁之间，23岁的就已经“老”了。纱利雅所在组合的最小成员，出道时仅有13岁，还在上初中。纪录片《地下偶像的青春》中，偶像团体“爱丽丝十番（アリス十番）”的桜のどか在得票数落后于后起之秀“蒸汽女孩”时，将其归结于4岁的平均年龄差，当时，蒸汽女孩的平均年龄为18岁，她感叹，“她们果然还是有我们比不了的年轻可爱之处”。 

不愿意说出自己年龄的偶像，已经约定俗成一般，用“永远的 XX 岁”来介绍自己。纱利雅称自己是“永远的十七岁”，而另一位正在上大学的地下偶像，称自己是“永远的十六岁”，她们告诉我，圈子里没有年龄歧视，“十七岁”和“十六岁”都只是一种“人设”。但也碍于这样的人设，纱利雅没有透露自己在来日本之前的经历，因为“那样就肯定不是十七岁了”。

纱利雅的团叫“Cypris Morpho”，意思是“世界上最独一无二的蝴蝶”。出道之前，纱利雅白天打工，每周抽出一两个晚上去排练室跟团员练舞，其余的晚上跑步减肥。她跑步途中会经过一栋玻璃幕墙的建筑，等跑到天色黑下来，玻璃里的反光变得像镜子一样清晰，纱利雅就在玻璃前练舞。 

这样的“练习生”生活持续了三个多月，出道后，Cypris Morpho 平均每星期要上七八场的拼盘演出，周末每天都要辗转三四个场地。入场门票和饮料收入全部归场地方所有，演出结束后的物贩时间是女团当天唯一的盈利机会，粉丝们会指定偶像握手、聊天、拍拍立得。纱利雅的合影一张定价60人民币，经纪人会抽走每个成员收益的一半。演出之外，纱利雅也会做直播吸收人气，但从来没提现过直播的收益，“账号都是公司的，后来才觉得自己可能被坑了”。

中间拿着蛋糕的是纱利雅 

Cypris Morpho 图片来自 @纱利雅  微博 

“做偶像，撑死每月挣两千多人民币”，在东京，纱利雅单人公寓的月租金就要三千多元，主要的生活来源来自于纱利雅的另一份工。一位偶像厨告诉我，“地下偶像的花期非常短暂，一是淘汰率高，二是入不敷出，大多数的人都会在一两年内放弃”。

这样残酷的制度并没有让地下场逐渐干涸，相反，这里借着飞快的代谢速度，焕发出了更繁荣的生机，少女们仿佛盛装着青春盛宴的流水器皿，但偶像厨们只对青春本身保持忠诚。

贩卖接触

纱利雅说，“偶像”听起来高高在上，其实是种“服务业”，“除了要唱歌跳舞，跟女仆没什么区别”。她告诉我，地下偶像没有上电视节目的机会，没有版权和劳务那样的收入，唯一能变现的，就是跟粉丝的接触。我问纱利雅，到底有几个单推她的粉丝，她回答，大概有五人，大家互相都认识，“都是三十多岁、特别温柔的大哥哥。”

而以粉丝的视角看，一位地下偶像仅靠着一小群粉丝的供养，花费甚至比普通追星更加昂贵。已经粉籍三年的鸟鸟告诉我，地下场的“对应”（指与偶像的各种交流）既真情实感，又明码标价。他单推团体“綺星★フィオレナード”的成员橘すず，“跟一位团员拍一张拍立得要1500日元，相当于95块钱人民币，如果跟整个团拍，就要8000日元，拍一个30秒的问候视频要2000日元，相当于120块人民币，有时候出新专辑，还要去冲量，自己的推（指支持的偶像）过生日，搞生日会，又是一笔钱”。

“这是给橘すず过生日时拍的，这样的集体拍立得要8000日元” 

”合影券基本一打一打买的，都是橘すず的“ 

“与偶像的距离足够近”是一种相当引人入胜的体验，鸟鸟跟自己的推已经认识一年了。一次演出，橘すず在水瓶上写了几个中文单词，鸟鸟相信是写给他的。另一位偶像厨告诉我，让她决心追随偶像的原因是，对方在对应时会询问她的近况，而且“明显是看了我的社交账户后才问的”。 

橘すず写的中文单词 图片来源：twitter@_xx.su31_

即便不存在的纯真

鸟鸟说，自从粉上了自己的推，“就不怎么给其他偶像花钱了”，最大的愿望就是“她每天都能开心”。像鸟鸟一样，大部分粉丝爱得不遗余力，也原则鲜明 —— 比如，不能交男朋友。鸟鸟说，如果小偶像有男友，“不仅会脱粉，还要举报她”，说白了，“为什么给一个有男朋友的女生花钱，那不会觉得自己很傻逼？”

李旦却告诉我另一个版本，他说他早已看透，“没有偶像是没有男朋友的”，因为“只有跟异性有足够的相处经历，才能成为合格的偶像”。他觉得偶像和粉丝都是在演戏，但又感叹一句：“人活在世，就是一个‘演‘字”。 

李旦已经在地下场花费了近十万人民币，但他认为自己其实“瘾不大”。他坚持用“女人”代指偶像，将偶像厨们趋之若鹜的拍立得环节称为“那都是垃圾”，因为“无论干什么都是为了接触”，但即便接触了，“也就是爽一下，没什么用”。

“爽一下”是什么意思，我问李旦。他回答，那是一种“精神上的爽”，前提是“要一直光顾，不能就去几次，或者很久不去，要跟偶像建立起一种关系”，在这个过程中，你能 “亲身体会学习到跟各种女人互动的方式”，渐渐找到一种“上手”的感觉。 

李旦把这种感觉形容为“就像吸烟一样”，是一种需要时时巩固的瘾，但在花钱买券的前提下，这种“上手”就像作弊玩游戏，渐渐变成了一种令人生厌的乐趣。真假掺半的甜蜜提高了真甜蜜的阈值，李旦现在发现自己“对正常女人都没有什么兴趣了”，但让他觉得最虚无的，是偶像其实也就是“不会拒绝粉丝的正常女人”罢了。

鸟鸟的相册里塞满了这种 ”一人食+偶像拍立得“ 的照片，他说这是 “打卡的方式”

2018年年底，纱利雅因一个她没预想到的原因，结束了自己的偶像生涯。当时，团队的队长向经纪人要求换掉纱利雅，起因是“队长的粉丝在握手会上找纱利雅拍照，纱利雅跟粉丝开了个玩笑，说队长可能会吃醋”，这让队长就觉得纱利雅“在做一些操作，想要抢她的粉丝”。

地下偶像仅能从自己的握手券中获利，即便在同一团体中，收入差距同样悬殊，嫉妒、吃醋变成了最容易蔓延的情绪。即便在被迫“毕业”的时候，团体仍要在粉丝面前表现出“关系特别好”的样子，这种表演让纱利雅感到痛苦。

回想起这份偶像的工作，纱利雅认为最有价值的一点就是“能给粉丝带来激励和欢乐”，“有些人工作了一天，一下班就来看演出，还穿着西服，他们可能对自己的工作也不是特别感兴趣，但看到女孩子们在舞台上努力的样子，会给他们一些勇气”。 

但具体说到自己的五个粉丝，纱利雅又觉得，对他们来说可能什么改变都不会发生，“他们可能不太擅长跟别人交流，从来看演出都是一个人，我挺希望他们几个人能成为朋友，但是他们也不说话”。他们唯一一次交流，是纱利雅过生日，粉丝们一起商量要准备什么蛋糕和礼物。独居日本、每次演出完毕独自赶末班车回家的纱利雅，有时觉得自己跟她的五个粉丝一样孤独。

距自己的偶像生涯已经过去一年多了，纱利雅回想起来，说了一句不属于十七岁的话：“其实很多事情都是预想中的”，但她选择 “记住这段经历中好的一面”。

“有例子吗？”我问她。

她说了一件令她印象特别深刻的事，“一次握手会的时候，粉丝问我喜欢什么，我说喜欢做饭，下次见面时，他给我拿来了一大包盐。” 

她又自言自语了一句，“真的挺有意思的，那么一大包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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