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出版商务周报（ID：cptoday），作者：刘十九，原文标题：《穷且苦逼，学出版的研究生有多尴尬？但我还是想做编辑！》，头图来自：《刺猬的优雅》剧照

编辑出版专业科班出身，却在做编辑的道路上屡次碰壁。入行近3年，辗转3家公司，一次次从理想落入现实，一次次陷入自我怀疑——“是环境的错还是我错了？”“后浪”们的成长之路有鲜花也有荆棘。

“你们招编辑的时候会很在意学科背景吗？”

“不会啊，我们这儿做悬疑书的编辑是化学专业的，品牌经理是学英语的。”

“那我想做社科类的编辑，主要想做历史。”

“我们目前没有社科类的板块。你自己也说了，咱们学校毕业的人在行业里走发行路线的比较多，上升空间也不错，跟我来做发行吧。”

“可我就是想当编辑啊。”

接下来就是难懂的话，什么“情怀”，什么“理想”之类，面试的会议室内外，充满了尴尬的空气。

以上对话发生在2018年，是很“虎”很“傻楞”的我去某出版业大厂面试时的场景。但当时负责面试的老师非但没有责怪，反而加了我的微信，答应帮我推荐下行业内其他的公司。一年后，他们有了社科板块，而且做得有声有色。

搬山：出版学到底有多尴尬？

最近，清华大学宣布取消新闻传播学科本科招生，消息一出就引起了热议。而学了多年出版学的我内心早已波澜不惊，反而在暗戳戳地想“干得漂亮！”。跟新闻传播相比，编辑出版学作为其子学科，更小众，获得的关注更少，但是在求职时遇到的尴尬，我想大家可能半斤八两。

“我们总编室正好缺一个男生，你愿不愿意来？”

“来我们这儿做发行吧，收入又不比当编辑低。”

“出版学？你们在学校里平时都学啥啊？”

“小伙子，我看你很不错，我们这儿缺一个印制助理。”

如果你同样是编辑出版学出身，然后在出版圈里闯荡过的话，我想以上场景你多多少少都遇到过。在求职时，我收到过数不清的橄榄枝，国内大名鼎鼎、声名卓著的出版公司，它们抛过来很多岗位，却唯独没有——编辑。

“人心中的成见是一座大山，任你怎么努力也休想搬动。”如果你看过《哪吒之魔童降世》的话，你可能会对这句借申公豹之口说出的话印象深刻。在我成功成为一名编辑、并且证明了我足以胜任时，我抱着稿子敲开总编的门，仍然受到了殷切的“问候”：“哦，学出版学的，那你怎么没去我们出版部啊？”“那也不行啊，里面的专业问题你把握不了。”

此时，我已经做出11本书，7本在一次质检时通过（在学校里学习的重大选题备案制度，让我对书稿敏感点的把控也相当不错）。而不少博士编辑，在入社一年后还在质检问题上苦苦挣扎。

当然，有的时候是成见，有的时候是事实。如果不执着于编辑岗位的话，出版学提供的知识能够让你快速上手行业里的很多岗位，适配性很强。但是“出版无学”，对于编辑岗位而言，专业知识功底薄弱是绕不开的一环，这在之后的职业长跑中会越来越明显，如果不是在学校里就有意识地学习历史学科的知识、认真学习编校规范，再加上各种机缘巧合，我也很难突围而出。但我真的成功突围了吗？恐怕并没有，只是另一个故事就此开场罢了。

这就是我，一个学了多年出版学、当了两年编辑的90后。下面只是几段再平凡不过的故事，聊供诸位一哂而已。

学术出版：我们合谋捏碎了这美好

后来，我还是如愿以偿地成为了一名编辑，在某社担任责编。

身为职场小白，进社的第一步自然是参加新人培训。刚开始是社领导对出版社的方方面面进行介绍，每个部门的负责人都会过来介绍一下部门职能然后答疑。接下来就是各个学科的编辑老师讲述各种书稿的处理方法和经验，如社会学、译著等，随后是长达数周的手把手实践环节。

凭借着专业知识和实习经验，再加上在学校里就有审校书稿的经历，我很快就渡过了这个阶段，开始上手做书。众所周知，出版行业大致分为三种出版类型，分别是专业出版（学术出版）、大众出版、教育出版，每种类型都有自己的侧重点。

对于每个刚踏出校门的学生而言，学术自然是“仰之弥高，钻之弥深”的神圣殿堂，学术出版也因此被蒙上了一层熠熠生辉的光环。最近，一个叫“人间”的自媒体发了一篇名为《在老牌出版社，我亲手给“学术垃圾”整容》的文章，其中描述了一个新手编辑从憧憬到幻灭的从业经历，评论里一句“把钱变成纸，把纸变成废纸”可谓一针见血。不用怀疑，这就是学术出版的普遍现状，出版社之间只是因为资源、禀赋的差异在程度上稍显不同而已（比如我当时所在的出版单位，查重系统、配合机制应有尽有，作品质量也偏高，在要求修改时作者的配合度也不错）。

在培训时，我遇到过一位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同事，他的学习经历横跨国内榜单前二的高校。我看过几篇他写的文章，严谨客观中透着一点儿小幽默，很多地方都流露出一流高校的风范。后来，他接手了几部自己专业的书稿，其中不乏他接触过的专业“大牛”的作品。在审稿的过程中，他的心态慢慢起了变化，然后开始自我怀疑。这是我平时认识的那位老师吗？这是他自己写的书稿吗？为什么里面很多的专业常识都不对？车轱辘话来回说，就这样凑成了一本书？最后，他不顾编辑老师“改错不改好”的教导，拿着改得“满篇红”的书稿一次次找编辑老师请教，然后痛苦地追问“怎么能把书写成这个样子啊”。再到后来，就是在离职名单上看到了他的名字，这时距离他入社，才刚刚三个月。

而我此时，也在质检的苦海中挣扎。对学术出版而言，版式、封面风格、文案等模式相对固定，那么如何又快又好地把一本书“解决”掉，便成了工作的重中之重。通过质检这个环节，自然而然就成了一名学术编辑工作的重心，这是由学术书的盈利模式决定的。

学术出版的盈利模式大致是：高校/研究机构老师打来出版经费——编辑把书做出来——出版社通过馆配和市场把书卖出去——结算项目利润——下一本。那么，如何在不出质量问题（多指质检）的情况下高效率地滚动，就成为出版社盈利能力的关键。因为学术书一般印量比较少，少则八百，多则一千五，如果能够将这些书成功“消化”掉，基本能够覆盖整个项目的成本，那么出版经费就能够成为项目的利润。在出版费用相对固定的情况下，编辑一年能做出来多少本书，能创造多少利润，自然也就成了“你是不是一个好编辑”的衡量标准。

那么，问题来了，出版一本书需要多少钱呢？就2018年而言，学术出版领域的竞争几乎到了白热化的阶段，部分有名的出版社（那些在高校学术出版社名单里的）一般是五万，最少也要三万五。而那些不在名单里的出版社，甚至都低到了一万五，真的是“我是编辑我可耻，我为国家浪费纸”了。这让我感到啼笑皆非，此时脑子里总是蹦出赵本山《卖拐》的情景：“一千五”“两千”“两千五”“三千”……“成交！”。

那么，一个编辑一年能做多少本书呢？编校经验丰富、手很快的编辑老师，每年都能稳定在20本以上，如果有编校中心等子公司的加持，一个编辑产出的极限竟然能逼近40本。我作为一个菜鸟，在九个月的时间里也做出了11本。这些书都是些什么书？书里都是些什么内容？这些内容都是怎么生产出来的？恐怕就不需要多讲了。

看稿、看稿、看稿，过质检、过质检、过质检，这就是一个学术编辑的日常。如果有一天你发现，自己是不是不认识汉字，为啥字都认识组合在一起却不知道啥意思，那么恭喜你，你在学术出版领域“登堂入室”了。当你觉得“中毒已深”，想要拿起一本好书“洗洗眼睛”时，你会发现，那些字就一直在你眼前飘，根本不往脑子里钻。

幸好，这段时间成为学术出版最后的疯狂。到了2019年，主管部门上层机构调整，书号缩减的政策下来了，又是几人欢喜几人愁。此时，我已离开一段时间了，但我打心眼儿里替那些编辑老师感到高兴。因为书号缩减，出版费用上调，每本书的质量会有所提升，利润也会有所上升，这意味着他们不用再哼哧哼哧地把每一分时间都塞满，去投入一遍又一遍的战斗里。

你以为这样就结束了吗？并没有。大家因为屁股位置的不同，自然也有着不同的心情。因为出版社只是整个学术链条中的下游环节，而在上游环节的高校里，不少“青椒”恐怕早就愁秃了头。因为出版费用上调了（有名儿的出版社纷纷调到八万以上），但是申请的项目经费并没有增加。这意味着，如果想在名单里的出版社出书，有时候甚至可能需要自己垫付一笔钱。而广大“青椒”的处境，我想懂的人都懂。

做书数量的下降，会使编辑的处境变好吗？或许并不能。因为书号数量的总体限制，单本书利润的上升往往并不意味着出版社盈利的上升，这当然也会让出版单位的领导层感到头大。如果利润不能保持增长，那员工的薪资增长自然也保证不了。编辑的工作量减少、工资增加？咦，好像是有哪里不太对。如果薪资原地踏步或者出现倒退，人力流失将变得不可避免，这自然会加大领导层头大的程度。

那么，试问，领导发愁，作为编辑，你能不发愁吗？

还好，我不用发愁了。

如今回头细想，第一份工作真的教会了我好多好多，那些知识和规范构成了我在行业里求索的基石，在这里向老东家鞠躬。因为是第一份工作，不存在比较对象，再加上年少气盛，当时往往意识不到它的好。在社里的时候，你可以明显感觉到编辑工作的重要，每个部门的人都在竭尽所能地配合你的要求；当你有问题时，问及的每一位老师无不倾囊相授；当你出现失误时，她们总能查漏补缺，然后及时提醒你并给予宽容和鼓励。

但是，学术生产机制决定着学术出版的成色，如果根儿无法改变，下游的工作也只能止于“如何更好地随波逐流”，我想，这就是我这份工作浅薄的理解吧。而在这个时候，蝴蝶的翅膀已经开始扇动了，在远方形成的漩涡里浮沉的，有你，也有我。

社科出版：樊笼束手，刀口舔蜜

因为我在学校里读的书多集中在近代史方向，所以成为一名社科编辑、做自己喜欢的书是我热切地想成为一名编辑的初衷。然而，虽然当了编辑，但是从学术编辑转为市场书的编辑，自然还有关卡要过。经过漫长的多方寻找，在朋友的鼎力相助之下，我又如愿以偿地收到了一个一流做书团队提供的机会。

毫不讳言地说，收到offer的那一天是我参加工作以来最开心的一天。迄今为止，我还记得那一天的场景，什么工资、公积金，没看清楚的时候我已经回答了一连串的“好好好”，然后我跑到无人的楼梯间里一个人默默在那里上窜下跳。

事到如今，我都没有明白，究竟是哪一点打动了他们。我想，或许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有一段珍贵的回忆，他们固执得不想让那一段无比宝贵的记忆泛黄，而我无意之中展示了这一点。

跟学术书比起来，高端的社科书要讲究得多。刚开始的时候，我并没有踏准节奏，专业功底欠缺的弱点也开始变得致命。而因为要在市场上去争夺读者有限的注意力，在编校中精雕细琢是很自然的事，尽力把稿子改到最好，才是对每一本书负责的正确态度。而此时，我还沉浸在“改错不改好”的规范里，由于之前巨大的看稿量和高轮转，如何“聪明”地绕过质检，几乎是每个学术编辑的必修课。着急的心态、看稿原则的冲突，让我很快就犯了错。什么是好？怎么改才叫好？我一时间陷入了茫然，有些无所适从。而越慌越乱，我将老师一再强调的“改必有据”抛到了脑后，在没有充分核查的情况下，“想当然”地改错了作者的一些表述。我也明白了，以我当时的能力，是无法做到在保留作者风格的同时，还能将作者的稿子改到最好，这是必须要正视的差距。而犯了错就要承受代价，这是市场再公平不过的逻辑。之后我辗转来到另一家社科书出版单位，也做出了几本书，直到如今。

这一年的时光，显得格外漫长，再迭加上这场突如其来的疫情，总让我产生恍如隔世的感觉。在这一年里，我尝试了我之前渴望了数年的事情，也走过了满怀期待、备受打击、重燃希望、平静无波的轮回。在这一年里，社科书的出版形势急转直下，出版空间在肉眼可见地缩小，我想每一位社科编辑都感同身受。而我心心念念的近代史，几乎成了不可触碰的禁地。随着一些书的下架、书号缩减、中美摩擦使出版业成为博弈工具，那些不可说、不能做的领域越来越多，作者越来越少，选题越来越小心翼翼，出版周期越来越长。至此，整体的环境可谓滑向了另一个极端。

另外，无谓的争执也变得越来越多，一些没有标准答案的工作，争执变得越来越难以避免。定书名的时候要吵，定封面的时候要吵，定腰封文案的时候还要吵（我这里说的吵就是已经脱离了正常讨论的范畴），最后难免成为“高级校对工”，在别人的眼里或许只是一个执行工具而已。做自己喜欢的书，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做书，变得是那么遥不可及。

我从来都不是一个喜欢与人争论的人，更不屑于无谓的争论，这让我感觉到前所未有的疲倦，也让我陷入了很长时间的自我怀疑。或许我并没有那么喜欢书，只是自己宣称而已，在这个过程中我夸大了自己的想象。关于一线编辑的处境，前几天的一篇名为《出版业高流动率背后：编辑正在成为抑郁症高发群体》的文章，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感兴趣的朋友可自行搜索查看。

最后的话：谁又能听见谁的呼声？

与其他行业相比，出版行业是个相对传统且稳定的行业。这些年来，周遭世界的变化之快，让人瞠目结舌。出版行业在这些变化和冲击面前步步失守，文化空间的丧失，创造议题能力的丧失，优秀作者、出版人的流失，一步步推着它走向边缘化，由此，编辑职业处境的逐渐恶化似乎在所难免。

我向来认为，对于一个行业来说，突发的公共性危机、新兴事物的冲击并不能带来真正的崩塌。真正的崩塌发生时，往往街道华灯初上，路人行色匆匆。而一个行业走向没落的微观判断标准，或许只是行业里各个环节的人，都觉得自己很委屈。

首先，普通编辑很委屈。就普通编辑来说，吐槽出版行业穷是每个编辑成长的必经之路。之前的调侃多是“明明我做的事情这么伟大，为啥却只挣到一点点钱”的小心酸，然后大家都乐此不彼地参与其中；如今说多了，也听多了，反而让人品出几分“哀莫大于心死”的意味来。

初入社会和行业的年轻人到处“流窜”，穷是个普遍现象也很好理解。起薪低、短时间内收入低，都不是什么严重的事情，但是收入没有明确的增长预期，对行业的从业者来说，是一抹不能被忽视的灰色。当我看到那些从业十年左右的编辑老师换工作时，还在求着八千、一万的月薪时，往往让我产生一种破败的幻灭感。据我了解，不少编辑老师的收入和2008年的时候相差不大，而十年过去，外面的世界早已变天了（2008年我国M2为47.5万亿，2018年为182.7万亿）。

与穷相比，职业尊严感和自豪感的缺失或许更致命。在拼命狂奔才能不掉队的时代，咬文嚼字还有多少价值呢，又还有多少人在乎呢？而最致命的是，连作者和行业的中层管理者都不在乎了，他们在乎的是书什么时候能上市，你收获版税、吹捧和荣耀，我收获业绩、声名和光环。

其次，管理者也很委屈。明明比以前更努力了，为什么利润不升反降或者像蜗牛爬？为什么编辑的产出量这么低，一年做出几本书往往还卖不动？就实际情况而言，如果一个编辑一个月能做出一本书，那绝对能算高效率。但如果事不凑巧，这本书的市场表现不佳，带来的收入可能都覆盖不了编辑带来的人力成本。利润空间被压缩、业绩压力、员工高流动，其中每一个因素都足以让他们辗转难眠。

2020年尤为难过，在新冠疫情的冲击之下，不少民营图书工作室解散的解散、裁员的裁员，降薪的降薪；而让人目瞪口呆的是，听说有一些国有出版单位都发不出工资了，其中不乏名声鼎盛的大社，时事艰难，竟至如此。

至于我，第一年收入8万，第二年收入10万（税前，由于第二年入职的机构为市场类出版机构，收入名义上是上升，其实略有下降）。而两年过去，我也即将站在而立之年的门槛，30岁就像一朵随时会下雨的黑云，在每个夜深人静的晚上将倾盆大雨浇在你的心头。

以上，只是一个90后编辑的一段职业经历而已。仿佛总是在错过，仿佛一切都已注定好。我想，或许每个人一生的幸运总共这么多，你用在了这里，那里就没有了，用在了这一步，下一步就没有了。而什么时候能用，什么时候不能用，也不是你能说了算的。从另一个角度说，能够走到今天这一步，我已足够幸运，一直关心着我的家人、师长、朋友和对象，他们虽然不同意我的选择，但都给予了我最重要的支持，让我走过或心酸、或欣喜、或黑暗、或无常的岁月。

历经两年，我从当初的狂热、执拗中醒来，收获了今天的平静。如今，我也不再谈起初出校门时挂在嘴边的理想和情怀。听别人谈起理想和情怀，我的内心也从难掩激动走向了波澜不惊。

曾有人邀我填一份“是否想过离职”的调查，我拒绝了。逃避虽然可耻但有用，我还没有想好怎么面对这个问题。但是，相比于当初坚持“要做自己喜欢读的书”，我如今更能坦诚地面对自己，忠实于心中的答案。在独处的时候，我总是会想到两个问题。第一，世界上好书已经那么多了，几辈子都读不完，真的缺我做的这一本吗？第二，你自己爱读的书，一定要自己亲手做出来吗？这一点，在我看到那些留意过版权最终被别人竞争拿走的书时，我得到了答案。我在心里默默地问自己，如果这个版权你拿到手了，你做出来的能比它现在的样子好吗？不能。

作为编辑，还有一项保留活动，就是逛书店。有好多编辑曾提到，自己在逛书店时，看到读者拿起并买走自己做的书时，心里涌出来很多份的激动和自豪，我也是其中的一份子。

现在，有人问我想过离开吗？我的回答是，当作者的满意、读者的喜爱、拿到书的那一刹那欢喜都不足以抵消生活的艰辛和日常工作的琐碎时，我会。

前辈的故事，总是激励后来者最好的武器。我曾经听三联书店的李昕前辈讲述过这样一个故事。他提及自己研究生毕业时，经过辗转，找到了一份出版社的工作。当他向导师报讯并辞行时，他的导师一再殷殷叮嘱，做书无小事，一定要谦虚谨慎、向前辈多多学习。那时的出版行业，且不说那些作者，就是分散在各个出版社的大编辑，也是光彩熠熠、灼人眼目。

如今，那个把书放在心里、捧在手上的年代，终究还是走远了。

正如迟子建的那句话，一世界的鹅毛大雪，谁又能听见谁的呼声？

不过如人饮水，冷暖自知罢了。

在报社的老师向我约稿时，我们之间曾发生了这样一段对话，不如以此作结：

“再坚持一下，你就是社科类的金子。”

“我不是，我连草料也不是。”

“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给加一段《太阳照常升起》的BGM吧。”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出版商务周报（ID：cptoday），作者：刘十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