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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6-29 19:00
放弃行医的医生们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医学界(ID:yixuejiezazhi),作者:朱雪琦,原文标题:《辞职的医生们,为什么放弃了行医?》,头图来自:《心术》剧照


医生生涯的转折点


2011年大年夜,是张瑞平(化名)医生职业生涯的转折点。


那是他在医院工作的第三年。他是上海一家二级甲等医院的心内科医生,在呼吸内科轮转时,他碰到了一位呼吸衰竭的患者。


尽管已经过去了9年,但是张瑞平依然清楚的记得当晚发生的事情。患者的情况突然恶化,张瑞平作为值班医生,建议进行气管插管,因为是有创操作,患者家属不同意。反复沟通后,仍然没能说服家属。当晚,患者救治无效身亡。


现在回想起来,当年诊疗的细节已经模糊。但是张瑞平记得,患者的病史确实存在漏洞,因为是大年夜,上级医生反应也不够快,副高级和正高级的医生都不在。当时病区没有氧气面罩,需要到其他病区去取,也耽误了救治的时间。


这些都成为了患者索要赔偿的“把柄”。患者家属的远亲在区卫生局工作,张瑞平认为,这让他们熟悉医院处理类似纠纷的套路,“那就是宁愿息事宁人,也不愿意反复扯皮。”


最后,没有正式的投诉和起诉,医院提出免除四五千元的治疗费用,患者写了谅解书。


虽然科室被罚钱,平摊到每个医护身上也就几百块,但这次医疗纠纷让张瑞平意识到,如果发生纠纷,医院并不会保护医生。


张瑞平还记得辞职前一年,一位心衰患者在医院跳楼自杀,尸体落在二楼一个平台上。当时是他从二楼的窗户爬出去,把尸体搬了进来。虽然医院在救治过程中并无过错,但是家属依然不依不饶,要求赔偿,事情闹了很长时间。


目睹了整个事件的张瑞平感到,“在医院3年时间,虽然绝大多数患者和家属是好相处的,但是只要你1000个里面碰到了一个,就够你受的了。”紧张的医患关系让他的压抑感一点点积累,大年三十的这场纠纷发生后,张瑞平动了强烈的辞职念头。


如果没有什么意外,那年,张瑞平本应晋升主治医生。当时,他的工资已经达到了一万元左右,又正处于职业生涯的上升期,本没有任何理由辞职。但是纠结了近半年时间,第二年夏天,顶着家人反对的压力,他下定决心,提交了辞职申请。


医院对类似纠纷的处理态度尤其让张瑞平失望。“在和患者打交道时,我们是弱者。医务处的处理逻辑是,在医生吃小亏的情况下摆平纠纷。”医务处曾经劝张瑞平,反正也就罚几百块钱,无所谓。“但是在精神层面、情感层面,我是很压抑的,甚至觉得屈辱。”


“医生需要自我保护,多做检查,用药趋向于保守,出于保护性的目的,病史也写的很复杂,实际上对于诊疗过程毫无用处。”张瑞平直言,在医院里,医患关系的紧张体现在方方面面,而这些都让他感到很疲惫和失落。


他向“医学界”举了个例子,一个病危的患者,如果家属看起来像是会闹事的,医生会每天和家属谈话,每次谈话都要留有文字记录。“上午写一个已告知家属病危,下午再写一个,一天写两三次,实际上没什么用。但是如果真的要打官司,至少病历上能体现,医生已经充分告知了病情的严重。”


当医生一两年后,张瑞平在潜意识里会给患者分个类,哪些看起来容易闹事,在诊疗过程中,就会增加一些本不必要的自我保护措施。


而这些,都背离了他当初从医的初心。


麻醉医生弃医从法


麻醉科医生力涛(化名)同样因为医疗纠纷辞职。而且,辞职后,他研习法律,拿到法律硕士学位,直接转行到了医院的医患关系办公室工作。


15年前,力涛是河北一家二级医院的麻醉医生,那是他做麻醉医生的第9年。他仍然清楚的记得,2005年8月20日上午,一名10岁男孩因为扁桃腺手术被送进手术室,开放液路时,由于男孩较胖,护士扎了几次都没有成功,“没什么穿刺经验的我尝试扎了一次,成功了。当时我还有些沾沾自喜,却不知这是男孩不幸的开始。”


麻醉后不久,男孩对肌松剂琥珀胆碱敏感,出现了异常心动过速、高热惊厥、二氧化碳蓄积等恶性高热症状。经全力抢救,虽保住性命,却成为了“植物人”。


这对男孩父母来说是个不能接受的结果,他们向医院“讨要说法”并最终上诉到法庭。


这件事摧毁了力涛专业上的自信心。曾经,他在麻醉时自信满满,意外发生后,他感到自己是井底之蛙。“我想起自己在面对恶性高热时,是多么的无力,我感到整个人都垮掉了。”


力涛产生了强烈的挫败感,随后的几次手术麻醉也莫名其妙变得磕磕绊绊,他只想逃避工作。男孩父母来医院“讨说法”更让他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他很同情这家人,“一想起当时男孩父母揪心的状态,我就不由暗骂自己的无能。”他对“医学界”回忆。


在长达4年的诉讼中,力涛越来越感到身心俱疲。更让他不能接受的是,北京某司法鉴定机构以没有常备恶性高热特效药“丹曲洛林”为由鉴定医院存在过错。力涛说,恶性高热发生率只有1万5千分之一,“丹曲洛林”又比较昂贵,所以并不要求医疗机构常备,当时在中国大陆,仅北京协和医院一家医院备有“丹曲洛林”。


一审按照这个鉴定意见判医院赔偿82万元。二审发回重审,虽然力涛和医院对鉴定和判决结果非常不满,但因为同情患方的不幸,男孩在ICU仅医疗费就花了31万多,最终还是接受了补偿45万的调解协议。


赔偿主要由医院承担,分担到个人身上的很少,但是医疗过错的鉴定结果,力涛始终耿耿于怀。


医疗诉讼的第2年,力涛就动了转行的念头,他当时想不明白,为什么不管医生有没有错,都要赔偿。“我也看到了一些不合理的鉴定结果对医院、医生产生的影响”,他说,这成了他最后下定决心辞职,并且研习法律硕士的初衷。


在医患之间,没有强者


2001年,张瑞平刚刚考上医学院的时候,从来没想过,自己有一天会放弃医生这个“铁饭碗”。那时候,关于暴力伤医、医患纠纷的报道还很少。医生群体的口碑不错,医生这个职业,和法官、金融从业者一样,都是好工作的代名词。


现在回头看,当年医学院毕业的同班同学,有一半左右已经转行,有的卖起搏器,有的自己开公司,也有的跳出医疗圈,卖保险或者卖汽车去了。在张瑞平看来,从上海第二医科大学(现在的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毕业的医学生,不会因为考不了证放弃这个职业,“不做医生,大多都是因为在医院里的发展不符合自己的预期。”


2017年,“医学界”曾对医院人才流失情况进行过分析。调研显示:接近75%的医生都有过辞职的想法,在辞职的原因中,医患关系紧张在工作强度、薪酬收入之后,位居第三。此外,73%的医生认为医患关系比以往“日益恶化”、近9成医生认为医疗体系是医患冲突最大的责任方。


张瑞平现在在一家医疗数字营销公司工作,对于当年辞职的决定,他并不后悔。在他看来,因为医疗体制畸形化的医患关系,短期内不会改善。


力涛的执业时间比张瑞平更久,从业13年后,他在中年选择了转行。2009年考上法律专业硕士时,力涛已经35岁。


毕业后,力涛成为了一名专门调解医患纠纷的法务人员,他在河北邯郸一家医院的医患关系办公室工作。2012年后,每年他要处理三四十起大的医患纠纷,二三十起小的纠纷。9年时间,他处理的医患纠纷已经超过了500多起。


他认为,进入2000年后,中国的医患纠纷才开始愈演愈烈。“可以说,很长一段时间,医生群体在社会上处在一个弱势的舆论地位。”他认为,因为医疗资源配置的失衡,医生成为了患者“看病难”“看病贵”的替罪羊。


一开始,因为从医的经历,力涛在调节纠纷时,完全站在医生和医院的立场上,现在,和很多不幸的家庭打过交道后,他尽量站在医患双方的立场上,找到一个平衡点,“毕竟,在医患之间,没有哪一个是强者,保护医生,也同情患者。”他说。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医学界(ID:yixuejiezazhi),作者:朱雪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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