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当港台文化之光照亮一代青年

上世纪末，来自港台地区的武侠和言情出版物在内地的风靡一时，其中就包括琼瑶和她的言情小说。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樊星认为，“武侠热营造了一个侠肝义胆的壮美的幻境，言情热营造了一个纯情动人的柔美梦境，”两者结合，“为当代人逃避世纪末情绪，远离喧哗与骚动的尘世，提供了一方精神的净土。”

昨日，琼瑶逝世。她在遗书中写道，“各位亲爱的朋友知音们：不要哭，不要伤心，不要为我难过。我已经‘翩然’的去了。”她也在社交网络上留下了最后的影像，那是她在朗读自己的告别诗《当雪花飘落》。

琼瑶的读者们面对这一噩耗时，想到的是什么呢？或许是最初读到《窗外》《烟雨蒙蒙》等作品时的动容与愁绪，或许是看《还珠格格》长大的一代人对童年时光的温柔回望，或许也是对90年代港台文化热潮的回忆与怀恋。

值此之际，界面文化借此文，追念琼瑶以及她身后更巨大的文化变迁，这也是界面文化“重返90年代”系列报道中的一篇。

在网易云音乐上，一档名为“在云端”的电台节目已经更新了300多期，这档节目的主播是音乐综艺节目——《我们的歌》的主持人林海。节目的评论区里聚集了不少70后和80后，他们的讨论常常充满着怀旧的氛围。

“在云端”今年曾有一期节目名为《请回答1994》——这是林海进入上海东方广播电台音乐部担任主播的年份。故事恰好是从30年前说起，在那个电台主导、中心化传播的时代，林海见证了中国港台地区流行音乐在内地影响力的顶峰也感受到了它们的由盛转衰，经历了内地流行音乐的短暂井喷也面对了汹涌而来的互联网大潮。

而当我们把目光带回90年代，港台文化之于个体生命的影响则更为深远。那些借由电影、音乐、文学而镌刻进青春的记忆、积蓄的能量，长久的滋养着林海和他的同代人，并牵引着他们之后的人生选择。

借由电台、录像厅抵达异文化的世界

——“我迷他们，我就迷他们！我迷他们唱歌，我迷他们唱给我听的每一支歌，我迷他们英俊潇洒有魅力，我迷他们永远青春！”

——“在你们这些孩子眼里面，好像世界上就有那么几个歌星和几首流行歌曲，唉，我们这个有五千年文明历史的泱泱大国要发展下去，靠那几个歌星和几首流行歌曲，那能行吗？”

这是1993年CCTV1首播的小品《追星族》中父女间的一段对话。在这部小品的故事情节中，一家人屋内的墙上被黎明等港台明星的照片占据，蔡明饰演的女儿与郭达饰演的父亲就“郑智化是郑成功的哥哥”展开滑稽争论，赵丽蓉饰演的奶奶则听着孙女对着港台明星的星座、喜好如数家珍。

《追星族》的情节，折射出港台文化对于成长于90年代的中国内地一代人的影响。这种文化，曾经以各种形式浸入一代人的生活——可能是贴在商场或房间里的“四大天王”的海报，也可能是大街小巷里飘荡着的张学友的《吻别》小虎队的《爱》等流行歌曲的曲调，或是那些百听不厌的盗版磁带，亦或是录像厅里放映的《倩女幽魂》等武侠片……

出生于1971年的林海，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是上海广播电台的忠实听众。家里的第一台“三洋”牌收录机，还是林海的父亲从广州出差带回来的，有四个喇叭，既可以收听电台，也可以播放磁带。1986年，上海电台推出了一档名为《上录音乐万花筒》的音乐节目，专门播放当时的流行乐，这成为了林海了解港台音乐的窗口。彼时，内地能买到的磁带很有限，林海有位同学的亲戚定居在香港地区，时不时能寄来一些母带，这位同学的家，也成了让他流连忘返的地方。

差不多同一时期，和林海一样通过收录机和电台接受港台音乐讯号的还有生活在温州的小山。出生于1979年的她，中学时家里有了第一台收录机，或许因为地理位置的原因，她偶然发现这台收录机居然可以收听到来自台湾地区的电台节目，她也因此在好长一段时间里，可以听到港台地区最一线的流行歌曲。

在重新整理老照片时，小山回忆起当年收听的节目叫《同心桥》。节目里有点歌的环节，主持人有时还会朗读听众来信。她先后往电台寄去了三封信，其中的一封她提出想点一首张学友的歌。每次写完信，她都要拿到镇子上的邮局寄出去，她至今还记得地址里“仁爱路三段”这样的片段。让她收获意外之喜的是，有一次她竟然收到了主持人的回信，信纸上是工整的繁体字。阅读着那些有关生活琐事和鼓励她用功学习的话语，主持人那软绵绵的话语声仿佛又在小山的耳边响起。信里还有一张黎明的照片，主持人解释说，因为手边没有张学友的照片了，所以寄了一张黎明的过来。

小山收到的手写信 图源：小山

当电台和收录机承载起传播音乐的载体时，让内地年轻人接触到港台影片的载体则是录像厅。1993年，影评人和导演魏君子正在上初二，一家人从河北唐山的农村搬到了县城里，搬入新家的当天下午，他就第一次走进了老家位于城乡结合部的录像厅。此前，每次骑自行车经过录像厅时，他总能听到里面的大喇叭传来的武打片的打斗声。与此同时，在他农村家里的那台黑白电视机则是反复播放着83版的《射雕英雄传》。听说录像厅里放的是港片，他便心向往之。

在那个黑乎乎的空间里，一个新的世界在魏君子面前展开——远处吊起一台20英寸的彩电，暗黄色台灯下摆着张脏兮兮的方桌，上面写着“一元看仨片！循环播放”。他交完钱以后摸黑在后排一张长凳上坐下，此时《黄飞鸿之男儿当自强》正播到后半段。等连着看完两遍这部电影后，从暗暗的录像厅走出来时外部世界也已经完全黑暗了。第二天，魏君子又来到了录像厅，这一天播放的片子是《神剑诛妖》《乱世伏魔》《金佛喋血》（徐克《倩女幽魂》三部曲）。自此，他便在“追逐”港片的道路上“一发不可收拾”。即便过了三十多年，《辣手神探》《英雄本色》《鹿鼎记》《东成西就》这一长串名字，他依旧是如数家珍。

很多如今已步入中年的观众和读者，回忆起那段青春岁月，依然会觉得，当时的那些书、那些音乐、那些影片让自己感受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媒体从业者袁媛出生于1978年，她的成长过程伴随着港台文化在内地的兴衰，她坦承，港台文化曾经在90年代给自己带来巨大的冲击，原因之一在于其与内地文化的鲜明反差。

在接触港台文化之前，袁媛看的更多的是《末代皇帝》《四世同堂》《红楼梦》《渴望》这类的影视剧，在她眼中，这些作品的共同特点是都拥有宏大的叙事背景、尊重古典名著、推崇悲剧叙事，相较而言，港台影视作品和流行歌曲则更贴近普通人的视角，重表达而轻教育。袁媛举例说：“同样是唱妈妈，可能我们这边的作品是《烛光里的妈妈》，歌颂妈妈辛劳奉献，充满悲情；而另一边的作品则是像《听妈妈的话》这样的作品，它的表达是娓娓道来、平实恬淡的，更接近我们普通人的情感。”

沈阳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孟繁华在《“伤寒玛丽”与“文化带菌者”》一文中的观点，也与袁媛的感受相同， “在（内地）尚未产生本土消费文化的时候，外来文化执行了它的休闲功能。”而港台文化的“反哺”也全面改写了内地的文化生活和民众的文化消费趣味，“港台文化以幻觉和想象的形式出现，与现实生活并不发生直接关系，它的文化内涵大众不仅熟悉，而且充满了观赏/阅读的心理期待：它们讲述的都是道德、伦理、情爱、血缘等人间关系，它不是政治家们的政治目标，也不是知识分子的终极关怀，那些寻常事、平常心于百姓来说是‘关己’的。”

另一方面，地域之隔以及彼时港台地区经济的领先也为其文化蒙上了“高级”与“优越”的面纱。“当时一说到港台的歌或港台的电视剧，包括他们的发型，他们用的词汇，我们都觉得是值得模仿、值得崇拜的，是高级于我们的。”袁媛回忆道。

小山也有类似体会，她和来自北京的袁媛，成长地刚好是一南一北。她还记得上初中时，同学们之间讨论最多的，是卫视中文台里播放的香港地区流行歌曲和综艺节目，“那时候内地的节目做得比较死板，香港地区则走在潮流的前面，所以当时还是学生的我们一致认为，有了卫视中文台还看什么其他台呢？”

除了这种“非正统”和“高级感”，港台文化所体现的“反主流、反父母”的叛逆的价值观，也暗合了当时处于青春期的一代人的心理状态。

“我们70后这代人往前，包括我父母那一代人，他们很少会崇拜影视剧里的人，即便喜欢某个明星，也都是很隐秘的表达，到了我们这一代，当我们接触港台文化时，我们学会了一个词叫‘偶像’，我们从隐秘的喜欢变成了公开的追求。”袁媛说，两代人间价值观的碰撞，她曾切身体会过。袁媛的父亲是一位传统的知识分子，父女俩关系不错，但却在对港台流行文化的态度上有明显的分歧。父亲开玩笑说袁媛看的港台剧是“港八破”（港台八级破片），认为这种表达是粗糙的、不尊重文化的，而用“四大天王”来形容几位歌手也是不可思议的。

让袁媛记忆深刻的，是有次看到香港Twins组合接受采访被问到，过生日有什么愿望，得到的回答是“希望来年的罩杯大一号”。“哇，当时我就觉得，这种话怎么能当作生日愿望当众说呢？”时隔多年袁媛回忆道。

港台文学：书摊、正版引进和文学期刊

“我们的童年往往是背着书包上学，在学校里做好作业，然后背着书包，找到最近的租书摊位，一天一本书一毛钱，坐到天黑回家……哪怕是冬天，租书摊里四面透着风，光线暗淡，那些武侠书的封皮泛着黄，而且还有一些特殊的气味，那时的我们以为，武侠小说就应该这样；现在知道，那都是盗版的书。但是，我们年龄小，完全不管这些，只是混不吝的一口气读下去。沉浸在金庸塑造的武侠世界当中，偶尔站起来活动一下坐麻了、冻僵了的腿脚……抬头看看，周围坐着的基本都是像我们一样年龄的小朋友，偶尔会有大人，看不出年龄，我们也不理解，他们为什么也过来看小孩爱看的小说。”

以上这段文字，记录了华东师范大学教授王峰80年代在辽宁的书摊上阅读武侠小说的回忆。

根据学者黄子平《香港文学在内地》一文，1985年前后，港台通俗文学作品在内地形成传播的“高潮期”，“读者广及城乡知识分子、大中小学生和工人、市民、农民，并渐次形成一系列阅读热点，如‘金庸热’、‘亦舒热’等”。而这其中，“非官方新华书店的民间发行系统（‘书摊’），在传播这些作品时起了非同小可的作用。”

初中的时候，王峰跟随父母从辽宁搬家到了山东，在山东，小书摊依旧遍地可见，可是未过半年，其数量却渐渐变少了。王峰观察到的变化或许与199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的实施有关，那时起，内地出版社对海外图书引进出版的“拿来主义”被遏止，中国的版权管理逐步走入正轨。

在今年出版的新书《一生一事：做书的日子》中，原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总编辑李昕回忆了他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时与金庸“擦肩而过”的经历。上世纪80年代末期，人文社“综合编辑室”成立，由李昕负责“港台文学”的选题策划。

走马上任之时，李昕对金庸已有所了解，《鹿鼎记》等作品也早就读过一些盗印版本，“私下很喜欢”，但未将其当作可以考虑的图书选题，原因在于，在当时经典文学的研究者们看来，武侠小说是不入流的。直到红学家冯其庸有一次来到社里开会，他的发言才改变了李昕的想法。冯其庸甚至提出，“红学”之外，还应有“金学”。

也是在冯其庸的建议下，李昕致函金庸，表示人文社“要以出版名家作品的高规格隆重推出金庸先生全套作品集”。但让李昕遗憾的是，此时时任三联书店的总经理董秀玉已经先一步和金庸洽谈好了出版意向。1994年，三联书店正式推出了36册的“金庸作品集”，有了“正版引进”后，随之而来的是金庸被内地主流文化界、精英学者的认可。

该如何理解在上个世纪末，来自港台地区的武侠和言情出版物在内地的风靡呢？

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樊星在《话说“ 台港文艺热”》一文中指出，“武侠热”和“言情热”，前者“营造了一个侠肝义胆的壮美的幻境”，后者则“营造了一个纯情动人的柔美梦境”，两者结合，“为当代人逃避世纪末情绪，远离喧哗与骚动的尘世，提供了一方精神的净土。”孟繁华同样认为，“反哺”的规模展开，始于邓丽君在内地的成功。金庸的武侠小说、琼瑶的爱情小说、三毛的温情散文、席慕容的纯情诗歌以及大量的港台电视剧等都起到助推的作用。

金庸和琼瑶的风靡，代表着大众文化的流行，但在严肃文学端，港台文化一样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当时内地的一些文学期刊承载了港台文学在传播时的重要途径。

对于《协和医事》的作者常青来说，她对台湾地区严肃文学的认知就始于一本名为《台港文学选刊》的文学期刊。80年代末，常青在位于江苏的一座小城里念高中，她成绩优异，却性格沉默、不大合群。她喜欢文学，也喜欢逛书店，还在新华书店里买过台湾新诗的相关选集。一次偶然的机会，她从同学那里读到了其父亲单位资料室订阅的《台港文学选刊》，杂志中的那些作品，写作上大胆清新、主题也更城市化，这些都吸引了常青的目光。

《台港文学选刊》 摄影：张帆

1991年，常青考入北京协和医学院。在大学的图书馆，她成了翻阅《台港文学选刊》的常客。在这本刊物中，常青最喜欢读的是台湾现代诗，余光中、洛夫、痖弦、郑愁予、周梦蝶、商禽、林冷、敻虹……这一长串的名字，彰显了她的一条阅读轨迹。这一批诗人大多有着欧美留学的背景，但同时又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所以他们表达的复杂度和丰富度都令常青感到与众不同。

对于诗人廖伟棠来说，90年代那段涉及港台严肃文学的阅读经历如今回想起来依然让他记忆深刻。“当时内地的诗人比较容易抱团，形成各自的流派，但我更喜欢那种独来独往的诗人”。廖伟棠说，他很快发现了台湾诗人的与众不同，“比如周梦蝶、痖弦和商禽，这三个诗人我到现在都还很喜欢。”

在《话说“ 台港文艺热”》一文中，樊星分析了以余光中为代表的台湾纯文学作家的独特之处，他写道：“深厚的古典文学根基和英美文学修养、对内地文化刻骨铭心的苦恋、对台湾地区现代化进程的复杂体验、异国留学的特殊体验、以及对中国现代诗运动的认真总结——这一切，使余光中的诗放射出独有的魅力：瑰丽又清新、沉雄也俊逸、朦胧却不晦涩、富于时代感兼具古典美，甚至有时还带点时髦的粗野……”

樊星也关注到台湾作家“学者化”的身份特征：“白先勇、张系国都是小说家兼教授二位一体，叶维廉、余光中也俱是诗人兼教授一身而二任”。他认为，从这一层次来看，这些作家“延续了五四那一代人的传统” 。

从传播功能角度来说，《台港文学选刊》等文学期刊自身也经历着一些变化。在博士论文《在杂语共生的文学现场——“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在大陆文学期刊中的传播》中，作者颜敏指出，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中期，内地文学期刊逐步化被动为主动，由港台文学的“引荐平台”向“生长园地”转化。具体表现为，内地文学期刊中，转载来自港台传媒的作品比重下降，原创性作品越来越多，一批港台作家将内地文学期刊作为其作品的首选发布空间，例如余光中和洛夫等。

根据颜敏的研究，这种功能的转化，一方面来自于港台文化在原生地所面临的生存考验，“在商业化与娱乐化的双重冲击下，台湾地区报纸文学副刊和文学期刊引领文艺思潮的风光不再，纯文学的阵地不断萎缩”，相比之下，“内地文学期刊仍为文学的发展留下了一定空间。”另一方面的原因在于，“从文学生产与消费的角度来看，内地己成为最重要的华文文学的消费市场，对于文学创作的影响力与反作用力日益凸显”，具体表现便是文学期刊“直接参与到文学的生产过程中来，成为文学内部生产的一个要素。” 

流行歌和电影：内地的“崛起”和港台的“没落”

1994年初，林海还没有从华东师范大学毕业，相比学校，他更喜欢一头扎进东方广播电台的办公室，那里“整整一墙的CD”对于彼时正在这里实习的他来说“如同天堂”。这些CD来自滚石、飞碟、宝丽金等唱片公司。90年代，唱片公司会在第一时间把旗下歌手的最新专辑寄送至电台，这些碟片上面通常也会刻着一行小字——“宣传专用”。

那是个歌曲进入市场销售前会先经过电台形成收听热潮的年代。1992年，东方广播电台在上海开播，瞬间刮起一股广播的旋风，因为它的开播，无线电收音机一度卖断货，街头所有响着的喇叭几乎都在转播它的频率，为了点上一首歌，人们尝鲜般地拨打着热线电话。也因为它的开播，林海成了班上唯一一个对班主任说“不需要考虑我毕业以后分配”的学生，因为他接到了东方广播电台伸出的橄榄枝。

林海入职上海东方广播电台的1994年，时值港台与内地在音乐上的交流增多，内地流行音乐也迎来短暂的爆发期。彼时，港台资本已进入内地，Beyond词人刘卓辉从香港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