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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9-07 15:00
房价超高,公共空间匮乏,一个普通香港人应该怎样生活才幸福?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全现在(ID:quanxianzaiAPP),作者:豆米,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当香港试图通过禁止食客进入餐厅来应对第三波新冠疫情时,有关部门很快遇到了问题——有些人无处可去。


社交媒体上开始流传户外工作者利用午休时间,顶着高温在城市公园里、或下雨时在公共厕所里吃东西的照片。尽管上述决定在48小时内被撤销,但它将这个拥有750万人口的城市公共空间匮乏的问题凸显了出来。


当古希腊和罗马人将城市广场作为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中心时,现代城市公共空间的提供变得复杂起来。仅仅有空间是不够的,它必须是可进入的,便捷的,也许最重要的,是好客的。新冠疫情下的封锁和社交隔离政策,都突出了这一问题的紧迫性。


在香港,公共绿地实际上占土地总面积的40%,与伦敦和纽约相比,这是一个很大的比例。但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尽管大多数居民居住在城市四分之一的土地上,但最大的公园却位于人口较少的地区。


据香港智库思汇交易所(Civic Exchange)高级研究员赖嘉玲(Carine Lai)说,居民要到达大型郊野公园,平均需要花一个小时。


相较于其他城市,香港的城市公共空间(可供公众使用的户外休闲空间)特别小,只有人均2.7平方米,就比棺材或卫生间隔间稍大一点。而在只有香港面积一半的新加坡,人均城市公共空间有7.4平米。根据2017年的一项研究,在因高地价而闻名的纽约,人均公共空间超过10平米。


“香港的城市公园也并非总是对用户友好,”香港中文大学(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城市设计课程主任亨德里克·蒂本(Hendrik Tieben)表示。


他进一步补充道,“在(城市)公园里你能做的事不多,比如坐在草地上,在公园里吃东西等。而大多数时候,人们是不被允许触摸植物的。”他说,即使公共空间里有喷泉,喷泉的一侧也是倾斜的,这让人们坐着不舒服。


然而,对于许多因房价飙升而居住空间有限的香港人来说,呆在家里并不是一个特别有吸引力的选择。


住宅研究公司世邦魏理仕(CBRE UK)2019年报告数据显示,就私人住宅而言,香港每平米的平均价格为22507美元,是纽约的4倍,新加坡的两倍。官方数据显示,香港一个家庭平均每人只有15平方米,而在公寓里,这个数字下降到5.3平方米。


一、如果你想找地方坐,必须先消费


部分原因与历史有关。以香港为例,赖嘉玲表示,在19世纪,英国殖民政府创造公共开放空间的动力非常有限,因为它严重依赖卖地收入以保持低税收。


“当时,‘开放空间’这个词仅仅意味着要求业主把房子后面的未建土地腾出来,用于卫生、通风和疾病预防。那不是我们今天所知道的公共开放空间。”她说。


赖嘉玲说,英国政府直到20世纪末才开始将现代公共开放空间的概念融入城市规划。尽管如此,由于香港采取了一种自由放任的方式来监管私人开发商,情况并没有得到明显改善。


被称为“购物天堂”的香港,到处是各式各样的购物中心——这是香港以旅游业为主导发展方式的副产品。蒂本表示,在上世纪80年代经济快速增长期间,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以平衡居民的空间需求和开发商的商业利益。这些政策围绕着私有公共空间(POPs)的出现。


私有公共空间——伦敦和纽约也长期使用这种方法——目的是作为对开发商的一种激励。作为绕开分区规定的交换,开发商必须向公众开放部分空间。


然而,私有公共空间在香港、纽约和伦敦都遭到了抨击。调查发现,尽管私有公共空间严格来讲是对公众开放的,但由于某些功能的缺失,人们并不愿意使用它们。例如,在香港,像购物中心这样的私人室内空间里,很少有长椅这样的设施。如果你想有一个坐的地方,就必须先消费。


“为了找到自动扶梯,我们必须先经过无数商店;我们只能吃商场内餐馆提供的食物;我们被鼓励在里面消费,但却不能坐在地板上或在商场里大喊。”当地学生克莱尔·罗(Claire Lo)在香港岭南大学的一项研究中,写下了香港城市设计的缺点。


二、公共空间与幸福感


新冠疫情爆发以来,城市公共空间已经变得更加重要,因为它是一种急需的逃离家庭局限、进行社交距离外步行的场所。


世界各地的城市也在争先恐后地安置居民: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允许酒吧和咖啡馆进入公共场所,来保证顾客的社交距离;旧金山当局已经关闭了一些供车辆通行的道路,让居民可以安全地跑步、骑车和步行;游客也开始大量涌入美国墓地,来寻求一些户外空间。


城市空间不仅仅是一个美好的地方。研究表明,与农村地区相比,生活在城市的人患抑郁症的风险要高出40%,患焦虑症的风险高出20%。简而言之,公共空间对人的心理健康和幸福有好处。


“在香港这样人口稠密、公共空间有限的城市中,这可能颇具挑战性。”


城市设计与心理健康中心(Centre for Urban Design and Mental Health)主任莱拉•麦凯(Layla McCay)博士表示,“特别是当人们被要求离自己的家非常近,或避免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以减少病毒传播风险时,这可能会减少他们前往香港更大的绿色和蓝色区域的机会。”


单身妈妈琳达·陈(Linda Chan),和她三岁的女儿以及七岁的儿子住在一个不到9.3平米的公寓里,那里是香港最拥挤的地区之一。


在第一波和第二波新冠疫情期间,他们坚持在周末去远足,但在第三波疫情到来后,限制变得更加严格,他们现在只得呆在家里。


“孩子们总想出去玩,因为公寓里没有太多空间让他们玩耍,”她说。“他们从每周去一次公园到现在一次也去不了,他们不高兴……每个人都变得更暴躁了,我也经常生气。”


三、“人们不应该不得不习惯没有足够的公共空间”


蒂本希望看到城市官员和地方团体之间更多的合作,将香港未被充分利用的区域转变为公共空间,就像2007年纽约所做的那样。


作为未来城市规划的一部分,纽约城市广场项目旨在为居民提供10分钟步行范围内的优质开放空间。“你想要公共空间,可以创造场所,让社区赋权。”他说。


香港政府近年来取得了一些进展,包括修建海滨长廊。负责管理香港公共公园的康乐及文化事务署将宠物公园的数量从2010年的19个增加到2019年的45个。该事务署发言人补充说,他们现在提供了50块多功能草坪供公众使用,从2010年的39块增加到2018年的51块。


“欢迎市民们利用这些草坪进行不同的活动,比如野餐、玩游戏,或者只是躺在阳光下看书。” 发言人说。


城市规划部门还公布了一项计划——到2030年,将人均最小公共空间面积从2平米提高到2.5平米。


对于居住在最拥挤地区的人来说,这将是一种改善,但仍达不到赖嘉玲建议的3~3.5平米标准——即便如此,香港仍将落后于东京、首尔、上海和新加坡等亚洲主要城市。


赖嘉玲认为,香港应该更加雄心勃勃,特别是考虑到疫情的教训。“人们不应该不得不习惯没有足够的公共空间。”她说。


随着世界各地的城市都在寻找安全的、社交距离外的方式来供人锻炼、社交、工作和娱乐,我们意识到这些空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把这些设施放在一个城市的心脏和灵魂中,不仅仅是美学,它关乎社区、参与和联结。


参考资料:

https://www.bbc.com/worklife/article/20200831-hong-kong-public-space-problem-social-distance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全现在(ID:quanxianzaiAPP),作者:豆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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