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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9-11 15:00
外卖小哥:被美化与被忽视的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原子智库-腾讯新闻(ID:AtomThinkTank),作者:朱迪(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青少年与教育社会学研究室副主任),编辑:杨溪,出品:原子智库·腾讯新闻小满工作室,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外卖小哥是当今城市生活不可或缺的服务群体。


事实上,依托数字化平台的新兴服务业,不仅改变了人们的消费模式,也吸纳了大量的就业人口。据美团发布的报告,2020年上半年有单骑手达到295.2万人。


饿了么公布数据,疫情期间吸纳约数十万人注册成为骑手。这些外卖小哥普遍学历较低,初中及以下程度占到相当比例;经济负担较重——包括来自买房、子女上学以及个人消费借贷等,还有一大批为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必须肯定的是,技术进步和商业模式创新,为“托底就业”做出了重要贡献。尤其对青年群体来讲,以网约配送员为代表的灵活就业,有利于促进工作与生活相协调,更加符合青年的就业价值观。


如果说老一代农民工的主要目标就是赚钱养家,新生代农民工更希望,在赚钱的同时可以陪伴父母子女、生活“自由自在”。我们在调研中遇到过一些案例:为了陪母亲看病来北京当骑手,为了陪儿子上学从农村到城市做骑手。


可以想象,如果没有骑手这个职业,老人看病、子女看护必定给普通家庭雪上加霜,很多孩子将成为留守儿童或者流动儿童,重复着父母一代的经历。


《外卖小哥,困在系统里》一文以“算法”视角推动企业和公众的反思,有积极意义,但将外卖小哥的困境简单化为资本与劳动者、劳动者与消费者之间的矛盾冲突,似有偏颇。必须了解外卖小哥的当下与未来,才能够了解他们的真实处境。


当下,骑手这一新职业常常遭遇美化,低门槛、高收入、灵活自由,甚至连政府都在担心,年轻人不去学一技之长只想赚快钱怎么办。


究竟是不是真的那么“自由”,送外卖是不是真的不需要“技能”,不再年轻了去哪里“落脚”,这些问题实质反映了劳动者个体与市场机制、企业制度、政府干预与社会治理之间的结构张力。


作为职业动力的“高收入”


从平台统计数据和骑手自身感受,其收入在当地都属于较高水平。


饿了么数据显示,2020年贫困县骑手平均月薪超5800元。美团统计显示,2019年30.2%的建档立卡贫困外卖骑手月收入为3000~5000元,29.2%的建档立卡贫困外卖骑手月收入为5000~8000 元。


在三四线城市的调研中,骑手普遍认为收入高于当地平均水平。骑手眼里,做这份工作主要看中“高收入”、“多劳多得”,甚至有的95后青年欠了一堆花呗、白条的债务来做骑手,目的是迅速还债。


一位骑手为了过年回家,每天跑100多单,一个月就赚了9000元,在当地属于超高收入水平,自称“达到打工的巅峰”。“高收入”某种程度上还有助于优化服务质量。


不少骑手提到,遇到难缠的客户,“看在钱的面子上就忍了”。无论是家庭经济压力还是消费主义,“高收入”是中青年群体选择骑手职业的重要原因,也是直接的从业动力。


要知道,我们所谈的骑手,典型画像是人力资本偏低、家庭背景较弱势的群体。如果没有骑手就业,他们可能在工厂里待在车间拿着微薄的工资,可能在离家数千公里的酒店做着服务员,可能在建筑工地追着老板讨薪。


当90后95后农民工开始厌倦流水线工作,可能放弃就业;当45岁以上大龄人员一旦失业,很难实现再就业。但是这些群体得以在网约配送平台找到岗位,“多劳多得”也传递着一种较为积极的价值观。


灵活就业的“不灵活”


灵活就业、打零工并非新兴的就业模式,早在工业化之前已经存在。当下应用到数字经济新业态,形成了以“轻运营”为主要特征的平台劳动关系,有效降低用工成本、推动企业迅速扩张,甚至再度兴起了“劳动密集型”服务业发展模式。


然而,现代化的企业管理必然不可能实现真正的“灵活”。外卖小哥也需要建立劳动关系,一般与物流服务商建立,而物流服务商一般服务于某个外卖平台。


外卖小哥的日常管理则由物流服务商下属的站点负责,排班、考勤是外卖小哥的工作日常——当然,众包骑手的工作状态更加灵活,但是专送骑手占到外卖小哥的绝大多数。


因此,完全不是外界所想象的,外卖小哥今天想干就干、明天不想干就可以睡懒觉,或者今天心情好就干十小时、心情不好就干两小时,就算企业高管也还没实现的“时间自由”,更不可能在普通劳动者身上实现。遇到恶劣天气、订单旺季,外卖小哥想请假几乎不可能。


所谓的灵活自由,更多体现在就业地点(去大城市还是就近就业)、工作场所(不必局限在办公室或家里)、人际关系(与客户、站点、同事之间关系简单灵活)以及相比于打卡上班族的时间较为灵活。


骑手的排班和考勤制度更深层次的原因乃是运力不足,不仅一线城市如此,三四线城市也是如此。城市生活成本高、本地劳动力流失、工作风险高又很辛苦,都是很难招募骑手的原因。


“你不干自然有人干”用来形容骑手的高流动性更为贴切,而并不代表骑手工作的高竞争性,也侧面反映了当前我国外卖消费市场的繁荣。


在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和运力不足的双重作用下,本质上属于灵活就业的外卖配送,难以实现理想状态下的“灵活自由”。


低技能职业的“技能性”


虽然低技能门槛常常被作为外卖行业解决就业的优势,但实际上这种标签对外卖小哥的职业发展并不公平,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外卖小哥职业培训的必要性和外卖行业规范管理的必要性。


首先,外卖小哥的工作并非零技术含量。智能手机和送餐系统操作是基本技能,更重要的是要具备多头协调的能力和保持礼貌隐忍的能力。


骑手的服务对象既有普通消费者也有餐饮商家,有时还要与保安协商,而且受到时间约束,必须在遵守相关制度的前提下快速完成任务。在此过程中,需要调用服务意识、规则意识等情感劳动的技能。


这些技能在月嫂、家政人员等职业中得到官方认定,而在骑手职业中却被视作理所应当,带来的后果就是,外卖配送人员的正规职业培训被忽视,其职业发展难以得到政府和社会的支持,收入提升的空间有限。


其次,外卖小哥的工作并非无足轻重。恰恰相反,每天成千上万人次的吃饭问题掌握在外卖小哥手里。


然而,政府至今未出台外卖配送人员健康管理规定(仅有疫情健康防护指南),平台也未有任何配送监控措施或者食品安全保障措施。虽然曾爆出食品安全事件,但是并没有影响外卖配送新业态的整体发展。


伴随行业的迅速扩张和增长潜力,可以肯定的是,食品安全知识、职业道德,应当成为外卖小哥职业技能的重要组成部分。


不再年轻的“未来”


灵活就业的另一面是不稳定就业。


当前处于骑手劳动力供不应求的局面,更多情况是骑手炒了企业,而等到行业发展更成熟,一旦出现骑手供大于求,不稳定就业的一面就会凸显出来。


但是,以年轻人为主的外卖小哥,不愿意面对“不稳定”的一面。


调研发现,绝大多数骑手不愿意参加社会保险,有的表示根本没关注过,主要是为了拿到更多的现金工资,工伤有商业保险,失业、医疗、养老似乎都不是当前需要关注的问题,当然还有城乡社保体系的割裂、青年对未来的不确定等原因。


更多的现金工资固然可以满足骑手及其家庭当前的需求,但实际上将骑手推向了更加不稳定的社会边缘。


盖伊·斯坦丁在《不稳定无产者:新危险阶级》中区分了社会收入和工资收入,社会收入涵盖了劳动者享受的社会福利,体现国家的保护和社区的支持,不稳定无产者的困境不在于工资收入高低,而在于社会收入偏低,脱离企业和国家的保障。


我国当前社保体系下,解决骑手这种灵活就业人群的社会收入,则更为困难。骑手常说的一句话是“不可能一辈子当骑手”。


骑手是青春饭、是体力活、是高危职业,也有一定周期性。在马路上跑多了,就想回归室内,做些安静点的工作,比如做个小买卖、开个小商店,也有的年轻人只想到了回家结婚,再然后呢?没想过。


这也是骑手为不再年轻的自己设想的“未来”。事实上,基层政府对外出打工人员的回流并不乐观,一方面本地可以提供的就业机会有限,另一方面回流人员对本地能够贡献的资源也有限。


现身70周年国庆游行方阵的外卖小哥,既是中国速度、中国发展的代表,也是当下中国社会多重张力的集中反映。在支持新业态健康发展、保护劳动者权益、提升公共服务、引导青年职业发展等方面,能够做的还有很多。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原子智库-腾讯新闻(ID:AtomThinkTank),作者:朱迪,编辑:杨溪,出品:原子智库·腾讯新闻小满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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