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墨没想到，一场音乐会彻底改变了她这两年的生活。

2018 年 11 月，墨墨在日本听到自己心仪已久的音乐会，激动的她选择了最前排的票，旁边就是扩音器。音乐会后，墨墨的听觉，确切地说是左耳，出现了问题。细微的脚步声、手机声，甚至翻书声，都会在她的耳中“炸裂”，严重时疼痛甚至无法忍受。听觉问题，成了年轻的她无法承受之痛。

她说那场音乐会“造成了人生迄今的最大悲剧”，也从那时开始，墨墨踏上了漫长的求医之路。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偶尔治愈（ID：to-cure-sometimes），作者：墨墨，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办公室，同事们把咖啡杯撞在一起，一时间，杯子间轻微的碰撞声，让我的左耳出现了难以忍受的疼痛。回到出租房，独自待在安静的房间里，依然嗡嗡作响。室友走进来，开门、关门、走路，一切在常人看来细微的声响，都能让我的心猛颤一下。

那是 2018 年 12 月，直到那一刻我才意识到，一个月前，暴露在重鼓点和电吉他噪音下的 2 个多小时，或许酿成了我迄今人生中最大的悲剧。

我叫墨墨，27 岁，在此之前，工作在上海一家外企，操着多种语言办公，每日出入上海新天地，过着标准白领的生活，在此之后，却因为听觉的问题，我陷入了人生的绝境，再也没有回到过那个办公室。

音乐会后

2018 年 11 月 10 日，我飞去日本看了一场期待已久的音乐会。

那是我最喜欢的音乐家第一次举办音乐会，能在现场听到那些喜欢的曲子让我兴奋，为了离他更近一点，激动不已的我，选择了台下离钢琴最近的座位。

这个位置恰好正对着扩音器。

音乐会过半，朝向扩音器的左耳就感受到了疼痛，但我却没有在意，双手忙着为演出鼓掌，无暇顾及耳朵。

之后一天，左耳的疼痛愈发明显。

因为曾听说过音乐会后突发性耳聋的例子，我马上在日本当地找了耳鼻喉科诊所，做听力测试，结果却显示，完全正常。

医生解释说，耳痛很有可能是大噪音刺激导致，音乐会后经常会有这样的病人，过一段时间就会自行消解。听了这番话，我就安心地回国了。

然而不到一个月，我发觉自己对声音产生了恐惧。当声音进入左耳，尤其是特别响或来自耳机的声音，我便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难受。走在人行道上，有车从我左边经过，我第一次这么清楚地意识到“它正在我的左边”。

日常其他人很少注意的声音，忽然在我的生活中冒了出来。

左耳的不适持续着，我开始反复前往上海某三甲医院的耳鼻喉科，进行耳部检查。

治不好了？

检查结果没有任何异样，但情况一直在恶化。

回国一个月后，我甚至无法接受手指摩擦书页的声音，汽车打转向灯的滴滴声，iPhone HOME 键按下的声音。

怎么形容那种不适感呢，像无数的针在刺你的鼓膜，又像大锤子在敲打你的鼓膜，所有的声音都在耳中炸裂开来。

有次去外婆家，她在我左边说话，我便痛到需要吃止疼药才能忍受。

离开外婆家，我大哭起来。我想，我要聋了，这辈子完了。

求医之路也在继续。意识到问题严重性的妈妈，和我一起开始尝试寻找“最好”的耳鼻喉科医生。

2018 年 12 月 19 日，在上海某顶级耳鼻喉医院，专家认为我是“颞颚关节综合征（TMD）”，介绍我到上海另外的医院，但由于一直没有进展，辗转又回那家耳鼻喉科医院。当时我几乎痛到神志不清，内心只有一个想法：给我一点止疼药就好。

在几个小时的漫长等待后，我终于进入了诊室。

听完我的病情描述，医生说了三句话：

正常的毛细胞是又可以听到声音又可以承受住声音的响度。

治不好了，你一辈子就只能这样了。

你的毛细胞已经死掉了，你说为什么过了一个月才有反应？因为毛细胞死掉还要时间啊。

治不好了？一辈子就这样了？意味着我的余生比耳聋更可怕，因为逃不开声音。我该怎么办？

才过了不到 30 年的人生，我甚至第一次认真地思考去死。

从诊室出来，坐在听音室门口，在等第 N 次听力测试时，我想，是不是从医院的楼上跳下去就好了，什么痛苦都没了。可我又想，怎么可以因为这样的事，家就毁掉了？

一边想，一边哭。

妈妈还在努力，她下午就联系了一位在杭州的医生，医生让我再去杭州试试，她认为只要听力结果完全正常，意味着耳神经完好，那就能治。

结果如她所说，我的核磁共振内听道扫描，听力测试，耳神经的测试全部都是正常水平。

12 月 20 日，我住进了杭州市二医院的耳鼻喉科。

住院之前要做心理检查，我几乎达到严重抑郁，有轻生的念头，做了心理量表和疼痛询问后，我的疼痛评分到 7。护士看到结果，还反复跟我确认，评分到 4 ，就已经痛到影响睡眠了。

尽管没有确诊，但我的主治医生按照耳鼻喉科典型的耳部疾病治疗办法来：激素+神经营养剂。

输液，图源：作者供图

在激素作用下，自发的剧烈疼痛第二天就明显减退，但左耳仍然听不了任何声音，

为了不打扰同房间的病友，每晚想哭时，我就躲进楼道里。除了疼痛减轻，一切都没有好转的迹象。

我没有一天不后悔当时鲁莽的决定。明明在音乐会中已经感受到了耳朵的哀嚎，明明心里想着“快点结束、快点结束吧”，却没有更多的行动，无视了所有危险信号。

耳朵累了

1 月，我出院了，病情没有预料中的稳定。激素一停，疼痛回潮般再次涌来。

对声音的敏感也没改善，我还是无法进行正常社交。同学同事来看望我，多几句话，我都会感觉到“耳朵累了”。

“耳朵累了”。生病之后我常用这词。就像人累时会感到疲乏，我发现原来耳朵也会累。

病情的反复打消了曾经的希望，我又重新开始持续了一个多月的激素治疗。

急忙赶回杭州再次住院，我再也没有回到过上海的办公室。

尽管住院期间尽可能地完成工作，但不管是自己还是医生，都认为我没有办法再胜任那样高强度的职业。公司说愿意等，但我却看不到“等”的终点在哪，就算再次好起来，也不一定能继续在高压下工作。

最终，我选择了辞职，专心在家里治病。

当时每餐要吃的药，图源：作者供图

长期激素治疗会对人体造成非常大的负担和副作用，经过逐渐减量后，主治医师决定停掉我的激素。我被打回了原型。

2 月下旬，日子开始变得异常痛苦，所有症状重新变得严重，之前，我已经可以开声音看电视、手机了，当时却突然变得连手机外放都无法接受。我只能每天躲避着声音生活，但越抗拒声音，症状就越厉害。

我连哭都哭不出来了，只有绝望，想着只是为了我妈再多活一天，活到再也坚持不下去为止。

那时，我还听说自己喜欢的那位音乐家，准备在 2020 年 1 月举办音乐会，绝望之余，我仍有一丝幻想：也许我可以好呢？也许明年的 1 月，我还可以健康地去听这一场音乐会呢。

但当务之急，是要先弄清楚，我的左耳究竟发生了什么。

问题出在大脑

到底是什么病？

在求医中，听到了无数名词，没有一个医生可以完美地解释我的病因。

当正式治疗进入第 3 个月，我开始变得焦躁，在我过去的经历中，从来没有疾病，在我身上反复这么久，还是无法治愈。

那时为数不多的好消息是，左耳自发的疼痛，逐渐自行减轻了。

3 月 14 日，我再次来到杭州，浙二医院，碰到了耳鼻喉科大主任杨蓓蓓医生——她成为了第一个把我的病，明确解释给我的人。

杨主任说，其实我是“听觉过敏”，这是一个现在知晓率还不多的病种，主要的问题发生在大脑层面。

原来，人体的感觉都有一个阈限，痛觉的阈限，超过这个阈值会被当做是危险信号，阈值之下就是安全信号。

痛觉的存在是一种保护机制，是为了让我们规避危险，对于听觉过敏的患者来说，保护机制在耳朵暴露在强危险的情况下被加强了，让这个阈限发生了下移。

结果就是，原本对正常人来说并非危险的信号，在听觉过敏者的大脑中也被判定成为危险，痛觉就会产生。

此时，镫骨肌过度紧张，使得听小骨一直贴在卵圆窗上，造成耳蜗内的液体一直晃动，带动了毛细胞不断的形成动作电位，这就导致了听觉过敏患者，比常人听到普通的声音更难受的原因。

内耳的液体受到刺激之后持续流动，使毛细胞在基底膜的震动下，受到持续的刺激，图源：Ross and Pawlina（2006）Earhistology：A Text and Atlas

刺激之外，持续的自发耳痛，则是因为中枢神经的阈限降低所致，也就是说，环境微小的变化都会被判断为危险信号。

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我每次运动、天气降温、吃辣、感冒后，耳痛就开始变得剧烈。

听觉过敏的患者任何检查都是正常，但是却痛苦难忍，原因也在这——问题在大脑，而非在耳朵。

杨主任告诉我 ：“心情好一点的话，说不定早就好了，我那些患者最后都好了，你也一定能好的；想去听音乐会？去听，以后肯定能听的。”

“如果在原始的时代，你这个都不能叫病，对声音和危险信号灵敏，其实可以救了你的命。”我的另外一位医生说。

他们鼓励我“让大脑重新去适应声音，能听的声音都要听”。诊断单上还给配了激素，但那是应急用的。

确诊之后，我便开始了复健之旅。

图源：作者供图

探索声音

从医院走出来那一刻，我甚至都感觉到了松了一口气，坐车用的耳罩我也收了起来。

我要重新探索声音的世界。

现在，我跟刚出生的婴儿无异，要从头学习声音的响度，适应这个充满声音的世界。听觉过敏没有具体的药治疗，药物只是辅助，耳鸣暂时是无解的，我能做的就是适应。

医生还建议我重回职场，找工作计划又重回日程，回归“正常生活”，也是复健的重要一步。

我最终在学校里获得了教职。幸运之余，内心有忐忑，不知道未来在新的岗位上，会面对什么。上下课铃声？食堂的嘈杂？用扩音器讲课？参加学校的活动？对我来说，一切都是未知数。

复健并不是一夜之间就感受到好转。悲观夹杂着希望，我忐忑地摘下耳机和耳塞，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尝试接触已近半年没能接受的声音。

暴露在声音中，剧烈耳痛和听觉过敏不可避免，许多正常人习以为常的声音，在我听来都是难以忍受的折磨：汽车的喇叭声，地铁车厢内的报站声。

日漫《钢之炼金术师》里面讲了一个神话故事，一个崇拜太阳的人，为了更接近太阳而给自己做了一对蜡的翅膀，最后，却因为太过接近太阳，蜡的翅膀被太阳的炙热融化，他摔死在了自己最爱的太阳上。

生病之后，我经常想起这个故事，觉得简直是在说自己。

因为音乐“坏”掉了一只耳朵，却还是忍不住地渴望音乐。有一段时间，支撑我继续去复健的也是“好了之后，就能再去听音乐会了”。

去年 9 月底，新学期开始，我正式开始新的工作，给学生们上课。

我妈感叹，自己也走出了最困难的时光。她曾经特别有感触地回忆，一年前，他们过得是如何胆战心惊，我病得最严重时，连碗的撞击声都听不了。有一次，我想帮她做家务，把碗放进洗碗机，没想到叠起来的碗塌了，乒乒乓乓，我痛到哭了很久。

她说，现在想碗怎么摆就怎么摆，再也不用为了怕碗出声音而小心翼翼了。

每天，我都能感受到确诊后自己的进步，即使进度以点滴来计算。

我逐渐恢复了 80%～90% 正常人的社会活动，可以抱着感恩的心情，去看电影、跑步、骑车。

尽管每个月还会有几天，依然需要服用止疼药来缓解疼痛，但我已逐渐适应了与这个疾病相处，用右耳接电话、选择左边靠墙坐、坐到远离左边扩音器的位置，都成了我的习惯。

和听觉过敏一起生活久了，我也不把自己看成病人，只当自己是个有听觉敏感的“普通人”，尽管不想自称“听觉过敏患者”——但它已经成为了我的一个部分。

后悔也会有，但逐渐也淡了。从 2018 年 11 月之后人生就蒙上了灰色。手机相册不断提醒我“2 年前的今天”“5 年前的今天”，那时的开心、烦恼、为微不足道的小事生气，如今看来都如此遥远。生病之前，我并不知道“正常”有多么宝贵，现在却发现，“正常”才是一个人最大的宝物。

只是，我还经常梦见自己去听音乐会，梦里的自己第一个反应是 “居然可以不用戴耳塞了吗？”

 梦醒之后，回想起来就觉得有点悲凉。

重回音乐会

2020 年 1 月，妈妈陪我再次踏上日本的土地，再次走进那位音乐家的个人音乐会。

曾经病中的幻想，在现实中，真的发生了。

如今，他变成我心里的一道创伤，令我既爱又恨。我戴上降噪耳机和耳塞，等待着音乐，等待着与过去这一年做个了断。

第一个音符响起，恰是我最爱的曲子，耳朵没有发出任何悲鸣。我忍不住哭了起来。

只有我知道，自己经历了多少曲折，积攒了多少勇气，才等到了这一刻，重新坐在了音乐之中。

时隔一年之后，我又回到了那位音乐家的观众席中，图源：作者供图

普通人在遭遇噪声后，可能会遇到各种耳朵的不舒服，比较严重的可能是噪声性耳聋、鼓膜穿孔，也可能会遇到短时间明显的听声音的异常、变调。

听声音不舒服的情况是常见的，而听觉过敏是可以分很多类型的，对于“指甲刮黑板”之类的声音的过敏，也属于某种听觉过敏，文中作者属于相对罕见的严重的听觉过敏，需要及时求助。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于 2019 年 2 月 12 日发布的数据显示，目前全球有约 11 亿年轻人（12～35 岁之间）正面临无法逆转的听力损失风险。

日常的耳朵使用中，建议大家远离强噪声的装置，对你的耳朵好一点：

1. 调低音量，耳机、音响、电视等设备音量尽量小一点，建议不要超过最大音量的 60%。

2. 别连续使用耳机太久，耳机的佩戴时间最好别超过 60 分钟。

3. 尽量远离噪音源头，或者减少停留时间。需要长期在嘈杂环境中工作的人，建议佩戴防护耳塞和耳罩。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偶尔治愈（ID：to-cure-sometimes），作者：墨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