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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1-03 21:30
监狱拥挤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中国新闻周刊(ID:chinanewsweekly),作者:黄孝光(本刊记者),摄影:Jan Banning、Panos Pictures,头图来自:《肖申克的救赎》剧照


位于乌干达维多利亚湖沿岸的基戈监狱是一间当地高安全级别的男子监狱,这里容纳着1,175名囚犯。囚犯们自己在院子里准备餐食, 所需食品由他们的家人提供。


监狱拥挤


听起来这像是一个编剧虚构的传奇故事,却在非洲国家乌干达的卢奇拉女子监狱真实发生了。2002年,23岁的苏珊·基古拉因涉嫌谋杀丈夫,被判绞刑。此后十几年,她凭借超乎常人的意志,在狱中自学高中课程并远程学习法律,最终凭一己之力改变乌干达的判例法,从死刑改判为监禁,拯救了包括自己在内的数百名死刑犯的生命。


通过剥夺人身自由,将犯人与社会相隔离,监禁成为全世界最流行的一种刑罚。它以关押代替滥杀,以劳改代替死刑,用刑期来量化,简单、明确并且公平,某种程度上是世界文明进步的产物。然而对长期关注人权议题的荷兰摄影师简·班宁而言,监禁的正义性始终值得怀疑。他耗时数年,走访了美国、哥伦比亚、法国、乌干达4个国家的25所监狱。“假如关押的是牛而不是人,动物保护人士很可能会指责他们虐待动物。”班宁用“牛棚”来形容自己亲见的部分监狱状况。


“监狱环境越糟糕,对待囚犯越不人道,囚犯变好的可能性就越小。”面对监狱超额收容的通病和居高不下的监禁人数,班宁认为注重惩罚“不是最好的主意”,而苏珊等囚犯的狱中遭遇,让他看到了更多的可能性。


居高不下的监禁率


在《法律与秩序》的拍摄项目中,摄影师班宁试图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将人关进监狱,施以严刑,是应对犯罪的最佳方法吗?


他选择了四大洲的四个国家作为考察对象:法国实行成文法的历史悠久,乌干达是沿用判例法的前英国殖民地,美国是西方国家中仍然使用死刑的国家代表,哥伦比亚曾被持续半个世纪的内战撕裂,是凶杀率最高的国家之一。


作为收容罪犯的暴力机器,监狱是维护社会秩序的“必要之恶”、集中展现社会冲突的藏污纳垢之所。高墙之内的故事从来不是美好的,并且因为高度封闭,难以为外人知晓。班宁给自己摊派了一个看上去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他向美国七个仍在实施死刑的南部州提出申请,均被否决,法国监狱当局则在交涉两年后才向其开放4所监狱。


经过繁复的流程申请,班宁得到允许,在哥伦比亚几个中等安全监狱里拍照,但被全副武装的警卫监听和干预:“他们领我去看英语课堂或者正在做精美木制品的车间,阻止我拍摄任何对监狱有不良反映的画面。”据班宁了解,在哥伦比亚监狱,囚犯需支付保护费,以避免被殴打、抢劫或枪击;如果有钱,他们可以贿赂警卫走私武器。2015年,一名因杀害4名儿童入狱的男子,在狱警帮助下越狱。


相比之下,有着独裁统治历史的乌干达的积极配合,让班宁大感惊讶。乌干达向其开放了10所监狱,警卫亦对其毫不设防。“我不想暗示它们是酒店,但那里囚犯和看守的良好互动一度让我以为,乌干达的刑罚制度相当人道。”班宁镜头下,乌干达监狱的明暖色调,和美国监狱冰冷的钢铁、暗灰色的混凝土形成鲜明对比。“我和乌干达最著名的囚犯苏珊·基古拉成了朋友,她完全证实了我的印象,即乌干达的看守和囚犯之间的关系非常好!”


已经结案的刑事案例档案存放在乌干达首席裁判法院。


不过,班宁很快意识到乌干达监狱混乱的另一面。9月17日,乌干达229名囚犯集体越狱,顺便夺走了狱警的15支步枪。这是新冠肺炎疫情以来,乌干达遭遇的第三起越狱事件,据当地媒体报道,事件缘起于囚犯们对监狱暴发群聚感染的恐慌情绪。


“被关在充满老鼠和蟑螂的牢房,即便对贫穷的乌干达人来说,也是一种严峻考验。”班宁说。作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的“2019年全球最贫穷的25个国家”之一,乌干达监狱的拥挤程度也排在世界前列。一家名为“人权倡议组织”的民间团体曾调查乌干达全国各地的监狱,发现247座监狱关押着大约4.5万人;因为过度拥挤,不少囚犯只能站着睡觉。


人满为患是几个国家监狱的通病。法国全国监狱总容量为58670人,截至2017年,实际有7万名囚犯在狱中,住宿率为120%。美国拥有6000多所监狱,超220万名囚犯,囚犯数量和囚犯占总人口比例均居世界首位。根据班宁的梳理,美国监禁率为每10万居民707名囚犯,哥伦比亚约为250人,法国和乌干达约为100人。


高监禁率下,越狱的囚犯们并非“杞人忧天”。一份研究表明,在美国监狱服刑人员感染新冠病毒的风险是普通人口的5.5倍。截至7月30日,美国联邦监狱管理局已在全美监狱开展36894次新冠检测,至少10527人确诊。


如果单看这些年这几个国家的犯罪率,世界似乎比以前更安全了。虽然常年盘踞在新闻版面的是谋杀、抢劫等暴力犯罪,不过据班宁了解,入狱罪名中,占据多数的是盗窃、毒品交易等非暴力犯罪。以乌干达为例,由于高失业率和极度贫困,与财产有关的犯罪在当地最为普遍,但自2006年以来,该国犯罪率一直在下降,2013年经济犯罪下降了10%,与麻醉药品和抢劫有关的犯罪分别下降了14.7%和15.8%。


法国里尔-安努乌林监狱中心,远处正在晒日光浴的人是科西嘉帮派“海风”成员J.M.。他已经在监狱中服刑14年。


矛盾的是,几个国家被监禁的囚犯却越来越多。目前全世界约有1035万名囚犯,根据国际刑法改革组织2018年对全世界监禁状况的审查,“总体犯罪水平正在下降,然而囚犯人数不断增加,拘留条件有辱人格。”


工业化的刑罚


囚犯人数的增加,不完全是因为犯罪率上升,它还是过于严厉的量刑政策和更加严格的释放标准所导致的结果。


最严厉而不可逆转的刑罚为死刑。在班宁走访的国家中,死刑存在于美国和乌干达。班宁走访乌干达卢奇拉监狱时,了解了死刑犯苏珊·基古拉“逆天改命”的故事。2002年苏珊被控谋杀亲夫,彼时按照乌干达判例法,杀人罪一律判处死刑,然而对苏珊的死刑却迟迟未执行。后来苏珊在狱中搜集了417名死刑犯的签名和供词,向最高法院递交诉状,认为死刑违宪并要求废除死刑。该案于2009年开庭,在乌干达国内引起轰动,法院裁定死刑不再强制,死刑判决若未在3年内执行,应自动转为终身监禁。此后,苏珊的案件得到重审,她的刑罚也从死刑改为了监禁。


班宁是废除死刑的坚定支持者,也是滥用监禁的持续批判者。“处理犯罪的方式在许多国家的政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我们如何惩罚人民的想法,将决定我们如何降低犯罪率。”班宁提到,不少国家的刑事司法制度政治化,政客急于承诺打击犯罪、急于让民众看到成效,于是乎刑罚被滥用,人们很容易因为极小的过错而蒙受牢狱之灾。


作为一个典型案例,美国民众因许多不会在其他国家被判处监禁的非暴力犯罪而被监禁,并且刑期更长。根据非营利组织“监狱政策倡议”2018年的一项统计,如果把美国的50个州当做50个独立的国家,它们会全部进入世界国家监禁率总排名的前60位。


相关资料显示,美国的高监禁率始于上世纪70年代:民主、共和两党竞相表现出对犯罪行为的强硬态度,强调建立“法律和秩序”的必要性,认为监禁是打击犯罪的最佳方式。此后,一场持续数十年的严刑“实验”,把美国的刑事司法系统改造得惩罚性十足,监禁成了大部分罪犯定罪后的默认结果。大约70%被定罪者被投入监狱,其中,毒品犯罪、抢劫、盗窃、扰乱公共秩序、违禁使用武器、非法移民等是拘禁的主要理由。在此背景下,美国监狱的在押犯数量大幅增加。


班宁认为,犯罪率和量刑政策两个系统彼此独立,提高监禁率不但对降低犯罪率无济于事,而且让美国监狱系统陷入恶性循环。“在美国,超过50%的囚犯将在获释后的三年内重返监狱。”囚犯频频“二进宫”,加剧了监狱设施不足的状况,促成了美国犯人的跨州“流放”现象以及私人兴办监狱规模的不断扩大。


班宁批评美国的监狱过于“工业化”了:“他们显然专注于效率,譬如探亲时用视频取代会面,这方便了管理,但却极不人道。”更有甚者,“一种绕过民主决策程序的新形式的法庭增加了第二次判决”——罪犯的姓名、肖像和犯罪信息被公诸网上。多数美国雇主会对潜在雇员进行犯罪背景调查,这让囚犯被释放后的正常生活难以重启,从而进一步提高了累犯率。


减轻惩罚的严酷性,让惩罚变得更加有效,逐渐成为一些国家的共识和现实趋势。2018年5月22日,美国国会众议院投票通过了特朗普和民主党合作的《第一步法案》。有评论认为,此法案给了法官更大的自由裁量权,以避免强制执行最低刑罚,并且有助于出狱罪犯重建生活,减少再犯率。特朗普签署法案时发言道:“法案将鼓励刑满释放人员去找工作,开始新生活,让美国更安全。”


“重返社会计划”


班宁试图避免拍摄刻板的监狱图像。在他镜头下,囚犯鲜艳的衣服被串起晾干,洁白高大的圣母雕像陈放在囚室,在色彩斑斓的活动场所,法国科西嘉黑手党的头目正在晒日光浴。


“我对监狱系统的使用存在强烈质疑。我知道在某些情况下,有必要将犯人与社会隔离,但他们中的多数只是运气不好。”班宁认为相比惩罚,矫正他们,给他们机会“过一种为社会作贡献的生活”,是一个更好的主意。


从19世纪初起,监狱的功能便包括剥夺自由和对人的改造,矫正是题中应有之义。在荷兰、挪威等低累犯率国家,监禁的最终目标是使囚犯被释放后成为更好的公民,从而增加公共安全;在可能的情况下,可使用罚款、缓刑、社区服务等制裁措施代替监禁。


勃瓦-达西 (Bois-d'Arcy)监狱内部中央监视塔的工作人员。这家位于法国伊夫林省的监狱始建于1980年,设计容纳500名囚犯。目前,它容纳770人, 像其他许多法国监狱一样,这里人满为患。


班宁走访的4个国家中,对待囚犯较为人道的是法国。法国设有189个惩教设施和103个缓刑和重返社会办公室(SPIP),实施“重返社会计划”、预防累犯是其明确的职能目标。而在具体的实施路径上,其试图在监狱创造与普通公民相似的生活条件,并促进囚犯最终重返社区。


牢房配备有冰箱、电视、淋浴设施和厕所,长窗让更多的阳光进入,每个楼层还设有小厨房,供囚犯做饭,以便“营造一种家庭氛围”。根据《欧洲监狱规则》,关押女囚犯的监狱还包括配备齐全的托儿所和洗衣设施。与美国限制家属探视的做法相反,法国认为在监禁期间保持囚犯与家人的联系至关重要,囚犯在被审前拘留和被定罪前后分别拥有三次和一次探视机会。


此外,法国还设有25个单独的拘留中心,收容那些被认为有较大潜力重返社会的长期服刑人员。班宁探访的某个拘留中心里,近600名囚犯中有400多人被雇佣,生产的货物包括木制品、家具、垃圾箱甚至航空设备。“这一中心给予囚犯的自由度是惊人的,囚犯不需要穿制服,工作时无人监督,白天可以随时使用公用电话亭。”班宁提到,该拘留中心的囚犯每月收入可达1000欧元,收入的一部分将用于补偿实施犯罪的受害者。


狱后的保障同等重要,“重返社会计划”因而延伸到高墙之外。“累犯者通常因不那么严重的非暴力犯罪而入狱,重犯者的行为通常与滥用药物、精神疾病、缺乏工作技能有关。为此,政府保证尽一切可能确保释放的囚犯在需要时获得住房、就业、教育、医疗保健和成瘾治疗。”帮助囚犯成为更好的公民,避免再次犯罪,监狱人口得以降低。班宁强调,尽管法国、挪威等国家的囚犯待遇常被美国嘲笑,但其较低的累犯率表明“正常化方法”行之有效。


曾被囚禁在卢齐拉监狱的苏珊·基古拉,于2008年申请在监狱建立自己的学校,得到了监狱长约翰逊·比亚巴沙伊亚的支持:“是她启发我将监狱从惩教机构转变为矫正机构。”2014年8月,苏珊获得伦敦大学法律学文凭,成为乌干达历史上第一批获得法学文凭的囚犯。2016年出狱后,她在“非洲监狱项目”工作,这是一家致力于改善非洲监禁条件的组织。


卢奇拉监狱位于乌干达首都坎帕拉的一座郊区小山上。规整的平房,修剪好的树篱和草地,监狱看上去十分干净。班宁说,“如果不是女人们都穿着统一的亮黄色囚服,这里看上去真像一所学校。”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中国新闻周刊(ID:chinanewsweekly),发于2020.11.2总第970期《中国新闻周刊》,作者:黄孝光(本刊记者),摄影:Jan Banning、Panos Pic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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