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冰川思享号（ID：icereview），作者：陈季冰，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凭借着对最高法院大法官的人事任命，特朗普塑造了下一代美国人的法律空间。但他或许并不能指望他一手打造的保守派主导的最高法院在他想象出来的“选举纠纷”中偏袒自己。

一

人们经常故作豪迈地说：纪录就是用来打破的。然而，纪录被打破并不总是件振奋人心的事。按理说，强调尊重传统的保守派人士对这一点应当更加警惕。

美国参议院上周一（10月26日）投票确认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对埃米·科尼·巴雷特（Amy Coney Barrett）的最高法院大法官提名，就令人不安地打破了多项历史记录。

首先，这是最高法院大法官任命过程中反对票最多的一次。

巴雷特的提名以52票对48票得到通过。目前参议院中47位民主党参议员（其中真正的民主党参议员其实是45位，另外2位是无党派独立参议员，但他们的政策主张和投票倾向让他们经常被归入民主党人之列）全部投了反对票。

53位共和党参议员中，缅因州的苏珊·柯林斯（Susan Collins）投出了唯一一张反对票。

先前曾公开质疑这项提名的阿拉斯加州共和党参议员丽莎·穆尔科夫斯基（Lisa Murkowski）以及经常与特朗普唱反调的2012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米特·罗姆尼（Mitt Romney，他是今年2月总统弹劾案中唯一投票赞成弹劾的共和党参议员）最终也都没有阻挠对巴雷特的任命。

又一次，国会内的党派路线楚河汉界，极化政治一目了然。

巴雷特将要填补的是鲁斯·巴德·金斯伯格（Ruth Bader Ginsburg）去世留下的大法官空缺。

1993年，比尔·克林顿总统对金斯伯格的提名在参议院是以96票赞成、3票反对的结果通过的。而更早一些，上世纪90年代之前确认的最后5位最高法院大法官中，有4位是全票通过。

即便是在2017年，特朗普总统对尼尔·戈萨奇（Neil Gorsuch）大法官的提名，也在参议院获得了3位民主党参议院的赞成票……

▲已故美国大法官鲁斯·巴德·金斯伯格

根据美国宪法，联邦参议院拥有对总统提名的联邦官员任命的最终决定权。

过去，它一直有一个不成文的传统：很少会阻挠总统的人事任命，哪怕参议院由总统的对立党派控制，除非被提名人存在无法忽视的道德伦理或专业资质缺陷。

阻挠总统的政令是家常便饭，但与阻挠人事任命性质截然不同。

因为前者的结果是让总统和执政党内阁想要做的事情做不成，国家机构仍然会在既有的路线上继续运转，无非是维持现状而已；后者会造成联邦政府部门要员空缺，进而让国家机器陷入瘫痪，等于是让所有的事情都做不成，是一种恶劣的杯葛手段。

参议员们不愿意在选民心目中留下故意制造政治对立的恶名。但这样的旧式传统如今已成了令人伤感的回忆。

说到底，党派路线极化的背后是选民的两极化。

但当我的一位倾向于共和党意识形态的教授朋友因此指责民主党搞“焦土政策”，撕裂美国政治时，我立刻提醒了他这次人事任命创造的另一项记录：这是最高法院历史上用时最短的一次大法官任命。

87岁高龄的金斯伯格大法官于9月18日在华盛顿家中过世，特朗普总统在9月26日提名巴雷特，中间只隔了8天，仿佛他心仪的大法官人选在金斯伯格还在世时就已经预先确定，就等金斯伯格把位子让出来了。

提名1个月后，也就是金斯伯格去世38天之后，参议院就投票通过了这项极为重要的人事任命，中间走程序的过程用“加班加点”、“昼夜兼程”来形容，一点都不为过。

此时距离大选投票日只剩下8天。

2016年2月，79岁的保守派大法官安东宁·斯卡利亚（Antonin Scalia）去世，当时的总统巴拉克·奥巴马提名梅里克·加兰德（Merrick Garland）填补斯卡利亚留下的空缺，出任最高法院大法官。

但那次提名遭到了共和党控制的参议院的史无前例的阻挠，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米奇·麦康奈尔（Mitch McConnell）甚至搁置了对总统的这一提名进行听证和表决，一直到2017年1月奥巴马离任，该项提名超过法定期限。

他的理由是，当时距离大选只有9个月，时间过于仓促，此事理应留给下一任当选总统。

2017年4月，特朗普对保守派大法官尼尔·戈萨奇的提名在参议院如愿获得通过。

为了避免民主党对这项提名的阻挠，在麦康奈尔领导下，共和党人还利用在参议院的绝对多数派优势修改了参议院规则，取消在最高法院大法官提名程序中使用冗长辩论手段（filibuster，亦称“拖延议事”）。

反观金斯伯格去世那天，距离选举日仅剩46天，也就是6周半，米奇·麦康奈尔与他在参议院的大多数共和党同僚现在认为，这点时间对于任命一位新的大法官已经足够充裕，此事绝对不应该留给下一任总统……

我对我那位满脑子右翼意识形态的大学教授朋友说，我并不认为巴雷特大法官的任命有什么不合法或不合程序的问题。

事实上，在参议院席位居于劣势的民主党也没有能力阻挠对她的任命，他们清一色投出反对票，甚至也不见得都是针对巴雷特本人的，他们只是咽不下这口气，借投票来发泄一下情绪。

从牟求政治利益的角度来看，他们这么做也是为了给他们身后那些群情激奋的选民一个交代，恰如特朗普经常用一些匪夷所思的表态来讨好自己的忠粉一样。

特朗普在最近的一次公开讲话中说得再坦率不过：“我们有权这么做，我们赢得了上一次（参议院）选举”。

没错，事实的确如此。不过这是一种赢家通吃的逻辑，但世界上没有永远的赢家。也许明天以后，输赢格局就会彻底翻转。难道美国人民真的希望把政治变成一场非此即彼的“翻烧饼”游戏吗？

2013年11月，民主党控制的美国参议院对国会冗长辩论的规则做出了限制和调整。起因是当年夏天共和党参议员泰德·克鲁兹（Ted Cruz）为了拖延“奥巴马医改”法案表决，一个人站在参议院讲台上不间断地讲了21个小时19分钟！

从朗诵儿童读物《绿鸡蛋和火腿》到引用真人秀节目《鸭子王朝》里的对白，直至模仿《星球大战》中黑武士……这种纯碎是拖时间的喋喋不休引起了很多民主党人的强烈不满。

19世纪初的一次法律修改，让冗长发言渐渐演变成美国国会的一个奇观。

200多年来美国舆论对此一直存在争议，众议院早在1842年就对议员辩论设置了时限，而且只要达到简单多数，就可以结束辩论，杜绝了利用冗长发言阻挠提案表决的可能性。

但在参议院，这项规则却保留至今。

根据民主党人修改后的议事程序，今后参议院的大多数表决，如果出现“冗长发言”，只需要简单多数同意，就可以启动“阻止辩论”程序。

而按过去的规定，只有在100名参议员中征得60票，才能“阻止辩论”。众所周知，在政治两极化的当今美国，某个党想要在参议院赢得60个以上席位，几乎是不可能的。

然而，事实证明民主党人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共和党人重新掌控参议院后，他们再次修改参议院议事日程，将简单多数即可“阻止辩论”的新规则进一步扩大到适用于任命最高法院大法官的表决，从而确保了特朗普总统对尼尔·戈萨奇的提名轻松通过，也让民主党人“哑巴吃黄连”。

这就是“赢家通吃”逻辑和“翻烧饼”政治之害人害己。

二

在10月26日和27日分别由现任最高法院大法官克拉伦斯·托马斯（Justice Clarence Thomas）和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Chief Justice John Roberts）主持的宣誓仪式过后，埃米·科尼·巴雷特正式上任履职，成为最高法院历史上第三位女性大法官。

今年48岁的巴雷特在获任最高法院大法官之前是位于芝加哥的联邦第七巡回上诉法院（Seventh Circuit Court of Appeals）法官，她的这个职务也是特朗普在2017年任命的。

作为一名虔诚的天主教徒、社会保守派和坚定反堕胎人士，她的大部分职业生涯是在印第安纳州的圣母大学法学院（Notre Dame Law School）任教。

早年，她还在最高法院当过斯卡利亚大法官的助理。

包括绝大多数民主党人和倾向于民主党的媒体在内，没有多少人质疑巴雷特的能力不足以胜任最高法院大法官。

她也丝毫都没有沾上过两年前特朗普提名的另一位保守派大法官布雷特·卡瓦诺（Brett Kavanaugh）的那种丑闻，据说当时白宫就将她当做一旦卡瓦诺被否决时的备胎。

她在最近的民调中也有很好的表现，自从获得提名后，她的言辞行为令公众对她的支持度一直在上升。

然而，也许要不了多久，她就将身处比现在更加汹涌的风口浪尖。

就在巴雷特获得最高法院大法官提名之时，一个巨大的不祥之兆正笼罩在拥有250年悠久宪政历史的美利坚合众国上空。

随着投票日的日益临近，唐纳德·特朗普多次拒绝承诺一旦输掉选举后和平移交总统权力。相反，他一再指控民主党人正在试图操纵选举，将它变成一场针对自己的“骗局”。

因新冠疫情而采用的邮寄投票方式，就是特朗普抨击得最多的选举“舞弊伎俩”。他还预计这场“骗局”最后会闹到最高法院，就像2000年大选中小布什对垒民主党候选人阿尔·戈尔（Al Gore）时发生的计票争端那样，最后将由最高法院作出裁决。

到了那时，最高法院拥有满员的9名大法官将会非常重要，否则可能会出现4:4的僵局。这是特朗普迫切希望快速通过大法官任命的最直接理由。

换句话说，在特朗普看来，巴雷特甫一上任，就将要对本次大选中出现的争议作出最终裁决。

两周前发生的一个事件凸显了这种可怕局面发生的可能性正在增加——关于摇摆州宾夕法尼亚有效邮寄选票到达日的截止日期问题，由于首席大法官罗伯茨加入了3名自由派大法官的阵营，最高法院出现了4:4的僵局。

最终结果是维持州政府原先的安排，即宾夕法尼亚州可以在投票日过后为等待邮寄选票延长3天。

这个结果被认为是有利于民主党的，因为采用邮寄方式投票的大多是民主党选民，支持共和党的美国人更愿意相信特朗普的话：新冠病毒并不可怕。

但是，如果再加上巴雷特的第9票呢？有报道说，巴雷特本人今年夏天就已经感染过……

巴雷特的任命也是忠诚支持共和党的福音派基督教团体的一次胜利。

作为一名虔诚的天主教徒，她的反堕胎立场是数十年来所有最高法院提名人里最清晰的。

目前大选已进入冲刺阶段，而福音派基督教团体是特朗普的一个重要票仓。

巴雷特的支持者还告诉白宫，作为中西部天主教徒，巴雷特可能帮助总统争取到对大选至关重要的“锈带”和大湖地区各州选民支持，而特朗普在这些州的支持率落后于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乔·拜登。

曾经有一些共和党人认为，如果参议院等到在11月3日后再对巴雷特的提名进行表决，将激励支持共和党的选民更加踊跃地投票，以保住共和党在参议院的控制权。

但目前看来，更多共和党没有勇气冒这个险，他们想要趁目前在参议院拥有的优势地位，确保抢先将一个可靠的保守派法官送入最高法院。

反观拜登及其民主党阵营，他们在大选前夜先输掉的这重要一局，被用来作为激励自己的选民积极投票的有力宣传话柄。

上周一晚间参议院投票结束后，拜登的竞选阵营第一时间发表声明说：“在大选正在进行的时候，史无前例地匆忙确认巴雷特的最高法院大法官提名，这应该会大声提醒每个美国人：你的投票很重要！”

也许比总统大选更加重要的是，对巴雷特的任命将会彻底改变美国最高法院内保守派与自由派的人数对比，从而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重塑美国社会的意识形态。

如果算上小布什总统任命的保守派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在2016年特朗普当选总统之前，美国最高法院内部保守派与自由派大法官呈现5：4的局面。

加上其中两三位大法官在一些问题上的摇摆立场，最高法院基本能够在左右之间维持基本平衡。

前文提到过，保守派大法官安东宁·斯卡利亚于2016年2月去世。14个月后，他留下的空缺被特朗普提名的当时49岁的保守派大法官尼尔·戈萨奇填补。

2018年，另一名大法官安东尼·肯尼迪（Anthony Kennedy）因年龄和身体原因自行宣布退休，这使得特朗普和共和党控制的参议院有机会任命第二位保守派大法官。

他就是一度在全美掀起超级争议的布雷特·卡瓦诺。卡瓦诺时任哥伦比亚特区特区巡回上诉法院（Court of Appeals for the District of Columbia Circuit）的法官，由于管辖首都地区，这是美国所有12个巡回上诉法庭中最有影响力的一个，当时53岁的卡瓦诺在这个位子上已经任职超过10年。

在此之前，他还恰好在最高法院担任过肯尼迪大法官的助理。

卡瓦诺获得特朗普提名后，至少有3名女性站出来指控他对她们有过性侵行为。

加州一位名叫克里斯廷·布莱西·福特（Christine Blasey Ford）的心理学教授曾在参议院作证，声泪俱下地对参议员们说，卡瓦诺在36年前的一次高中派对上试图强奸那时只有15岁的自己。

时值#Me Too运动席卷全美，在民主党人的强烈抗议和亚利桑那州共和党参议员杰夫·弗莱克（Jeff Flake）等人的压力下，特朗普下令联邦调查局对卡瓦诺的性侵指控进行调查。

FBI只花了5天时间就完成调查报告，称未能找到卡瓦诺有过性侵行为的证据。

在那个波涛汹涌的案子里，几年前因《虎妈战歌》（Battle Hymn of the Tiger Mother）一书而为广大中国人熟知的华裔学者蔡美儿（Amy Chua）曾在参议院听证会上作证，为卡瓦诺的品行背书。

不久后，他的提名获得参议院确认。几个月后，擅长拉关系的蔡美儿把自己一手调教出来的学业出色的女儿索菲娅·蔡-鲁本菲尔德（Sophia Chua- Rubenfeld）送进了最高法院，担任卡瓦诺的书记员。

其实，关于卡瓦诺的任命，更大争议还不在于那些说不清楚的性侵指控。

审视他的履历，人们发现，他实际上长期直接为共和党服务。在他还是一名年轻律师的时候，就曾在检察官肯尼斯·斯塔尔（Kenneth Starr）的团队中工作，对比尔·克林顿总统的调查中发挥了主导作用。

正是那份充满了不堪入目的淫秽细节的《斯塔尔报告》引发了对克林顿的弹劾。卡瓦诺还与小布什总统过从甚密，他的妻子阿什利曾是小布什多年的私人秘书。

许多人因此认为，与其说卡瓦诺是一名法学家或法律专业人士，还不如说他是一位身披法袍的政治活动家，难以指望他公正无偏地执行法律。

当时的一些民调显示，大多数美国人反对卡瓦诺的任命。在他们看来，观念上的意识形态倾向性是一回事，现实利益中的党派背景则是另一回事。

如今，当鲁斯·巴德·金斯伯格去世后，特朗普幸运地在一个总统任期内获得了第三次提名最高法院大法官的机会，这是自罗纳德·里根总统以后从未出现过的。

作为一名身高只有5英尺、体重不过百磅的犹太女性，金斯伯格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历史上第二位女性大法官，也是最高法院里最年长的大法官。

外表威严犀利，看起来似乎坚不可摧的她现在已经成为美国自由派的标志性人物和富有争议的女权先锋。

她在最高法院的自由派阵营里支撑了27年之久，期间4次罹患癌症。就在去世前几天，金斯伯格还对自己的孙女说：“我最热切的愿望是，在新总统就任前，我不会被人取代。”

但生命力顽强的她终究未能实现生前最后一个愿望，更令她死不瞑目的是，取代她的将是一位保守派大法官。

由于巴雷特的就任，未来最高法院大法官里保守派与自由派将呈现6：3的一边倒格局。这也许意味着，美国政治和文化将出现明显的“右转”。

除了可能出现的棘手的大选僵局之外，新上任的巴雷特很快还会面临另外好几个分量千钧的重大案例的裁决。

首当其冲的就是妇女堕胎权利是否应当被废除，也就是所谓“罗伊诉韦德案（Roe vs Wade）”。

该案的判决结果使美国于1973年将堕胎合法化，而推翻这个判决结果是保守派为之战斗了几代人的首要目标。

自从参加总统大选以来，特朗普一直承诺通过任命更多最高法院法官来推翻“罗伊案”，将可不可以自由堕胎的法律权限由联邦层面发还给各州立法机构。

他曾在接受采访时公开说，如果自己能任命2到3名新的大法官，“罗伊案”会被“自动”推翻，“因为我会任命反堕胎的大法官”。

如今他得偿所愿。

不久前，在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与4名自由派大法官的共同裁定下，最高法院推翻了路易斯安那州议会去年通过的严格反堕胎的“心跳法案”，再次确认了美国公民的堕胎权利。

不过，近日密西西比州检察长又已经正式提起申诉，请求最高法院审议该州对怀孕15周后禁止堕胎的法令。

现在，当反堕胎的天主教徒巴雷特坐在了“女权斗士”金斯伯格过去的法官座椅上，最高法院在这个问题上的天平几乎肯定会倾向另一边。

而在今年大选后的那一周，最高法院将要就 “平价医疗法案”再次作出裁决——这是奥巴马总统在自己任内押上了所有政治赌注的“标志性成就”，也是特朗普最急于瞄准的“一号靶子”……

三

随着戈萨奇、卡瓦纳和巴雷特的鱼贯而入，一个“向右转”的最高法院将会促成美国法律和政治的根本性转变。

除了堕胎和社会福利之外，政府监管机构（例如环境保护局，这是卡瓦诺大法官的眼中钉）的权力将会受到更大限制；对枪支持有权的管控将会放松；宗教、种族和性别等敏感领域的平权保护和多样性权利扩张将会逆转……

这些转变我们几乎肯定都会看得到，唯一不确定的只是它们是以暴风骤雨般的激进方式还是步步为营的缓慢方式。

而且，如果仔细看一下特朗普任命的这3位大法官的年龄，你会发现他（更可能是他身边的共和党人）是有着非常细致周全的考量的：

戈萨奇和卡瓦纳都是50岁刚出头，巴雷特50岁都不到，3人都在最高法院历史上最年轻大法官之列。

他们的年龄确保他们可以在令人敬畏的大法官宝座上坐很长时间，这对于维护右翼意识形态在美国司法和政治中的主导地位有着极为深远的意义。

▲美国总统特朗普

一些法律界的评论人士已经预言，未来几十年里，美国将会彻底告别“沃伦法院”的理想，进入一个“新洛克纳时代”。

所谓“沃伦法院”，是指1954年到1969年间担任首席大法官的厄尔·沃伦（Earl Warren）领导下的自由派主导的最高法院。

它曾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做出了一系列具有里程碑的判决先例，在权力分配方面重新形塑了对美国社会。其最大的成就便是推翻了支撑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的法律架构，并在弱势群体、新闻媒体、异议人士等的权利保障方面迈出了开创性的脚步。

“沃伦法院”对美国的自由派来说是一个田园诗般的存在，但对于保守派则是挥之不去的噩梦。

而所谓“洛克纳时代”的说法源于联邦最高法院1905年在“洛克纳诉纽约州（Lochner vs New York）”案中作出的判决，当时法院以5：4的投票结果认定纽约州规定面包坊工人日最高工资的立法违反了宪法第14修正案的“正当程序”条款而无效。

在以后长达40年时间里，最高法院对联邦和州的许多经济立法进行了严格的违宪审查，推翻了立法机关和政府出台的旨在保障劳动者福利的许多法令，其中当然也包括了对“罗斯福新政”设置的醒目路障。

因为这个缘故，那段时期白宫、国会与最高法院之间关系紧张。

从更加宏阔的视野来看，反对“沃伦法院”的斗争自“里根/撒切尔革命”时代就已经开始。美国最高法院从上世纪70年代后期起逐渐右转，即便没有完全推翻，也至少大大收缩了“沃伦法院”的许多影响力重大的判决先例的适用范围。

只是在这段时期里，美国社会和政坛上的左翼进步主义势力也水涨船高，双方的博弈日趋白热化和激进化。这是审视当今美国政治两极化的一个法律视角。

从这个意义上说，即便唐纳德·特朗普输掉大选，他仍将欣慰地发现，自己在美国历史上比许多获得连任的总统拥有更大和更持久的影响力。

由于他在一个任期内连续任命了3位保守派大法官，他成功地将联邦最高法院打造成一个保守主义的法律堡垒。

不仅如此，他还比大多数美国总统任命了更多下级法院的法官——目前美国所有在职的上诉法院法官中，有将近1/3是他任命的。

在美国政治日益两极化、立法机构功能失调甚至频繁瘫痪的当下和未来一段时期，司法系统的“最后的堡垒”的作用会更加突出。凭借着这些人事任命，特朗普塑造了下一代美国人的法律空间。

你或许可以说，这个成就的取得纯属运气，但它是真实的、巨大的、难以撼动的。

然而，即便特朗普实现了大多数总统梦寐以求却无法实现的成就，他恐怕也不能指望自己一手提拔的这些保守派大法官们会在他想象出来的一场“大选舞弊纠纷”中做出明显偏袒自己的不公正裁决。

不论是从巴雷特还是卡瓦诺的参议院证词和就职誓词中，人们都清晰地听出了这个信息。

巴雷特说，她接受提名不是为了听从总统的吩咐，她将超越自己的意识形态，不偏不倚地执行法律；卡瓦诺两年前说过相同的话，他表示高法院必须超越政治，“我相信独立的司法机构是宪政共和国王冠上的宝石。”

的确，这是任何一位大法官都会作出的公开誓言。但一再重复的话并不一定是套话或空话。从200多年来美国最高法院的职业操守记录来看，上述誓言迄今为止仍是值得高度可赖的。

可以肯定地说，这些年富力强的保守派大法官们在解释宪法、执行法律、裁决纠纷时不可能真的做到他们誓词中所说的“既不畏惧也不偏袒”、“将自己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倾向放在一边”。

我在前文中已经预言，他们的意识形态必将在未来把美国社会推向右翼。

然而，我也相信，他们是分得清楚抽象的价值立场与具体的党派利益之间的根本区别的。他们之所以能步入最高法院，无一不是靠着无可置疑的深厚的宪法修养。

过去几年里的现实也相当肯定地确认了这一点。

事实上，言行乖张的特朗普总统与道貌岸然的最高法院之间的关系远不像他期待的那么亲密无间。

自从联邦法官在“禁穆令”问题上给了刚上任的特朗普一个下马威之后，他与最高法院和巡回上诉法院之间的抵牾就没有停止过。

特朗普经常在各种场合抨击联邦法官，而法官们也不为所动，继续做出令特朗普大光其火的判决……

这或许是源于特朗普与法官们存在基本观念上的分歧：在总统眼里，大法官们与作为他下级的其他政府官员没什么不同；但法官们却坚决不这么认为。

2018年11月，加州北区联邦地方法院法官乔恩·泰格（Jon Tigar）叫停特朗普政府在入境口岸实施的避难资格限制举措，特朗普随即在Twitter上抨击这一判决“荒谬”，并把泰格称为“奥巴马法官”。

一个月后，位于旧金山的联邦第九巡回上诉法院和联邦最高法院相继驳回美国司法部的上诉，维持泰格的判决。

暴跳如雷的特朗普大肆攻击整个司法系统，痛骂第九巡回上诉法院为“巨大的麻烦”和“耻辱”。

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罗伯茨随即发表了一份罕见的谴责声明，他写道：“我们没有‘奥巴马法官’或‘特朗普法官’”，并且不忘记用教训式的口吻补充道：“我们所有人都应当感谢独立司法。”

大受刺激的特朗普继续不依不饶地反驳：“但是遗憾，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您确实有几位‘奥巴马法官’……”

没过多久，最高法院再次凭借一纸判决阻止了特朗普政府终结奥巴马时代推出的“逐梦计划”，不允许美国政府将67万名年轻非法移民驱逐出境，并允许他们在美国寻找工作。

最令特朗普本人难堪的一幕发生在今年7月。

最高法院裁定，特朗普对曼哈顿地区检察官办公室进行的大陪审团刑事调查没有豁免权，他的财务记录可以移送检方。也就是说，总统税单不享受豁免权。

首席大法官罗伯茨在判决词中还特地重申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贵为总统也不能例外”的常识信条。

尤为引人瞩目的是，由特朗普提名的两位大法官尼尔·戈萨奇和布雷特·卡瓦诺在这个案子中都作出了不利于特朗普的裁决。

看得出来，他们很清楚自己应当效忠的对象。因此，人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宗教信仰虔诚、履历清白、品行端庄的埃米·巴雷特女士未来也会像他们一样无惧于让提名自己的特朗普先生失望。

四

即便抛开这些具体的政治利害及其背后的人事纠葛，在更为抽象的对法律原则的理解上，人们也会发现，所谓“保守派”与“自由派”不是泾渭分明的，他们的面目经常模糊难辨。

巴雷特在参议院听证会上接受质询时表现得极为谨慎，以至于一些民主党参议员指责她心机太深，在重大问题上闪烁其词。

但从像我这样的中立者的立场来看，巴雷特的表现差不多可以配得上完美无瑕的最高打分。想必这也是她获得提名以后一个月里民意支持度不断提高的重要原因。

例如，在被问及对气候变化的看法时，她回答“我不认为我有能力发表意见”；对特朗普不厌其烦地攻击的邮寄投票问题，她说“我无法表达观点”；关于“奥巴马医改”的合宪性，她的回答是：“我在这个位置上只是应用法律”……

对于可能出现的“选举纠纷”问题，她的回答暗示，最高法院不应该介入。

很明显，她努力试图回避将自己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带入未来的工作，她希望为自己被提名为大法官这件万众瞩目的热点和焦点事件降温，使之变得更像是一次法律专业能力考察，而不是大众和媒体心目中的政治纷争。

坚定的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都有足够的理由埋怨巴雷特不够坦诚或坚定，但相比于特朗普天天挂在嘴边的“我比谁都更懂……”，她的三缄其口恰是风暴眼中的最高法院当前最需要的宝贵品质。

我在前文已经指出过，希望巴雷特在堕胎权利、持枪权利和奥巴马医改等重大问题上作出令所有美国人都满意的裁决，注定是不切实际的幻想。

因为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会不可避免地影响到（甚至左右）人们对法律条文的理解，这也就是为什么最高法院从来就不可能真正脱离政治的原因，更是最高法院如此重要的原因。

但是，这与为一己私利而故意曲解法律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今天左右两翼的人大多推断她将是一个坚定的保守派大法官，但未来她很可能作出让他们都感到错愕的判决。

从过往的实践来看，即使是左翼人士最反感的布雷特·卡瓦诺大法官，也不见得就是保守主义运动可以事事都靠得住的马前卒。

“奥巴马医改法案”在2010年通过后，卡瓦诺领导的哥伦比亚特区上诉巡回法院曾经收到过要求叫停该法案的上诉，但卡瓦诺并未屈从于右翼运动的压力，而是在“七天诉霍尔德”案中支持了“奥巴马医改”。

而在事关堕胎权利的“罗伊诉韦德”一案上，卡瓦诺数十年来一直拒绝表达立场。

但他曾公开说过，自己作为巡回法院法官的职责是“忠实而全面地遵循最高法院对‘罗伊诉韦德案’的具有约束力的案例裁决，”尊重和保护“罗伊”们（指那些寻求堕胎的妇女）的权利。

卡瓦诺的老师和前任、2018年退休的安东尼·肯尼迪大法官也是一位骨子里的保守派，但他却坚决地抵制了最高法院迅速右转的趋势。

正是他在1992年“计划生育协会诉凯西”一案中投出的关键一票，再次确认了“罗伊”案确立的保障女性堕胎权利的法律框架。在涉及性别多样性权利等其他一些判例上，他也频繁地站到自由派大法官阵营一边。

有人评论说，如果没有安东尼·肯尼迪这位保守派，美国最高法院肯定会比现在保守得多。

大法官们身上的意识形态标签对于他们能否进入最高法院关系重大，但一旦他们成功地跨入了最高法院大门，他们对于宪法和法律的理解与自己身上被贴上的意识形态标签往往并不能简单对应。

现任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在最高法院的角色最鲜明地反映出二者之间的复杂关系。

由小布什总统任命的罗伯茨曾经被认为是一名坚定的保守派，直到现在他还被理所当然地归入保守派大法官行列。然而客观地说，他让保守主义运动大失所望了。

尤其是近年来，他在许多案例中一再加入金斯伯格等人组成的自由派阵营，作出了一系列令右翼人士怒不可遏的判决，其中就包括对“奥巴马医改”的坚定捍卫，以至于特朗普总统在整个4年任期内都没有能够摧毁它。

站在那些意识形态“狂热斗士”的角度说，这些摇摆不定的大法官背叛了自己的提名者，是首鼠两端的“机会主义分子”。

但大法官们自己并不会为此感到羞愧，这些深谙法治之道的饱学之士是一些制度主义者，他们比谁都更加明白，维系美国司法独立的基石并不是宪法里写的那些，而是系于司法体系在民众心目中的正当性。

意见分歧如此激烈的美国民众为什么会对最高法院的任何一项判决都无条件地接受，而不是像他们时常对政府的许多政策那样报之以抗议示威（就连选举形势相当好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阿尔·戈尔当年都一声不吭地接受了最高法院对自己的不利判决）？

是因为民众对最高法院有着近乎宗教信仰般的敬畏和信心，而这种敬畏和信心又是通过对一桩一桩具体案件的具有公信力的裁决累积起来的。

200多年来，最高法院的任何一次裁决都不可能让全体美国人都心悦诚服，因而也就很难说都是绝对“正确”的。

但是，这些裁决中的绝大多数都是基于大法官们对宪法的真诚理解，而不是基于他们的私心杂念，为了要迎合谁。

美国人民对这一点深信不疑，但这种信任是有条件的。有句话叫作：制度的源泉是信仰，这就是最高法院的合法性之源。

我非常愿意相信，首席大法官罗伯茨近年来的显著“改变”，并不是因为已经过了耳顺之年他个人的意识形态突然发生了什么重大转向，突然变得“激进”起来，而是他比其他8位大法官怀有更加强烈的自觉意识，要去保护最高法院在民众心目中的日益脆弱的公共合法性。

通过自己的立场“摇摆”，他艰难地维持着最高法院内部的意识形态平衡。

竭尽全力抵御两极化的政治对最高法院的不断侵蚀，使之保持200多年前宪法对它的功能描述，这才是真正的“保守主义”。年轻的巴雷特女士很快也会成为这样的“保守主义者”。

之所以应当对此有充分的信心，并不全然寄托于大法官们个人的道德信念和职业操守。

这当然也很重要，但美国宪法对最高法院大法官的制度性安排，为大法官们更好地践行他们献身法律的誓词提供了最好保障。

这种制度性保障的核心是两条——

第一，大法官是终身制，没有任期限制，只有自然死亡或自己提出辞职，才能终结一位大法官的任期。

第二，大法官采取任命制，无需经过任何选举，而且一经任命就不能撤职，唯有严重的“行为不当”才能让参议院经过弹劾程序剥夺一位大法官的职务。

事实上，总统弹劾案在美国历史上已经发生过3次，大法官弹劾案还从来没有发生过。

这两条制度确保了最高法院大法官可以从政治权力和舆论压力中彻底解脱出来，在审理案件时抛开一切外在因素，直面自己的内心良知。当一个人没有了“上级”，也不需要为选票操心时，他做任何事情的初衷和动机就升华到了另一种境界。

我们完全可以想象一下，一位在美国司法界或法律学术界原本就享有很高地位的成功的专业人士，一旦踏入了最高法院这个无上荣耀之地，那么他下辈子就只需要为一件事情牵挂或关切，那就是自己的历史地位。

唯一能让心无旁骛的他焦虑的是：未来人究竟会把自己写成最高法院里的一个败类，还是美国宪政的一位伟大捍卫者？

对这个终极问题的持续关切会引领大法官们超越狭隘的党派政治利益和意识形态热忱，自觉地将自己的每一次判决放到更高和更广阔的历史视野中去审查。

巴雷特们虽然需要经由特朗普们的提名，但他们比自己的提名者们拥有更大的可能性去追求不朽。

五

埃米·巴雷特以及之前的布雷特·卡瓦诺等人入主最高法院，让一个先前默默无闻的学术团体渐渐浮出水面，占据了媒体及大众的焦点。它便是联邦党人学会（The Federalist Society）。

1982年春的一个周末，芝加哥大学和耶鲁大学的一群法律系教师和学生在耶鲁大学校园里举行了一次学术研讨会。

发言者在那个研讨会上谴责那些沿海精英、左翼媒体及法律界权威人士，他们的主旨在于抵御美国高校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左翼立场，主张以1789年宪法通过时的“原旨主义精神”来解读宪法。

5个月以后，联邦党人协会正式成立。如今它的网站首页上写着这样一句话：“司法机关的职责是说明法律是什么，而非应当是什么。”

当时几乎没有什么人能够预料到，这个听者寥寥的研讨会将要成为重塑美国政治走向的历史性一刻。许多年以后，当年研讨会的发言者安东宁·斯卡利亚大法官面对成千上万的协会会员说：

“起初我们以为自己只是在学术争鸣的杂草丛中种下了一朵野花，谁能料想到这其实是一棵橡树。”

但这或许并非偶然，时任司法部法律顾问办公室助理检察长的泰德·奥尔森（Ted Olson）在那次研讨会上说：

“我感到我们正处于历史的某个节点，钟摆自此以后可能会往相反方向摆动。可能会发生一些事情。”历史已经证明，他的观察是极富远见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联邦党人学会已经发展成为全美最具影响力的法律学术组织。

更为重要的是，它的影响力远不止于大学法学院围墙。

近40年来，通过有意识地、持续不断地将自己的成员送入联邦和州的各级法院和政府机关，联邦党人学会成功地推动国家权力转向右翼，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改写了美国社会的版图。

加上新近加入的巴雷特，在目前最高法院的9名大法官里，至少有5位与它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以至于今天的美国最高法院像是联邦党人学会的一个分部。

它的成员还遍布司法部和检察机关，前文提到的泰德·奥尔森后来就担任了老布什（George W. Bush）总统的总检察长。

作为一个学术团体，联邦党人学会在老布什总统任内迈出了跨越学术、进军政坛的第一步，成功地将两名门生送入了联邦最高法院，但它真正开花结果的“丰收期”还要等到特朗普时代。

不像过去那些在政坛上摸爬滚打许多年的职业政客，特朗普是一个“政治素人”，缺乏自己的固有班底，与共和党建制派也合不来。

因此，他实际上把自己对司法系统的人事任命“外包”给了联邦党人学会。虽说过往的共和党政府都与联邦党人学会关系密切，但从未有一位总统如此直截了当。

他曾毫不隐讳地说，自己提名的“这些法官都是由联邦党人协会挑选的，公认的黄金标准。”

在提名法官方面，他的运气确实不错。

而对于联邦党人学会来说，特朗普则成了它的命定贵人。

在一个任期内，特朗普不仅提名了3名最高法院大法官，还提名了50多名上诉法院法官、130多名地区法院和初审法院法官，超过了奥巴马总统在两任8年内提名的法官总数。

这些法官将在未来二三十年内主导美国的司法，乃至渗透政治。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很难有一位总统能够超越他对美国司法系统的影响力。

作为一位关心美国政治的评论员，我一度对当今美国法律界为什么充斥着那么多虔诚的天主教徒十分好奇和不解。

目前最高法院里的保守派大法官几乎全都是天主教徒，不仅如此，现任司法部长威廉·巴尔（William Barr）也是。

但实际上，由于历史的原因，天主教在美国一直是弱势宗教，天主教徒在过去还曾是备受歧视的人群。不过当我读到越来越多关于联邦党人学会的报道后，这个疑团豁然开朗——

今年56岁的联邦党人学会副会长莱奥纳德·利奥（Leonard Leo）被公认为是该学会能够取得如此成就的关键功臣。

作为一位意大利裔移民的孙子，待人接物谦恭有礼的他是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有人说，他还在美国天主事工会（Opus Dei）委员会任有职务。他在联邦党人学会服务了近30年，可谓桃李满天下。

如今，不仅这些“联邦党人”们对自己的学会在过去几十年里取得的政治成就感到不可思议，就连他们的对手也对它表达了由衷的钦佩。

早在2007年时，希拉里·克林顿就曾说：“他们确实做到了，我们必须尊重这一点。”

因此，与其说特朗普成功地打造了一个足以影响两代人的保守主义法律空间的话，不如说是联邦党人协会借助于特朗普之手实现了自己的梦想。

莱奥纳德·利奥的自我总结是恰如其分的：“我们并非一家俱乐部，而是一场广泛而浩大的运动。”现在，学会还试图将自己的影响力扩展到欧洲，一片它认为已经被左翼思潮毒害已久的土地。

随着联邦党人协会在政治上取得越来越大的成功，越来越多的捐款源源不断地流向它。充足的资金又使它获得了更大的能力，去向学术界和社会推销自己的理念，推动自己的议程。

例如，给大学法律系学生提供更多奖学金、资助各种保守主义目的的学术研究和社会活动等等。这些能够让它的业已取得的成就及生命力不断延续下去。

总之，联邦党人协会在过去38年里的实践，为我们展示了一个知识分子和学术界如何通过润物无声的学术活动和政治参与改变权力结构与社会现实的完美范例。

六

有人曾说，如果众神也有一间办公室的话，那就应该是最高法院法庭的样子。

坐落于华盛顿特区的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楼与美国国会大厦只有一街之隔，1932年最高法院大楼奠基之时，正值“大萧条”时期。

时任首席大法官查尔斯·埃文斯·休斯（Charles Evans Hughes，还曾担任过纽约州州长和美国国务卿）说：“最高法院象征着共和国长存的信仰。” 

3年后，这座富丽堂皇的新古典主义大理石“神殿”正式落成，结束了最高法院在美国建国后160年里“居无定所”的寒酸历史。

现任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比休斯更不吝惜对自己办公的这幢房子的溢美：“这座建筑是正义之神的庙宇。”

说起来，促成最高法院大楼最终建成的，是威廉·霍华德·塔夫脱（William Howard Taft），美国第27任总统，卸任9年后被任命为美国第10任首席大法官。

塔夫脱在总统任上时就一再敦促国会批准最高法院建设属于自己的独立办公楼，积20年努力始成。

他那么热心最高法院大楼的建设，根本原因在于他觉得当上大法官才是自己“一生中最大的荣誉”，而美国总统的职务则让缺乏政治敏感性的他兴味索然、郁郁寡欢。

确实如罗伯茨所言，长久以来，最高法院被美国人看作“世俗中的圣地”。

尽管一些人偶尔也会暗自嘀咕：裁决一个民主国家的法律、政策是否合法的“终极权力”，为何应当掌握在区区9个并非由民主选举产生的披着牧师般黑袍的人手中？

但美国国父们早在制宪时就已经这样定义过了：大法官们是完全独立的。“他们独立于行政机构、独立于立法机构，独立于天下所有的权力……甚至独立于人民。”250年来，最高法院忠实地践行了这一信念。

这种悠久丰富的传统，包裹在高高在上而又低调神秘的外表之下，让所有美国人都对最高法院肃然起敬。

在美国政治两极化日益严重的过去20年里，最高法院的重要性愈发凸显。近年来许多民调都显示，将近2/3的美国人认为，每一位总统任期内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最高法院大法官人选的任命。

如果并非迫不得已，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们很少公开抛头露面。

大多数法官都认为，经常在新闻媒体上亮相只会削弱而不会增强公众对法官工作的理解。首席大法官罗伯茨曾坦率地说：“我们的工作不是教育公众，而是公正地裁决案件。”

法官们只有与大众保持距离才更容易做出公正的判决。

正是这样的传统使得最高法院天然地是一个保守的机构，它通过遵循前例来裁决各级议会和政府行动的合法性，确保自己在民众心目中的权威性。

从这个意义上说，如今已成为大众偶像般的明星的鲁斯·巴德·金斯伯格大法官是一个非常“不正常”的例外。

从根本上说，在一个法治国家，一个大法官能够成为“万人迷”，也是极不正常的。

2016年唐纳德·特朗普还在竞选总统的时候，金斯伯格就在接受采访时公开猛烈抨击他，且态度倨傲。当时她受到了很多人的指责，据说有两位同事曾私下建议她改一改这种做派。

首席大法官罗伯茨一直勉力地避免让同事们卷入这类政治纠葛，但现在看来他的这种努力显得有些徒劳。

桀骜不驯的金斯伯格，略低程度上还有索尼娅·索托马约尔（Sonia Sotomayor）大法官都是民意变迁的结果，而非原因，就像唐纳德·特朗普的当选是结果而非原因一样。

一街之隔外国会山上日益白热化的政治斗争正在将原本清净的最高法院“神殿”搅得越来越不安宁，就连罗伯茨自己也会被迫发表一些政治性的声明。

最高法院的非政治化是一个值得无限赞美的宪法神话，但几乎没有什么人天真地相信，纯而又纯的“司法独立”在现实中是可能实现的。

事实上，最高法院与政治的关系是如此纠结，以至于在某些关键的时刻它就像美国第三个立法机关。

这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美国是一个遵循英国传统判例法的国家。大法官们对某一案例的终审判决会成为下级法院今后对同类案件的判决准绳，直到新的截然不同的判例在最高法院诞生。

这本质上就是一个造法的过程，虽说美国宪法明确地将立法权赋予了民选产生的参众两院。

宪法是死的文字，不同意识形态和价值立场的法官，纵使他们内心多么真诚地希望不偏不倚秉公执法，也一定会对宪法本文作出南辕北辙的不同理解。

这就意味着最高法院作出的裁决必然会对美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各方面产生长期的引导性作用，最高法院比它自己承认的要“政治化”得多。

最近几十年里一种新的法学思潮又加剧了对最高法院权力的理解的复杂性，这就是所谓司法能动主义（或“司法积极主义”），与之相对立的观点则是司法原教旨主义。

根据司法能动主义，时代的变迁使得社会一直在变化，对宪法和法律的理解应当适应这种社会变化。

因此，大法官们应当“与时俱进”，在一个个案件的裁决中充分体现这种“时代精神”，通过自己手中的司法权改革陈旧落伍的社会现状，推动“进步”。

与此相反，司法原教旨主义则针锋相对地认为，法官只能根据立法者制定法律时的原始本意忠实地解释和运用法律，否则就是对法律的矫饰和篡改，从根本上背叛了法律。

从学术层面上说，目前美国司法系统内的自由派与保守派之争，就是司法能动主义与司法原教旨主义之争。

鲁斯·金斯伯格在最高法院里的对立面是克拉伦斯·托马斯大法官。作为美国历史上的第二位黑人大法官，他恰恰是最高法院中最反对给予黑人或其他边缘弱势群体以特定优惠的所谓“平权法案”的。

这种立场让他成为了目前最高法院保守派大法官中最保守的一个，这正是基于他的司法原旨主义立场，即要求严格按照18世纪末制宪者们想的那样解释宪法。

我愿意十分坦率地宣布，我个人支持司法原教旨主义，反对司法能动主义的立场。

我认为，法律文本不同于宗教经典和文学、学术经典，它是可以修改的。法律究其最根本而言是普遍民意中是非善恶观念的抽象体现，不同时代的主流民意的确会改变，甚至是颠覆性的改变。

然而，如果民意认为过去的法律已经不能适应当前的时代精神，那么完全可以由民选的立法机构去推动对旧法律进行修改，或制定新法律。这才是实现“进步”的正确途径。

▲巴雷特宣誓成为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

我有一位目前生活在纽约的中学同学有一次在和我讨论到这个问题时说，但修改法律是在太难了！像同性恋权益这样的问题，指望立法机关通过修改法律来推动落实，不知道要等到猴年马月！

我回答他说，这种僵局不恰恰说明美国社会远未就这些问题达成高度共识吗？美国宪法规定的修改门槛非常高，这的确是事实。但这并不意味着宪法不可能修改，历史上美国宪法修改过不止一次。

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一旦美国社会就某一问题达成了比较高度的一致，修改宪法的门槛即便再高，它也是能够实现的。

现在，如果因为分歧的民意不支持修改宪法，就转而通过曲解宪法来事实上改变宪法，实现一些人心目中的“社会进步”，岂不是用司法权来抽空立法权，将远未达到大多数的一部分美国人的意志强加于其余美国人吗？

司法能动主义的本质，就是用不准确的解释来篡改法律。

在我看来，这是一个法治国家应当坚决避免的歧途。相比于一时一事的“进步”或“反动”，美国的宪政制度更为重要和根本。

正是基于这个立场，我不仅非常支持对巴雷特女士的任命，原则上还支持更多保守派大法官进入最高法院。法律天然地滞后于社会现实，呈现出一定的保守性，法律的解释者和执行者自然也应该如此。

我认为，像美国最高法院这样一个独一无二的机构，它对于热切推动“社会进步”的尝试应当怀着冷静谨慎的态度，经常“踩刹车”，而不是“踩油门”。

最高法院之于美国这个国家，就像把握方向的舵手之于一艘航行在充满未知的大海上的船只。

舵手最重要的素质是审慎、沉稳和定力，而不是激情、干劲和闯劲，如此方能“小心驶得万年船”，避免触礁翻船之虞。

此外，巴雷特的女性身份在当下也是一个很好的平衡。

七

只是巴雷特的任命恰好处在一个党派政治尖锐对立的不幸时刻，戈萨奇和卡瓦诺们也是如此。这让他们身处比自己的前辈大法官们更加微妙和艰难的境地。

伴随着身份政治、意识形态狂热和极端不妥协精神的大行其道，作为纷争最后裁决人的最高法院的重要性日益突出。

于是，两党和左右两翼政治势力都想要争夺对最高法院的控制，宪法理想成了这种有毒政治斗争的玩物。

近年来，每一次最高法院大法官的提名，都会引发事关重大的病态“战争”。

有报道说，为接替金斯伯格留下的空缺，共和党最初的候选人是比巴雷特资历更深的联邦第十一巡回上诉法庭法官芭芭拉·拉戈阿（Barbara Lagoa），她是一位古巴裔美国人。

之所以特朗普最终没有提名拉戈阿，是因为她在2019年9月被提名为上诉法院法官时在参议院以80：15的高票通过，有27位民主党参议员投票支持她。因此，她的“保守派”立场是否坚定受到了怀疑！

因为能够团结反对派反而遭到否定，这样的事情在往昔简直是不可想象的。

按照这种趋势，今后只要参议院控制在白宫的反对党手中，那么总统想要任命任何一位大法官都是不可能的，不顾一切的阻挠会成为常态。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政治两极化的毒液已经毒化了美国“三权分立”制度体系中的立法和行政分支，现在正在侵蚀最后一个分支——司法，它本该是最不受政治影响的政府分支。

一旦它被攻陷，那么美国的宪政体制真的将要面临灭顶之灾。

或许正是基于这种担忧，近来有人大声疾呼改革最高法院。

他们提出了千奇百怪的方案，其中包括最高法院的二分庭制（对国会两院制的模仿）、法官选举投票制、法官有限任期制等……

其中呼声最高的建议是增加最高法院大法官的人数，例如扩大到15名，以稀释不同党派总统任期内可能出现的大法官人数提名机会的偶然性。

这其实就是重拾“罗斯福新政”期间提出的所谓“法庭填塞”计划，该计划因罗斯福总统政令经常遭到当时最高法院阻挠而提出，但最终未能实现。

支持者还援引前例论证说，历史上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人数并非一成不变。

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过去并不热衷往最高法院塞入更多大法官，但或许因为选情关系需要迎合民主党的拥趸，他最近表示将考虑成立一个两党小组，以研究最高法院的改革事宜。

但在我看来，目前情况下对最高法院的任何改革，都只会进一步加剧两党制政治斗争对司法制度造成的伤害，而不是加强最高法院在公众心目中的岌岌可危的独立性与公正性。

因为任何改革都会引发连锁反应，何况是政治意图如此昭然若揭的所谓改革。

一旦改革真的推行，反对派势必大声抗议。等到他们下一次掌握了白宫和参议院，也一定会竭力推进有利于自己政治利益的改革……这样反复的“翻烧饼”只会进一步损害最高法院的地位。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正义的神殿”要想继续维护自己在民众心目中的神圣地位，唯有依靠“神殿”中那9位“大祭司”。

这是可能的吗？从我在上文中提及过的过去几年里最高法院大法官们的身体力行来看，答案是肯定的。

至少迄今为止，美国人民仍然可以信赖这9位大法官依据宪法价值而非政治私利来行事。当然，更为根本的是，美国人民也只能将希望寄托于此。

我相信，所有的大法官都很清楚这一点：一个不能得到民意由衷的普遍认可的政府机构，对无论持那种意识形态的政治力量都是不利的，哪怕它叫最高法院。

如果有一半人民众认为最高法院已经沦为对立党派控制的一个政治机构，甚至是党派的打手，那么这种控制既不光彩，实际效用也会大大贬值。

如果未来最高法院那镌刻着“法律之下的公平正义（Equal Justice Under Law）”一行大字的大门前每天都聚集着抗议游行的人群，法庭上到处都是大吵大闹的不服判决者……

那么，法院就沦为了另一个警察部门，所谓司法独立也就荡然无存了。

因此，越是在当下这种危机时刻，最高法院里就越需要有坚贞不渝的宪政卫士来捍卫宪法赋予的司法独立精神。

在此意义上说，巴雷特们今后的行动如果让他们的提名者失望，那么会极大地有利于他们护持的这座“正义的神殿”的正当性。

八

在结束这篇基调有些阴郁的文章之前，我想用两个例子来给读者增添一些信心。

2016年去世的保守派大法官斯卡利亚是当时9位大法官中在任时间最长的一位，这意味着他是他们中资格最老的一位大法官。

他去世后，首席大法官罗伯茨曾经动情地说，他有着卓越的“头脑、思路和文笔”，“我们不会忘记他的激情，他是我们的‘及时雨’，我们会永远想念他”。

但斯卡利亚在世时可没有少抨击罗伯茨。就在他去世前一年，当得知罗伯茨投票支持“奥巴马医改”时，斯卡利亚暴跳如雷地痛斥罗伯茨的论证是“欺骗性的解释”，“相当荒谬”，“简直一派胡言”…… 

新上任的巴雷特曾经是斯卡利亚的助手，在得知自己获得提名以填补金斯伯格去世后留下的空缺时，巴雷特也曾动情地回忆过自己的导师与自由派旗手金斯伯格之间的长期友谊。

斯卡利亚与金斯伯格是最高法院里最针锋相对的“敌人”，他们几乎在每一个有争议的案例判决中都站在对立面。

然而，这对同样性格古怪狷狂的男女同事恰是最高法院中挚友。他俩平时的共同语言非常多，例如都痴迷歌剧……

人并非为政治而活，相反，政治是为了让人走出丛林部落，过上更体面的生活。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冰川思享号（ID：icereview），作者：陈季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