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清华大学清新时报（ID：qingxintimes），原标题《对辩：该不该提倡做全职太太？》，作者：周佳祺、李宗雨，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近日，华坪女高张桂梅校长反对学生当全职太太一事引热议。作为全国第一所全免费公办女子高中，华坪女高共培养出1804名女孩走出贫困山村，进入大学。张桂梅因一学生当了全职太太，不愿接受其捐款，她认为“女人要靠自己，不能就靠男人”。这也引发了社会对“全职太太值不值得提倡”这一问题的激烈讨论。

家庭与职场，没有哪个领域应该全职

作者：周佳祺，责编：陈洪淼

张校长看似“过激”的言行并非没有道理。在云南偏远乡村，张桂梅几十年如一日地辛勤付出，用学费全免的方式帮女孩们跨越贫穷的经济基础，与乡村重男轻女的落后观念作斗争，竭力将她们送往更广阔的世界。在她眼里，成为依靠丈夫的全职太太的那个女孩辜负了她的心血，助涨了“女孩的价值取决于嫁的人”的落后风气。

我们不难理解张桂梅作为耕耘于贫困山区的教育者的心痛。如果女孩是自愿屈服于相夫教子的“宿命”，或是带着依靠嫁人改变自身命运的惰性思想主动放弃职业，那将是可悲的，独立平等的女性自信没有通过教育进入女孩内心。如果女孩也想在职场上闯荡一番，但在自身能力不够强大时迫于家庭等外界压力成为了全职太太，那将是不幸的，女孩的个人潜能还没完全施展。

但如果女孩是出于单纯的家庭责任感和热爱而选择成为了全职太太呢？这种情况更具有争议性。但笔者仍然认为，成为全职太太不值得提倡。

需要厘清的是，全职太太是指居家没有独立经济收入的女性，现在出现的许多居家从事写作、电商等自由职业的女性不归属在全职太太之列。对全职太太的反对首先源于将家庭事务作为全部生活将产生对女性个人的损害。全职太太的交往范围随着时间推移逐渐稳定局限在狭窄的家庭附近，个人发展空间的狭小，再加上价值感的体现主要来源于其他家庭成员，全职太太的心理健康易受到伤害。据中国青年报报道，上海浦东新区2017年离婚数据显示，25～35岁、结婚5年以内的夫妻处于离婚“高危阶段”，而处在这个年龄段里的全职太太则是“高危人群”。

进一步看，全职太太将面临因不平等关系导致的权利丧失。哪怕最初的选择是自愿的，当女性主动放弃独立经济收入时，客观上便产生了依附关系。即使男女双方最初的主观意念是互相独立、尊重，当全部的职场责任都交给男性时，事实的差异不可阻挡地产生，这种差异将逐渐影响男女双方，从而造成家庭关系里的强弱势之分。最糟糕的情况是，长期处于这种关系之下，女性甚至可能陷入无法再次独立的困境，此时成为全职太太的选择不再遵循个人自由意志想法，经济上的不独立和职业能力的退化让她们不再有其他的选择余地，看似“自由”实则已经是无奈的妥协。

我们不否认家庭劳动在维系家庭情感、培养优秀后代上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但我们更希望，无论在家庭还是职场，都有男女双方的参与——有家庭责任感的女性不要做彻彻底底的全职太太，奋斗事业的男性也不能将家务全盘抛下。没有谁依附于谁，才能从根本上形成家庭关系中两性平等的局面，给予女性自由选择的更大余地。

“全职太太值不值得提倡”是一个伪问题

作者：李宗雨，责编：陈洪淼

“全职太太”这一家庭分工角色是“男权社会的恶劣产品”，是一种“带有强烈附庸色彩的职业”——这似乎已经成为一部分平权主义者的共识。

从历史的角度看，这种观点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指出，金属工具带来的农耕发展对密集劳动提出了要求，也深刻地改变了劳动分工：女性被限于家务劳动，而男性负责主要的生产活动。随着男性在生产中逐渐登上统治地位，女性的家务劳动逐渐被去意义化——“男子的劳动就是一切，妇女的劳动是无足轻重的附属品”——这被恩格斯称为“女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

回到“全职太太”这一话题上，恩格斯所言的这种“失败”，体现在当今社会一些女性没有“选择不做全职太太”的消极自由。部分女性，尤其是贫困地区的女性，自幼就被抛入“成为全职太太”的流水线进程中，被剥夺继续受教育的机会，被剥夺了经济社会地位，被束缚在强势男权的控制下。她们成为“全职太太”这一过程是与独立和自由逐渐分离的过程，甚至她们可能都意识不到这一点——这是不可接受的、也是平权运动应当摧毁的对象。

然而，这是否意味着“全职太太”这一职业就不应被提倡呢？笔者认为，这其实是一种肤浅且不负责任的观点。

如今，虽然部分女性没有“选择不做全职太太”的消极自由，但也存在部分女性具有“选择做全职太太”的积极自由。不可否认的是，出于兴趣、对后代的关心等等因素，有些女性以及男性自愿选择做全职太太或者全职丈夫，承担起重要的家务活动和教育工作。

首先，倘若把主动选择做全职太太的女性通通打上耻辱的标签，这实际上是对女性权益的反向压迫。其次，无论男人或是女人，其本质上都应当是独立自由的个体；而局限于上述男女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中，我们往往会妨碍个体真正做出自由的选择。

因此，提倡全职太太这一职业未必是在给邪恶的历史糟粕招魂、批判全职太太这一职业也未必是在为平权运动添砖加瓦。实际上，诸如提倡或是反对“全职太太”这样的争论大多都是无效的语词之争，未能真正切中问题的本质。

问题的关键在于：一方面，部分女性没有选择不做全职太太的自由，而做不做全职太太这应该由女人自己说了算；另一方面，由于劳动价值难以受到《劳动法》保护等因素，全职太太们的权益往往得不到应有的保护（包括但不限于稳定的经济回报等），其社会地位得不到应有的承认。

总而言之，我们现在需要做的，并不是陷入“全职太太值不值得提倡”这一伪问题的争论中自说自话；相反，我们需要关注的，一是保护女性有选择不做家庭妇女的自由，二是保护自由选择做家庭妇女的女性受到公正合理对待的权益。

保护前者，需要更多像张桂梅这样的先驱者，让贫困地区女童受教育，通过读书来创造自己的人生；至于后者，这要求我们不能把张桂梅的观点盲目上升，以至于上升到对全职太太整个职业的批判乃至污名化。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清华大学清新时报（ID：qingxintimes），作者：周佳祺、李宗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