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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1-06 19:00

一个寒门练习生的梦想和坠落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时尚先生(ID:esquirecn),采访、撰文:李颖迪,特约编辑:康路凯,原文标题:《美好男孩诈骗记:一个寒门练习生的梦想和坠落》,头图来自:@黄智博HUANG


今年年初,正值新冠疫情,一桩口罩诈骗案登上热搜。当事人黄智博,是一名参加过男团选秀节目《以团之名》的练习生,涉案金额11.7万元。受害人陆琪的反应和大多数人一样:明星也会骗钱!


黄智博因诈骗罪获刑三年三个月。由于疫情,他迟迟没能下监,在看守所待了半年。记者和身在看守所的黄智博,通了四次信。


“我在里面过得很好。每天看书、学习,过得很充实,吃的也很好,身体也很健康,每天吃完晚饭我都会锻炼身体。”黄智博写道,但他很少能见到太阳,“每天吃睡,然后双眼皮就没了。”


与此同时,记者陆续前往深圳、陆丰、成都、长沙、上海和北京,采访了黄智博的家人、发小、练习生朋友,行业经纪人,粉丝,以及案件的受害者。



2020年2月5日,上午9点,广东陆丰市碣石镇。警察上门的时候,黄智博正躺在床上。警察掀开被子,将他拽了出来。黄智博起身,似乎还没睡醒,本能地拉过被子,埋下头。他穿一件黑色套头衫,顶着一头凌乱的黄发,看上去只是一个普通的,有点儿爱时髦的年轻人。


执法记录仪的镜头晃了晃,他睡在一张光秃的木板床上,一床薄被勉强充当了床垫,土黄色、缀着红花的棉被推到了一旁。床边摆着两个开了线的熊娃娃,底下堆着几件衣服,一个蛇皮编织袋,一件凉席。房间不大,墙被漆过,没什么装饰。


两个警察一前一后,把黄智博铐起来卡在中间,从一栋灰色的楼房押送出来。背后的大门上贴了一副“恭贺新禧”的对联,这天是正月十二,黄智博回到家里还不到两周。



快被押上警车时,黄智博的父亲匆忙拿来一件黑色夹克,给他披上了。——人们正是通过这件夹克确定了黄智博的身份。有人发现,此前他穿着同一件衣服录制了抗疫宣传语和新春祝福视频。夹克口袋里还有黄智博的身份证、银行卡、一些韩元和一张交通卡。警察公布这些“作案工具”后,有人记下银行卡卡号,试探性地转了一分钱,确认转账对象就是黄智博。


消息很快传开了。被抓前,黄智博是乐华娱乐的练习生,一名参加过男团选秀、可以说小有名气的练习生。他22岁,在当练习生的三年里,他最大的目标就是出道,从一名预备役转正为真正的明星。


黄智博的确成了“明星”,不过是以这样的方式:他上了热搜,成千上万条评论都在骂他“诈骗犯”、“发国难财”。


案情很快公布。春节期间,他在百度贴吧里发布了口罩销售的信息。联系到一位上海的顾客后,他收取了11.7万元的定金,却将对方拉黑了。


警察问他,为什么会想到卖口罩骗人?


“最开始是我自己要(卖口罩),后面就是拿货太贵了,然后货也没到”。他坐在审讯椅上,戴着口罩,几缕刘海耷拉下来,说话带点儿广东口音。


“后面脑子一乱,然后就收了(钱),然后就把(买家)删了……”


案件的受害人陆琪,在黄智博被捕十天后才注意到微博热搜。她惊讶地说,“天啊,明星也会骗钱!”


陆琪是上海的一名销售。她回忆说,一月底正是口罩紧缺的时候,她的客户需要储备一批口罩复工,她通过贴吧找到一个商户,约定好以九毛钱一个的价格买40万个口罩。她收到对方发来的公司资质证明,工厂打包口罩的视频,还有提货地址,就转去了定金。可当他们开了四小时车去扬州提货时,对方消失了。隔天,他们报了警。


钱最终由黄智博的代理律师退了回来。律师说,小伙子没有什么社会经验,昏了头,家里也可能压力大,需要钱,就想通过口罩周转一下,但没找着货源。律师还提到,黄智博也给别人卖了口罩,收了定金,比他们的金额还大,但黄智博先退了钱,“正好到我们这时候,他就没钱了,微信把我们拉黑了。”


3月17日,上海市浦东新区法院进行了公开开庭审理。视频庭审时,黄智博说,自己没有工作,平时没有收入。至于钱款的去处——“这些钱就是花到衣服,还有出去玩,吃喝玩乐这些。还有一万多,用来还了网贷”。


黄智博对公诉机关指控的基本犯罪事实、确定的罪名、出示的证据均无异议。最终,他因诈骗罪被判刑三年三个月。



碣石镇在陆丰市的南边,三面环海,居民多以捕鱼为生。街上到处是各式各样的机车,马路上充溢着喇叭声、鸣笛声和轮胎摩擦地面的声音。这里离知名的“制毒村”不远,人们说,原来镇上治安不好,常有逃港和飞车抢劫的事。现在安稳了不少,地产品牌碧桂园刚刚进驻,一个崭新的楼盘伫立在海边。


黄智博的家在镇子边上,一栋不起眼的两层楼房,外侧石灰水泥墙,旁边是长满杂草的水潭。我去的时候,他的父母正忙着搬家,剩下的家具不多,客厅摆了一套黄木座椅与茶几,一台老式风扇嗡嗡作响。


唯一特别的地方是二楼的一个房间。当练习生后,黄智博对父亲说,希望在家里弄一块能跳舞的地方。父亲花了七八百元,在房间里装了一面落地镜,安了两个音响。黄智博还在四周墙上贴了几张黑人说唱歌手的海报,只是时间久远,海报四角卷了起来。他的其他物件已经被搬走了,房里空空荡荡。


黄智博的家人在这栋房里租住了七八年。他们曾经在乡下有一套房子,父亲得心脏病后,为了治病就把房卖了。眼下,搬家既是因为租期到了,二来,父亲说,黄智博的新闻上了当地的公众号,“搞得这里到处都知道了”。他们决定离开小镇,搬去市区。



黄智博的父亲曾是农民,后来在深圳当过一阵子木匠,得病后干不动重活,又回到家里批发服装。他瘦弱黝黑,满头白发,皱纹深深地刻在脸上,没有太多表情,也看不出太强烈的悲伤,说话的声音都小小的,常被风扇声盖过。母亲是一个传统的家庭主妇,或许是因为不会说普通话,话也不多。她只是红着眼眶,提来一个塑料袋,里面积压着父亲厚厚的病历本、心电图、诊断书,还有一些药盒。


广东盛夏多雨。父亲看向布满水渍的天花板,说,“这里漏水了”。当我们聊到别的话题时,父亲又嘀咕,这里有漏水,全部都漏水。


父亲曾经最大的指望,就是黄智博和姐姐能稳定工作,攒一些钱,让家里能重新买上一套房子,“可以不用买碧桂园的”。现在,这个愿望看起来更加遥不可及了。


姐姐黄静敏是这个家庭实际的支柱。她26岁,初中辍学后就外出打工,总是把一半收入存起来给家里,支持弟弟的练习生事业。


弟弟出事后,也是她在奔波着。有一个女孩微博私信她,说自己是黄智博的粉丝,能帮忙减刑,她信了,加上对方,以“打点”的名义来回转去三千多元。对方说让她去上海,她也信了,买来六百元的干墨鱼干鱿鱼、六条芙蓉王——因为对方说,里面有六个官要打点。到了上海,她在冷风中只等来了对方的失联。回到家,她把烟退了,海鲜也给爸妈做掉了。


一提起弟弟,黄静敏总是会哭。我们第一次在深圳见面时,一顿饭她就哭了四次。她留着一头齐腰长发,瓜子脸,睫毛密长,是那种走在街上会被人当作学生的漂亮女孩。每次哭完,她会习惯性拿出小镜子,看看自己是否妆花了。


她在一家运动品牌店管仓储,每月工资四千元。为了给黄智博请律师,她四处找人借钱凑了十万。后来她又去当了化妆师,想多挣点钱还债。但这份工作要抢单,她说,年轻的同事和她闹不和,摔她的碗,说她“老女人”。每当我在微信上联系她,她总是隔天才来得及回复。她的高频词是“累”:“活着好累”,“好累,我自己都想哭了”。


网上说她是心甘情愿的“扶弟魔”。但对于黄静敏来说,这更像是一个没有选择的选择。偶尔她会直白地抱怨,“都被智博搞砸了。”



她和父母至今不清楚黄智博案件的原委。年前,黄智博接到公司通知,准备参加《以团之名》的第二季。大年三十的晚上,他刚刚从韩国回到广东家中,12天后就被抓了。但姐姐说,由于要参加新节目,弟弟急迫地需要一笔钱。去年参加《以团之名》,他已经花掉了五六万,这是他当练习生以来最大的一笔开支了。家里今年本准备把攒来买房的一笔钱打给黄智博,先给他花,但黄智博不要。


“我觉得我不能再给爸妈拿钱了。而我还没出道,我真的无能为力……那段时间我真觉得自己是个废物。”黄智博在给我的回信中写道。不同于国内一些公司会给练习生发补贴,乐华参照的是韩国练习生培训体系,他并没有收入。


那时,黄智博收到节目组发来的表格,上面标注着需要自己带的衣服,衣服不许有大的logo,很多他都需要重买。他又录制了一首准备参赛的歌曲,花了几千元找编曲。


他回忆说,后来,他刷朋友圈看到了一位朋友在卖口罩,先买了一些给家里用,也和朋友聊了聊自己的情况。朋友问他愿不愿意一块儿卖,说每单会分给他“几个点”,还说他口罩卖的是良心价,就几毛钱一个。


“当时我纠结了很久才答应了下来,我们一起做了好几单,后面有一单金额特别大,我也不知道他发没发货,他也没有再联系我,我当时不知道自己已经触犯了法律,后来有一天我在睡觉时突然就被带走了……”


他不愿再提到更多和案情相关的事。


“说白了就是生错了家庭,真的”,姐姐还是忍不住说,“我爸妈说,如果是生长在一个好的环境,他今天也不会是这样。”



小镇离娱乐圈的世界很远,打工是大多数小镇青年的出路。2013年,黄智博读到初中毕业,去深圳打工,在舅舅开的液晶电视厂里操作压屏机,每月挣三四千元。那时他15岁。


他的三个发小阿涛、阿杰、阿龙,读到初一就辍学了。现在,阿涛在家里工作,专门打游戏,卖装备,他也最胖,坐上机车会“咚”地一沉。阿杰染了一头黄发,他是一名“90后造型师”,黄智博回家时就会找他做头发。牙科医生阿龙穿着一身白衣。他们和黄智博一样大,22岁,但阿涛和阿龙已经结了婚,马上就要有第二个孩子。


他们不追星,不看男团节目,黄智博参加的那档也没看完。“我不喜欢那些练习生”,阿涛毫不掩饰自己对这一行当的偏见,“他们说话gay里gay气的。”



因此,他们总是和练习生黄智博开玩笑。一起出去玩,黄智博在脸上打了隔离霜——阿涛会问,你是不是化妆了,“那要不要买个口红给你!”再比如,练习生不许谈恋爱,黄智博就很久没谈恋爱——“阿博,你是不是gay?”


但平心而论,在出事之前,阿涛是佩服黄智博的。发小们没怎么出过广东,只有黄智博越走越远。在深圳打工时,黄智博喜欢上了跳舞。或者说,他先是喜欢上韩国偶像权志龙,搜权志龙的所有资料,买同款衣服。从那时开始,他有了成为一名偶像的梦想。



对一个工厂男孩来说,真正摸索到练习生的门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黄智博至少经历了“四站”。


2016年6月,他辞了职,第一次出远门,去了长沙OLDDOG舞蹈室,15天的暑期集训,花了三千多元。第二站,他去了广州TOUCH舞蹈室,报了月卡,在朋友家蹭住。第三站,他去了成都舞邦舞蹈室,这是他第一次坐飞机,报了六千元的半年卡,剩下的钱用来住六百元一个月的青旅。第四站,他去了北京魔鬼训练营,两个月后,他又回到广州应聘了舞蹈老师。


即使已经过去了这么久,他对每一个节点都记得很清楚。


与此同时,他开始参加选秀。先是韩国娱乐公司FNC和苏宁办的选秀,他从成都到了上海,那一次和他一起去的人里,有现在已是R1SE男团的队长周震南。落选后,他又去了WOD国际舞蹈大赛,之后又参加了一场由成都练习生公司ETM活力时代举办的选秀。


这一次,他被ETM活力时代看中了。2017年9月,黄智博和ETM签约,真正成为了一名练习生。ETM给他免去了十几万的培训费,吃住自理,培养黄智博和另外四个男孩做一支男团。


“努力是成正比的,付出多少就会回报多少!”——机会突如其来,他用热络的口吻写道——“当时心想又离梦想更进一步了!”在成都,五个男孩一起租了一间公寓,房间号是1508,所以他们给自己取了口号:1508,要火要发!


ETM活力时代在成都春熙路的一栋商业大厦里,对面就是地标建筑IFS国际金融中心,游客来来往往,常在此与爬墙的大熊猫雕塑合影。大厦的22楼,就是黄智博曾经的训练室,我去时已经锁上了门,里面堆满杂物。


带我来的男孩又领我上到27楼,迎来一面带着密码锁的大门。男孩探了探头,在门铃面前踌躇着。他说,自己只是一个“预备练习生”。他自费参与了ETM的培训课程,并未签约。如果说练习生是偶像的预备,他就是预备的预备。过去,27楼是只有签约的练习生才能进的。他还是没有按下门铃,离开了。


刚来ETM当练习生时,黄智博也很紧张。他在信里回忆,每天到学院的第一件事就是称体重,没有达标就要受体罚。除了唱跳,学院还会上化妆课,语言课,对于他来说,这“真的是比较困难的事”。因为一直生活在广东,他分不清平翘舌,学院老师布置任务,只要他错一个字就打他一巴掌。


但ETM的男团计划很快失败了。黄智博的练习生朋友形容ETM为“培训中心”,相对经营练习生出道和未来演艺事业的经纪公司,它更专注于练习生唱跳技能的培训。


2017年11月11日,韩国公司Big Hit来成都选人。Big Hit业内俗称“大黑”,旗下组合防弹少年团登上过美国《Times》杂志封面,被称为“国际第一天团”。很快,父亲接到黄智博的电话,黄智博说,自己被鹿晗的公司选上了。——父亲把防弹少年团记成了鹿晗,但显然,他并不了解这些明星。


他问黄智博,你是不是被骗了?又劝儿子打消想法,“搞那个?我们哪里有可能,不可能的,你去学跳舞就好了。”


父亲最终还是同意了,准备为他办签证。但到了镇上父亲才得知,办韩国签证要资产证明。父亲找亲戚借了五万块充当临时流水,又找了黄牛,把亲戚的一辆丰田车过户到黄智博名下。但签证还是没办下来,因为没有房子。总不会有人愿意把房产也过户到黄智博的名下。


“我爸到我,反正都是农村的,我觉得(做明星)不可能”,父亲摇了摇头。


得知签证被拒,黄智博一度很沮丧。他的练习生朋友们说,Big Hit很看重黄智博,同期只选中了他一个人,一直等了两个多月,最终还是放弃了。


黄智博并没有告诉朋友们自己无法去大黑的真实原因。有人猜测,是不是广东那边签证很严格?还有人纳闷地问,黄智博的签证怎么会不过呢?“我怎么一办韩国签证就拿下来了?”



半年后,乐华娱乐的工作人员联系上了黄智博。在中国的练习生行业里,乐华娱乐是一个不可绕过的名字。它旗下艺人有王一博、黄明昊、范丞丞等,老板杜华刚刚在综艺《乘风破浪的姐姐》里赚了一波人气。一位练习生打了个比方,如果把韩国的三大娱乐公司看作他们的清华北大,那乐华就是985、211,而国内的一切其他公司,他强调,“一切”,都是二三本,或者专科院校。


这一次,乐华承诺送黄智博去韩国培训,免费,还包办签证。“去韩国当练习生一直都是我的梦想!”他如愿以偿。


韩国培训练习生以严苛著称。他们每天要给舞蹈老师拍任务视频,视频的静止画面不能出现一点不整齐,每个动作的角度、高度都要一模一样。有时“大老师”(舞蹈老师)还会打人,黄智博私下和朋友抱怨,说真想找“大老师”干一架。他说他在韩国做过“疯狂的事”,是乘“小老师”(宿舍管理员)睡觉,偷偷溜出去吃烤肉,身上味道太重,喷完香水才敢回宿舍。


在韩国训练了两个月后,黄智博就准备回国参加综艺了。自从2018年《偶像练习生》和《创造101》走红后,腾讯、爱奇艺、优酷在2019年又推出了三档男团选秀。


他离成为“偶像”似乎只差最后一步了。2018年11月22日,黄智博回国。那时,和黄智博一批的练习生都还处在“未公开”状态,但由于他们是大牌公司乐华的练习生,首都机场还是涌来了一大批粉丝,“场面特别轰动”。粉丝们涌上来,不停地拍,有的都快贴上脸了,还有一位粉丝给黄智博送了一只小猪。


——“人生第一次,当时心里特别的开心,这一天终于等到了,还好我没放弃。”



“在成为练习生之前,


所有的付出都是成正比的,


成为练习生之后所有努力都不成正比。


我觉得我自己是属于那种比人家更加


更加努力才能得到回报的人,


我一直都在默默的努力做好每一件事,


始终也没有得到任何回报。”


(2020年8月26日黄智博来信)



2019年初,黄智博参加了《以团之名》。节目里,他表现平平,话不多,在众多练习生里也不够“帅”,常常弓着背,双手揣在肚子前,拘谨地站着。


第一次亮相,节目让练习生依据自身特质分组,有曾担任过队长的组、全球名校组、可以飙高音的组……黄智博留到了最后,加入了“以上特质都不符合组”。评级时,满分五星,他拿了三星。再到正式分组时,乐华的队长招揽了另一位其他公司的练习生,没有选他。


最终,除了黄智博以外的乐华队友都出道了。更倒霉的是,与同期的另外两档男团选秀《创造营2019》《青春有你》相比,《以团之名》热度最低。后来有人总结黄智博的这段经历,说这是“被嫌弃的黄智博的一生”。


黄智博写道,他一直相信,这档节目能给他带来很大的收获,“结果挺失望的,那段时间不知道怎么和爸妈开口。”他也向练习生朋友表达了困惑,说自己没有综艺感,不知道该怎么面对节目里的问答,“应变能力不好”。


之后的一年,他回到韩国,“拼命练习来掩盖内心的难受”。他原本给自己设定的目标是22岁前出道。但现在,他既没有在节目上出道,公司内部也没有具体的出道计划,“我焦虑过,当时的我已经20出头了。”


大多没出道的练习生都像黄智博一样着急。在韩国,一个练习生完整的训练周期需要三到五年,但在国内,短短两年就可能发生巨大的变化。


刘东也亲身感受到了这点。他曾在ETM训练,后来又签约过四家公司,现在21岁,仍然是一个没有出道的练习生。或者像他所说,变成了一个“普普通通的大学生”。


他满腹委屈。在ETM时,他度过了自己的17岁生日,来聚会的人就有周震南、马伯骞、刘人语、苏芮琪。——“现在出场费都不止一百万了”。其中最炙手可热的是周震南,他在《创造营2019》里以第一名的身份出道。现在,那些出了名的练习生朋友,大多把刘东的微信删掉了。


刘东愿意讲述自己的高光时刻。此前签约的一家公司让他体验过明星的滋味,“给我请了化妆师,造型师,染了我人生中最贵的一个头发,在三里屯,四千块。”


接着,他说起了一个更兴奋的细节,“(公司)给我配了四个经纪人”。每天,四个助理轮流来给他提包,似乎没有更多事可干了。但其实,他的包压根不重,“装了个歌词本,BB霜,我就装了这两样东西。”


更高光的时刻发生在他的17岁,那年,他被乐华选上,来北京参加集训。他留着纯黑的学生头,身高一米八,体重轻松维系在123斤。他兴致勃勃地回忆说,乐华给他的定位是“青春少女的初恋”。


但两个月后,他离开了乐华。他解释说,因为带他的经纪人越级选拔了他,他成了人事斗争的牺牲品,错过了《偶像练习生》,后来的三家公司也有各种各样的不顺。


一同训练的伙伴已经站在了注意力的顶端。刘东陷入持续的失眠,晚上要靠喝一打啤酒才能睡着。他花了几个通宵,把自己当练习生的经历写成了一篇七八万字的“自传”,其间,他愤怒地写道:


“你不配,这个世界不配,这个社会不配,不配拥有我最好的一面。尽管就算我这么说了,你只会轻蔑的说一句,不需要。”


和上一家公司解约后,刘东回到成都老家,过着打游戏、喝酒的生活,似乎快要放弃做练习生了。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间,因为他前晚参加了一场酒局,不得不推迟。第二天我们见完后,他又去了一场酒局。那次我一同前往,到了凌晨三点,五六个年轻人还在一轮又一轮地划拳、扔骰子,吃魔鬼辣的烧烤。刘东就是这样长胖的。由于长期喝酒,现在,他从120斤长到了150斤。


可他又仍不甘心。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时,刘东提议要去跑步。他再次报名了明年的一档男团节目,决心要减肥。我们到了成都南边的一个湖,没走几步,他就站在路边想要干呕,一会儿又说想上厕所。最后他让我先走,忍不住吐了。等他追上来,才解释说,自己出门前吃了减肥药和左旋肉减,有催吐的作用。之前,他还尝试过朋友推荐的酵素,一天拉八回肚子,再也不敢吃了。


但相对于黄智博而言,即使没有出道,刘东并不会有经济的压力。刘东身处成都一个殷实的小康家庭,父母是公务员,家族从商,一只英短银渐层猫在他两百平米的家中活泼地蹦跳。父母正打算给他另外买车买房。


一家偶像公司的CEO接受采访时预测,黄智博出事后,“此后只会对贫困艺人避而远之,甚至整个行业都不敢轻易选择穷人,态度会比以前更加保守。”还有媒体写道,当下,在娱乐工业中,阶层本身就是入场券。


和刘东一起训练的练习生家境都很好,刘东还是会用羡慕的语气说,“原来我们传说过这么一个谣言,就是说周震南家呀,从客厅走到他卧室要走20分钟。”媒体一度称周震南是“川渝富少”。刘东说,他曾和周震南一起去北京面试韩国公司SM,周震南问他要住什么酒店,他说住个一般的就行。结果,周震南定了一家万豪,一晚上八九百块,“住个酒店给我住出阶级差异来了。”(近日有新闻报道,周震南父母作为房地产商人,于2016年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涉及金额将近12.3亿元。)


还有参加过《明日之子》的马伯骞,父亲是美国南加州大学建筑学院的院长。刘东说,“他爸百度词条比马伯骞都多”。


有时候他们叫刘东出去玩,他不敢答应,“实力没有人家好,然后各方面觉得不如人家。”他猜测说,就像黄智博在乐华一样。——在乐华,和黄智博一批的练习生几乎都是富家子弟,还有一个星二代。


我在信里问黄智博对家境的看法,起初他说,“家境对做练习生其实没太大影响”。但如果长期没出道,“可能就对家里有影响了”。



开销越来越大。黄智博几次在信里提到,上过节目后,他需要更注重打扮,买更贵的衣服,“有了知名度后,你就不能随心所欲了,在机场、活动、上下班,任何场合都会有人跟着你。”参加完《以团知名》,他从无锡飞到深圳,有站姐在机场跟拍。图放出来后,有人直接说他穷、土。


后来另一位练习生送给黄智博一件Gucci的外套,两万元。这是黄智博最贵的一件衣服。


去年,黄智博参加了乐华在澳门举办的十周年庆典,一同演出的有韩庚、王一博等。演出结束后,他回到深圳,在姐姐每月花六百元租的房子里住了两天。哪怕是在吃夜宵这样的小事上,他也会和姐姐因为一份七八十元的小龙虾拌嘴。


他想吃小龙虾,姐姐不同意,说小龙虾不太干净。姐姐没说出口,为了去澳门看黄智博的演出,她花了好几百块,想省点儿钱。


那阵子,黄智博忧心忡忡,觉得自己“又要回到原本的生活了”。姐姐催促他,问他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出道,什么时候才能赚钱。他也不知道。被抓前两个月,他常常把自己关在练歌房。有时情绪不稳定,他和队友一起去公司附近的饭店喝酒。喝完回到宿舍,他拿着衣服去了洗衣房,摊在卫生间里吐了三个小时,边吐边哭。


“我很清楚家里是支撑不了多久的,家里也没法等我那么久。”黄智博写道,他把即将要参加的《少年之名》当作“最后一搏”。



今年7月,我得到了一次看《少年之名》公演的机会。



长沙的夏天很热,在街上站一会儿就能感到暑气正在身体里蒸腾。但这并未影响女孩们的热情。下午两点,四周道路早已被应援物资侵略,粉丝们挥舞旗子,向路人赠送自制的奶茶、果盒,印着练习生头像的海报、旗帜、横幅一字排开:


“超文眼里有乾坤,迷的姐姐直发晕!”


一个连续参加两次公演的观众说,一个月前街上空空如也,那时节目还没有播出。这条街上的人气,是在一个月内迅速积攒起来的。


公演开始。张艺兴、程潇、郭敬明、胡彦斌入座导师位。这天是一场淘汰赛,五十多个练习生只会留下一半。男孩们化着南瓜色的眼妆,眼角贴着亮晶晶的小贴片。伴随快速的音乐节奏,他们跳起舞来,掀起衣服,露出八块腹肌,眨眼放电、飞吻。


台下的女孩们尖叫,“好帅啊!” “也太帅了!”


为了争夺留下来的机会,练习生们一次次落泪、鞠躬、撒娇,“我们真的很需要这个机会,我不想走。”


女孩们又喊,“我们疼你!”“别哭了!”


起初我总是提醒自己,工作在身,要抓住时间采访身边的女孩,并不太关注谁又上了场,直到这两位练习生出现:


一位染着银色的头发,戴着黑色皮手套。他的额角写着一个红色的“火”字,眼角、嘴唇各有一道深红的印痕,像一位年轻的日本武士。他穿着露腹装,随着密集鼓点扭动腰部时,腹肌线条若隐若现。一场舞结束,他大口喘气,柔光打在他的脸上,能看到额头冒出细腻的汗珠。


另一位穿着发亮的黑色袍子,右肩上环绕一圈狐狸尾巴似的白色羽毛。他有一双能用“妩媚”形容的眼睛,尖尖的下巴,M型饱满的嘴唇,嘴角总是上扬着。他蹲下,晃动着肩膀,把一把扇子慵懒地从地面上滑过,身上羽毛随着轻轻摆动。


我旁边的女孩捂住嘴巴,“他好像一个王子!”我也顾不上采访了,加入身边女孩的尖叫阵营——“你也太帅了!”


他们正是黄智博曾经在乐华的队友。如果没有发生口罩事件,黄智博原本也会出现在这个舞台上。



我身边还站了一位站姐,她以前追的是乐华公司的另一位练习生。我问她,“你怎么看黄智博的事?”


她瞪起眼睛,“天啊,追他的也太倒霉了。”


“你身边有过追他的站姐吗?”


她摇头,“没有没有”,又问我,“他真的有过粉丝吗?”


参加《以团之名》后,虽然没能出道,黄智博还是有了不少粉丝。节目播完,他回到韩国练习,有一位粉丝从广州追到了首尔。粉丝每天早上给黄智博送牛奶面包,晚上送宵夜果盘。有一次,她想给黄智博送鞋,黄智博拒绝了,她一直跟到下次他去买鞋,从店员口中得知鞋码后,才成功送出了一双尺码合适的耐克鞋。


但黄智博的粉丝大多拒绝了我的采访。最后,我联系上一位叫糖糖的女孩。她正在河南的一所学校读高三,五点四十分下课后准时接听了我的电话,背景里还有同学们的喧闹声。


黄智博的粉丝群大多解散了。她和十几个粉丝一起“守护住了超话”,申请回了一个粉丝群。有很多网友骂黄智博,“很难听”,她不想复述。但她强调,“不管他们说的多难听,我喜欢他,我就是要等他回家,我从来没有放弃,从来没有。”


后来,我加入进了糖糖所在的粉丝群,里头三十个人,每天都有人在倒数黄智博出来的日子:


“还有一千零二十五天,我们就等到了!三年三个月,一千一百八十五天,很快的。”


“三位数倒计时啦。”


“还有999天。”



很难想象,中国有多少没有出道的练习生。在媒体的估计中,这个数字至少是一万五千。也很难想象,中国有多少想要做练习生的年轻人。每当我在微博上搜索各家娱乐公司的练习生招募超话,总能看到无数的年轻人留下自己的照片、联系方式,怎么刷都刷不完。他们当中的许多人还是初中生,甚至小学生。一个12岁的女孩,已经想好艺名要叫“范西西”。一个14岁的女孩,会在体重一栏备注,“130(我可以减的)”。另一个14岁女孩的梦想直截了当,“出道,火。”


我在北京的一家日料店里见到了蒋云,他的绰号是“娱乐圈人贩子”——他专门挖掘素人并推荐给各个经纪公司,为此,他注册了8个微信,每个微信都加满了人。


他举起手机说,“我给你看几个最近来的。”


第一个聊天界面里是一个十六岁的男孩。视频里,他的脸有些干瘦,嘴角有一颗明显的痣。他自我介绍说:“我想要当一名练习生……”还没听完,蒋云就迅速划过,“你看,嘴是歪的,头是歪的。”


第二个是一个天津的男孩,蒋云说,“长这样”——男孩挺胖,小眼睛,有着一张圆脸,寸头。在场的人笑了起来。他用一种无奈的语气说,“我已经不会笑了,他们没有自我认知。”


他还说,有时碰到想当练习生的女孩,觉得条件不合适,但不敢回复,“她要自杀的。”又说有次去武汉帮一家公司做招募,中途接到一个内蒙古的电话,一个女人上来就骂他,说正上初二的孩子没了,你把我们孩子拐走了。女人还准备报警,他劝住了,但第二天发现女孩真的独自来了武汉。家长当天飞过来,把女孩接走了。


“这代年轻人真因为这几个练习生节目毁了,”蒋云不断感慨。


他当然清楚背后是怎样的推手。两年来,爱奇艺、腾讯、优酷推出了八档类似的节目。经纪公司前后脚入场,其中一家在练习生招募文案里这样写道——“我们不招选手、练习生,只挖掘下一个超级偶像。”


蒋云形容,“最可怕的是”,公司的头牌艺人下场抢练习生,给没有签过公司的小孩打电话,“杨幂说,我是你幂姐,晚上有空吗,我们一块去吃个饭。”另一家新公司的老板则是尚雯婕,他带人去面试,尚雯婕就坐在办公室里面。


所有人都在等待下一个“超级偶像”的产生。一旁还坐着一家影视公司的经纪人小泉,我第一次和她见面时,聊起因《偶像练习生》成功跻身顶流的蔡徐坤。当我直呼蔡徐坤的大名时,小泉压低声音,“嘘,小心隔墙有耳。”她称呼蔡徐坤为“蔡蔡”。这是经纪人圈子里的“名讳”——只有顶流才会拥有这样的待遇——“你第一可以反应到的那个人就是他。”


也有乱象。小泉提到一家总部在北京三里屯的公司,不加节制地扩招以收取高额培训费。她去参观时,走进办公室,她看见一个像“《最后的晚餐》那样的长条圆桌”,里面人挨着人。她问这些人都是谁,对方说都是经纪人,还说经纪人是不需要工位的,因为他们“每天都要到三里屯去拉生意”。


一位北大毕业的男孩签约过这家公司。我问他,公司怎么收费,他回答,“这个不太能透露”。电话中,他对这段练习生生活的记忆是愉悦的,说公司给内部的练习生组了团,还在北京798搭台表演。离开时,他发了一条微博,“我真的好享受这段时间。”


“就是给他们制造这种幻觉!”小泉说。让她感到困惑的是,即使是这家公司推荐去的练习生,平台也会照单全收。


实际上,三家平台都已经没有更多的人才可以挖掘了。今年唯一一档男团节目《少年之名》把“回锅肉”(指没有出道,连续参加选秀综艺的练习生)作为宣传点。嘉宾张艺兴甚至说,他觉得今年就不应该做这档节目,“前面淘完那么多波了,哪能出好苗子?”


起源于韩国的练习生制度移植到中国后,一切都加速了。在韩国,一个男团需要三到四年,女团要两到三年。但国内公司培养一个练习生,有时练了两月就送上节目。一切都围绕着节目运转。有练习生甚至对小泉抱怨,前东家太注重“硬件实力”,太注重唱跳了——“(但)都是杨超越这样的火了。”


“国内从一开始选练习生就没有标准”,蒋云说。


但短短两年时间过去,练习生行业已不是最受欢迎的选择。短视频的崛起对偶像行业造成了强烈的冲击。媒体开始报道,“资本已经抛弃这一行业。”一位文娱记者说,她采访的一家练习生公司曾信心满满地要做练习生梯队,到了今年,练习生全部解散,宣传经纪都转型去小红书拍短视频了。


原来蒋云觉得,“网红很Low”,现在他也开始琢磨,要不要把艺人签下来,自己去做MCN。


这天,蒋云和小泉讨论起一个抢手的女孩。两天时间,他带女孩去面试了八家娱乐公司,都想要签她。小泉所在的公司是其中一家。


女孩有足够的底气来挑选公司。她今年19岁,是一个抖音粉丝过百万的网红。据蒋云说,她已经在成都买了一套三百万的房子,现在每个月有六位数的稳定收入。


我打开她的抖音界面,获赞最多的一条短视频超过了一百万,点开只有短短几秒,是她在海边的回头一笑。女孩的确很漂亮,扎马尾,高挺的鼻梁,穿一身学生制服。另外几条高赞短视频,是她自拍的笑容、夕阳下的笑容。


依靠“颜值”,她获得了这些。



我和黄智博一共通了四次信。


谈到过去,“努力”、“勤奋”是他最常提及的词,“努力的人不一定能得到回报,但不努力的人就永远都得不到回报。”


谈到现在的生活,他写下了一些痛苦,“如果不是家里给我带来动力,我可能早不在人世了”。但更多时候,他用的是一种让人放心的语气,“里面的哥哥人都很好,跟我讲了很多人生道理。”


进看守所后,他仍然惦记着唱跳。他让姐姐寄去了韩文书,流行音乐制作的书,男装搭配杂志,音乐人或舞蹈人的自传,点名要找“杨文昊、说唱音乐人Jony J和余佳运的”,还让打印一首英文歌《I love you 3000》的歌词,说他要“学习”。



他让姐姐打印两张舞台照,要选两张“帅气的”,他解释说:“因为这没有镜子,我好久没看到自己了。”


他还想看菜谱、特种兵的书,理由是:“现在的男人都必须会烧一桌好菜”,还有,“我小时候特别爱看特种兵电视剧,以前看的《特种兵利刃出鞘》就迷上了,当时觉得特别酷。”


有时,我打开他的信,读了一会儿就会忍不住笑出来。信里,他仍然是一个有些稚嫩、甚至有点儿天真的年轻人。


谈到对未来的打算,黄智博还说,刚开始,他每天都是靠想象在度过,也想过去做生意。他让姐姐寄了北京、杭州的城区地图,“对我之后要做的事业规划有关系”。他觉得,这两个城市很适合开公司,他要照着地图给未来的公司选地址。


但更多时候,他强调,自己想明白了,以后还是要做舞蹈和音乐,“我内心最深处的那个我告诉我,音乐和舞蹈都是你生命的一部分,不要害怕心里有不完美角落,一定不能忘了初衷。”


他语气高昂——“我出去了我会拿回我的所有,我不会被困难打倒!”


他还和我约定——“我出去我还是做我自己,偶像做不了,我就做我的音乐,干不动了我就转幕后,到时候我开全国巡演了邀请你来,到时候一定要来哦!”


8月底,《少年之名》收官,一个新的男团再次诞生了。黄智博也关注着《少年之名》。他先请姐姐给他打印一张节目的排名,后来又在信里问我:《少年之名》这档节目火了吗?小苏和小胡这次的两人首秀舞台歌曲是《Attention》这首歌吗?我还听我律师说过,《少年之名》因为我的事延录了吗?


我告诉他,他的一位队友成功出道了,但不忍心提及,在练习生的行列里,他早已被除名了。《以团之名》早早把他的脸糊上了厚重的马赛克,甚至在一个镜头里,有一位练习生只是喊了黄智博的名字,他的嘴巴也被糊上了。


在一封信的结尾,他少见地没有“积极”和“阳光”,而是问了我一连串的问题:


“如果你是现在的我,你会怎么看待自己,会怎么看待未来?你会觉得自己错过了机会毁了自己而感到难受吗?会不甘心吗?会不会成为你之后生活的阴影?你会怎么想这一切?时间真的很快,突然间在电视上看到自己公司的小师妹XXX也出来录制节目了,有时候会在电视上或杂志上看到一些认识的朋友,我心里就会胡思乱想,特别的难受,看着别人在舞台上再看看自己现在的处境,我就特别地想哭。”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陆琪、刘东、蒋云、小泉为化名。图片来源:黄智博个人微博、以团之名官方微博、少年之名官方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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