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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1-25 08:09
放弃75万年薪、回老家当公务员,“中年危机”的新出路?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界面新闻(ID:wowjiemian),作者:周姝祺,原文标题:《放弃75万年薪回老家当公务员,大厂“中年危机”的又一剧本?》,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近日,某职场社交平台上一帖子引起热议。该贴主称自己为腾讯员工,有一份年薪75万的工作,但最近决定放弃选择回老家当公务员。在提了离职后被领导进行人生教育:“你逃避了,你将来的孩子也得重走一遍你的路。”


图片来源:社交平台截图。


有网友对帖主表示认同,互联网中年失业危机让人警醒,与其冒着随时可能会被替换掉的风险,不如趁早给自己找一条好的退路。另有网友算了一笔账,假设30岁后能拿75万年薪,除去五险一金和其他消费,干到35岁被辞退最多能攒下250万,而这笔数额不小的存款可能在深圳南山区科技园附近购买一套50平单间的首付都不够。


也有网友认为体制内公务员被过于神话。在任务压力下,公务员的辛苦程度并不低,甚至可以和大厂程序员相比肩,但薪水待遇却相差甚远。


目前该帖已经在平台删除,真实性无法核实,但这背后呈现出来的争议却是流传已久的焦虑:中年危机之下,是选择趁早“进体制”求一份安稳,还是咬咬牙继续拼搏给未来孩子挣出一套房,谁也不知道哪条路才是正确的选择。


竞争激烈的体制外,随时可能被替代


杨子斌今年已经29岁,马上到而立之年的他选择从腾讯旗下的子公司运营岗辞职,进入到某国企工作,对他来说,互联网的工作看不到发展的潜力。


“学三个月和学三年其实是一个意思,没有什么高深的东西。”杨子斌向界面职场介绍,如果到年龄阶段得不到提升,那么会面临被优化的潜规则。


“潜规则之下,如果你到35岁,要么是做到了了P6级别或往上,拿年薪百万;要么就团队全部换成了年轻人,吃苦还便宜。”杨子斌说。


年龄在互联网行业格外残酷。据界面职场了解,全球互联网公司员工平均年龄普遍较低。美国调查机构PayScale数据显示,2018年苹果员工的平均年龄是31岁,谷歌是30岁,脸书和领英为29岁,而在国内,情况同样类似。


据脉脉数据研究院发布的《互联网人才流动报告2020》(以下简称“报告”)参与调研的19家互联网企业的人才平均年龄为29.6岁,其中字节跳动和拼多多的员工平均年龄最低,仅为27岁;滴滴出行的员工平均年龄最高,但也在35岁以下。


互联网行业员工平均年龄。数据来源:脉脉数据研究院


此外,报告透露,杨子斌之前从事的运营岗是2019年互联网行业竞争度最高,也是离职率最高的岗位。社群运营、内容运营和用户运营的员工离职率排前三。


这些岗位通常不需要技术含量,入行门槛低,一旦没有找到核心竞争力,很容易面临被“淘汰”的局面。即使是技术含量高的程序员,也只有不断地学习,时刻更新技术才能保住自己的岗位。据统计,每年我国有十几万名计算机专业的毕业生在随时等着候补就位。


杨子斌想过跳槽去别的大厂或者其他小型互联网公司,这也是许多大厂员工试图扭转中年危机的方法之一,但是他发现,操作起来难度并不小,他没有机会。


杨子斌的学历不算出色,此前也并非在腾讯母公司工作。据他介绍,字节跳动、阿里巴巴、百度等大厂更喜欢的是一张白纸的年轻人,培养起来非常快,而不是在小公司呆了很长时间却什么也不懂的“老油条”。


“比如我在京东干过,跳槽去不知名的互联网公司,从二线到三线,可以通过涨薪水和升职渡过中年危机。”杨子斌说,“但是在不知名的小公司,那些经不起什么风浪的小团队没有这种渠道,才纯粹是到35岁就中年危机了,这是没办法比较的。”


一位互联网公司的HR此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如果是长期在大的互联网行业工作的人,转到小的公司之后,还会面临新的工作模式的考验。毕竟大公司的分工比较明确,各司其职,而小公司则可能一人分饰多角,加班不比大公司少。


这位HR还表示,相比大龄有经验的程序员,他们公司更倾向于招聘一些没有经验的年轻人。因为互联网技术更新速度较快,大龄程序员在换新的工作后,之前的经验未必用得着,而新人只要通过短期培训便能上手,并且人力成本要比有经验的人员工资低。


另外,“工作996,生病ICU”的互联网加班氛围也让不少人至中年的互联网员工考虑身体健康状况而离职。


界面职场发现,不少大厂员工在社交平台上抱怨长期加班导致的脂肪肝、颈椎病、心悸等身体问题。知乎网友李绵绵更是因为身边同事的猝死对她产生了极大的触动,最终选择了离开互联网行业。


李绵绵刚入职时候,享受互联网公司文化的熏陶,加班加点工作不在话下。“年轻时身体素质好,感觉伤病什么离自己好远,通宵加班完第二天照样可以出去吃喝玩乐,谁也不会想到病痛甚至死亡会降临到自己头上。虽然没遇到过死亡,但我见过,这个对心态的转变是最大的。”


据她介绍,她的一位同事经常上夜班,某天上班后人就没来了,公司出了公告才知道因病去世,但李绵绵认为其实就是猝死了。她的另一个同事同样也是某天上完班回家,半夜脑出血,直到现在还是植物人状态。


“体制里‘人’的属性更高一点,在互联网公司,感觉自己更像一个‘工具’,薪水高的时候,就是一个高薪‘工具人’。”李绵绵说。


刘妍也有相同的感受。她在快手实习后义无反顾地投身到公考大军中。对她而言,互联网的工作太累,既没有自己的生活,也没有工作的成就感。“就觉得自己是流水线上的一个工具。”


稳定体面的体制内,工作其实也很累


“稳定”,是杨子斌选择国企的理由。在这里,他不用为着绩效考核、繁重任务、不明前景和变化过快的行业而每天焦虑,虽然薪水待遇不高,但是清闲,可以有自己的生活。


“小小茶杯就端起来了,没有压力。”杨子斌说,“我可能就干了以前十分之一的活,能拿之前五分之三的工资吧。”


杨子斌不需要考虑太多的家庭负担。在家里人帮助下,他全款买了一套房,自己也买了台车,妻子博士后毕业后也能有份稳定的工作,两个人的薪水加起来足够赡养一个家庭,稳定是他最大的需求。


王琳霏也正在考虑从互联网企业离职。她在线上教育机构已经连续工作一个多月的时间了,所有的个人生活全部都分享给了工作,让她喘不过气。


“我觉得比996还要过分,不仅周一到周五要加班工作,周末的时间也必须要拿出来去上课。”王琳霏告诉界面职场,“我的时间都被切割得很碎,没有一个完整的一天能让我躺床上好好休息。”


线上教育机构并不是王琳霏工作的首选,她最开始就期望能进入到体制内。但由于岗位、性别和户口等要求的限制,她没能找到一家合适的国企。不过,她已经打定主意要离职。


“明年四月,拿完年终奖我就走人。”她说,“我要过正常的人的生活。”


张亮比较幸运,他在美国留学毕业后拿到了国企和互联网大厂多家公司的录用通知书,在父母的建议下,他放弃了互联网公司而选择了国家电网。他告诉界面职场,之后他也会考虑从国企离职再回去互联网公司拼闯一番。


“来国企就不是为了挣这个钱来的,它可以解决户口,提供房子、医疗保险等福利。”张亮说,“还有在国企里当个官,他受到的尊敬程度和互联网里当个小高管是不一样的。”


张亮认为,在国企里资源会相对来说会更广。比如对口的政府或者相关的国企负责人可以提前熟悉结识,而如果只是在互联网公司,这方面资源反而有所欠缺。


不过张亮告诉界面职场,体制内的工作不是大多数人想象中的那么轻松,“它并不是一个养老的职业。”


他现在担任项目经理一职,工作强度和他大学在京东实习的时候强度一样,甚至更高。他需要频繁的出差和谈项目,有时候加班起来也会忘了时间。


某个在体制内的公务员称,不在围城,不知道体制内被“压榨”得有多狠。据了解,他已经连续两周没有周末了,最长的时候三四个月没有假期。他说:“永远都有事情,永远都不能少了你那个齿轮。”


张亮表示,“工作上的强度,是能真实带来成绩的,像一些人没有干活,在办公室里呆着也没有什么好的学习途径,大好年华里自身的竞争力就会低下来。”


王雨恬认为体制内的加班和互联网企业倡导的加班氛围不同。她向界面职场透露,互联网企业是把员工休息日时间也放入了工作计划当中,成为一种常态。为了逃避休息日的高额双倍工资,一般选择的都是低底薪+绩效+加班工资的计算方法,就算休息日加班时薪依然很低。


“而在体制内虽然有‘基层加班多,新人工作任务多’的‘传说’,但是还是遵循劳动法。”王雨恬说,“就算加班也不会是因为老板要多赚钱,而是确实单位还有急需处理的问题。一年中总有忙有休,不像部分企业全年紧绷。”


值得注意的是,王雨恬当初放弃企业好的待遇选择进入体制,有部分原因是认为在体制内的工作是会更有成就感,而这种成就感不是想着进体制清闲养老就能有的。


某部委的选调生林希也赞同这种看法。她自2017年下基层负责某县脱贫攻坚工作已经三年了。这三年来,她一天工作18个小时都是常态。


“教育、产业、健康、异地搬迁等各个方面都要涉及到。你需要和企业谈项目吸引他们投资,也需要和村委会商量,让项目顺利落地。”林希说,“但我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我能看见它有效果。”


林希向界面职场介绍,她曾为了一个异地搬迁的工程,在工地上熬夜熬到两点多,早上六点又赶过去监督。但在这么忙碌了一两个月后看到村民搬进新房子,看到他们的生活变好,她第一时间就能感受到这种喜悦。


“这些事情努力是非常努力,辛苦是非常辛苦,但是结果你也能第一时间看得到,它是能够直击心灵的。”林希说。


“75万年薪”帖子背后折射的“中年危机”


“放弃75万年薪选择进入体制内”,这样类似的帖子在社交平台上并不少见。在脉脉,“中年程序员关爱小组”话题有将近20万人的关注。许多大厂员工工作到一定年龄后,在社会和身体压力下,迫不得已需要思考自己未来的出路。“内卷化”“打工人”这些名词的流行,也折射出当下社会弥漫的“中年危机”。


和过去相比,互联网的向外发展的潜力收缩,陷入存量竞争的企业为了控制成本,对员工要求“狼性文化”,讲求“效率至上”。


在这种企业文化氛围下,“打工人”甚至上厕所的自由都被剥夺。此前据人物杂志报道,互联网公司对厕所的坑位都进行了时间规划,如果超过一定时间就会被系统记录。


“互联网企业工作的最佳时候已经过去。”有程序员在社交平台感叹。过去手握股票和期权,工作三五年,就能实现财富自由的美梦已经很少会再有,相反,是大企业一过35岁就裁员的“传说”震慑住了不少向往互联网的年轻人。


在不安定的社会环境下,面临“中年危机”的互联网员工企图提早做出规划,试图进入国企、银行等体制内单位一劳永逸,但实际上想要进去并不容易。


有网友在“75万年薪”的帖子下留言,自己也想进体制内改变被辞的命运,但唯一的区别是努力了好几次都没有能够考上,未能成功“上岸”。


值得注意的是,现在名校生挺进体制内的趋向也更加明显。据北京大学发布的《2019年北京大学毕业生就业质量年度报告》,抽查的9904名北大毕业生,有接近一半的人选择到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27.14%的毕业生到国有企业。也就是说,超过四分之三的北大毕业生进入体制。


“现在考公越来越难了。”刘妍说,“竞争越来越激烈,门槛也更高了。过去普通的985学生他们就很喜欢,现在可能只要清华北大的学生了,即使投了简历也不再有回复。”


(应采访者要求,文中出现人名均为化名)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界面新闻(ID:wowjiemian),作者:周姝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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