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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1-25 20:00
人人喊打的阴婚,其实就在你熟悉的爱情故事里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硬核读书会(ID:hardcorereadingclub),作者:维舟,编辑:程迟,头图来自:《倩女幽魂》


一场以“阴婚”为主题的街舞,引起了世人对这种奇怪民俗的关注。尤其舞蹈编排集现代舞美和邪典(cult)于一身,颇有几分阴森可怕的意味。


近日,据澎湃新闻报道,山东德州被虐至死的女子方洋洋被安排阴婚——原本并不被关注的习俗,再次引发了大量讨论。人们关心它,除去故事本身的荒诞与耸动,更是因为它与现代的观念格格不入。


一个现代人实在很难理解,为什么会有这样看起来极其愚昧的习俗,这究竟是出于什么社会心理,又为什么还能延续至今?


或许你还记得《梁祝》《孔雀东南飞》《倩女幽魂》的故事,但你是否意识到,这些凄美的爱情故事里,隐藏着的关于“阴婚”的隐喻?


鬼新娘


阴婚又称幽婚、冥配、鬼婚、配骨、冥婚、取骨尸、丧娶妻、鬼媒,是指亲属按人间的婚仪为生前未婚的死者寻找配偶进行婚礼,使之能在阴间过上夫妻生活。


为什么要给死者找个配偶结婚?这说到底与古代社会的一种特殊信念有关:死后无嗣者将化为无法得到安息的“厉鬼”,会不断搅扰生者,以期得到祭祀。虽然常说人死之后,“阴阳永隔”、“人鬼殊途”,但实际上古代更普遍的信念是生死两界并不绝对分离,所以祖先的“在天之灵”仍可以赐福,鬼也能对人施害。


万志英在《左道:中国宗教文化中的神与魔》中说,中国人“崇拜祖先的一大主要目的是使死者待在自己应在的地方”,而那些“寿数未尽”夭折或凶死的人尤其危险,因为他们没有子孙给他们上供,还会在世间游荡,可能给活人带来疾病乃至死亡。


《中国宗教文化中的神与魔》 [美]万志英(Richard von Glahn) 著  廖涵缤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8-8


在缺乏医疗条件的时代,未成年而亡的现象相当普遍,即便是帝王之家也难避免。据《生活在清朝的人们》一书统计,清朝从顺治到光绪的九位皇帝,共生下146位子女,其中就有74人殇逝(15岁以下夭折),竟占了一半多。可想而知,穷人家恐怕就更严重了。


在近代西方,未成年儿童夭亡也是常有的事,1702年~1704年间在位的英国女王安妮多次流产,生下的婴儿也都夭折,共有18次之多。直至18世纪,随着马尔萨斯主义的诞生和避孕方法的推广,儿童夭折不可避免的观念才最后消失——在中国则晚至20世纪。


《生活在清朝的人们》冯尔康 著出版社: 中华书局 2005-01


这种还未成家就夭折的孩子,在古人看来都属于非正常死亡,必须另行安排,这一点在边远族群中仍可看到。彝族将死者分为四类:幼年夭折、中年病故、凶性横死和老后自然死亡,最后一种才被视为“理想的死”。


在云南德钦县的奔子栏,当地藏族对有子嗣的死者一般都采取土葬,但对无子嗣者(包括幼年夭折者),则实行水葬。


滇西的阿昌族村寨,亡者若是死于非命,葬礼就较为简单,且不能葬在老祖坟里;而夭折的孩子非但没有葬礼,而且在出殡前,常常还有“破相”的风俗,即把小孩的脸划破或打烂,有的甚至要割下耳朵、鼻子,然后弃之野外——这看起来残忍而难以理解,但从社群的心态来说,正是出于对“厉鬼”的恐惧,是为了让这些“厉鬼”不敢轻易报复生者,将他逐出活人的世界。


近代来华的西方人很早就注意到,在中国社会观念中,死后无人祭拜的亡魂是最为可怜、也最为危险的。玛丽·布莱森(Mary Bryson)根据自己1890年代在武昌的生活见闻,在《中国儿童的生活》一书中说,中国的父母坚信,夭折的孩子是“某些邪灵的附体,仅仅是开始焦虑和不幸的源头,越早忘记他们越好”。


Mary Bryson 的 《中国儿童的生活》英文版。


科马克夫人(J.G. Cormack)在民国时期的北京也注意到,夭亡的孩子从不被埋在家庭墓地中,“因为那意味着收养,而收养一个邪灵进家是件很愚蠢的事”。在香港新界,人们害怕把自己未婚子女的牌位放在屋子里,“因为她们可能会游荡于整个屋子”。在台湾民间,人们常说“你必须为女儿的亡魂做点什么,否则她就会回来找麻烦”。


要处理这些未婚而亡的死者有很多不同办法,除了另行安葬之外,还常常集中将其牌位特别安排在寺院里镇魂,而冥婚说到底也就是为了让未婚而死的人得以安息。


美国人类学家武雅士(Arthur Wolf)在考察台湾民间社会之后,1965年写下著名的《神、鬼和祖先》一文,发现中国社会中,“所有人都同意父母要抛弃青少年儿子的亡魂,而非自己去祭拜他们”,因为祖先崇拜之下,是子孙应该祭拜父母,而父母永不会祭拜自己孩子,他断言阴婚(ghost marriage)的目的“不是为死去的女孩提供性伙伴,而是给予她们有责任对她们加以祭拜的孩子”。这样一来,至少在理论上,他们就不再是无人祭祀的孤魂野鬼了,也有了自己的“家庭”。


《中国社会中的宗教与仪式》武雅士 著彭泽安 / 邵铁峰 译 / 郭潇威 校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4-9


虽然现在人们常常以为,阴婚是一些父母为死去的儿子找对象,但其实,在传统上,更多的倒是让未婚夭折的女儿“嫁出去”,因为她们在父系制社会中更难找到位置而变成游魂野鬼。更重要的是,她们“婚配”的对象不仅限于未婚男性。


武雅士就发现,以往台湾民间社会,一个女孩的父母“摆脱他们女儿亡魂的方式,就是为她诱捕一个丈夫”。办法是将其名字、生辰八字写在红字上,放在钱包里,一旦有人路过捡到,就被视为“命中注定要娶她的证据”,而此人“是否已婚并没有关系”。


甚至相反,“结婚的男人是被优先考虑的,因为他们有孩子,而他们的孩子有义务将亡魂当作母亲来祭拜。地方风俗认为,亡魂是男人的第一任妻子,因而给予她被她丈夫所有孩子祭拜的权利。”人类学家焦大卫(Jordan K. David)发现,台湾的中南部的阴婚,新郎通常是新娘姐妹的丈夫。


在日本,自古以来也像中国人一样害怕那些非正常死亡的“怨灵”,在日本山形县的村山地区也流传着一种阴婚习俗,让未婚而死的年轻男女与虚构人物结婚的绘马,称之为“ムカサリ絵馬”(むかさりえま)


这不仅寄托了家属的哀思,能让死者在阴间不再孤单,也预防了他们变成可怕的怨灵,实际上相当于一种安魂法术。但与中国不同的是,日本这种习俗的结婚对象绝不能是活人,否则据说可能被带去阴间。


这也体现出中日文化上的不同:日本人着重于镇魂,并与生者的世界隔绝分离,而中国人在意的是把未婚的死者安置在家庭的系谱中,使之有权利在祭坛中得到一个位置,以此获得安宁。


人鬼恋


对高度世俗化的现代社会来说,鬼神这类彼岸世界已经是令人敬而远之的存在,阴婚则听着就有几分瘆人;然而,如果相信人鬼并存于世上、也能相互交往,人们心态可就很不一样了——至少要复杂得多。


对于有些家庭来说,阴婚不仅仅只是让夭折的子女能在阴间安息,也很好地安抚了两家生者的心灵。


1926年生于河北望都县的历史学者丁守和曾回忆,他父母很早给大哥定了娃娃亲,两人青梅竹马,感情很好,但“自从有了我这个男孩以后,原来由两个儿子分的家财,就要由三个人来平分”,于是女方提出退婚。他未过门的大嫂非常难过,抑郁而终,不久之后,他大哥也因病离世。两家商量下来,为他俩举行冥婚合葬,以安慰其在天之灵。


不仅是民国时期的河北农村如此。香港著名音乐人、Beyond乐队的鼓手叶世荣,曾与女友许韵珊深深相爱,不料她2002年意外身亡,伤心之余,叶世荣就在其葬礼上举行阴婚仪式,为她戴上结婚戒指,在此后的音乐专辑中也一直不忘亡妻,这一度让无数人为之感动。


实际上,我们仔细想一下就能意识到,中国很多著名古典传说中都隐含着阴婚的意味。最明显的是梁祝故事:梁山伯死后,祝英台经过其墓地,恸哭之后投身墓穴,两人灵魂化为蝴蝶——这常被视为凄美的殉情,因为人们通常只留意到两人之间死亡也无法分开的爱情。


更早之前,在长诗《孔雀东南飞》中,焦仲卿与刘兰芝在被拆散后各自殉情自杀,“两家求合葬,合葬华山傍”,暗示其家人其实承认了他们死后又成了夫妇。明代汤显祖的戏剧《牡丹亭》中,杜丽娘伤情而死,化为魂魄,与阳间的书生柳梦梅相爱后,又起死回生,其间也有阴婚的影子。


吴光正在《中国古代小说的原型与母题》一书中推断,中国社会流行久远的种种人鬼恋故事,其主要来源就是阴婚习俗。在这些故事中,往往“女鬼生前大都为妙龄少女,未遂人道便暴病而亡”,因此人鬼遇合时,往往是女鬼的形象更为勇敢大胆地追求未得到满足的情欲,而“故事中的尘世男子就显得被动、怯懦、卑琐、自私和不负责任”。


《中国古代小说的原型与母题》吴光正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10


他更进一步指出,这些故事越到后来越被浪漫化、世俗化,以至于女鬼变得越来越像人,甚至寄托着现世中的落魄书生对异性的美好愿望,成了他们的“精神补偿品”。


在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中共有17个人鬼恋故事,但“其结构和文本意蕴已迥异于前此的人鬼恋小说,它不是以尘世男子在阴间安慰亡灵为目的,而是以阴间女鬼来到尘世,让落魄书生实现自我安慰为目的,传统的阴婚模式完全被复活模式所取代,女鬼的形象不再仅仅是一个备受性压抑的亡灵,而是一个集传统妇德于一身的圣母”。


像聂小倩、小谢、秋容这些女鬼们不再可怕,倒成了“传统妇德典范”,不仅美貌、多才,而且“无论对前妻还是对后妇,女鬼们身上均体现出不妒之德”。


《聊斋志异》蒲松龄 著 中华书局 2009-1


这最明显地体现在《聂小倩》故事中,她“十八夭殂”,在死后与书生宁采臣相遇倾心,之后复活,竟为佳偶,宁采臣的家人“反不疑其鬼,疑为仙”。


1987年,由此改编的香港电影《倩女幽魂》上映,张国荣和王祖贤将这个故事演绎得既惊悚又浪漫,给传统赋予了全新的现代意味。绝大多数观众们似乎只注意到了剧中人物之间的荡气回肠的爱情,有意无意中也把聂小倩看作是一个人而非鬼,几乎不会把这个浪漫的故事和被视为愚昧落后的“阴婚”联系在一起。


《倩女幽魂》剧照。图/豆瓣


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冥婚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伴随着对中国文化旧传统的批判,阴婚这种风俗已普遍被视为是“封建迷信”的象征,而它原先赖以存在的社会土壤也在一点点消失。


首先,随着现代医学的推广,未成年人死亡率大大下降。末代皇帝溥仪在自传《我的前半生》中,就曾根据满清皇室《玉牒》和宗亲的材料做过一项统计:爱新觉罗氏醇亲王这一支从载字辈算起,未成年人死亡率在清代高达34%,民国时降至10%,而新中国后的十年间则是0。这是颇有代表性的现象。


《我的前半生》爱新觉罗·溥仪群众出版社  2003-04


其次,新文化运动那种对传统的激烈批判,使得人们越来越难认同这种习俗,对孤魂野鬼可能搅扰生者的观念,也逐渐淡漠,取而代之的是对死者的追思。最终,阴婚渐渐地就只残存于两类地区,一是那些传统观念极为浓厚的偏远地区,二是没有经历过五四运动洗礼的港台地区。


虽然在一般人的印象中,似乎还存在冥婚的地方都很“愚昧落后”,但确切地说,真正的分界在于观念上“传统”还是“现代”,因为至少港台就很难说“落后”。


更复杂的是,现在人们常常把阴婚看作是“陋俗”,笼统地作为可批判的“旧传统”,但事实是,儒家的传统一直就对阴婚持批评态度。文献上最早记载冥婚的《周礼·地官·媒氏》就说“禁迁葬者与婚殇者”,明确禁止冥婚,认为它不合礼法。曹操幼子苍舒早夭,听说名士邴原有女早亡,想两家合葬,结果遭邴原谢绝,因为这“非礼也”。


《周礼正义》孙怡让 著汪少华 整理  中华书局  2015-11


魏明帝曹叡幼女夭折,也找了人合葬,并将之追封为列侯,甚至为之安排后嗣袭爵,司空陈群进谏坚决反对,强调“八岁下殇,礼所不备”。由此可见,对坚守礼法的世家、儒士来说,阴婚是下里巴人不合礼法的做法,至少是上不得台面的,实际上,恐怕也只有曹操家族这样不看重礼法的,才会做出冥婚这样破格之举。


毫无疑问,对阴婚的批判是必要的,但有必要指出的是,在传统上,阴婚通常是两个死者合葬,又或是男性生者娶夭折的少女,而他也无须去阴间陪她。阴婚和殉葬不同,它并不是要把活人杀了去陪死者,而是为了让死者有人祭祀,并把两个家庭联系在一起,创造新的姻亲关系。在台湾民间,有些男人在举行冥婚后,还经常频繁拜访亡妻的父母,还要“像父亲母亲那样”对待他们。


近些年来,冥婚习俗在北方一些地区出现了劣质化的趋势,它不再是两家人为各自早夭的孩子安排合葬,而是由于缺乏合适的“婚配对象”,进而用非法手段来获取。其结果是出现了盗窃尸体的事,甚至还有陕西华县的18岁智障女被开了死亡证明,运至山西配阴婚,幸好被及时解救。


那段阴婚为主题的街舞中,新娘是被父母卖给了“夫家”,然后在阴婚礼上被勒死,可能灵感就来源于此。这其实是阴婚习俗最新变质的结果,已经属于公开谋杀未遂的恶性案件。盗尸、拐卖人口、更别提谋杀都属于严厉打击的重罪,因而这类阴婚其实已变成一种地下交易的黑市。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这恐怕很难一蹴而就。民俗学家岳永逸曾说,整个20世纪的中国都在不断尝试改造“国民性”,去除“陋习”,但如果不能站在民众的立场上来审视、认知这些传统,“就简单并一厢情愿地将农民视为是需要改造也能够被改造的愚民,对传统,尤其是对所谓的‘陋习’予以‘棒喝’式的改造都只能治标,而不能治本”。


岳永逸著作《灵验·磕头·传说:民众信仰的阴面与阳面》,三联书店,2010年9月出版。


他强调,“在日常生活中,科学与愚昧、巫术并不是敌对关系,而是手拉手、臂挽臂地为民众所用,谁能在实际生活中解决问题,他们就用谁”。


这些话或许也适用于阴婚。一方面,对盗尸之类触犯法律的恶性案件,毫无疑问要进行严厉惩处,但另一面,仅仅把这看作是愚昧落后是无法解决问题的,因为归根结底,这需要给老百姓一个替代性的解决方案:如何让他们的心理需求得到满足和安抚。只有这些习俗的社会心理基础随着现代化完全消失,它才会最终得到解决。


参考文献:

1. 《左道:中国宗教文化中的神与魔》,万志英(Richardvon Glahn著廖涵缤 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 《生活在清朝的人们:清代社会生活图记》冯尔康,中华书局

3. 《英格兰简史:从公元410年到21世纪的帝国兴衰》[英]西蒙·詹金斯,钱峰译,化学工业出版社.

4. 《启蒙时代(下):自由的科学》[美]彼得·盖伊,王皖强译,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

5. 《儿童的世纪:旧制度下的儿童和家庭生活》[法]菲力浦·阿利埃斯,沈坚、朱晓罕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6. 《我在神鬼之间——一个彝族祭司的自述》,吉克・尔达・则伙(彝)口述,吉克・则伙・史伙  (彝)记录,刘尧汉(彝)整理,云南人民出版社

7. 《中国古代小说的原型与母题》吴光正,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8. 《两种不同的社会闲置机制——皇族人口中的婴儿和儿童死亡率》李中清、王丰、康文林

9. 《清代皇族人口行为和社会环境》李中清、郭松义,北京大学出版社 

10. 李亦园《从若干仪式行为看中国国民性的一面》,刊中研院民族学研究所“专刊”乙种之四。

11. 2010年我在上海季风书园做讲座《怪力乱神:传统中国人的想象世界》,田兆元先生作为评议嘉宾出席时所说。

12. 《三国志·魏书十一》邴原传

13. 《三国志·魏书二十二》陈群传

14. 《神、鬼和祖先》武雅士

15. 《灵验·磕头·传说:民众信仰的阴面与阳面》岳永逸,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硬核读书会(ID:hardcorereadingclub),作者:维舟,编辑:程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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