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连真人：“阿民”的成年礼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北方公园NorthPark（ID：northpark2018），作者：王小笨，题图来自：《乐队的夏天 第一季》剧照

九连真人的首张专辑《阿民》正式发行了。“阿民”是去年乐夏上一炮而红的《莫欺少年穷》故事的主角，这是乐队创作出的一个虚构人物，也是乐队成员人生经历的真实投射。乐夏给了他们音乐事业发展极大的助推，却也把他们钉在了“客家文化”“乡村教师”“逃离大城市坚守故乡”这些单薄的叙事标签上。

乐队的经纪人宋佳（宋昕薪）告诉我们，“都在关注他们背后的故事，都忽略了他们是怎么出来的。你见过一次8.5个小时持续的排练吗？”

在疫情为城市带来巨大变化的反衬下，九连真人今年在连平的平静生活和以前相比，反而没有太大变化。这一年九连真人对乐队各种选择有了更深刻的感知，和更坚定的信念。没有人能不做选择、得到全部，“係人出来做事都会有赢有卑”，这就是九连真人的故事。

一、说教感

一年没见，阿龙胖了一些，还留起了寸头。

我们开玩笑说他像樱木花道，他挠了挠头，“从头做人嘛”。很快，阿麦、万里和吹米也都走了进来。四个人前一天在录音棚盯混音弄到凌晨5点，脸上都显露出了肉眼可见的疲态，这让采访的一开始气氛有些沉闷。

和去年接受北方公园采访时的状态相比，这种变化很容易感知。彼时，《乐队的夏天》第一季刚刚开播，九连真人以横空出世的姿态出现在世人面前，采访和通告甚至还没有接踵而至。你能感受到当时的他们带有一种对外部世界浓厚的新鲜感，以及探索欲，针对你抛出的每一个问题，他们都能说上很多。

那个让他们成名的夏天，似乎已经是很久远的故事了。《乐队的夏天》第二季开播的时候，九连真人正每天泡在录音棚里筹备专辑，但每周六，他们还是会抽时间看看节目。有时候阿龙恍惚觉得他们也回到了“大厂”的摄影棚，“那种剪辑的方式，就感觉自己也是在那里陪着工作人员做采访一样。”

但是很快，现实就会提醒他们自己已经不在节目之中。伴随着综艺节目每一年的更新，势必会有新的一批乐队占据舞台的中心，九连真人也得找到新的叙事了，他们选择的方式是打磨他们的首张专辑《阿民》。

在这样一个万物皆有标签和人设的年代，任何乐队都逃不过这种宿命，从刚刚登上舞台开始，客家话、生猛甚至小号这些标签都和九连真人紧紧地绑定在了一起。

但阿龙觉得这些标签都不重要，他们需要的是一个全新的内核，“哪怕以后阿麦不吹小号，他只是弹个键盘，或者老老实实地站在那里唱歌”，这个内核都可以成立。

寻找一个新的内核这件事，贯穿了他们整个专辑制作期，直到后来他们锁定了一个词：说教感。

说教感并非板起脸来讲道理，它更像是一种带有严肃感的仪式。也许是多年当老师所塑造的职业习惯，阿龙和阿麦会在台上不由自主地用手指指点点，这个动作看上去并不礼貌，但那是一种近似于“主场指挥”的感觉，他们想把这种说教的感觉做下去。

阿龙举了个例子，“很多乐队，他都有一个很小的物品，一个周边的产品，就会让别人联想到整个乐队”，如果非要说标签，说教感也许就是他们想给自己贴上的一个标签，不需要一个具象的东西，但一想到九连真人的音乐，说教感这个词就会蹦到脑子里。

找到一个新的关键词，意味着他们希望和过去被认知为乐队内核的一些旧关键词松绑，比如“客家文化”。一年多过去了，上了越多的地方电视、官媒报道，乐队就越觉得自己受不起“客家文化代表”“用好九连真人品牌讲好连平故事”这样的称号和期待。

虽然还是用客家话演唱，但九连真人觉得他们创作的很多内容已经和他们生存的客家语境没什么关系，事实上他们从未刻意把自己往客家音乐上去靠，理由是“我们没有怎么涉猎过，也不懂”。

在客家话之外，一些新的形式开始出现在他们的音乐里，比如喊麦。我特意追问了阿龙，他肯定地说就是我们通常理解的那种喊麦，只是加上了独属于九连真人的教化感。

这是疫情对他们创作的直接影响。原本新专辑里的大部分音乐都已经创作完成了，但经历了几个月的闭关沉淀，过去的那些创作方式“有点腻了”，他们开始寻找新的形式来刺激自己，简单来说他们想要“玩一下”。

也不都是当下流行的形式，疫情期间九连真人也开始回头看。阿龙笑着讲起那时候大家一起唱老歌的经历，他们在排练室里搭了一个 KTV，唱《监狱风云》《友谊之光》，也唱谭咏麟，唱着唱着他们慢慢意识到自己要做什么了。

阿龙觉得九连真人的慢歌和那些老歌的质感非常相近，“以前内地的那种老歌，类似于《涛声依旧》《弯弯的月亮》，或者是香港的罗文。”阿龙说出了一串对于年轻一代歌迷来说也许格外陌生的名字，他还特意强调自己的声音非常像罗文，“就小罗文嘛”。

他们并不担心受众的接受程度，阿麦的学生都是00后，他发现有些学生真的会去听香港的老歌，有一个学生告诉他，自己会一边写作业一边听黑金属，“反而能静下心来”，但她也会给阿麦分享张国荣的歌。

“不过00后的大多数还是会走向主流流行那一块，上音乐课都是放抖音那些非主流的歌曲学生会更有共鸣。”阿麦刚说完，阿龙马上纠正他，“那种不是非主流，它就是主流，超级主流。”和《乐队的夏天》的舞台上一样，阿龙的性格相对更沉稳，会尝试让表达更加严谨。

和老歌更相近的质感是他们故意做出来的，比如把人声处理得更干净，比如加更少的人声 back-up，做这些像老歌一样的慢歌，并不是九连真人为了追求什么当下流行的复古风潮，而是阿龙的一个“私心”，他希望无论是在音乐节还是 Livehouse 现场，这样的歌可以成为大金曲，能让所有人一起唱。

“我希望有一首这样的歌，就是我可以不弹吉他，光是类似于 KTV 伴奏一样，阿麦有一个钢琴伴奏，我在那里唱，大家能够跟着一起哼也好，听也行，就那种感觉的。”

“对，我们唱这个也更适合上春晚。”说完这句话，阿龙忍不住笑了起来。

二、六百万精英

九连真人给自己的首张专辑巡演起名为“六百万精英”，这是专辑里的一首歌，讲的还是“阿民”的故事，“阿民”大学刚毕业要步入社会了，和同届的全国数百万大学生一起。事实上，整张新专辑都是以“阿民”为主人公，从上初中开始到阿龙和阿麦现在的人生阶段。

这是阿龙和阿麦共同的经历。那是2014年，600万这个数字是阿龙隐约从报纸上看到的印象，以他从新闻上听来的今年共有874万高校应届毕业生为起点，倒推回去估算，那年大概是600万。鼓手吹米现场掏出手机查了一下，发现那一年高校实际应届毕业生的规模是727万。

吹米打趣地说，“还行，差的不多”，阿龙笑着说，“那差距还挺大的，不过600万确实比较押韵，而且广东人嘛，6又比较顺。”

在九连真人的音乐里，“阿民”并不一定是一个有着高学历的年轻人，但他也渴望成为那“六百万精英”里的一员。《六百万精英》是九连真人唯一一首带有情歌色彩的歌，故事里“阿民”大学毕业了，他想要走出去，并且是和自己喜欢的人一起走出去。

阿龙和阿麦都曾经像“阿民”一样选择出去闯，但大城市的经历带给他们的只有挫败感。尤其是阿龙，他清楚地记得自己刚到深圳时的感受，“我觉得我能够养活我自己，甚至说能做得非常好，我是有自信的，结果发现现实跟自己所期望看到的结果相差甚远，这对成年男生来说会巨难受。”

阿龙创造了“阿民”，并且把这个故事带到了最大的舞台上。他们回到了家乡，但是用九连真人的方式又重新“闯了出来”，用阿麦的话说，“我们现在在家里人的眼中，就是600万精英中的一员了”，但阿龙又马上补充，“可能就是这个感觉，但是具体是不是，我们还需要一段时间去努力一下。”

去年《乐队的夏天》结束后，九连真人开始了一段极为忙碌的生活。几乎每个周末，他们都要花三个小时赶到广州，再飞上千公里去到一个个城市参加音乐节，又要在周一准时回到学校给学生们上课。

直到现在他们还是要靠请假才能出来工作，采访的这一次他们请了一个长假，但说是“长假”，也不过是从上周四到这周三而已，“超过两天我们就得去跟正校长说，超过三天就要跟教育局写申请，而且请假还会麻烦很多其他老师，很不好意思。”

刚开始到处跑的时候，他们很兴奋，新鲜感来的时候巴不得天天有演出。但很快，遥远的路途和漫长的准备时间会让他们“有点难受”。

伴随着综艺节目热播而来的高热度，总会有一个自然的滑落过程。但还没等到他们完全适应艺人的身份，去体验从人气高峰慢慢下降的心理过程，疫情就突然来了。

他们记得疫情刚爆发的时候，所有乐队乃至音乐人都比较沉寂，“我感觉所有人的热度都没有跟上，都很难维持。”阿龙也看过各种各样的线上直播，但没听多久他就关了，“我觉得那种感觉就像隔着屏幕挠痒痒，你说你拿个手机外放的这种声音，去看人家那么精心准备的一场演出，我很难提起那股劲。”

疫情暂时中断了他们奔波忙碌的生活，却让他们有了一种回到过去的体验。还没上大学的时候，阿龙和阿麦就经常跑去万里的琴店里练琴，那时候还有一群同样喜欢音乐的小伙伴。

三四月份，他们就像刚刚成立乐队的时候，一起聚在万里那间没有招牌也没有门牌号的仓库，排排练喝喝茶，很多小伙伴都从外地回到了连平，工作没有了，也不知道能做些什么，每天都有人来仓库找他们，有人带着酒过来，他们就开始喝酒。

他们觉得这对乐队来说也是一个特殊的回忆，他们已经很久没有那么长的休息时间了，疫情之前他们的“神经都是紧绷的”，但那时候“就比较悠闲一些”。

疫情期间有不少音乐人围绕着疫情展开了创作，但负责出动机的阿龙没有什么想法，“疫情太大了，全球都这样，可能不会现在就写出来了，我听了很多歌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触。”

头脑彻底放空的时候，聚焦眼前的念头少了，反而会想出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那段时间，他们想清楚了九连真人未来要怎么在音乐上创作，该怎么走好每一步。讨论着讨论着，很多现在的作品就写出来了。

“那阵子才感觉到自己可能有点知道自己想要些什么东西了，希望能够再提炼一下，看看有没有写出一首很满意的作品。”

三、上岗去

11月26号，九连真人公布了新专辑的第二首单曲《上岗去》。

《上岗去》的歌词和 MV 都有很多值得玩味的东西，上岗去这个词有回到工作岗位的意思，歌词不断重复着几句话，意味着“阿民”作为一个打工人，也不断重复着枯燥乏味的生活。

尤其是从那句“回收旧彩电、冰箱、洗衣机、电脑”变成了“回收旧彩电、冰箱、洗衣机、大脑”，再配合上不断倒放的画面和洗脑的“倒车请注意”，我们很容易能从中解读出更具批判性的意指。

有不少乐评人说这首歌应该被收录到打工人的歌单。打工人可能是过去这几个月最流行的词汇之一，它是这一代年轻人对自身无休止忙碌的生活状态、阶层跃迁无力，甚至可能连生活都朝不保夕的一种嘲讽和自况，但背后也是一种更深层次的，结构性的无助。

和《莫欺少年穷》中父母与“阿民”的价值观冲撞一样，九连真人又一次敏锐地捕捉到了时代情绪，虽然在采访里阿龙对我们时常挂在嘴边的内卷一无所知，但这毫不妨碍他们写出了一首描摹出时代群像的歌曲。

哪怕在现实中，打工人的生活已经和他们相去甚远。他们早早从大城市回到了家乡，过上了一种更少压力，更为舒适，甚至更加接近田园牧歌想象的生活。

在 Figure 为九连真人拍摄的纪录片一开头，他们说，“世界上有好多地方，肯定有比这更好看的，环境更好的，但没办法，咱们生活在这里，我们认为心中最美的地方，最喜欢的地方，可能还是自己家里面。”

阿龙记得一开始到深圳的时候，他心里想着自己不可能回到连平，但形容自己现在的状态，他用了一个网络流行词，“真香”，在连平他们的慢节奏生活方式更加纯粹，“这种感觉就是适合你”。

阿龙甚至不避讳别人用穷人思维来形容他，“我就领着一份工资，我就在这个小地方，也不需要给我过多的东西，我也不需要太多的去干什么，我有了这份工资，我就能玩音乐。”

阿龙和万里都已经成家，万里有一个上一年级的女儿，陪伴孩子对他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过程，九连真人每天晚上的排练都要先等万里陪孩子写完作业，什么时候写完作业什么时候开始，“8点半写完，那就8点半过来，9点半写完就9点半才过来，优先是考虑孩子。”

对于阿麦来说，出去甚至从来都不能称为一个选择，他从来没想过要出去，或者说出去也不适合他，他不想过那种快节奏的生活。

至于鼓手吹米，他的情况则稍显特别，吹米并不是连平人，加入九连真人既像是一个巧合却也是必然。他是2018年滚石原创乐队大赛的项目总监，那时候九连真人尚显粗糙的音乐就打动了他，在《乐队的夏天》之前他临时加入了乐队。

作为经验丰富的职业音乐人，吹米帮助对专业领域知之甚少的九连真人迅速完成了对音乐行业的适应。去年安排九连真人的排练，吹米就承担着主要推动的角色，而在录音棚里，他也会帮九连真人找到最合适的录音方式，甚至在采访中，他也主动接下让其他人犯难的问题，很多时候，吹米就像是乐队里另外一个大哥哥。

去年在采访完九连真人之后，我写过这样一段话，“归得到的家园，当年离家年轻人。在这个城市化与流行文化同时迸发，齐头并进的时代里，九连真人既是九连真人，也是千千万万个我们。”

但现在我似乎又不敢如此斩钉截铁地视他们为千千万万个我们，因为相比于那时候他们显然变得更加自洽。阿龙说当他选择回到连平的时候，他从内心上就已经接受了自己是一个失败者，去年他们的生活经历了很多变故，他不愿意为我们具体讲述其中的过程，但你能从言语中感觉到那种对于留在家乡的笃定。

我们问他们现在的年轻人已经不再把在大城市闯荡看作是唯一的选择，反而把回到家乡看成是一种新的可能，阿龙马上说，“那就回来，我是希望我的那些朋友就没必要再熬着，与其在那里熬，还不如回家来，还更有意思一些。”

阿龙一直劝自己在东莞打工的弟弟回家，弟弟前段时间因为意外，眼睛差点失明。他劝他回连平找点事情做，“家里人还能看到，大家还能照顾一下你”，但他马上补充，“我不针对任何人，我只针对他。”

虽然对于这种更加向内收的生活已经甘之如饴，但九连真人还有很多向外的梦想，这些梦想中有一条让我们很意外：上春晚。就在几个月前，他们已经登上央视《经典咏流传》的舞台，用客家方言唱了一首张九龄的《望月怀远》，现在他们把那次经历视为上春晚前的历练。

在他们的心目中，上春晚是一件“太厉害的事”，他们想着有一天能真真正正上春晚唱自己的作品，而不是唱别人的歌。只不过，一支被外人贴上了生猛、闯荡的标签，在最新的作品里喊着“倒车请注意”，尝试深刻关联社会现实的乐队，却把上春晚看作是一个如此崇高，如此值得追求的目标，这既和我的既有认知产生了不小的冲撞，在我过往的采访经验里也并不常见。

所以上春晚到底意味着什么？是他们真正触及到了更大范围的人群，还是可以从外界获得某种所谓终极的认同？阿麦想的很实在，“（上了春晚）长辈们就会给予更大的肯定”，阿龙则已经开始预期一些更实操的问题，“我觉得如果真真正正有一支乐队能上春晚唱自己的作品，那比我们挣多少钱更重要一些，我觉得太牛逼了。”

如果可以唱自己的歌，但是要被修改歌词怎么办？阿龙犹豫了一下，接着说，“每支乐队不都是在这个游戏规则里面？难道你还能跳出这个方框吗？你像伊朗拍电影，限制更多，一样也可以出来。如果非要拿这个说事，我说也是希望大家能变好，我又不是非要让你去干嘛，我个人觉得是能接受。”

这时候很久没说话的万里突然插了一句，“（让九连真人上去）这是社会的进步。”

一个不小心被撞倒的水杯打破了这个问题，趁着暂停的间歇，阿麦突然掏出了一个巨大的水壶，开始给大家倒自己泡好的红枣枸杞水，阿龙喝了一口，“太甜了”，阿麦有点不好意思，“我放的有点多”，他给每个人的杯子里都加了些白水，试图冲淡一下，大家纷纷喝起了这杯水。

阿龙向带着疑惑表情的我们，解释了这个颇为养生的举动，“那种很躁动的生活已经是以前了，年轻的时候我不玩乐队也燥，晚上打《英雄联盟》能打到四点多，但现在真的很怕扭到腰，之前有一次演出，晃动的幅度太大了，我那天只能拖着走，包括嗓子也怕着凉，所以得喝这个水。”

那一刻生猛的九连真人不见了，在舞台上“指点江山”、想要传递说教感的九连真人不见了，把上春晚视为宏大目标的九连真人也不见了，那些似乎都不如眼前这杯红枣枸杞水来得真实，在北京寒冷的初冬里，不管是苦还是甜，他们都得一股脑地喝下去，暖一暖嗓子和身子，再钻进录音棚继续唱起来。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北方公园NorthPark（ID：northpark2018），作者：王小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