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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2-24 15:37
今天的印度,全民矛盾一触即发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燕京书评(ID:Pekingbooks),作者:郝汉,原文标题:《拉纳·达斯古普塔:今天的印度,阶级战争可能一触即发丨燕京访谈》,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在国人眼中,印度是片神秘之地,总成为调侃的对象。近些年来,国内引进了诸多关于印度的著作,印度裔英国作家拉纳·达斯古普塔的《资本之都:21世纪德里的美好与野蛮》,试图捕捉的东亚古城在剧烈转型时的矛盾和冲突。


印度裔英国作家、散文家拉纳·达斯古普塔,从小在英国剑桥长大,后求学于牛津大学贝利奥尔学院。他的祖父在英属印度时期是个“英国化了的中产阶级”,他的父亲由此才得以于二十世纪中期举家来到了英国定居。他在2001年选择回到了他祖辈拼命逃离的故土印度,并在德里这座城市居住并进行创作至今。他的两部小说(Tokyo Cancelled、Solo)和国内已引进出版的一部非虚构作品《资本之都:21世纪德里的美好与野蛮》(Capital)都此期间完成。2010年,《每日电讯报》曾称他为“英国40岁以下的最好的小说家”之一。


在他的两部小说中,他通过一组航班乘客和一个活了一百岁的保加利亚老人之口,讲述了他对于20世纪、21世纪全球化问题的思索。而作为一个小说家,他之所以选择以非虚构写作的方式来完成《资本之都》,他说那是因为亚洲大城市崛起的速度和复杂远超乎他的想象能力,他必须走上街头,寻找真实的人物和情节,全球化的戏剧性让记录事实本身如小说般迷人。他说“这本书只是部分的关于德里这座城市,整本书的一大半其实关乎全球系统本身。”这句话也显示了他迄今作品的唯一主题,那便是伴随着新一轮全球化过程中资源的分配与正义问题。他想知道这个过程如何发生,谁是最大赢家?谁扮演了裁判员的角色?


拉纳·达斯古普塔于剑桥郊外/摄影:郝汉


刚经过1991年市场化改革的德里,像那时许多的中国城市一样,由于廉价劳动力和土地获得了全球资本的青睐。制造业和房地产带来的大量财富,让拥有权力和资源的开始崛起成为中产阶级。而不同于西方语境里的中产阶级,他们不处于社会财富的中间位置。拉纳·达斯古普塔称,他们在巧取豪夺中已然跻身富人精英阶层,并造成了严重的社会不公正,从而引发犯罪与混乱。


在另一方面,和老套的城市化、工业化故事一样,那些仓皇离开土地,来到德里谋生的人们绝大多数沦为赤贫,贫富差距拉大,在以美好为名的城市想象中,他们成了野蛮的破坏者,德里成为了一座野蛮与美好并存的城市。除了资本主义新一轮全球化所带来的巨大变迁,德里同样被它的历史裹挟。“分治”后的种族问题、宗教与传统下的性别问题、作为英属印度首都的殖民创伤等,这些全都是拉纳·达斯古普塔在《资本之都》一书中试图捕捉的关于一座古城在剧烈转型时的矛盾和冲突。


可以说,德里的经历是资本全球化、城市化大潮中许多地区的共同经验。印度中产阶级有着和中国相似的对阶层滑落的恐惧,从而导致的对教育的焦虑与狂热,印度家长又如何“鸡娃”?印度医院在市场化冲击下,又催生出了怎样棘手的医患问题,他们的“莆田系”造成了怎样的严重后果?


印度男人和中国男人遭遇着前所未有的来自新兴独立女性对于父权制的攻击与挑战,他们对“男子气概”有怎样的执著,女性又有何遭遇?印度工人和中国工人在冷血的全球资本面前都像一盘散沙而没有任何招架之力,他们该如何破局?


如同拉纳·达斯古普塔在书中所说,世纪之交这场“在时间平原上的迁徙”,让“每个生活在资本主义洪流中的人都涉入其中”。印度社会在教育、医疗、价值观念等领域的失序,和我们究竟有哪些相似与不同?《燕京书评》带着这些问题,前往剑桥采访了拉纳·达斯古普塔。


《资本之都:21世纪德里的美好与野蛮》

[英]拉纳·达斯古普塔著,林盼秋译

理想国丨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8月版


印度的阶级战争可能一触即发


燕京书评:您的书谈到了印度处在中产阶层人们的焦虑。您说印度的中产阶层们在市场化的前些年十分自信、努力,相信勤以致富。随着超级富人精英崛起,中产阶层们似乎意识到了经济上的寡头制,从而变得犬儒了起来。他们对社会流动丧失了信心吗?


拉纳·达斯古普塔:我的这本书完成于2010年,在英文世界出版已经是2014年了,如今过去了10来年,在这期间许多事情正在起变化,比如总统换届等。在我写作的时候,人们开始留意到当时印度的腐败情况。对于那些中产阶级而言,当时英联邦运动会的举办,是他们意识到腐败和经济寡头之存在的一个重要时刻。


对德里来说,英联邦运动会成了一个巨大的秀场,它被众多游客造访,它被国际媒体进行公开报道。那些掌握政治权力的寡头,开始以此为借口或理由对城市进行大拆大建,他们将许多人迁出城市中心,建设新的基础设施,我认为一开始中产阶层们对此很兴奋,他们在这一方面的愿景和掌权精英们不谋而合。


但后来,他们逐渐意识到这其中有着种种内幕交易,许多人因为英联邦运动会而获得了巨大的财富,整个项目预算超出了计划的数倍之多。这些额外的经费,都被那些给英联邦运动会提供各种服务的人赚走了,主要的方式是通过建设基础设施,他们借着英联邦运动会的契机发了大财,许多房地产由个人集中转到了私人和公司的手中,土地从穷人手中被夺取给了富人,再用公款进行开发后被卖到市场上。所以,在那个时候,印度社会大型的抗议活动接连不断,以抗议在德里和全国各地的腐败。恰恰在这个时候,一个新的政党成立了,一个以反对腐败为宗旨的政党。我想从那时起,事情到如今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


燕京书评:所以,那个时候开始印度反腐败的活动呈现出一个十分积极的态势。


拉纳·达斯古普塔:没错,你会记得,印度当时的新总理莫迪,在某种程度上是以一种反腐的姿态出现在大众视野里的。但我认为,今天正在发生的事情是,我敢肯定在中国也是一样的,随着商业社会越来越发达,越来越复杂,富人们不需要用和过去一样的手段来进行腐败了。他们已经升级了这个系统。他们已经建立起了网络,壮大了公司。基本上,在过去的20年或30年中,印度所发生的事情是少数人在各行各业造就了几乎垄断的寡头局面。所以他们如今不必像20年前那样做同样的事情。他们不必真的去“偷东西”。他们不必通过“雇打手”平事儿了。枪、帮派,这些都是过去时的、非常粗糙的事情了。


但我认为,今天站在经济金字塔顶端的人,比过去复杂、精致得多,他们规模又大,又有着国际资本的加持,资金投资在非洲、亚洲,甚至欧洲和美洲的其他地区。所以,他们今天看起来更像是来自美国或欧洲的商人。


而他们为了让垄断的企业维持住这些支撑系统,他们不得不做一些非常理所当然的事情,比如贿赂政治家、压制自由竞争等。所以,我认为现在的印度是一个不同的阶段。今天的印度,看起来更加的企业化,更加的官方化。不像旧日里常常靠一手提箱一手提箱的现金进行交易。这些粗放的东西少了,但这只是因为许多人已经消除了竞争,他们知道如何统治一个行业,从而不需要做这些事情了。


而在许多方面,这中间恰恰聚集了大量的中产阶级。在这个术语的使用上,有个前提,印度语境里的中产阶级真的特别有钱,他们得是人口里的占有财富的前10%的人。我认为,印度的中产阶级比中国的中产阶级规模小得多。所以,中产阶级在正在那些垄断企业工作,他们希望给那些市场竞争非常小的公司工作,这些公司可以从他们的业务中抽取大量的利润,从而使自身获利。如今,中产阶级对腐败的愤怒可能少了许多。而在十年前则不然,因为那时的腐败行径过于粗暴猖狂。


正在超市购物的印度家庭主妇。图片来源:indiatimes


燕京书评:那些工薪阶层的态度又如何?


拉纳·达斯古普塔:我正想接着说到这一点,我们此前所讨论的,基本上属于精英们的内部竞争。精英内部的议程尽管不尽相同,但部分原因是有些人并没有那么有钱,有些人信奉着不同的价值体系。政治精英和商业精英并不经常互相争斗。也有些旧式的共和党国会精英们激烈地反对支持新自由主义的精英们。总而言之,这些都只是精英阶层内部的激荡。


说到精英阶层和其他阶层之间的角逐,必然是一场更大、更激烈、更持久的战斗。比如,农业社区和工业资本之间的战斗,这是极其激烈和具有创伤性的。正如你所知道的,在印度已经有无数的农民自杀,因为当农民们试图融入农业市场经济,他们便不得不经常深陷债务。债务问题一直是农业社区的一个巨大问题,因为他们发现自己不得不从大公司那里购买种子、化肥和农药。随着社会主义基础设施的崩溃,他们被扔进了市场。他们负债累累,他们中的许多人自杀,以避免自己陷进债务循环。他们还发现自己陷入了生态破坏的境地,土地由于用途的改变,被新的产业、新的房地产或城市的扩张所破坏。城市带走了大量的水资源。等等。所以,当农民发现他们的传统做法不可持续,因此不得不卖掉土地离开。


当然,他们的文化价值观也在发生变化。中国人一定会感到很熟悉,这些事情在中国也在发生,只不过发生地太快。人们开始不得不离开土地,只因为他们相信他们可以在城市赚到更多的钱。但这些农业社区在某种程度上非常脆弱,当工业资本主义和国家官僚机构联盟,将人们从土地上赶走,威胁他们,恐吓他们,他们没有任何招架之力。所以,这场战斗一直非常激烈和显著。


那些离开土地的人最后都到了城市里,但他们并没能找到一份真正的工作。印度和中国的一个重大区别是,印度从来没有能够产生像中国一样数量庞大的岗位。所以,当你离开村庄,想在工厂里找到更好的生活,这是资本主义漫长工业故事的一部分,但对大多数印度农村人来说,这只是神话故事。真实情况是他们前脚离开了村庄,后脚就来到了城市的贫民窟里。在城市,妇女反而经常会找到一些家务工作,而丈夫却很难找到工作。当他找到工作时,通常是做保安,也许是人力车、司机之类的,或者是建筑工人。但这通常是非常低薪的工作,而且很不稳定。所以,他们在城市里的职位也是非常不稳定的。所以,在两种非常不稳定的生存状态之间,这些人很难有机地组织起来。


印度抵制工会,它抵制任何东西,真的,印度不想给这些人谈判的权力。所以,这场战斗已经在本质上成为,一个国家在出卖它的廉价劳动力,既得利益都希望保持劳动力价格下降。所以,这些人很难组织起来。但是,在过去的十多年里,产业工人对这些事情变得聪明了,组织起来了,效果也好了很多。印度已经有了像汽车厂罢工诸如此类的事件,但这样的事情还是相当困难的。像纺织业其实是德里周围的一个大产业,所以许多国际大超市、欧美大服装公司在这些地方制造产品。这只是一个劳动力成本的问题,他们都想把它压低。所以,它们在用人上故意保持完全的非正式制度。他们一般雇人只雇六个月,当他们雇佣另一批人时,他们就会解雇前一批人,因为如果雇用超过六个月,他们必须给他们福利、最低工资等这些东西。所以,今天印度的阶级战争可能一触即发。


印度社会的普遍焦虑:学历看起来差不多,年轻人没啥竞争力


燕京书评:医疗是你书中提到的另一件让人人感到焦虑的事情。你说1990年之前,印度医院仍然由国家运营,人人都可负担得起。随着医疗系统的市场化推进,私立医院渐渐多了起来,与此同时挤压和掠夺了公立医院的空间和资源。为什么会如此,印度的医疗系统在社会中如何运转?


拉纳·达斯古普塔:这种情况的形成,有几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只是资源匮乏。印度在财政上依然吃紧。我没有查过最新的数据。但相当明显地是,税收占GDP的比例很低。在印度,它应该能够更高。新总理为此做了很多努力,试图从经济中获得更多的财政税收。所以这一点很简单,就是国家没有大量的经济资源去投入医疗系统。人口又分布在印度亚大陆的各个地区,想为所有这些人提供医疗服务是十分困难的任务。


但这其中,也有很大的意识形态因素。很明显,在这些公共领域完善方面起最重要作用的人,应当是那些城市中产阶级。他们善于表达,他们读报纸,写评论,做所有这些事情。但吊诡的是,印度的这些人几乎完全脱离了公共卫生服务。因此,这些人没有动机去关注它和投资它。因此,如果它开始崩溃,他们不会察觉到。他们不会去向政府抱怨说为什么我们没有基本的医疗设施。唯一在抱怨的是穷人,但在这种事情上,他们一般没有什么渠道发声。所以,印度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思想上基本是朝着自由市场心态和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发展的,发展速度也非常快。政府服务在实际上和理想上的重要价值都被严重低估。


我认为,这不仅能解释医疗问题,同样适用于许多其他问题。比如教育也是如此。今天的印度,人人都有能力和意愿在他们孩子的教育上花钱,购买私人教育,送孩子去私立学校,因为基本上没有人愿意把孩子送到政府办的学校,就连做家政服务的人员,也都把孩子送到私立学校去,哪怕是很便宜的私立学校。人们对国家在这些方面提供优良服务的能力好像都没有什么信心。可以说,印度在这些方面非常地美国化。我的意思是,美国社会对那些靠公共服务生活的人,比如使用公共汽车的人、上公立学校的家庭等,都有些鄙视的意味,印度社会也有类似的感觉。


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印度也不像中国,在过去二三十年里,并没有真正建立起很多顶尖的大学。而其中一个原因是,大部分精英都把孩子送到国外去了,这样精英们就不会从投资、建设顶尖教育高校中获益,因为他们永远不会把孩子送到那里去。虽然在过去的几年里,有几个大慈善家在印度建了几所教育质量不错的大学,但他们的质量完全比不上中国的顶尖大学。印度精英们会说英语可能也是这种情况的一个原因,他们会由于语言上的原因,觉得美国大学、英国大学、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大学,对他们的孩子来说已经足够好了。他们不需要在印度建设新的大学。所以,印度各个层次的教育院校建设,基本上都处在被社会和资本荒弃的状态。


印度公共医疗系统环境十分简陋。图片来源:Firstpost


燕京书评:你会认为印度的家长们对孩子的教育有着极强烈的焦虑吗?中国正在上演这样的情形


拉纳·达斯古普塔:是的,我认为情况正是这样。对于大部分的中间群体,比方说,印度可能有三亿人处在的社会中间位置。他们正试图在任何一个方面取得某种专业技能的证明。他们付出许多东西为了拿到大学文凭、职业技能证书,以在办公室或者工厂里取得一个文职。这些人有一个真正的问题,和中国以及世界上大部分地区都一样,他们有一个共同的问题,他们这些人在简历里基本上看来都是一模一样,他们清楚并焦虑于自己苍白的竞争力。


所以,所有这些人都在寻找某种或其他的资格证明。印度有一个庞大的教育行业,可能是学院,可能是学校,它们告诉你,你付了这些费用和时间,就能拿到这些个证书、文凭,所有这类的东西。因为人们需要通过某种方式来显示自己和其他人的不同。我认为,无论你走多高或多低的位置,在今天的印度社会,你都有这种恐惧,这种恐惧就是你知道你其实没有竞争力。有几百万美元的人和有几百美元的人,一样都认为自己其实没有竞争力。当然,当你有几百万美元的时候,赌注就更大了,因为你参考的水平会非常非常高。所以,各个阶层的人都在焦虑教育。


过去,印度的贫困家庭并不真正地相信教育。他们只是认为,我的孩子长大后会在建筑工地上搬东西干活,而他不需要为此读书。同样,过去的有钱家庭会认为,我们有这个企业,我的儿子会经营这个企业,他不需要学历,而他只需要知道做生意。但今天,这一点却不一样了。因为所有家庭都对教育痴迷,他们意识到如果他们的孩子会说英语,如果他们的孩子接受了教育,他们会比他们的父母有更好的机会。甚至那些经营着上亿美金的企业的人也意识到,今天他们的小孩要想接手企业,可能必须要有MBA学位,需要和银行进行关于融资和贷款的勾兑能力。


哈佛大学的印度青年社群。图片来源:哈佛官网


燕京书评:你刚刚提到了印度私立医院的发展让中产阶层某种程度上受益。对于社会而言,印度的私立医院是一种怎样的存在?当重大疾病发生人们能够负担起医疗费用吗?


拉纳·达斯古普塔:我们可以辩证地看待印度的医疗这件事情。印度有很多非常好的医生,也有很多能够支付得起医疗费用的人群。在全球范围上,印度的医疗费用实际相当便宜,以至于许许多多的人从其他国家跑到印度医院来看病。但问题也在于此,这让医疗系统彻底沦为了一门生意,并卷入到国际市场之中。你来到医院看病,你购买一次手术服务,然后做完手术,你就走人了。给你做手术的医生,你可能永远也不会再见到他,他也对你的病史一无所知,同样也再不会见到你。


所以,这样的一个医疗系统,对于比如说近视眼激光手术之类的事情来说,可能没有大碍,但对于一些复杂的疾病却不奏效了。因为在那样的情况下,医生需要明确地把你当做一个人,一个有历史的病人去看待并做出诊断,知道你身体的不同系统之间怎么样长期地互相影响。但如果医生对你的历史没有任何了解,也没有长期接触的话,这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印度人常常在这个专家这里看这个病,又到那个医院的医生那个治那个病,这一整个过程都是商业化的购买行为,这些步骤并没有有机地被联系在一起。这意味着,给你看病的医生可能会错过特别关键的诊断信息,因为他们从未真正认真了解过你。


当看病变成了一个纯粹的市场行为,那么首先会发生的事情,就是你在看病之前你要签署一个免责声明,把你的所有可能损害商业利益的权利都让渡出去,医生也不感到负有道德义务。一旦出了任何差错,你也将没办法告他,你只会一无所有。


印度,可能是世界上对女人最恶劣最暴力的地方之一


燕京书评:接着,让我们谈谈女性。你书里提到有一点特别有趣,你说在印度的大多数宗教里都有着一位至高无上的女神。所以在印度文化里,人们非常尊敬她们的母亲、妻子和姐妹。或者可以说,印度文化对于献身家庭的完美女性有一种崇拜。也正因如此,印度文化会对那些抛弃家庭价值的女性抱有恨意。对女性的暴行如强奸等,因此可以被视作某种仇恨犯罪。在那些男性施暴者的想象中,这些暴力的行径却是对于社会富有建设性的和具有道德义务的。我想知道为什么由自由市场所带来的思潮如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等,对男性观念上的影响如此之小?


拉纳·达斯古普塔:讨论这一问题,同样取决于我们在说的究竟是什么社会阶层。毫无疑问,印度在过去二三十年里经历的事情,已经在诸多方面威胁到传统的男性权力。一个是许多女性在经济上变得更加独立。女性获得了不少工作,而且在一些行业,女性比男性更受欢迎。比如,如果你走进广告公司的办公室,几乎全是女性,再比如出版公司,几乎全是女性。所以,有的工作对女性来说是高薪的,让女性有了经济地位和职业地位。


伴随而来的,还有社会和技术的变化。仅仅是手机的普及这一事实就意味着,印度那些在家里的女性,仍然可以拥有很多丈夫不知道的朋友关系或社交网络,而随着新消费生活方式的出现,女性有很多地方可以让她们走出家门。传统上,女性不是在家里,就是在寺庙里,或者是在娘家以及朋友的家里。而现在有餐馆、咖啡馆、商场,女人可能在各种地方。这意味着,很多丈夫不知道自己的妻子在哪里,她们在和谁说话。特别地,那些几乎跻身社会顶层阶级的人们,他们甚至不是有钱人,他们只是普通的中产阶级。这些男人开始感到失去了对妻子生活的支配权。所以,男人会比女人更焦虑是很正常的。


当然,女人也会焦虑。很多丈母娘都和儿子一样焦虑,她对这个嫁进门的女人的做法感到焦虑。我儿子刚结婚。但他老婆怎么不在家里?她在和谁说话?她和谁在一起?她为什么要花这么多钱?她的钱是从哪里来的?她有多少钱?所以,女人也是被裹挟其中的一部分。总体上,男人比女人感到这类事情的威胁会更大。


我想,在相当多的情况下,他们已经觉得女人真的变得很不道德了。社会上有很多关于女性该如何穿衣、该去哪里、该和谁说话等话题的道德讨论。我觉得,这背后的思路已经成为印度人讨论强奸案时的一种老生常谈了。警察和司法部门都想把责任归咎于女人。他们责怪女性说,为什么你出了家门?你为什么要穿这个?并认为这些事情明显会导致强奸案的发生。


而且,他们会进一步认为,真正的问题在于这些外来的价值观。资本主义全球化带来了外部的价值观,而这些价值观正在摧毁印度女性的纯洁性。所以,这些话语也变成了对女性的语言暴力。我的书里讲述了许多婚姻故事,在那些故事里,男人使用暴力试图控制妇女,但谁都不再希望坐在家里对他们的丈夫言听计从。她们希望工作,她们希望拥有友谊,她们希望出去做各种各样的事情。许多男人不知如何阻止他们的女人去做些事情,便施以家庭暴力。

 

印度女神“湿婆”(Parvati),她脚下正踩着她的丈夫,兼具生殖与毁灭、创造与破坏双重性格,此雕塑藏于大英博物馆。


燕京书评:印度的女性主义研究和运动状况如何?它们会被禁止吗?


拉纳·达斯古普塔:此类讨论没有被禁止,在印度的大学里,人们围绕这些问题展开了极为活跃积极的辩论。而且,在文化精英群体中,有很多著名的印度女权主义者,有出版社支持的女权杂志,有非常善于表达的媒体精英。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大多数妇女的情况则是完全不同的。你不需要真正地去审查女权主义学者们所做的事情,因为它基本上没有群众基础,所以女权运动并没有真正影响到整个社会。印度,确实可能是世界上对女人最恶劣最暴力的地方之一。其中大部分的暴力来自于女性的近亲,来自于兄弟,来自于表兄弟,来自于叔叔和父亲。在印度,大多数性暴力都发生在一个家庭之中。大家庭是印度社会的基本结构,他们觉得他们拥有家里的女性,包括侄女和女儿。性暴力,只是被用来表达家庭中的权力。


许许多多印度的新闻也表明,某种新型厌女症正在传播。像奥琳达-迪罗伊这样的知名公众人物,她每天会收到10次来自男权团体的恐吓信物。


声援“Me too”运动的印度女性。图片来源:feminisminindia.com


燕京书评:你书里尝试将印度对女性的暴力放在殖民历史的框架中去理解。你说国家主义的重担仿佛当时落在了妇女的肩上。让她们待在家里,则是人们将家庭作为了某种抵抗大英帝国的最后堡垒,男人被迫出去应酬,妇女则必须重视家庭,以保证印度传统的存续。怎样理解这种殖民创伤和针对女性暴力如强奸之间的联系?


拉纳·达斯古普塔:我不认为印度所有强奸案都是一模一样的。印度北部的强奸案发生频率比南部高得多。北部州的女婴死亡率也最高。如此之高,以至于在哈里亚纳州的某些地方,每一百个女婴就有22个会被打掉。虽然印度医生告诉孕妇孩子的性别是违法的。但今天,这事情很容易办到。女婴死亡率在北方非常高,强奸率也非常高。而与此同时,北方这些州也是受1947年“分治运动”影响最严重的地方。关于这些不同事实之间的关联性,有很多争论。


当然,因为英国的首都在德里,以前在加尔各答,都在东北方。所以,这里是受大英帝国影响最大的地方,与殖民势力的关系也是最亲密的。北部的人们为了生存,不得不精打细算地想怎样和帝国时期的殖民者打交道。这或许可以解释这里在性别问题上的价值观念冲突的严峻。例如,在德里和加尔各答,富裕的印度人会被邀请到英国人家里喝茶或喝鸡尾酒。比方说,你被邀请去参加一个鸡尾酒会。但饮酒并不是你传统价值体系的一部分。男人和女人在一起社交,这也不是你价值体系的一部分。聚会上要说英语,这不是你价值体系的一部分。在印度教徒的斋戒日,一个周二的晚上,要吃肉,这也不是你的价值体系的一部分。


1875年4月2日,英国中将和印度贵族们正在喝下午茶


所以,在这些地方出现的事情,都是殖民时代男人必须要做的事情,而留在家里的女人则不用。男人需要参加这些聚会,为了参与政治和商业生活。他们必须参加。他们必须喝酒。他们必须成为这些事情的一部分。但他们会让女人留在家里,女人们会穿特定种类的传统衣服,他们会让尽量通过女人让他们的孩子不受这些外来生活价值的影响。


所以,渐渐地,这成了印度社会文化心理的一部分:女人是纯洁的。你可以看到印度电影的一大特色就是母亲的纯洁性,女性成为印度重要价值所在。所以,我认为印度之所以在女性问题上如此敏感,女人喝酒,女人穿某些衣服,女人自己去旅行,如此种种行位,它破坏了形成于殖民地时期的那种稳定的社会心理,即女人是纯洁的,是最后的抵抗堡垒。


另一个方面则是,印度社会的法律仍然是外国的。印度法律给人的感觉,就像照搬的一套殖民法,即使在今天也是如此。从本质上说,现代印度的法律是英国法律。只是时间转变到21世纪而已。但它还是英国的法律,它并不诞生于印度传统和市民社会的斗争之中。所以才有这样的故事,比如一个父亲他基于传统认为觉得她的女儿打破了传统价值观,他要杀了她。


有人会说,那你将会去坐牢,杀死你的孩子是违法的。而这位父亲会说,我的道德责任不是法律,我的道德责任是维护家庭的荣誉和家庭的价值观。我的女儿已经打破了这些价值观。因此,她必须死。结果就是父亲杀了他的女儿,他也进了监狱。这种事情其实就反映出,在很多人心里,法律只是非常表面的一层,深层次的是传统、宗教、荣誉。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燕京书评(ID:Pekingbooks),作者:郝汉,媒体人,利兹大学社会学硕士,目前任职于理想国,担任播客节目主持、编辑,曾参与《锵锵三人行》选题策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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