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太阳照常升起（ID：The_sun_also_rise），作者：慕峰，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今年3月，我们尝试建立了一个小范围的交流群，人数非常少。参与者会讨论一些问题，有些是社会热点，有些不是。建立交流群的原因是，某些有意义的观点并非一下能够成文，并非一开始就要很准确，需要交流和碰撞。这些讨论本身是有意义的，会带来思考的火花。

从今天起，我会不定期把我自己在交流群中的发言整理并发布出来。比起整块文章，这些发言在准确性等方面都有所欠缺，某种程度上类似微博上的简短发言，这些发言也仅代表当前的一些思考，并非结论。

一、关于房地产

1. 2016年中国京沪深以外城市的房价是相对合理的，不合理的在于最近5年的涨幅。中国的房价是地方高度控盘的模式，价格是完全受控的，可高也可低。地方房价上涨长期以来的基础原因是土地财政、信贷便利，从官方（中央）角度来讲，土地财政需求是要考虑的，但信贷便利是可以严控的。三个一线城市是最早可以摆脱土地财政的城市，但房价却持续领涨，所谓的创新企业又都以一线为主，最后挤压创新能力。如果土地财政不是问题，信贷便利也不是问题，那问题就不是出在中央而是地方了。我的习惯是每次去任何一个地方都要了解当地房价，也知道很多地方在控房价上的办法，坦率地讲，一线城市和部分二线城市的房价已经走向“公地悲剧”，并且跟未来老龄化的生存状态紧密相关。不打破地租模式，中国未来的底层创新能力将严重受限，人口分布都难以支持创新。

2. 以我多年跑地方的所见所闻，决策层对一些地方细节其实并不了解，例如深房理这件事。但为什么会有深房理呢？为什么二线城市都要集体拉房价呢？表面原因很简单，一线都那么高，凭什么我要低？这是在财富分配上的共谋。后果是什么呢？后果就是代际争夺。是一二线的早进入者去剥削后进入者。最后就变成资源争夺，一行压百业。我们的行业收入差别真能代表能力和重要性差异吗？事实上完全不能代表。从这个角度出发，顶层制度有可改变的坚实基础，就差一些问题被彻底捅破了。该捅的时候还是要捅的。

3. 很多问题，不是没有改变可能，时移而事易。全球都在剧烈变动，内部利益在外部压力面前什么都不是。2017年的民办教育，2018年的平台问题，都是先有问题，把问题严重性讲清楚，再指出方向。五年之前，多少人能想到会有今天局面？

中国的利益群体都是短期目标，没有长期获利的决心、手段和能力。如果2016年的房价具有合理性，那金融承担的风险就是最近5年内，有什么不能承担的？绝大多数金融机构研究人员其实连中国城市房价的产生机制都不知道，就拍脑袋比较欧美日，画大图表。当土地和信贷都是官方严控的时候，当地产企业都是国企的时候，思考的方式是可以完全不同的。

4. 中国地产改革之初是学习新加坡模式，因为土地、信贷都是官方控制，连企业都是官方的。最初的方案是商品房+经济适用房。但1990年代以后出现土地财政利益，经适房基本放弃。这不是国家大小问题，而是政策选择问题。新加坡虽小，但李光耀很早就看到欧美资本主义的内生性问题，不但看到了，而且下决心解决。

在供给、信贷都可以控制的情况下，恢复经适房，改革一线城市的土地拍卖制度，增加房产供给数量，严控信贷和家庭购买套数，都是可以实现价格下降的，对金融的冲击也不会大，因为需求还在。中国一线城市的房价都是边际定价，只需要改变极少部分价格，就可以影响价格心理预期，甚至不以商品房都可以做到。

5. 一线挤出，二线会接纳人力。但一线的财富生成机制，会影响二线。凭什么你深圳的房价就15、20万元/平，凭什么你什么都不干身家就几千万？我二线城市买不了你深圳的房，那我就让本地房价也到10万元/平，我这叫保卫自己的财富。这就是中国房价的传导机制，所有人都参与共谋。

6. 房地产金融化后本质上是一种租。在人口和产业聚集过程中，地租上涨的趋势是一定的，上涨之后成本过高就会导致产业迁出，迁出是有成本的，有的产业也迁不走，最后就降低整体竞争力。所以政策选择在于你要不要对抗这种租，要个体现世的资产增值，还是要整体的未来。新加坡的选择是认为人重要、产业重要，也无处可迁。大国可以采取大城市高房价挤出的方式去延缓问题，但迁出的成本最终是大家一起来承受的。

7. 如果没有配套机制，房产税最终还是会由租房人来承担，会提高城市的房租金额。房产税只对少部分有多套、大额负债的投资者有影响，大部分多套房的房东根本就没有负债。你征房产税，我无非是租金收入少一点，要是不想少，那就把房租再涨一点。为什么能持续呢？因为二线城市的高收入机会仍然少于一线城市。如果没有配套机制，房产税最后就成了共同剥削租房者，这是所有一线城市房东都知道的道理。

8. 新加坡模式是唯一可以打破房价形成机制为大众提供住宅机会的模式，次一点的是德国严厉的租售同权模式。不理解这一点，认为征税就可以就解决房价问题，是对房价形成机制毫不了解。

9、移民（migration）问题，在欧美的研究，都分为一国（或一洲，例如欧洲）内部的migration，和跨国的migration。人的迁徙问题，不是一个简单“自由迁徙”的口号就结束了，关键在于现实中会形成怎样的不同区域的人口结构，这些人口结构与经济、环境相结合，是否是可持续发展的。任何与migration有关的制度都有管理人口的作用，包括人口数量和人口质量。中国目前除了一线城市，户口控制基本都全部放开了，这是巨大的进步。各国、各城市都在规划人口，与公共资源配套，包括规划可接纳的人口数量，这是国家人口规划和城市规划去完成的工作。

只是各国、各城市的资源配置方式不同。说到底这考验的是城市规划能力。现实的问题是，中国一线城市的房价，绝大部分白手起家的人已经不可能承受，所以不是要扩大城市，配套4000万经济适用房的问题，而是需要有更合理的规划，并且把数据公开，把未来5-10年的机会公开，让年轻人更加有预期，是否值得留下来，大家自行判断。

10. 中国为什么需要经适房制度呢？因为中国某些行业是非市场化，但极其重要的，例如基础科研。基础科研从业者其实没有主要追求物质利益，但如果居住条件、下一代教育问题不解决，他们根本不可能有心思工作。

中国没有美国式的军工复合体，没有市场化的基础研究收入，所以关键领域的科研人员的待遇只能靠另一种非市场化的形式去保障。如果保障不了，那就是这部分人心不稳。讲新加坡模式不是照搬，甚至做不到全民共享，这需要根据中国的实际去判断。做得不好，成为一种新的利益分配问题；做得好，就能解决很多问题。因为可能有问题、比较麻烦，就不做，那问题只会扩大到其他领域。

总体来讲，从一线挤出到二线，大部分人的生活还可以继续，这是中国版图足够大带来的腹地优势；但有些产业、行业和关键领域，尤其是极其重要的基础研究，只有一线能做，这部分受到房价影响所产生的损害，是要去评估的。

11. 学区房是一类受预期判断影响的稀缺性资产。购买学区房的人认为它与下一代的社会阶层密切相关，所以才愿意付出更多的溢价。但其实它不能与社会阶层画等号。真正的高社会阶层，考虑的是财富的跨境继承问题，根本不会考虑学区房问题。学区房问题是由于大城市扩张缺乏足够规划而引起的问题，最后变成了中层互害，和一大批利益群体的盈利手段。

二、关于都市圈

1. 中国的行政区划问题，是海归派的经济学研究者、城市化研究者、人口学者都会忽视的。严格的行政区划导致中国无法与欧美日去直接比较都市数据。欧美日很多数据是区域统计数据，GMP，这个M是Metropolitan，不是City。而中国是GRP，R是Reginal，是City。所以上海的学者讲“大国大城”，上海市得规划5000万人，理由是很多国家的大都市圈都是5000万人。

这个结论，是建立在这些学者机械对比中国的城市与欧美日都市圈的基础上的。欧美日的City都不大，Metro很大，一个Metro其实是多个行政区划为经济统计便利放在一起的。也就是，能否让跨行政区划的公共便利去服务于社会经济才是关键，也就是，能否打破地方的本地保护主义，相邻区域坐下来协商共同发展才是关键。

这背后需要改革中国的组织人事制度，避免需要“跨境协作”的时候，却在“以邻为壑”，也就是大型企业管理也会经常讲的，如何设定KPI，如何调动本来有竞争关系的两个下属主体之间的积极性。在中国体制下，这个问题不是不可解决的。无论如何，也不应该学艺不精地讲，某个城市应该规划5000万人口，这是典型的地方利益优先。

2. 一线城市最早摆脱土地财政依赖，应该最早开始土地招拍挂改革，同时应该最早考虑跨行政区划一体化发展。但中国城市的行政属性非常强，这就导致最终的讨论变成，名义上在讲长三角一体化、京津冀一体化，实际上是主导行政城市要不要扩张的问题。

上海希望扩张所以有那么多学者天天论证；北京不希望扩张，所以北三线的楼盘炒上去又跌下来。那行政不扩张的协作是否能够实现呢？从经济社会需求上形成的Metropolitan能否真正出现呢？这是未来的关键，也是需要进一步观察的。

3. 都市圈的持续扩张，对人类文明是否好事，带来了哪些问题，这在先发国家都是公开研究了几十年的课题，国内的争论非常少。一个重大社会议题，影响几代人，没有任何争论。现实中无论挣10万的还是挣500万的，都被一批教育公众号牵着鼻子抢学区房，没有几个人站出来思考、质疑这背后的问题，只会哭自己内卷，然后继续参与这个游戏，游戏的结果都是确定的，大家还争先恐后。

三、反垄断

1. 美国的反垄断理论和实践对中国有着非常直接的影响。中国反垄断立法过去直接依赖的就是芝加哥学派的观念，也即市场支配地位本身不是问题，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才是问题。中国与欧美日在反垄断问题上最重要的差异在于，中国的大企业一开始都是国企（尤其是央企），所以反垄断在很长时间里都是在反国企，这既有曾经国企自身对消费者权益保护不利的问题，也有反垄断立法采纳芝加哥学派观念的问题。事实上，从美国1870年代左翼民粹主义开始，对影响重大的关键企业一直就有两个态度，要么强监管、要么分拆竞争。

在互联网平台兴起之前，中国的大企业其实只有央企国企，没有私企，学术观念上认为垄断不对，但央企国企又是国计民生，私有化好像也不对。如果新布兰迪斯主义的结果是拆分，那么按照民主党的风格，对中国央企拆分的声音就会多起来。

这背后的重要区分其实在于所有权归属，也就是垄断利益归属和用途。目前中国反垄断的学术研究能否解释和应对这些问题，以及对平台的反垄断未来采取怎样一种态度呢？也就是反垄断的界限和目标是什么呢？

这其实都是由反垄断研究的深度决定的。但以我的认知，当美国在反思过去四十年反垄断的学术和实务问题时，我们对全球反垄断的历史以及中国自身的特点在哪里还没有搞清楚。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我们的反垄断研究是离开历史背景的纯理论照搬研究，这是中国社科研究的基本特色。这就导致了反垄断的边界和目标是非常不清晰的，一边反垄断，一边还要安抚企业，也不知道反到哪一步才合适。学界当自强。

2. 从镀金时代开始反思反垄断问题，中国体制内的社科研究截至目前应该是还没有能力的。1980年代引入的是新自由主义，占领了经济学、法学、政治学、社会学各个分科领域，甚至连美国史也是如此，以乌托邦式的观念输出代替历史分析。

真正的美国历史，1870年代以来的剧烈冲突、弥合、修补、党系轮换，中国人基本没有了解。站在今天，全球社会经济问题的焦灼，使得分科研究已经没有全局性的应对能力，工业化、城市化、平台化、人口问题、反垄断问题、房价问题、教育问题、医疗问题、社保问题，已经全部打包成一个整体，这些问题牵涉财政收税体制的变革、金融体制的变革，能够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好时代已经过去了。

更关键的是，中国自身的制度选择和历史与欧美日虽可比较但截然不同，因此直接借鉴所谓海外经验无法解决本土问题，研究海外的目的是了解历史的来龙去脉，参照性的比较不同阶段、领域的近似情况，而不是直接把数据、事例予以照搬分析。制约未来的，很大程度上不是自然科技实力的比拼，而是社科实力的比拼。

3. 最近国内关于平台的讨论又多起来，可以说方方面面都值得讨论。在1870年代，美国的农民在经济上受到三重压迫：铁路运费垄断（平台依赖）；中间商压制产品价格（利润被中间拿走）；以及农作物抵押制度（crop lien system）的压制。

这三重经济压制下，农民能生存，死不了，但根本无法改变自己的生活，所以才有了后来的农民运动。现代反垄断制度不是工人运动的产物，而是美国农民运动的产物。我们看铁路时代的三重压制，你把它反应到今天的平台时代，效果是类似的：

一是平台依赖，你摆脱不了，价格是垄断性的，你没有议价能力，二选一；二是中间商压制价格，曾经的中间商通过压制生产端价格去赚取过多的差价，但互联网时代一开始是打破中间商的，那么铁路垄断时代的中间商，其实是垄断铁路企业与中间商在分享利益，平台时代不需要了，打破中间商之后，平台自己把中间商曾经这部分利益也拿到了，平台自身就是商超、就是广告；三是最重要的，金融依赖，农作物抵押，其实就是金融利益的实现，平台时代更加明显，无论是生产端还是消费端，都提供极其便利的信贷通道，那么结果是什么呢？

结果是线下的利润越来越低，每一方都变成了平台的机器，平台自己也说自己利润率低，看数据确实如此，所以这是不是平台救赎自身的理由呢？

这里就讲到了最初为什么会有反垄断法出现的问题。美国的Sherman Act不是比较铁路和农民谁的利润率更高的，而是因为农民的收入已经低到无法改善自己的生活了。而铁路、中间商和金融商三重作用于农民，所以当时的目标是要打破这种局面，要解决社会问题，而不是讨论理论，当时并没有关于反垄断的理论。后来的芝加哥学派时代，反垄断理论逐渐变成了只关注消费者价格，也就是只要消费者受益，垄断集中都不是问题。

这个观念对中国反垄断法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因为中国是在这个时候引入西方反垄断法研究的，经济学和法学领域都是。所以从今天来看，如果你看平台对消费者带来好处没有，显然是非常多的，价格越来越低，产品越来越多。

但另一面，生产端怎样？任何一个消费者，最终也都是生产业或服务业的一部分，平台压制的利润，使经济集中度非常高，其实又回到了“镀金时代”。所以Tim Wu提出，要回到镀金时代去看问题，要从平台企业对国家经济集中度的影响、对舆论的控制、对政治的影响去看问题，要看到平台对美国民主体制带来的危害。

四、制造业

1. 周诚君的逻辑很清晰，关键看外贸依赖能否突破低价约束。其实欧美销售端的价格还是很高的，生产端售价打价格战。工厂一直低价，厂工厂妹就回三线四线，去做骑手快递，这就逼迫工厂提升利润率。在反垄断这个问题上，德国曾经是留了口子的，外贸卡特尔保留了很久，对内市场化的不能卡特尔，但对外可以。但今天这个自贸的时代，要做到这点，比较难。中国工厂外贸货价格提升一大截，是把欧美中间商（线上线下平台）的利润拿回来一些，这在目前应该还是有比较大的空间的。

2. 中国制造业早晚要突破“便宜魔咒”，便宜魔咒就是“人口红利魔咒”。现在对外贸的依存度已经比以前低了很多，2019年只有31.8%，内需消费起来了。中国的外贸是两头在外，原材料在外、销售在外，人民币贬值（包括相对美元贬值）一直是双刃剑。产品要维持低价，但海外的原材料成本还在提升，最后压低利润率。从微观看，做海外订单的走Amazon越来越多，中国生产的消费品曾经是走实体商超，中间商无数，Amazon时代，平台取代中间商，大部分利润是中间商拿走，这就是没有跨国商超、平台不出海的难过之处。

但即便如此，Amazon上的外贸订单利润率也要比境内的利润率好得多，因为海外终端销售价格高，先发国家消费者需要的是质量，而且中间商一直把终端价格控制得比较高，所以都能承受。疫情和关税战期间表现尤其突出，出口仍然增长。德国的产品很多不是面向终端消费者的，很多是定制化程度比较高的。汇率当然有影响，但中国必须摆脱“便宜魔咒”，并进一步让全球产生中国依赖，不是便宜才有依赖，不便宜也有依赖，目前这个阶段，该尝试了。

3. 制造业低价利润率低，附加值低，长期处于低端，工厂收入低、环境差，年轻人当然要跑，去当骑手、快递，这是内需替代的体现。平台有问题，但不代表回到曾经的工厂就是对的。工厂也在分化，一部分加速改造，适应新的内部和全球需求，这是方向。真正的问题不在于汇率，而在内部基础要素，包括地价、房价、平台（渠道）、税收，和地方对企业是否真的重视。

4. 野口悠纪雄有本书，叫做《制造业毁了日本》。什么意思呢？他不是讲日本不该要制造业，而是讲日本没有做好中国入世的准备，对中国人口红利的低价优势判断不足，导致产业升级和布局出了问题，我们看曾经日本白色家电企业的退出是很被动的，不像美国那样，很爽快的把IBM PC直接卖给联想，日本的东芝、松下、夏普等等，在白色家电上坚持了过长时间，但抗不过中国的人口红利，转型慢了。这是长期判断问题。

所以对中国来讲，一是后面可能有南亚、东南亚“人口红利”追赶，中国开始老了，那么你不尽快升级，还依赖廉价人口优势，已经不现实了，年轻人不去工厂、提桶跑路；二是有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全面替代中国的制造业，这是需要判断的，我的理解是没有这样的国家，这主要是对印度的认识。有没有部分替代，一定会有，也应该有。一个真正的大国要去不断做创新，而不只是重复和追赶，这是全球化、人口浪潮的趋势和规律，是难以阻挡的。

5. 经济地理研究最近若干年非常重视网络对地域经济地位的影响，最近最直观的例子就是曹县了。有的县城全球化的融入深度要超过很多大城市。平台合理性的未来也在这里。反过去看德国，也是如此的，小城对接全球。经济均衡发展还是大都市圈虹吸，是德国和日本的重要区别。

6. 很多创新，都是细微的，谈不上什么高科技，根本不是能列举出来的。螺狮粉是创新，老干妈也是创新。很多需求，都是无中生有地创造出来的。寿衣可能人人都要，谁能想到还会有汉服需求呢？汉服热兴起，跟互联网自拍有关，而要炫耀自拍，还得很多地方的建筑开始复古为前提。

没有科技优势、不能生产的就去挖掘历史，中国的历史是一笔巨大的财富。200多年历史的美国需要靠虚构才能建立其本土文化并向外传播，中国完全不需要。中国的制造业优势应该与上下五千年的历史结合起来，这是其他任何国家都没有机会做到的。

7. 最近关于中国制造业“早衰”的分析越来越多，这不是今天才出现的情况，2016年信贷宽松之前就有很多企业主放弃转型，直接上岸了。学者的经济分析都是静态比较，也就是仿佛工业化后全球各工业国的发展路径最终都是一致的，都要从“低端”到“中端”再到“高端”，这些“端”的生产内容都是一样的，用科技从业者的话来讲，技术路线都是清晰的，剩下的都是时间问题。

我的疑问是，大家真的都是在走同一条路，只有先后之分吗？发展的目标都是往“高端”走，“高端”的内容都是差不多的，那最后不就是“你死我活”吗？

现实地看，企业家离开制造业部门，是因为收入已经赶不上成本提升，工人离开制造业部门，是因为有更多其他选择。如果目标是“高端”也就是所谓高科技才能抵消成本，那最终有多少能升级成功呢？你升级了，先发国家的利润率就要大幅下降，你跑快了，人家又不能跟你一起996、007，就要集体限制你的技术进步。

所以什么才是高附加值呢？只能靠科技去附加吗？差异化创造和满足需求就不行吗？去比较制造业占比的意义在哪里呢？

全球化本来就是伴随先发国家老龄化和提升工人福利实现的，中国如果把存量“高端”占领一半，欧洲福利体系可能就瓦解了。所谓“破坏式创造”，破坏的是什么，创造的又是什么呢？

8. 知识产权问题是欧美日与中国发生争议的关键问题，表面看这是一个法律问题，但实际上，我理解，这体现了先发国家深层次的焦虑。技术传播需要与庞大市场对接，这是工业化早期先发国家就非常了解的。

但在中国之前，确实没有出现过一个拥有如此庞大内需和技术追求的追赶国。差异化追赶很可能不是问题，足够差异化的产品并不会快速压低贸易对方的利润率，只会形成需求和供给的互补。你有我需要的，我也有你需要的，你有你的“高端”，我也有我的“高端”。

麻烦在于没有差异化的追赶，我好容易积累起来的“高端”，你快速追上来了，你的“高端”跟我的基本一样，你的市场又特别大，能够靠量去承受单价下降，马上一片红海。所以知识产权问题的本质是什么呢？

知识产权其实就是小型垄断，知识产权问题的本质是，你只做同质化追赶，那大家就要开始集体防守，否则你的体量太大、速度太快，这个体系没法承受，最后大家都变得没有差异。没有差异就不需要贸易了，这是最根本的。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太阳照常升起（ID：The_sun_also_rise），作者：慕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