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硬核读书会（ID：hardcorereadingclub），作者：柳展雄，编辑：刘言，原标题《为什么英国没有出现“法国大革命”？》，题图来自：《路易十四的死亡纪事》

阶层的流动，无论在中国还是西方，都是常常被探讨的话题。人们通常认为中国的科举制之所以文明，是因为它给予了“寒门子弟”向上流动的机会，即诗所云“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

在这一点上，人们普遍认为基于宗族门阀的不平等在西方历史中延续的时间更长。一般的历史教育告诉我们，在欧洲生活的普通人，哪怕在财富上获得成功，依旧被贵族压在脚下，直到法国大革命才得以翻身。

今天这篇文章要告诉你的是，其实早在大革命之前，法国的贵族体系就已经松动。旧制度并不旧，中产人士可以跟旧贵族联姻，甚至有机会获册封为贵族，上层阶级并不似你想象的那样封闭。

1. 最穷的贵族生活不如富农

波旁王朝后期，启蒙运动风起云涌，人人生而平等的理念已经广为传播，舆论抗议贵族特权。有趣的是，大部分贵族日子好不到哪去，生活水平仅仅高出温饱线一点点。

英国旅行家阿瑟·扬跑去法国，以为贵族个个锦衣玉食，结果一看，穷得小家子气，“他们任由自己的别墅衰败，花园和农田荒芜，寄居在上城区的阴冷小屋里。他们毫无教养可言，没有阅读品位，不理家政”。

他们的祖上挥着刀剑，跟着国王风里来雨里去，从骑士男爵的位置一步步打拼出来，因此有“佩剑贵族”这个称呼。经过数代传承，有的家族发扬光大，有的家族成了破落户。大革命前夕，全国每十个贵族里，有六个年收入不满四千锂，有一个不满一千锂，最穷的贵族可能还不如富农。

保守主义理论宗师、《大革命与旧制度》《论美国的民主》的作者托克维尔，来自家境较好的那一类。托克维尔原本是个地名，他的父系先祖因战功封于此地，久而久之就成为姓氏了。这个命名模式世界通行，中国的秦姓、周姓、赵姓都是这么来的。

这个家族从12世纪繁衍到大革命前后，货真价实的名门望族。托克维尔的父亲是路易十六卫队的一名军官，职位显赫，不过这种成功的老牌贵族属于少数。

统治阶级内部分个三六九等，法兰西最顶级的权力集团，聚集在首都，权势煊赫。他们有祖上封地，但他们嫌弃老家土鳖，不住在家乡。大多数佩剑贵族住不起高成本的巴黎，窝在外省老家。

著名政治家、有“变色龙”之称的塔列朗，曾描述过贵族是“层层相互鄙视”的。塔列朗来自没落户家庭，他这种人后来投机加入革命，主要是出于对上流社会的憎恨。

塞居尔伯爵说过：“相比在宫廷有关系的上层贵族或人员，平民更有理由对乡村贵族感到不满，他们贫穷而且愚昧。这并不奇怪，因为他们除了头衔一无所有。”首都的贵族实力更雄厚，头脑也更开明，支持启蒙运动，宣扬自由博爱，甚至去观赏讽刺特权作风的戏剧。

拉法叶特跑去参加北美独立战争，帮助华盛顿建国，回来后夸了一通美国的民主自由，伏尔泰等一票知识分子，拿过上层贵族的资金赞助。

18世纪法兰西学院6000多个成员，其中贵族的比例异常高，占到了37%。《牛津法国大革命史》等新派史学甚至认为，启蒙运动的主力不是资产阶级，而是贵族开明派，王朝末期的统治阶级并非行将就木，垂死挣扎。恰恰相反，他们活力充沛，与时俱进，通过投资海外贸易或者金融市场等新经济，获取财富。

《牛津法国大革命史》

[英] 威廉·多伊尔 著，张弛、黄艳红、刘景迪 译

读客文化 | 人民日报出版社，2021-3-29

跟巴黎沙龙里谈论艺术文学的贵族高富帅相比，外省佩剑贵族完全就是土鳖。他们没见过世面，没有别的赚钱渠道，压榨平民更加生猛。

领主雇佣精通习惯法的专家审查以前的法律，比如勃艮第公爵索尔·塔瓦纳，这个地方很久之前有一个习惯法——领主每当被国王晋升爵位，有权提高一倍捐税。13世纪后，勃艮第领主财大气粗，不再需要这个赚钱路子，弃之不用。塔瓦纳为了敛财，重新行使这项领主权。

1779年，一名税务官员在横穿法国西南部时发现，领主正在征收“从未听过和已经被遗忘的捐税”，图卢兹高等法院的贵族在每次土地交易中都要额外征收一次税。

打工是不可能打工的，这辈子不可能。做生意又不会做，就是靠领主权这种东西，才可以维持得了生活。

于是，贵族内部形成了巨大的鸿沟，上流社会关注最近的科学文艺动态，赞助进步事业，在大革命初期阶段，他们不抗拒，还期盼温和改良，建立君主立宪制；而下层的贵族阶级一副寒酸破败的模样，顽固封闭，关起门来，坚持尊卑等级，这也是大多数法国人生活里碰到的贵族。

2. 买官：新兴中产的上升通道

尽管受到首都高富帅的鄙视，但外省土鳖最痛恨的不是他们，而是穿袍贵族。

穿袍贵族是新兴中产人士买来官爵而获得贵族身份，家世通常不超过200年，也不像佩剑贵族拥有采邑。

波旁王朝实行买官制度，朝廷推出7万个官职，放到民间公开买卖。卖官市场的热卖商品主要为法官职位，全国有13个高等法院，人数编制2300个。由于法官穿长袍制服，因此有“穿袍贵族”之称。

今天的大部分欧美学者，对买官卖官采取理性中立的态度，不进行道德化审判。因为穿袍贵族总体上素质较高，能力不弱。

国王路易十四励精图治，淘汰尸位素餐的权贵，从平民里起用了一批优秀之才，内阁头号人物科尔贝（出身自布商家庭），第二号人物勒泰利耶（执掌陆军），第三号人物菲利波（执掌外交），均是穿袍贵族，祖上并不显赫。

不少佩剑贵族敌视国王，圣西门公爵经常在日记里抱怨人心不古，礼崩乐坏。当路易十四赐予私生子名分的时候，注重尊卑贵贱秩序的圣西门大惊失色：“这是对整个国家的蔑视……侮辱了所有血亲亲王……就其程度而言，是最莽撞、最可耻的大逆罪……比大逆罪还要黑暗、严重、可怕……”

波旁王朝前期，穿袍贵族还不能跟佩剑贵族平起平坐，在1614年的三级会议里，穿袍贵族坐在了第三等级的席位里，而不是贵族的席位。

夏尔·勒·布朗于1670年绘制的《掌玺大臣塞吉埃》，画中表现塞吉埃对自身“穿袍贵族”的优越感，在他身边的青年骑士每个都是血统纯正优良的“配剑贵族”，却要服侍中产阶级出身的塞吉埃。/wiki

到了下一个世纪，时代潮流浩浩荡荡，不少门第古老的家族接纳新兴阶层。托克维尔家族便是其中一个，托克维尔的母亲露易丝出身于穿袍贵族，露易丝的祖父马尔泽尔布是开明派领袖，他担任书报检查总长期间，庇护狄德罗等启蒙人士。没有马尔泽尔布的默许，《百科全书》没那么容易出版。

18世纪共有大约1万个中产人士（如果算上他们的老婆孩子就是4.5万人）脱离了平民身份，晋升为穿袍贵族。大革命时期，雅各宾派杀的人里，大半是穿袍贵族，这些人往前推几代，祖上都是平民百姓。旧制度虽然等级森严，但是上升通道没有堵死。

当然也有人严守秩序，瞧不起穿袍贵族，觉得他们没资格称为贵族，玷污了队伍的纯洁性。1732年法国设立“朝廷之荣”榜单，只有家谱追溯到15世纪以前的贵族，才有资格常伴君王左右，陪同他狩猎宴会，享受这份荣誉的有942个家族，而真正能做到这点的只有462个。

位列“朝廷之荣”的家族，站在社交圈鄙视链的顶端，这个群体内部联姻，除非遭遇重大财务问题，不会接纳有钱人进入圈子。

1781年又颁布法令，军官只能从佩剑贵族里招募，这项法案的背景是法国输掉七年战争，高层认为捐官制度要背锅，停止军衔买卖。

英法七年战争中的科林战役 (1757年)，当时的法国高层认为捐官制度是法国输掉七年战争的原因之一。/wiki

此前军队可以花钱买官，但是新政策转向另一个极端，要求军官必须有古老的骑士血统，“二代”“三代”不算数，必须四代之内全是纯正的佩剑贵族。国王觉得，将门之后总该比商人、金融家的孩子更会打仗。

客观上来讲，佩剑贵族里既有拉法叶特、拿破仑这样的英雄，也有纨绔子弟，把参军当成镀金履历的为数不少。塔列朗原本按照家族安排，要去军队镀金，因为腿部残疾，走路都不能正常走，只能去当教士。这项新法令排斥了有政治抱负、想建功立业的平民，后来大革命打破贵族垄断，涌现多位市民出身的猛将。

关于跨越阿尔卑斯山圣伯纳隘道的拿破仑的画作，拿破仑是典型的佩剑贵族。/wiki

不同身份的人，担任不同的官职，因此法国的行政体系饶有趣味。全国共分39个军区，军区总督为武职，按照惯例由亲王、公爵担任，而地方文职系统的督办官则通常为平民，国王任命没有后台、位低权重的人，来掣肘勋贵，这是百试不爽的帝王术了。

3. 为什么资本主义萌芽不在法国

尽管中产能通过买官跨越阶级门槛，但并不是所有官职都具备贵族资格，7万个可售职位中只有4200多个可以兑现为贵族身份，其余大多为皇家仓库管理员、海关文书这类芝麻绿豆大的吏胥。

以权谋私、贪污腐败的买官者肯定存在，不过，多数人买官是为了升级身份档次。每逢修路兴建工程，征发平民劳动力，官员就可以免于劳役，不用在工地搬砖。如果买到贵族头衔，不仅享受到免税等实惠，而且人脉圈子也不同了。

贵族可以在教堂坐最前排的位置，在剧院等场所拥有专门包厢，这些优先特权不是单纯的富人能享受到的。大革命的领袖安托万·皮耶尔·巴纳夫在十岁的时候跟他母亲看戏剧，母子俩无意中进入了一个包厢，这个包厢是省区总督给他贵族朋友预留的，剧院经理不客气地把她们赶了出来。凡人势利眼，媚高踩低，这是巴纳夫从社会上到的第一堂课。

卖官鬻爵的真正危害并不是贪腐，而是造成了崇尚浮华、鄙夷实干的氛围。中产阶级热衷于假造家谱，在姓氏里加入“德”，追认某某中世纪骑士为自家祖先，假造家谱成为一条灰色产业链，后来的革命领袖布里索、丹东、马拉年轻时都曾假造家谱，连雅各宾派头目罗伯斯庇尔也干过这事。

没想到啊，没想到，你浓眉大眼的罗伯斯庇尔也曾叛变革命。

那些已经上了阶级上升通道车的，又抓紧把门焊死，不让别人上车。之前提到的托克维尔的母亲露易丝尽管自己出身不高，却对血统非常看重，很不满儿子的婚姻，因为他娶了一个英国寒门女子。

按照当时的风气，跟外国贵族结婚没关系，但外国的平民就门不当户不对，露易丝都没参加婚礼。而托克维尔的死党好友博孟桃花运不错，娶到了拉法叶特的孙女，进入了法国最顶层的圈子。

法国迟迟发展不出资本主义，正是因为中产阶级里最有能力、最有理想抱负的人，脱离本阶级，跑去当贵族了。

讲述法国波旁王朝国王的电影《路易十四的死亡纪事》剧照

根据波旁王朝的法律，一旦当上穿袍贵族，就要放弃原有的生意。因为工商业活动有辱身份，根据上层社会的价值观，贵族只能管人，进行司法行政事务。做买卖、算账、吆喝招徕顾客是庸俗、不优雅的行为。

民主化程度较高的英国，贵族圈子反而要封闭得多，平民企业家、金融家想跻身上流社会，比登天还难。1688年光荣革命时，上院贵族只有160人，加上从男爵、骑士也不超过千人。威廉、安妮册封的新贵族比较少，汉诺威王朝起初滥封爵位，上院一看，阿猫阿狗随便什么人都进来了，我们的高贵血统要被玷污了，于是把贵族名额限制在184人以内。

1688年光荣革命是英国君主立宪制形成的重要事件，威廉三世（左）、玛丽二世（右）/wiki

英国更讲究贵庶隔离，中产的上升渠道更狭窄，于是英国企业家的自我意识相当强，他们信奉勤俭节约的工商业价值观，不在乎贵族那套骑士精神、宫廷礼仪。在法国，全社会都敬畏贵族，结果就是中产们丧失了自我意识。

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去英国旅游考察，发现：“商业已使英国的公民富裕起来了，而且还帮助他们获得了自由，而这种自由又转过来扩张了商业；国家的威望就从这些方面形成壮大了。”商业的发达与财产自由、人身自由和法治精神相辅相成。

在参观伦敦交易所后，伏尔泰感慨，不同宗教信仰的人为了商业利益而和平共处。他写道：“如果英国只存在一种宗教，我们就得担心暴政；如果有两种，它们就会互相残杀；有三十种，它们会和平共处。”

伏尔泰去英国正是得罪了法国最有权势的罗昂家族，年轻气盛的罗昂骑士在剧院里遇到伏尔泰，傲慢地问他：“伏尔泰先生，你的姓氏是什么？”想以这样的方式羞辱社会中下层背景的伏尔泰。

阿道夫·冯·门采尔所绘的《圆桌》（Die Tafelrunde）。腓特烈大帝的宾客齐聚在无忧宫的大理石大厅，其中包括伏尔泰（左起第三，坐者）/wiki

伏尔泰用一贯的机智辛辣，回答道：“骑士先生，我的姓氏是低微的，但我至少给它带来了荣耀，而骑士先生正在结束他的姓氏。”恼羞成怒的罗昂骑士，第二天派手下埋伏，用木棍狠狠地揍了伏尔泰一顿。为了躲避风头，伏尔泰远赴海外，他在英国感受到自由和法治。

英国的商人壮大，发起议会改革，争取选举权。自由贸易运动的领袖理查德·科布登（Richard   Cobden）早年丧父，幼年去首都闯荡，做过推销员、仓库管理员，最后来到曼彻斯特当一名印花布漆工，三十岁建起自己的工厂。科布登是自我奋斗的典型，他在个人能力外的资本等于零。因此他瞧不上依靠祖上余荫的世家子弟，多次拒绝宫廷封爵的赏赐，保持平民本色。

法国商人刚刚完成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就准备退出生意场，买个官当当，如果买不到官，那就买地、买政府公债。总之，做买卖低贱，像贵族那样双手不沾染俗物，才是高贵的活法。

也有人质疑这种风气，1775年马赛的一个中产人士说道：“我所谈论的商人，他们的地位远不及最古老的贵族或者最高贵的贵族，但在我看来，他们的德行、才能、进取心以及他们的财富对于国家的贡献都是无与伦比的……”可惜，这种声音太微弱了。

法国一切以权势为导向。大革命之前，乡村有一批农业致富的人，用现在的话讲，就是种田小能手，靠着机灵勤快发了财。这个群体的数量大约为60万人，有的家里用银器、金器，生活水准跟贵族差不多。

但是他们光有钱没地位，农民敬畏领主老爷，但不会敬畏种田小能手。城里的商人工厂主也一样，没有政治分量，所以中产阶级打破了头要挤进体制内圈子。在法兰西的土壤，资本主义萌芽无法长大；而在英国，资本主义萌芽能长成参天大树。

在英国，中产阶级不必畏惧权贵，任何人都能通过勤劳努力或者聪明才智获得尊重，蒸汽机改良者、制造业领头羊斯蒂芬逊死的时候，他家乡各条河流上的所有船舶，停航致哀。正是这种鼓励实业的社会价值观，在19世纪把英国打造为世界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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