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新民说iHuman（ID：xinminshuo），摘选自《流变的家庭：转型期中国农民家庭秩序的多重面孔》，作者：李永萍，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2022年1月19日，北京新增1例核酸检测阳性者，诊断为新冠病毒无症状感染者。流调信息显示他经常每天从凌晨打工到天快亮，足迹快要布满整个城市各个装修工地，经常到了凌晨才收工，被称为“流调中最辛苦的中国人”。这份流调行程，让大家看到了一个普通人的不易，为了生活拼尽全力。

在采访中这位无症状感染者说，他来自河南农村，一直在威海做海员，休渔期出来打零工补贴家用。从农村到城市打工，似乎成为大多数农民的选择。在过去十几年里，武汉大学社会学者李永萍通过驻村调研考察，挖掘潜藏于乡野日常下农民的生活逻辑及家庭的内在机制，以大量的第一手材料为依据，抽丝剥茧地梳理了转型期中国农民家庭秩序的嬗变。今天这篇文章，就是论述在打工经济兴起之后，背井离乡出门讨生活的打工人们，还有一丝丝留给自己的闲暇时间吗？以及这个疑问背后隐藏的乡村公共空间的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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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打工经济兴起之前，乡村社会仍然是一个农业社会， 农民主要从事农业和副业生产，家庭收入也主要来自农业和农村。在这一时期，农业机械化程度很低，务农主要依靠肩挑人扛，虽然农业生产具有很强的季节性特征，但此时主要依靠人力和畜力，因此农业生产的时间相对较长。

并且，在完成主要的农业生产之后，农民还要从事副业生产，几乎天天都要干活。虽然干活的强度不一定很大，但农业和副业生产基本占据了大部分时间，因此，这一时期农民基本上没有专门的闲暇时间，但并不代表他们没有闲暇的需求和体验。

实际上，在传统的农业社会中，农民的闲暇嵌入日常生产生活之中。此时农民并不闲，但却并不影响他们获得闲暇的体验，他们可在田间地头、在日常的相互交流中体验闲暇。因此，在传统的农业社会中，农民的闲暇具有以下几个突出特点：

其一，农民缺乏专门的闲暇时间，但依然能够获得闲暇的体验；其二，农民的闲暇嵌入日常生活之中，具有弥散性的特点，闲暇不是聚集于某个特定的空间或聚焦于特定的事件，而是弥散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其三，嵌入日常生活的闲暇能够产生公共性，因此，农民的闲暇不仅具有消遣性，而且闲暇的过程还具有价值生产能力。

总体来看，在传统的农业社会中，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是相互嵌入的，村庄公共生活与农民私人生活之间也是相互嵌入的。闲暇并没有从农民的日常生活中剥离出来，如此才能在闲暇的同时产生能够统摄个体之“私”的村庄公共性。在此意义上，闲暇并不仅仅是为了让农民消磨和打发时间，还能通过相互之间的交流产生村庄公共性。因此，闲暇在村庄社会和农民的生活中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要以农民的生产生活为基础，如此一来，农民的闲暇才是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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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现代化进程中，伴随着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乡村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农业机械化和现代化程度的提高，极大地压缩了农民用于农业生产的时间，进而释放出大量的空闲时间。此时部分农民会选择外出务工，但仍然有部分农民因为各种原因不能外出务工，他们有大量的时间需要在村庄社会中度过。

与传统农业社会相比，现代社会中农民的闲暇具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农业机械化的普及使得农民有了更多闲暇时间。第二，农民的闲暇逐渐从生产生活中抽离出来，日益聚集于特定的空间（比如小卖店）和聚焦于特定的事件，闲暇的娱乐性和消遣性色彩愈益浓厚，公共性日益萎缩。第三，在打工经济的影响之下，农民在打工过程中的闲暇主要受制于工业化生产逻辑的支配，缺少与村庄生活的关联和互动，具有很强的消费性。第四，现代社会中农民的闲暇时间和闲暇方式增多，闲暇体验却并非一定获得提升。

总体来看，在传统的农业社会中，闲暇嵌入日常生产生活之中，农民不需要通过一个特定的空间来获得闲暇。而在当前的农村社会中，闲暇逐渐从农民的生产生活中分离出来，由公共性向私人性转变，农民需要通过新的方式和载体获得闲暇，村庄内部也逐渐形成专门供农民享受闲暇的空间。

笔者在东北农村调研发现，当地农民的闲暇时间主要在村里的小卖店度过，除此之外，就只能在家或与亲密的人进行一定的交流。当地的小卖店功能非常齐全，农民既可以在其中购买各种日用品，还可以在里面打牌、聊天、打台球等，对于当地农民而言，那是一个娱乐空间，没事就喜欢去小卖店看热闹。

然而，小卖店这类公共空间并不能产生公共性。农民在小卖店里主要是为了休闲、娱乐、消磨时间，他们会高谈阔论，但谈的都是一些无关痛痒和不涉及价值评判的事情，比如农业种植、天气、小孩教育等，不会谈论别人的家事和私事。因此，当地村庄虽然有专门用于闲暇的公共空间，但是村庄内部并没有产生较强的公共性，这与传统社会中缺乏专门的公共空间，但村庄内部却具有较强的公共性之间构成鲜明的对比。

伴随着村庄公共空间的演化和农民闲暇的变化，如何安顿农民的闲暇成为一个重要问题。实际上，在不同区域农村，由于村庄社会结构和农民生活逻辑的差异，农民闲暇的方式和载体在当前也存在较大差异。

在宗族性村庄，村庄的结构性力量相对较强，且村庄内部仍然有很多公共事件和公共活动需要所有人参与其中，比如祭祖、修族谱、各种庆典活动等，这可以吸纳农民很大部分的 闲暇时间。因此，在宗族性村庄，农民的闲暇生活仍然非常丰富，并且仍与其日常生活高度相关，对村庄公共性有促进作用。

而在原子化地区，当闲暇的生产生活基础被抽离之后，闲暇生活日益遁入私人生活领域，农民要么是在私人的亲密小圈子中享受闲暇（如各种趣缘群体），要么是在类似于小卖店这种不能产生村庄公共性的公共空间中消磨时间。其中，同是原子化地区的川西平原和东北农村农民在闲暇上具有不同的特点。

川西平原的农民在闲暇时爱好社会交往，而当地较为发达 的基层市场体系使得农民的闲暇需求获得很大程度的满足，他们在集市和茶馆中获得闲暇的体验。可见，川西平原农民的闲 暇具有很强的生活性，闲暇本来就是一种生活需求。

在东北农村，丰厚的农业剩余使得在村的农民相对较多，他们具有交往和娱乐的需求，从而孕育了小卖店这种专门消磨时间的公共空间，其闲暇具有更强的娱乐性和消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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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在现代社会中，农民不管是在城市务工，还是在农村务农，都面临如何安顿闲暇的问题。笔者以为，农民的闲暇在当前之所以会成为一个问题，关键在于他们的生产活动与日常生活相分离。

在农业社会中，农民的生产与生活高度嵌入，生产活动也是一种生活，在生产的同时获得了闲暇。并且，在农业社会中，农民更加具有主体性，在生产农产品的同时，也生产了生活的意义。而在工业社会中，农民工生产了产品，但产品的生产与生活意义的生产是分离的，他们在其中是处于相对被动的角色，是流水线的一员，主体性较弱。

农业劳动与工业劳动的本质差异在于，农业劳动是可以包容闲暇的，而工业劳动、工业流水线则需要高度规训，是排斥闲暇的。因此，在工业社会中，农民工需要通过别的方式来获得闲暇的体验，而消费往往就成为其释放闲暇的主要方式。并且，只有通过消费的过程，他们才能找到劳动的价值和意义。这成为现代社会孕育消费主义的主要动力。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中国的农民工而言，他们在进城务工的过程中并没有完全被消费主义所裹挟。我们在调研农民工群体的过程中，可以清晰地看到他们自我成长和自我成熟的过程。

结婚之前，年轻的农民工一般都是“月光族”，在工作之余吃喝玩乐，体验城市各种新奇的消费方式；而一旦结婚，尤其是有小孩之后，他们的消费观念就会发生很大改变，开始有攒钱的想法，并且尽量减少在城市中的开销，尽最大可能积攒资源。可以看到，正是因为有了家庭的责任和负担，有了家庭和村庄的支撑，中国的农民工在外出务工的过程中才没有被消费主义裹挟。

在当前的乡村建设中，如何安顿农民的闲暇，如何让农民获得有价值、有意义的闲暇体验，是一个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问题。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新民说iHuman（ID：xinminshuo），摘选自《流变的家庭：转型期中国农民家庭秩序的多重面孔》，作者：李永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