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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2-21 09:44
骑着外卖车的富士康工人,决定把家安在深圳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刺猬公社(ID:ciweigongshe),作者:陈梅希,编辑:园长,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过完年的深圳北站,返工的外乡人被一趟趟列车从家乡载回。


很少有人不带行李。年轻人大多拖着拉杆箱,滚轮偶尔滚过不平整处,发出卡拉卡拉的响动。一些年长的旅客会选择蛇皮袋,红色格纹经典款,开口处被拧过好几圈后从身前拽着,包裹搭在后背。


打工人很像候鸟,深圳就是他们的南方。只是一起排队做完核酸顺利出站后,这些候鸟会飞到不同地方。


互联网从业者大多要飞到南山区,那里聚集着众多互联网高新企业,租一个十平米的合租房大概要3000块钱,咖啡品牌正在扎堆入驻。——那是大众视野中最熟悉的深圳,高楼大厦,便捷快速,加最狠的班,赚最高的薪资。工人大多会留在高铁站所在的龙华区,这里聚集着众多大型工厂,在工厂边的城中村里,租一个单间的预算是500块钱。


人们时常关注工人在流水线的8到10个小时。在这个时间和空间里,工人是一种符号,通过流水线上的工作,组装起经济发展的齿轮。辛勤被赞扬,枯燥被批判。


剩下的十几个小时,工人离开工厂,回到生活空间,开始自己的B面人生。


图源作者


一、先有了工人,才有工人村


下午6点多是富士康工人的第一个下班高峰。成群结队的男男女女们,从富士康龙华园区西门走出来,沿着清泉路直行几百米,在斑马线处分道扬镳,像一条小溪分成两个支流。——斑马线两端,分别是瓦窑排村和伍屋村的出入口,这两个距离富士康龙华园区最近的城中村,承载着大量富士康工人的生活需求。


流动水果摊的老板当然不会放过人流高峰。五点半刚过,卖芒果和车厘子的三轮就占据斑马线一头的有利地形,等待工人们的到来。


两辆三轮车用小喇叭轮番播放广告,台词却像是一个模板里套出来的。“可甜可甜的芒果,10块钱5个啦。”“可甜可甜的车厘子,19块8一斤啦。”不知道是谁抄袭了谁,还是根本就是一家生意。


临近6点,水果摊前聚的人越来越多,大部分都在芒果摊前。十米开外的水果店也卖芒果,个头更大,品相也更好,称重计价,1个就要8块多,确实不如10块5个的小芒果划算。车厘子摊前,少数几个客人自己取来塑料盒,从摊开的纸箱子里精挑细选。


很多下班回来的工人,脖子上还挂着富士康的工卡。大部分工卡系着蓝色带子,卡面也是蓝白色调,和腾讯工卡长得很像。只有少数年轻女孩会把工卡带换成印着卡通图案的黄色或粉色,在千篇一律的工作里,这是她们少有能发挥创意的地方。


没有人觉得带着工卡有什么奇怪的。住在附近几个城中村的,要么是富士康的工人,要么是富士康的工人家属,大多都是同事。工卡既不是一种身份的象征,也不是一种认同的由来,在刷卡的瞬间,它负责切换富士康工人们的白天与黑夜、工作与生活、A面与B面。


富士康园区里提供宿舍,但还是有很多工友宁愿每个月多花几百块钱,在附近城中村里租一个小单间。离开园区的大门,意味着拥有一个新的生活空间,哪怕这个新空间距离工厂只有几百米。


图源作者


和大部分城中村一样,瓦窑排村的楼房密密麻麻编织在一起。除开临街的两排,其他楼房之间的间距都不足一米,如果走道中间停了辆电动车,还得错身才能挤进去。这样的建筑群,在中国有一个专有称呼,握手楼——因为楼间距太小,打开窗户,你甚至能和隔壁楼的住户握手。


从一个闯入者的视角来看,成片握手楼最强烈的特征在于阳光的稀缺,整个瓦窑排村都是阴凉的,尽管深圳在这个下午晴空万里。密密麻麻的建筑里,阳光的计量单位是条。如果在两排楼房间站定,向出口处望去,会远远地看到一条阳光从尽头传递进来。


以条为计量单位的阳光,图源作者


小时候用麻将模仿电视里的多米诺骨牌,如果麻将挨得太近,推第一块时就会卡住。站在瓦窑排村正中央,四周的楼房就像是排得太密的多米诺骨牌,无论从哪里开始推,它都一定会停在第二块。


瓦窑排村里有很多沿街的铺面,村外常见的连锁快餐店,村里一家都见不到。多的是夫妻俩开的小店,做粉面、盒饭、糖水、烧鸭或者现炒生意,价格比连锁快餐店低三成左右。


理发铺子一般靠着边角,价格统一都是10元;水果店是村里规模最大的商铺,这个季节,门口大多摆着两个白色泡沫箱,一个装10块3斤的沙糖桔,另一个装切成段的紫皮甘蔗。


图源作者


即将到来的下班人群让工人村从沉寂中苏醒,最早醒来的是饭店的油烟味。靠近西门的盒饭店占据着有利地形,早早把菜品备好,门口挂的红色广告牌褪色大半,但关键信息还清晰可见:“8元一荤,10元一荤一素,米饭任打,赠送例汤。”


紧接着醒来的是握手楼里的炒菜声。肉和蔬菜倒进油锅,兹拉的声响从四面八方传来,随后是各种调料杂糅在一起的香味。握手楼隔音不好,在街上走着,哪家哪户开始炒菜了,都能听得一清二楚。


照得到阳光的房顶冬天还在开花,图源作者


湘赣小炒店里,没开学的“小老板”正在帮忙给客人上菜打饭。八九岁的小男孩,坐在离厨房最近的桌子边,桌上的手机停留在抖音界面。“小老板”熟练地把白米饭打包到一次性餐盒里,等到装袋环节,才抽出空来滑动一下手机屏幕,中断循环播放的短视频音乐。


如果厨房窗口有动静,“小老板”就会停下手里打包的动作,先转身接过餐盘上菜。六点过后,回村的工人们让小炒店热闹起来,“小老板”一个人在前头,又要给人找座,又要打饭上菜,又要打包外卖,显得有些忙不过来。


等一轮事情做完,“小老板”在店里扫视一圈,接着向我走来。


“你要打米饭吗?”一开口,“小老板”带着广东口音,不知道是从小生活在这里的缘故,还是这家湘赣小炒本就由广东老板经营。


桌上摆着一盘青菜炒饭,可能是加了酱油,他在远处没认出来,误以为是自己忘记给我打饭。走到跟前,我指着炒饭跟他讲已经上过主食,“小老板”不好意思地笑笑,又回到厨房窗口的“工位”。先前进的客人已经落定,新点的菜也还没炒出来,他拎起打包好的饭菜,一阵风似的跑出店去。


来小炒店吃饭的大多是一个人。沉默地进店,沉默地落座,沉默地扫码点餐,然后打开短视频软件,动感的背景音乐打破沉默。起初人少,每个人进来各找一张四人桌落座。后来空桌子不够了,只能拼桌,后进的人和先进的人对角坐着,各自刷各自的手机。


难得有三个人结伴进店,走在最前头的一手拎着红荔牌红米酒,一手拎着一袋卤味。等待上菜的间隙,纸杯里的酒已经满好,三个人用方言热切地聊着些什么,大概是老乡工友间的聚餐。


“小老板”给我上菜时,一个大伯进门坐在我对角,他是小炒店里少有不刷短视频的客人。直到他把手机推到我面前,问我为什么不能付钱,我才知道这十几分钟他一直在和下单小程序做斗争。


大伯搜索土豆,从搜索结果里选完一道土豆片炒肉后,页面上却没有出现下一步操作的按钮。我接过手机一阵滑动,才发现要回到首页才能下单。十几秒后,收银台传来机械的女声:“支付宝到账12元。”


先有了工人,然后才有工人村。富士康、比亚迪等大型工厂的出现,让周边大量城中村成为热门房源;涌进城中村的人则带来衣食住行方方面面的商机,以村为单位,形成自成一体的商业生态。


如果一个外来客的探寻止步于此,或许会被工人村里浓郁的生活气息打动,为低廉的物价、炒菜的锅气、逼仄空间下接近乡土时代的邻里关系而感到雀跃。但只要稍作探究就能发现,没有人愿意做工人村的留鸟,贫穷和告别贫穷仍是这里永恒的母题。


在深圳,这一母题有了具体的故事情节:搞钱。


二、多做一份工


王文和潘飞是广西老乡,也是富士康观澜厂区的同事。两人在深圳相识,到今年为止,王文已经在富士康呆了11年,潘飞年轻一些,也呆了8年。


王文是某条流水线的线长,负责给五金元件冲洗,组里有十来个人,算是个小领导。2020年之前,王文的富士康生活几乎没有变过。“这么多年做的都是一样的事情,冲洗完了就给下一条流水线。哪有什么技术含量,你过来培训一天马上就能做。”


在老家广西,妻子带着三个孩子生活。小孩子每年都有变化,远在深圳的王文是通过花销感受到的。小孩子长得很快,新买的鞋子,过一阵子就不能穿,要花钱买新鞋子做新校服。


和迅速长大的小孩相比,王文的时钟好像停滞了。他伸出左手,掰着指头细数以前每天的生活:早上7点50上班,下午6点50下班,回家打游戏或者玩,睡一觉,第二天继续上班。一周上六天。


王文悟性好,两年就在富士康做到线长,工资比一般工人略高。前几年顾着玩,台球厅、KTV、网吧,城中村附近的店一个不落。等到一眨眼,小孩长大,吵着要上培训班,王文才懊恼,之前几年为什么没有好好攒钱。


小孩长大,父母年迈,“搞钱”的目标迫在眉睫,2019年底,王文开始寻找下班以后能兼职干的副业。那一年,外卖行业已经很发达,王文看周围有同事赚到钱,也下定决心开始当兼职骑手。


任何行业都有门槛,做骑手的第一个门槛是一辆电动车。王文和两个工友一起去店里看车,回来的时候每人都骑了一辆。


在工人村,外卖电动车随处可见,图源作者


第二个门槛则是方向感,跟王文一起入行的工友,只干了几天就把车卖了。“他老是迷路,找不到商家也找不到送餐的地方,老是赔钱。1800买的电动车,后来1500又卖出去了。”


大多数工人刚开始跑外卖时都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城中村单间一个月的房租400多,买一辆电动车等于花去好几个月的房租,所以一开始大家都会选最便宜的。但便宜也意味着续航能力差,好多新骑手都吃过亏。


王文当骑手的第一天,就因为遇到电动车没电而着急上火。“那天晚上我送最后两个单子,结果刚到店里就没电了,老板给我算了一下,如果我取消订单,那天就只赚1块钱。”老板好心,把自家电动车借给他,订单延迟两个小时才送到。“好在那个顾客也没投诉我,就跟我说本来是当宵夜吃的,现在变成后半夜了。”


几乎每个骑手都是从菜鸟成长起来的。


潘飞入行比王文更早,第一天接单,他以为订单要按顺序,取一个,送一个,再取下一个。结果一来一回,第二个订单超时,还没赚到钱,就先赔10块。


讲起菜鸟时期出过的洋相,潘飞显得很有兴致:“我那时候不熟线路嘛,一个没注意就开到高架上去了。我一看边上的车怎么这么快,不太对呀,然后才发现自己在高架上。下也下不去,只能硬着头皮开到前面一个口下去。”


附近骑手们有一个微信群,大家知道潘飞不小心开着电动车上高架,都在群里拿他寻开心,问他驾照怎么考出来的。结果没多久,甘王文自己也不小心上了趟高架。“真的一不注意就开上去了,我赶紧打双闪,下车倒着推下去的。”


所有订单中,骑手们最不愿意送的是蛋糕,特别是那种双层的,上面还有卡通人物摆件的。城中村附近路不好走,上坡下坡多,路面也颠簸,载着双层大蛋糕,如果不小心蹭掉奶油,一天赚的还没蛋糕钱多。


王文说,有次他接到一个蛋糕派单,一看蛋糕要300块,直接把车子停在一边,走着给客人送过去。奶茶倒不算难送,只是要小心一点。“挂在车把手上面嘛,不要洒出来。”


最喜欢的订单是“三胞胎”。这是骑手间的黑话,有些用户会连着点好几单,都是同一个商家,送到同一个目的地,如果恰好派到同一个骑手那里,就可以只跑一趟。“双胞胎”和“三胞胎”对骑手来说是难得的幸运。


从菜鸟时期坚持下来,王文和潘飞都开始尝到赚钱的甜头。少的时候几十块钱,多的时候一两百,每个月兼职做骑手,大概能额外增加三千块钱收入。


三千块钱,对于王文来说,是每个月打回广西老家的生活费;对于女儿刚满1岁的潘飞来说,是一家三口每个月在深圳的开销。算上这笔钱,在富士康拿到的薪水可以存下大半。


对于很多工人来说,进工厂和送外卖并非是唯一的选择。对于像王文这样需要养家糊口的人来说,两样全部都需要。近日,饿了么发布的《2022蓝骑士发展与保障报告》中就提到,外卖配送上线时间、接单时间较为自由,成为新业态劳动者的副业选择。在调研中,四成骑士表示有本职工作。


数据也印证了这一点,2020上半年,美团平台上近四成骑手有其他工作,其中28%为工厂工人。同年的蓝骑⼠调研报告显示,56%的骑手有第二职业,其中21%为技术工人。


很多兼职没有性别之分,他们所在的大水坑村,被称为大神的是一位女骑手。潘飞说大家会看她发的抖音,会有人在底下评论:“怎么好久没看到你炸街了?”


多做一份工,作息也变得跟以前不太一样。6点50下班之后,王文和潘飞需要先回家吃饭换衣服,再骑着电动车出门,接单到晚上11点多。


王文所在的小组有十几个工友,大概一半人都在跑外卖。但跑外卖不是他们的唯一选择,文字能力好的,会在网上写点文章赚钱;能说会道的会做短视频博主;还有一些兼职集中在线下,下班之后去超市当售货员,或者从工厂里拿材料回家串珠子做假花,按件计费。


王文也在寻找别的机会。


见面当天,他临时说要推迟一个小时,因为跟朋友抽空去另一个区打听网约车司机和代驾行业,回来路上耽搁了点时间。


网约车司机的入行门槛是车,如果自己没有,就要管公司租车,一个月的租金4千多,显然不适合兼职;代驾的订单集中在后半夜,可能会影响在富士康的白班。打探一圈,王文觉得还不太适合现阶段做,如果之后自己买车,兼职做网约车倒是个不错的选择。


王文不是没有考虑过离开工厂,像那些网约车司机一样,一天跑16小时车,每个月赚1万多。但眼下,他和潘飞都需要保障收入的稳定性,在工厂里赚一份工钱,再找一份兼职,是风险性更小的选择。


富士康也有做短视频成功的,潘飞所在的园区就有一个,他扭过头去对着王文说:“昨天我听有个人说他那一栋楼办公室有个女的,30万粉丝。别人直接就不干了,直接就出去带货,一天几千块钱。你说这真的,一个人有三四十万粉丝很厉害的。”


羡慕归羡慕,哥俩也觉得写文章和拍视频都需要天赋,王文的组长胡军就是潘飞眼里有天赋的人。“有时候像我们做错了东西,要给人家回复一个原因对策,这也是他去弄,你要编一个让别人看得下去的,对不对?我们搞过来都不能看。”


下班后胡军送外卖,图源受访者好友


电动车买完没多久,因为照顾媳妇待产没有时间跑单,潘飞把车借给胡军,胡军成为组里比较早吃螃蟹的人。除开跑单,胡军还要更新短视频和自己的头条号,内容大多是记录工厂生活、记录跑单情况,有时候也发发牢骚或者给自己加油鼓劲。


身兼多职让他的B面人生更加丰富。白天下班和晚上开始跑单之间,胡军每天要挤出半个小时拍视频,发视频和写文章被安排在晚上送单的间隙。他也不知道什么样的文章能火,有时候文章突然被推荐了,会有几百个人给他点赞。虽然赚的钱很少,但他很开心:“就有一种成就感。”


在深圳,我没有见到胡军,等他从老家过完年回到深圳,我在头条号上看到他辞工的消息。一起被晒出的还有富士康15周年纪念牌和离职申请书,上面的入职时间是2005年。


图源胡军头条号


胡军原本打算回老家去,两个孩子都在老家,妻子一个人带不过来。“大儿子上三年级了,正在叛逆期。”在富士康交够15年社保,胡军觉得,至少年纪大以后有个基础保障。


但主管的挽留正让他犹豫。是回老家白天送快递晚上送外卖,还是留在深圳,胡军还没有下定决心。


三、一年一个小目标,工人版


算上下班之后的兼职,有副业的工人生活算不上轻松。有时候,王文也会想,自己这样像不像一个赚钱的机器。


白天做着单调重复的事情,晚上还要接着跑订单,没有停下的时候。但这样的想法只是很偶然地出现,大部分时间,他都提醒自己要向前看。他说自己玩也玩够了,现在这个年纪,就得多赚点钱,再拼一把。


B面的人生也不尽然是苦的。人类毕竟是一种群居生物,除了赚到钱,抱团取暖让这些打两份工的人得到慰藉。


跑外卖有闲时和忙时,没有单进来的时候,王文和潘飞会和其他闲着的骑手聚在一起唠嗑。“没单子就在群里发一个定位,有可能谁看到以后发现,哎,跟我离得挺近的,就会过来聊聊天。”潘飞比王文小5岁,性格更外向,讲起话来会带入情境。


把路跑熟以后,骑着电动车兜风变成一件挺开心的事情。王文说,跑过一段时间单以后,如果好几天不跑,反而会心里觉得不爽。“第一个不爽是因为不赚钱,第二个是因为呆在家里也没事情,出去转一转的话你上下心情就会很爽,也不会想别的。”


为了不让自己不爽,没单的时候,王文会骑车出去兜风看风景。有时候把车停在村里电动车店门口,跟其他骑手聊天,顺便看老板修车。说是打发时间,其实也在偷师,为的是以后电动车坏了自己能修。


 空闲时间兼职送外卖的工人,图源受访者好友


王文其实很擅长学习。


刚到工厂两年,王文就升职为线长。后来的十几年,他又陆续学过吊车,为兼职赚钱考下过特种作业操作证。因为在富士康负责冲洗五金配件,他还曾经考过危险化学品管理证,一些化学公式看不懂,流水作业的时候在背,下了流水线还在背。


不久之前,他去考网约配送资格证,和富士康的一个课长同一批次。考试成绩前30名的骑手有奖金,王文排第19名,拿到了300块钱。


初中毕业那年,王文原本可以去一个五年制大专的药剂专业,但他当时对念书实在没有耐心,一头扎进工厂打工,这是他一直以来的遗憾。“我都有点后悔,那时候没去读书,起码也应该再学一个专业。考证你学的东西都是基础,考题那些都是很精准的,没有经验也还是弄不了。”


王文的大女儿今年9岁,上小学三年级,已经知道爸爸离开家意味着什么。今年春节结束,王文返回深圳前,大女儿问他,能不能不要去。王文只能劝慰女儿:“我要不去,你那衣服玩具,学校的校服,都没有了。”


这几年,王文和弟弟一起用打工攒到的钱在老家买地皮盖楼,剩下外墙和三层还没装修。今年,他的小目标只有两个,第一个是把外墙装修完,第二个是买一辆车。完成这两个小目标,大概需要攒十万块钱。


潘飞坐在他隔壁,一边扒虾一边打趣:“3个小孩子,一起出去玩摩托车上都坐不下。”


这确实是王文着急买车的理由。算上老婆孩子,一家五口人,出门是件麻烦事,不管去公园玩还是回孩子外婆家,带上这个又带不上那个。


为达成搞钱目标,王文每个月留给自己的预算是1000块钱,其中包括500块的房租。平台对兼职骑手的工作时间没有强制要求,很多工人碰到下雨天都不会接单,但王文会。“下雨天,配送费会涨啊,做一单比平时好几单都高,”他指着一旁的潘飞说,“像他就不会出去啦。”


潘飞的女儿今年一岁半,从出生开始就跟爸爸妈妈一起住在富士康观澜园区边的大水坑一村。一家三口住单间太拥挤,潘飞每个月花720块钱租下一室一厅,在附近的工人村,这是比较高的价格。


一岁半的小姑娘跟爸爸很亲近,潘飞从厂里下班回来吃完饭,女儿知道爸爸回家了,就会跑过去抱他一下。吃完饭,潘飞接着出门送外卖,回家的时候女儿已经熟睡。


到这一代,很多工人会孩子带在身边。潘飞住的一整层楼,只有两户人家没小孩,平时各家的房门都开着,大大小小的孩子四处串门跑成一团。“哪里有玩具就到哪里,反正一玩都扎堆过去玩,不是在这里玩,就是在哪里玩。”


 村里小孩经常在台阶上跑来跑去,图源作者


潘飞今年的小目标也是攒钱,为的是女儿能继续留在深圳。因为暂时没有深圳户口,潘飞打听过几家私立幼儿园,每个学期的学费在6千到7千,一年就要1万多。他讲起一个老乡最近刚刚成功落户深圳,小孩可以上公立学校。如果一路从公立幼儿园念到公立中学,可以节约很大一笔开销。


比起其他几座一线城市,深圳的落户要求不算严苛,潘飞在富士康多年,攒下不少社保积分,但想要落户还差最重要的一环:他需要自考一个本科学历,来给落户积分加码。


眼下,他得先攒学费和生活费,暂时没有功夫准备考试。“等小孩上幼儿园,我老婆也会去工作。去超市当收银员或者管货架,一天就做8个小时。”


潘飞在为长久地留在深圳做打算,而王文则计划着再做几年就回广西老家。小孩在一天天长大,除开做新校服交钱的时候,他很少能直观地感受到这种成长。这几年,他逐渐感受到缺席带来的情感缺失是不可逆的,送单间隙和家里视频时,他发现小孩不怎么跟他互动。


“你很难两头顾的。”王文几乎一刻也不停歇地在往前跑,为的是尽快回巢,“你在这好几年,小孩(的成长)始终是会错过的。”


等到完成今年的小目标,王文打算再干一阵,攒一点钱以备不时之需。之后就回老家,跟着亲戚干挖掘机,他打听过,一个月也能挣七八千。


潘飞打算一直留在深圳,让小孩在大城市长大。他虽然嘴上抱怨女儿是附近有名的哭鼻子大王,但女儿的陪伴,显然让他少了很多焦虑。他坚信女儿留在大城市,会比呆在老家更外向自信,身边也有很多人这样做。


前几天下班回村,潘飞看到邻居家一个5岁多的小女孩在哭,因为从小跟她一起长大的朋友要搬家,去新家附近上小学,小女孩不舍得。“他们两个都是5岁多一点,一直一起玩的,就叫她不要走。哭得很凶,我晚上(送完外卖)回来还在哭。”


周日下午四点,结束访谈后的王文和潘飞准备开始跑单,我的拜访让他们把工作时间推迟了几个小时。潘飞用他的外卖车载我回大水坑村,那是他们的居住地,也是接单的大本营。


这是我第一次坐外卖车,贴着大LOGO的外卖箱硌着我的后背,潘飞熟练地拐过几个弯,在一堆电动车和行人之间腾挪。路面确实如他先前所说的那样不太平整,为防止自己被颠飞,我伸手抓着车尾用来固定外卖箱的栏杆,脑子里却在倒腾两件事。


第一件事,是那个传说中白天播着音乐“炸街”的女骑手,应该挺酷的。


第二件事,是如果我现在是一个双层蛋糕,确实可能会被颠翻在盒子里,难怪王文要把车停在一边,步行两公里送这个订单。


 大水坑二村鲜艳的路牌,图源作者


潘飞在大水坑村住满八年,不用扭头看,也能知道自己在什么位置。他频繁地向我介绍。先是学校,左手边是一个小学,右前方是一个刚建好的幼儿园;再是传说中有400多栋楼的大水坑三村;经过电动车店时,他靠边停下来,告诉我这就是他们等单子时呆的地方。


大水坑比瓦窑排村大得多,人更多,楼更多,商铺也更多。潘飞一路开,碰到订单多的店铺会着重介绍。三村十字路口新开出一家沪上阿姨奶茶店,是最近附近外卖圈的后起之秀,我们经过时,门口有两三个骑手正等着取餐。


开到一村入口,潘飞指着面前的楼告诉我,他家就住在这里。


这栋楼在村子最外围,整面墙都能照到阳光,楼的东侧还装着一整面反光玻璃窗,在傍晚显得金光灿灿,跟周围四四方方的握手楼相比,好看得出挑。我夸他会选地方,潘飞停下车,笑着说:“这就是它要700多一个月的原因啊。”


小孩子的声音让城中村变得热闹。在离潘飞家不远的一条小巷,几个小孩坐正在盒饭店门口帮忙削皮,脚边的藤编筐里,削好皮的土豆和胡萝卜堆成小山。


有一个小男孩的爸爸在国外打工,此刻,话题焦点是他爸爸到底在哪个国家,他们用普通话交流,基本已经听不出乡音。手上的活不停,许多国家的名字相继出现在这场讨论中,美国、日本、韩国、朝鲜、甚至苏联,削皮的小孩们可能把认识的国家数了个遍。


一个看起来年龄稍大的男孩子忍不住笑话他的朋友:“笨蛋,苏联早就解体了。”


应受访者要求,王文为化名。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刺猬公社(ID:ciweigongshe),作者:陈梅希,编辑:园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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