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是一本现象级的全球畅销书，作为一本600多页、充满了数据与图表的学术著作，它在全球30多个国家卖出了超过220万本，皮凯蒂本人也一跃成为经济学家中类似于摇滚巨星式的人物。

皮凯蒂之所以成为“现象”，很大原因是因为他在恰当的时间提出了恰当的问题。他也引发了不少争议，在汇集众多学者评述皮凯蒂现象的《皮凯蒂之后》一书中，经济学家罗伯特·索洛旗帜鲜明地支持了皮凯蒂的观点，但对皮凯蒂开出的药方仍然充满疑问。

顶层人群的收入超过其他人群的内在趋势，不能被某些小修小补逆转。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巴伦周刊 （ID：barronschina），作者：罗伯特·索洛，本文编辑：彭韧，原文标题：《皮凯蒂是对的，贫富差距还会加大｜巴伦读书会》，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自20 世纪70 年代以来，美国和其他国家的收入不平等状况都在恶化，其中最显著的一点是富人与其他人群的差距在不断扩大。这一不祥的反民主趋势最终引起公众关注并成为政治议题。如果对此有什么理性和有效的应对政策，那必须基于对不平等加剧原因的正确理解。

目前的讨论发现了若干可能的因素：实际最低工资水平萎缩；工会力量与集体谈判机制衰退；全球化与来自贫穷国家的低收入工人的竞争加剧；技术和需求变化导致中层工作岗位减少，劳动力市场走向两极分化，一边是顶层高素质高技能群体，另一边是大量缺乏教育的底层低技能群体；等等。

以上各种可能因素似乎都反映了一部分真相，但即使将它们结合在一起，似乎也不足以提供令人满意的答案。对这些因素的分析至少存在两方面的缺陷：

• 首先，它们没有回答真正的关键问题，即顶层1% 收入群体同社会上其他人群脱节的趋势；

  
  

• 其次，它们带有某些外来的偶然特征，而美国、欧洲和日本等发达经济体在40 年来普遍存在的趋势更有可能源自现代工业资本主义的某些更深层的作用力。

此时我们迎来了皮凯蒂，一位年仅42 岁的法国经济学家，他填补了这样那样的缺陷。我认识一位知名的数学家朋友，他最喜欢用“严肃”一词来表达赞美，“某某是位严肃的数学家”，或者“这是幅严肃的绘画”。现在，皮凯蒂带来了一部严肃的著作。

它同时也是一部长篇巨作：英文版有577 页排版紧密的正文，加上77 页的丰富注解。顺便插一句，我诅咒那些把注解放在全书末尾而不是每页底部的出版人，因为这样排版肯定会让我这类读者忽略大量注解内容。皮凯蒂还在网上提供了内容广泛的“技术附录”，其中包含数据表格、数学推导、参考文献，以及他在巴黎授课时的精彩讲义的网络链接。由亚瑟·戈德哈默完成的英译版本读起来也文采斐然。

一、皮凯蒂发现了什么？

整个论述从法国、英国和美国总财富（或资本）——包括私人财富和公共财富——的时间变化轨迹开始，从各国能获得的最早数据起延续至今。德国、日本、瑞典以及较少提及的其他国家，只要能获得令人满意的统计数据，也被纳入该数据库。

整体数据呈现出清晰的态势。在法国和英国，国民资本在1700～1910 年相当稳定地保持在国民收入的7 倍左右，在1910～1950 年受战争和大萧条的影响迅速下降，在英国和法国分别跌至2.5 倍和3 倍的低谷。

此后，两国的资本收入比开始回升，至2010 年分别达到略高于5（英国）和略低于6（法国）的水平。美国的情况略有不同，在1770 年略高于3，至1910 年提升到5，1920 年略有下降，1930 年恢复到5～5.5的高点，1950 年下降到4 以下，2010 年回升到4.5。

美国的财富收入比始终低于欧洲。早期的主要原因是，在北美洲广袤的开放空间中，土地价值没有那么凸显。美国的土地当然有很多，但价格相当便宜。进入20 世纪之后，美国的财富收入比更低或许是因为其生产率较高：同欧洲相比，给定数量的资本能创造出更大的产值。

两次世界大战给美国造成的资本破坏和损耗要远远小于英国和法国，这是常识。皮凯蒂观点的一个重要之处在于，在所有这三个国家乃至其他地方，财富收入比自1950 年以来都在上升，目前已几乎回到19 世纪的水平。他预测这一增长趋势将在21 世纪持续下去，并造成重大影响。

事实上，皮凯蒂并不特别自信却也绝非儿戏地推测，全球的资本收入比将从2010 年略低于4.5 的水平提升到21 世纪末的略高于6.5，从而使整个世界回到少数欧洲富国在19 世纪时的状态。

在过去几十年的美国经济中，生产率增速一直领先于实际工资水平的提升，且没有逆转的迹象，因此资本收入份额有所提升，而劳动收入份额下降。资本收入份额或许将从30% 左右提高至35% 左右，这必然会给民主文化和政治带来各种挑战。

对非常富有的人来说，他可能只会消费其收入的一小部分，剩余部分会用于储蓄和积累，使他的财富（和年收入）以每年接近r % 的速度增长。好比你存在银行账户里的100 美元每年产生3% 的利息，你的存款余额就会以每年3% 的速度增长。

于是我们可得到皮凯蒂的主要观点，也是他对这一古老课题强有力的全新贡献：只要资本回报率高于经济增长率，富人的收入和财富增速就会快于正常的劳动收入增速。另外，似乎不存在资本收入份额缩小的反方向作用，即使存在也很微弱。

从这个趋势出发解释不平等程度的扩大，尤其是解释顶层1% 人群的收入增长，并不需要归结为经济制度的任何失灵，而是主要源于资本主义经济在回报率不显著下降的情况下吸收越来越多资本的能力。这对整个经济体而言或许是好事，但对社会中的不平等状况而言则非常不利。

我们可以给这个变化过程命名为“富者愈富的动力机制”。该机制比皮凯蒂书中的描述要略微复杂一些。某些储蓄是来自劳动收入，使工薪阶层手里也有一定的资本积累。这部分财富的回报同样需要重视。

但考虑到这些人的财富初始值较小，储蓄率也相对较低，而且小额储蓄获得的回报率较低，计算表明，这种因素不足以阻挡不平等扩大的趋势。

这一基本趋势还有另一个较为令人沮丧的含义。如果现有的大额财富总是比劳动收入增长更快，则相对于新近获得的、主要来自业绩的财富而言，社会中继承财富的地位很可能还会提高。毋庸讳言，工资收入总额增长较慢并不排除某些杰出的创新者、经理人、创业家等可以在有生之年积累大量财富，并进入食利者行列。

可是较慢的增长速度显然会使此类成功故事更少出现。尽管对此还有待深入讨论，但数学计算显示，财富集中及其增长潜力会使人们的继承权相对于才能来说越来越占据优势。

二、富者愈富的动力机制

资本的分配状况确实非常不平等，在当前的美国，顶层10% 人群拥有的总资本份额超过70%，其中一半又属于最顶层1% 人群。在顶层人群之下的40% 中产阶层拥有的总资本份额约为25%，其中大多是住房。其余占人口总数一半的人群仅拥有5% 的总资本，接近于一无所有。即便是中产阶层拥有的财富数量从历史上看也是新现象。

典型的欧洲国家稍微平均一些：顶层1% 人群拥有总资本的25%，中产阶层拥有35%。而在一个世纪前，欧洲的中产阶层基本上不拥有任何财富。如果财富所有权在21 世纪剩下的时间里变得更加集中，前景将变得相当灰暗，除非你对寡头社会情有独钟。

来自财富的收入可能比财富所有权本身的分配更加集中，原因如皮凯蒂所述，大额财富的回报率往往高于小额财富。这一优势部分源自规模经济，但更可能是由于大投资者有机会接触到更广泛的投资机会。劳动收入自然比财富收入的集中度更低。

在皮凯蒂对当今美国的类型化描述中，顶层1%人群拥有全部劳动收入的12%，接下来的9%人群拥有23%，中产阶层拥有的份额约为40%，其余50%人群拥有约25%。欧洲的情况大体相似：顶层10%人群的份额略少于美国，其他两个主要群体略多一点。

由此我们看到了全貌：现代资本主义是一个不平等的社会，而且“富者愈富的动力机制”强烈预示着不平等将会加剧。不过这里还有个问题要回答，它与极高工资收入的出现有关。我们先看看顶层收入构成的某些数据，美国现在顶层1% 人群的收入中约有60% 来自劳动，只有把范围缩小到顶层1% 人群中最顶层的10% 人群时，资本收入才占据主导。

而对顶层1% 人群中最顶层的1% 部分，大约有70% 的收入是来自资本。这种情况在法国也大致如此，只是对每个分层来说，劳动收入所占的份额都比美国要稍高一点。显然，社会上存在着非常高的工资收入，或许人们之前不曾听说过。

不过这是近期才出现的现象。20 世纪60 年代，美国顶层1% 的工资收入者在全部劳动收入中的份额只是略高于5%。该比例此后便持续提高，到今天，已占据全部劳动收入的10%~12%。法国的情况则有较大不同，顶层1% 群体在全部劳动收入中的份额长期维持在6%，最近才提高到7%。

劳动收入近期在顶部出现的极端不平等，或许主要是美国发生的现象。皮凯蒂与赛斯对美国高收入者的纳税申报开展了细致研究，他们把这一现象归因于他们所说的“超级经理人”的崛起。极高收入阶层中包含众多大企业的高管，他们有着非常丰厚的薪酬组合。

其中有超正常比例的相当多的人（虽非全部）来自金融服务业。无论收入中是否包含股票期权，这些巨额薪酬组合都会转化成财富以及未来的财富收入。因此一个基本事实是，美国的收入和财富分配不平等加剧，很大部分正是由于这些超级经理人的涌现。

目前对这一现象的研究并不多，皮凯蒂的著作也没有深究。他当然清楚高级管理者的薪酬往往是由董事会和薪酬委员会在彼此关照的氛围中决定的，其组成人员跟他们要聘用的高管背景上非常类似。这里显然有乌比冈湖效应（Lake Wobegon illusion）的成分：每个董事会都愿意相信其高管的水平高于平均水平，也理应得到高于平均值的报酬。

我们非常清楚超级经理人阶层在社会和政治上属于食利者阶层，而不是同更广大的工薪阶层、独立执业人士及中层管理者们站在一起。因此，我们依然需要正视皮凯蒂对21 世纪的前景展望：

人口和生产率增速较慢，资本回报率明显高于增长率，财富收入比回升到19 世纪的高水平，资本在国民收入中的占比可能提高，继承财富相对于新获得财富的地位提升，以及顶层收入人群与其他人群的差距拉大等。

三、皮凯蒂的药方

假设皮凯蒂总体上是正确的，那应该如何应对呢？

皮凯蒂强烈地倾向于对财富征收年度累进税，尽可能在全球征收，以免资本逃离到所谓的税收天堂。他承认全球征税是难以企及的目标，但认为有可能在欧洲或美国这样规模的地域内实施区域性财富税。

他设想了一份税率表：100 万欧元以下的财富税率为0%，100 万~500 万欧元的财富税率为1%，500 万欧元以上的部分为2%（我写作本文时的汇率约为1 欧元兑1.37 美元）。请注意这是一种年度税，而非一次性征缴。

皮凯蒂估计，这一税种如在欧盟实施会带来相当于GDP 2% 的税收收入，可以用作公共支出或者按照既定的公式进行再分配。他倾向于略带累进性的税率设计，我对此表示赞成。当然这种税收的征管需要金融机构及其他企业有很高的透明度和完善的报告。

《21 世纪资本论》较为详细地讨论了该税种在欧洲可以如何实施。与其他所有税种一样，毫无疑问需要持续努力堵塞税收漏洞、防止逃税行为，但这也是意料之中的情况。

创造每年相当于GDP 2% 的税收收入不算太大或太小，但收入不是皮凯蒂所提建议的中心目标。他着眼的是增长率同税后资本回报率之间的差距，而这是导致富者愈富的不平等状况扩大的根源。如果按照他建议的税率结构征税，资本回报率同增长率之间的差距将缩小约1.5个百分点，从而显著削弱上述作用机制。

该建议颇有理论上的意义，因为对皮凯蒂发现的不平等扩大的动力机制来说，这是天然解药。我们还记得，富者愈富的变化过程是在财富累积基础上运转的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属性，它并不需要通过个人的创新激励甚至储蓄激励来发挥作用，因此削弱这个过程并不一定会损害上述激励。

当然，资本的税后回报率下降可能使大额财富积累的吸引力略有下降，但这也没有定论。总体来看，该建议的影响应该是可以接受的。

皮凯蒂似乎认为，这样的财富税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就会在欧洲具有政治上的可行性，因为欧洲已经有征收资本税的某些经验。我对此尚无明确看法。在大西洋的这一端，当前对这一建议似乎还看不到像样的前景。

我们在政治上连保留住真正有效的遗产税的能力都没有（如果能做到这一点，或许还有个合理的起点），更不用说推行累进程度更高、与现有税制相比对资本收入更不友好的所得税了。顶层人群的收入超过其他人群的内在趋势，不能被某些小修小补逆转。

如果美国成为自由者的乐土、勇敢者的家园，以及不断加剧的不平等的最后避难所，这样的结果有吸引力吗？你能接受吗？

（本文仅供读者参考，并不构成提供或赖以作为投资、会计、法律或税务建议。）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巴伦周刊 （ID：barronschina），作者：罗伯特·索洛，编辑：彭韧，书籍：《皮凯蒂之后：经济学和不平等研究的未来》，原名：“After Piketty: The Agenda for Economics and Inequality”作者: [美]希瑟·布西 布拉德福德·德龙 马歇尔·斯坦鲍姆 编著，译者: 余江 高德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