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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4-15 12:56
在麻风村待了61年,他离不开爱情,也不想回家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人间theLivings (ID:thelivings),作者、配图:张馥兰,编辑:许智博


“男人不能没有女人,女人不能没有男人。”这句话一次次从耄耋之年的许若深嘴里溜出来,又滑向他有几分媚态的眉眼,他说男女欢爱之事是自己此生的心头好时,从不脸红,有时,还不忘加一句,“没有男女那个事,天下哪里来的人?”


乍一听,这像是个情场老手依自己这辈子的切身经验咀嚼提炼出来的肺腑之言——但这么说,又未免显得有点过于武断且轻薄——或许,知晓了许若深的经历后,另一种表述更为贴近现实:对于他来说,这坎坷的一生里,什么都可以失去,什么都挽留不住,但唯独不能没有女人,不能缺失爱情。就像鱼离不开水,野草需要雨露一般,女人和爱情滋养着他的生命,让他在这充满偏见和藩篱的社会里不至于失去依傍和盼望。


在许若深此生悠悠长梦里,来来往往最多的是女人,最亲密的是女人,给他种种幻想的是女人,让他体味最多快乐和痛苦的,也是女人。



龙湖人许若深年轻时皮肤白皙,五官小巧玲珑,长相斯文,一到潮州岭后麻风村,有人便给他起了个外号“龙湖小生(指潮汕传统戏剧潮剧中的文弱书生)”。到岭后村一两年后,女孩们干脆直接唤他“那个白白的”,卫生评比,他的宿舍常被评“先进”,因为平时那些跟他常往来的女孩,都愿意主动帮他打扫房间。


许若深是1961年被政府工作人员踩着单车送来岭后村的。之前患病在家时,即便被家人安排一个人去住一间老厝,厝边(邻居)的女孩们也不会疏远他,相反,还喜欢跟幽默风趣的他说笑。她们经常抱了针线和毛线球到他家门口,一边绣花一边跟他闲聊——那是她们每日埋头于干枯的针线活时,能寻到的些许“活水”。


到了年节,邻居女孩们也不忘端了自家做好的粿来给许若深吃。他的头发长得几乎要留成“女儿头”了,却不敢去理发店——因为右手已经有3只手指蜷曲无法伸直了。女孩们知道了,便去借了推子剪子来帮他理发。


来到麻风村后,景象变了,领导在开会时反复强调:现在是医病期间,要好好医病,男女病人之间不能做那些事。那是婚姻法(1950年)里明文禁止麻风病人结婚的时期,也是麻风村实行性别隔离最严格的时期,男女病区宿舍隔开几百米远,男病人不能踏进女病人宿舍,用许若深的话说,“男女说话要在光明处”。


可人的天性终究没法阻挡,来到麻风村的年轻孤寂男女仍然会想方设法悄悄相互靠近。女病人要去公厕,就要从许若深宿舍后面经过,宿舍靠在山边,后面地势高,从窗户就能望见里面,


刚刚而立的许若深一双眼睛闪烁有光,一张薄薄的嘴能说会道,长相又讨好,很快就吸引了路过的一些年轻女孩。她们病情尚轻,鲜嫩的脸蛋上没有留下什么印记,几乎看不出患病。


渐渐地,无论白天还是夜晚,总有四五个女孩悄悄往许若深的宿舍跑。十多人的集体宿舍,一张张单人床背靠背挨在一起,难免有病友不爽,于是许若深在某天突然就被医院领导调了宿舍——因为他“跟一些阿妹太过亲密”。


又过了几年,一天,他听说女区来了一个叫金凤的女病人,心中一惊:难道她也来了?不禁想,来了也好,可以继续作伴。他问别人,那女孩姓什么?说是姓刘。他心里又黯然下去——那就不是了。


因为那个让他一生也无法忘却的女孩,姓林。



潮剧《苏六娘》中有一出折子戏“桃花过渡”,一把红雨伞,一双绣花鞋,一支划桨,一老一少在渡船上对唱“斗歌”。


“渡伯”站在船头,一边划桨摆渡,一边调侃“桃花”:五月扒呀扒龙船,红男绿女如行云,哪个郎君合你意,阿伯做媒来定婚,来呀来定婚。“桃花”站在船尾,撑着一把雨伞,俏皮地回应道:六月暑天时,暑呀暑天时,五娘楼上掷荔枝,阮(我)有荔枝自己掷,免用别人费心机,来呀来费心机。


这出潮汕男女老幼皆知的地方戏,直到1959年拍成电影时才有女演员去扮演敢于追求自由恋爱的“桃花”。在许若深年轻的时候,戏中的女角还都是由男性扮演的。1934年出生的他也曾演过——那是他17岁时的年节,传统又隆重的游神队伍,清一色的男性,有人敲锣打鼓,有人扛着“老爷(潮汕人对祭拜的诸神的统称)”,长长人龙中,许若深撑着一把红雨伞,穿着一袭红衣,踏着红绣鞋,脸上只需抹了红粉、画个浅眉,便从一个玲珑少年成了可爱灵俏的“桃花”。


正是借着那把红雨伞和那双绣花鞋,许若深给自己做了媒——他喜欢那个借他道具的女孩。女孩名叫林金凤,因皮肤黝黑,被乡亲们起了个外号叫“黑葡萄”。她父亲早逝,母亲在“番边(东南亚)”改嫁后,便把她寄养在了外婆家。


许若深与林金凤同算是天涯沦落人——出生在战乱年代的他,自幼就没了亲娘,被寄养在祖母家,7岁祖母辞世,从“番边”回来的父亲好吸鸦片又喜赌博,不久就把他卖给了膝下无儿的养父母,改姓了“许”。


林金凤的外婆家离许家不远,便和周围的几个女孩一样,时常去许家找许若深玩。她们有时在许家里相互撞见,脸皮薄的便会一个个溜走,最后留下的,只有林金凤。


两人开始正经谈起了恋爱。成长中亲生父母的缺位,让他们身上有着未被社会和家庭驯服的野性,没有那么多的规矩和避忌。两个年轻人就像春天里蓬勃生长的藤蔓,一步步向彼此靠近,终于紧紧纠缠在了一起。


热恋中的他们没日没夜地待在一起,白天相互搂着去韩江堤边上散步,站在江边依偎着,望着白浪一层层涌来拍打岸边,晚上则拉着手去东凤戏园看戏。两人的衣服也时常交换着穿,几乎不分彼此。林金凤一进许家的门,许若深碗里的米饭还没扒完就会放下,养母也会立时明白:“是阿妹来啦。”


林金凤的外婆家在市场尾巴那里,她常常顺路买些应季的水果过去许家。6月时她挑了新鲜的荔枝,却不知道要剥壳的水果是许若深最怕的。那时他已经知道自己患上麻风,右手的两只手指开始有点不自然蜷曲,一看到荔枝,五脏六腑就暗暗紧纠在了一起,表面却又不敢表现出什么。林金凤叫他吃,他就摇头“不要”,林金凤就剥开了喂他。


吃完东西,二人就躺到床上。每次林金凤睡在许若深变形的那只手一侧时,他便下意识地把她抱过去,或者马上溜到另一边。两人在街上散步时,他会很自然地把那只手藏起来,他要时常警惕,不能让她牵到那只手,他必须揣紧自己的秘密。



许若深养父是龙湖镇上的运输工人,在那个时代工资待遇不错,身份既安全又备受尊重。许若深本是传续家族香火的希望,小时候被养父母视如掌上明珠,百般宠爱。可孩子好不容易养大了,却患上这该死的麻风。有一回,养父看到许若深用有些蜷曲的手在装饭,动作缓慢僵硬,不禁叹气道:“我不看到你这个样子就不会泪流,原来要你来做种的,没想到,今日,没种!”


在许若深没谈恋爱之前,养父母看着他时常发愁——有谁敢跟麻风病人结婚呢?在那时人们的认知里,这是一种不洁的疾病,是对四处沾花惹草、或品行不端者的惩罚,它的传染性也被恐慌失措的人们夸大,甚至还有不少人认为它是遗传病,如果生下“麻二代”,就更可怕了。


但让养父母大感意外的是,儿子居然还能自己找到对象。看见许若深和林金凤关系炙热,他们自然喜上眉梢。按理说,那个世代,观念保守的父母一定不会允许孩子们在结婚前交往过密,男女床第之事更是大忌。但许若深的养父母有传宗接代之急,掂量之下,繁缛的习俗礼节也就变得不重要了。平日里,两人在床上嬉闹玩笑的声音不免会传到养父母耳里,他们却从不多言。有一次,两人在床上滚时,林金凤突然瞥见一个女人站在门外,惊讶地问: “那是谁?”许若深笑着回答:是我母亲。


私底下,养母曾亲开心地对许若深说:“看来稍微有点希望(能成家)。”她和丈夫甚至心中盘算着,儿子和林金凤一旦有了孩子,两人结婚的事情就是板上钉钉了。


然而,他们还是想错了。


有了身孕2个月后,林金凤最终还是抛下了许若深。


按照惯常,她总是每天一早吃完饭就去许家。可有一天,许若深在家里左等右等,也等不到自己心爱的女人。他内心焦灼,坐立不安,便跑到路边张望,依然没有望见林金凤的身影。后来他跑去了她外婆家,问过老人,才知道她还没起床。


林金凤在屋里听到了许若深的声音,主动招呼他进去。这是他第一次进她的房间,看到她的外套挂在床头的挂钩上。她指着床旁边的竹藤椅子说“若深兄,坐坐”,然后便坐起身,顺手把被子盖在了他身上。


许若深关切地问林金凤怎么了,她说自己有些不舒服。许若深说自己回家拿番薯过来给她煮了做早餐,她也没有答应。俩人说话依然亲密自然,似乎一切如常,许若深当时并没有觉察出来林金凤的语气中多了几分客套和距离感。他还是跑回了家拿番薯,养母看见了,便问他要做什么,他答要拿去给别人,养母亲便明白了,不再多言。再到林金凤的外婆家,林金凤已经起床准备吃早餐了,许若深便对她说,自己先回家,等她吃完饭了过去。


回家后,许若深在焦灼中白等了一天。即便时隔将近70载后再回忆,他依然能清晰讲述当时等待爱人而不见的心情:“我们家都接近街路边,我总是走出去张望,望不到,就回家了,倒在床铺上,越想越难过,很生气。”


他百思不得其解:到底是怎么了?


接下来几天,林金凤也没有出现。有人告诉许若深,说她已经跟别的男人好上了。


“那个男人眼睛半斜半斜的,说句实话,与我相比差远了。”讲到此处,老年许若深仍然愤愤不平,“她喜欢的是他的钱袋,说到底钱银压倒一切。”


但他自己也承认,麻风病是他们分手的根本原因,他心有不甘,却对这个结果无可奈何——显然,林金凤也有自己的苦衷,1950年代的农村,女人的贞操比生命更重,一个20岁的女孩未婚先孕,一定很慌张和害怕,而且,她怀着的还是麻风病人的孩子。或许,正是在惊慌失措间,她把一切告诉了外婆,意识到事态严重的老人赶忙暗中帮外孙女找好下家,迅速把她嫁了出去——如果再稍晚一点,事情败露,林金凤不仅抬不起头做人,更加不可能嫁人了。


这事对许若深的养父母打击很大,没过多久,养母就因病辞世了。40多岁的养父很快续弦,后妈大许若深不过3岁,改嫁过来的,过门时背上驮一个,手里拉了两个,婚后又顺利生下一个男丁,让许家的香火终于得以延续。养父多出两儿两女后,许若深在家里的位置就被一步步挤到了边角。后妈刚进门时他还跟家人一起吃饭,后来便自己一个人住,自己一个人煮饭吃饭了。



旧时潮汕民间流传着这样一句话:泰哥(麻风)治得好,赌钱也能改掉。许若深在老家时,养父母从未带他去治过病。对他们来说,麻风就是绝症,做什么努力都是多余的。他们甚至也没有像其他麻风病人的家属一样去求神拜佛,总之,他们对这个养子,放弃了。


但转机其实已经出现了,美国医生Guy Faget在试验中发现最初用于治疗肺结核的氨苯砜(Dapsone,简称DDS)能抑杀麻风杆菌,麻风病人服用后竟奇迹般地痊愈了。至此,在人类世界肆虐千年的麻风病终于有了克星。1948年,在第五届国际麻风大会上,砜类药物被认定为该病的标准治疗方式1。然而,因为信息阻断,大多数中国人对此一无所知,直到1961年,皮防站的医生前来找到许若深,告诉他,必须入院隔离治疗。


许若深没有选择。刚来岭后麻风村时,这里还在动工建设。他听更早进村的病友说,潮州的麻风村本来选址在桑浦山(位于潮汕三市的交界处),在山的另一端,是隔壁揭阳县(后改称市)的西坑麻风村,但听说那边要改建为干部子女的学校,便将麻风村迁移到此地。麻风村紧挨着一座叫“岭后”的小山,四周是连绵的山岭。其中的洋铁岭,是抗战时国民党部队与日军交火的战场,可见地势险要。


这里是另外一个世界,一切都变得不一样。在江边长大的许若深,突然靠山而居,成了被隔离收治的麻风病人,很不适应。山里昼夜温差大,也挡住了人的自由出入,他觉得自己就像被四面的山给藏起来了,举目之下都是陌生人,又没有可亲近的女性,一腔的炙热情感没有可接收的对象。 


岭后麻风村周边的环境(张馥兰/摄)


熬过了一年,他逐渐适应下来了,开始跟女病友有来有往。可这时医生却要叫他走了,因为入院检查的结果出来了,他是不用被隔离的“结核型”。麻风病有多种类型,包括瘤型、结核型和界线型等,本来结核型因为载菌量低,不具传染性,但一年前是运动式的“麻风扫荡”,皮防站工作人员只要发现有麻风病人,都要先“扫”进麻风村来。如今又叫他走,大概是想腾出床位接揽更多病人。


许若深只好回家,没想到从养父母到弟弟妹妹,没有一人欢迎他回来——不用明说,他回来了,许家的名声就会不好,甚至可能会影响到弟妹们的婚事,没人愿意被牵连拖累。家人让他回去跟医院方面商量,允许他继续在岭后住,家里负责提供生活费。碍于当时的社会现实,最后医院方面同意了。


许若深虽气懑委屈,心里却也清楚,自己在麻风村住过了这一年半载,往日村里那几个跟他相好的女孩,大多已经出嫁了,他回去也是凄凄寂寂一个人,还不如就安心在岭后继续住下去。


入院两三年后,有一回他从岭后请假回家,到了潮州车站买票,工作人员撕了票准备拿给他,就在他用双手夹着纸币递上窗口时,工作人员瞥见了他那只不完整的手,马上把票收了回去,说:“买票要有防疫证才行。”


当时,麻风病人和精神病人一样,被当作扰乱城市社会治安、影响市容的存在,广东省卫生厅等部门甚至因此特别出台文件,防止他们流入城市,将他们阻挡在火车、公交和船等公共交通之外。虽然心里愤懑,许若深最后也只能叫踩单车载客的送他回去。后来他想出对策,之后再想回家,便让手脚完好的病友提前帮他去撕好票,等到车来时,藏好双手,再上车。


1960年代广东省卫生厅禁止麻风病人流入城市的文件


入院治病的麻风病人越来越多,麻风村里年轻好看的女孩也多了起来。但许若深不敢叫她们晚上来宿舍了,之前因为“犯规”,他已经成了领导眼里的关注对象,如今寄居于此,再被发现造次,可能就要被赶走了。


但生命力旺盛的年轻人要如何一个人度过漫漫长夜,如何面对自己内心炙热的欲望?夏夜的圆月高悬空中,皎洁的月光透过窗户照进了宿舍,许若深站起身望向窗外时,总不禁暗想:月光这么好,何不悄悄出去约会?即便回来晚了,也可以悄悄翻窗进宿舍。


他终究还是和一个女孩约好夜里出发,一起去无人的山边。借着月光,他依稀看到还有别的人影。渐渐地,越来越多的男女发现了这条通往欢愉的秘密通道。


每到晴好的夜晚,一对对大胆的人就悄悄溜出宿舍,默默地走向山边,找一处空旷无人叨扰的地方,在沾满露珠的野草上铺上席子,就着蛙叫虫鸣,在月光下纵情。他们仿佛忘却了病痛和孤寂,忘却了自己身在隔离病院,忘却了内心无从诉说的伤痕。绵延的山就是他们的屏障,广阔的天地和永恒的月光就是他们的壁垒,他们紧紧纠缠在一起,让白茫茫的月光也照进心中。


这是少数勇敢者的游戏。在医院的明令禁止下,大多数病人为了在麻风村住下去,选择了默默遵循,选择了自我压抑。只有少数人选择了对自己的身体和欲望诚实负责,他们顶着被发现的危险,选择了去冒险。


在交往中男女日常会互送吃食,许若深也一样。在物质匮乏的年月,分享有限而宝贵的食物,已是最直接表达情意的方式了。


总会有人为冒险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受罪的常常是女人。


麻风村里没有什么避孕措施,发现意外怀孕的女病人大多选择悄悄跑回家,把孩子打掉了再回来。不幸的被发现的,在那时,就要被批斗,面对其他病人的指责和羞辱,低着头在众人面前承认错误。


也有人开始尝试一些避孕的“偏方”,比如体外射精,还有人相信喝洗米水可以避孕。自然,这些像安慰剂一样的做法并不奏效,村中女病人怀孕的情况还是时有发生。为了安全起见,不少男女索性只敢相互爱抚和摩挲——许若深就曾在大白天看到在一男一女站在一棵树旁这样做。


曾跟许若深交往过的曾婉燕,就曾落过两次胎,但许若深强调,那与他无关,是她和其他男人的孩子。他甚至认为,她交往过的男人太多了。不知道何时能“出院”的隔离生活,像被困在大海里不知何时抵岸的摇荡孤舟里,不少男女之间的关系相对自由随意,有的甚至会同时跟不同人交往和发生关系——说到底,这些被社会抛弃的人,不过是在茫茫黑夜的孤寂里相互取暖罢了,在与病痛和生存的长期挣扎中,他们无法做更长远的打算,不敢相互承诺,只能求一时的安慰和快乐而已。


过去在家时,许若深也想过去完成养父母的期望,结婚生子传宗接代,可既然已被赶到了社会边缘,他想,何不顺势顺当地做个“孽子”,逆社会之大潮,更加灵活自由地活下去呢?



一晃,许若深40岁了。


因为麻风杆菌对神经的侵害,他的一双手脚都失去了知觉,就算一壶开水淋下去也浑然不知。两只手的手指因为做饭烫伤已经掉了好几只,一只脚的伤口也开始蔓延,无法下田干活的他,被安排去清扫山边落满地的树叶,晒干了可以用来做燃料煮猪食。


南国深秋的山边,大片的翠绿点缀着星星点点的黄,村民们在屋前山边种下的龙眼,树叶落在地上层层叠叠。


王玉珠门前便有几棵生长茂密的龙眼树。她比许若深小1岁,一双脚的伤口要更严重一些,已经没法正常走路,每天只坐在门口望着山边的日出日落。对她来说,一日像一年一样漫长,一年跟一日似乎也没有什么两样,即便天地自然如此苍美,也早已无心欣赏。


许若深的出现改变了她的状态。她看见他每天出现在自己门前,双手捧着一支竹耙,弯着腰在那里清扫落叶。久而久之,她对生活的渴望被唤醒——她渴望有人亲密相伴,她渴望接近一个男人的身体。平素沉默寡言的她开始主动招呼:“若深兄,不用忙得那么辛苦啦,进来坐,食茶。”煮了好吃的,也把许若深唤过去。就这样,许若深开始频繁进出王玉珠的房间。


当时许若深还跟曾婉燕在一起。曾婉燕少女时就患了麻风,伤心过度,泪水流得太多,早早把一双眼睛哭坏了,已是半盲。但她的房间和王玉珠的紧挨着,单寻声色,就知道许若深经常往王玉珠的房间跑。感到受冷落的她开始对许若深冷眼冷语,骂他“整天去钻指洞”,两人的争吵越来越频繁。


曾婉燕性格倔强,是硬脾气,王玉珠则是传统男性所期待的那种温顺女人。她温婉体贴,几乎从不大声说话,知道许若深跟曾婉燕吵架,她会小声劝:“若深兄,不要(吵)。”许若深还吵的话,她便背地里告诉他:“你继续跟她吵,会害死我。”她对许若深极尽温柔,开始为他做饭,她知道如何讨好这个内心桀骜不驯的男人。


于是,许若深跟曾婉燕的那根线渐渐断了,他走向了王玉珠。


跟王玉珠在一起不久,许若深便在心里有了欲念。机会很快来了,一次许若深进屋,见腼腆温柔的王玉珠坐在床沿,他便自然地在她旁边的小凳子上坐下。在那微妙的氛围里,王玉珠开始主动脱下衣服,这正是许若深渴望已久的。已经中年的他们,欲望照年轻时一点没减,与日常相处时的被动不同,王玉珠在这方面大胆而主动,就像久旱的鱼遇到甘霖一样饥渴。


她不想让眼前的男人离开自己,即便他知晓了自己的秘密。


然而,许若深还是发现了,自己很难深入王玉珠的身体。王玉珠只好如实相告:原来,她是先天性阴道发育不全,按古人侮辱性的称呼,就是“石女”。


可以想象,即便没得麻风,在传宗接代观念极强的潮汕社会里,她也无处容身。不知当时许若深会不会想起当初在林金凤面前努力掩盖秘密的自己,总之,他没有嫌弃——要在岭后村生活下去,他们本就不可能结婚,更别说拥有孩子了,那还有什么好介怀的呢?也不用担心惹出事端了。


两人由此进入了一种紧密的关系,开始搭伙吃饭——王玉珠是负责做饭的那个。每天只要一有空闲时间,许若深就往她房间钻。经历这么多个女人后,许若深开始意识到,“有的女的比男的更有兴头”。他感受到了王玉珠隐藏在柔和面容下的狂野和她对身体亲密的渴求,他就是被这样的她迷住了。


王玉珠也是了解他的,她会在许若深尚且沉醉之际告诉他,她把自己的终身都托付给他了。她常常挽留许若深过夜,但在热恋之际,即便再缠绵难分,许若深也还是不敢留下来——一来担心被别人知道,二来他觉得两人不能一直太黏糊了,要给彼此留点空间,免得日久渐生厌倦。


当时村里尚有两三百人,女人有几十个,但许若深已被王玉珠的温柔和狂野驯服了,也不再去找别的女人了。


王玉珠对许若深更是依赖,她双脚行动不便,很多事情需要他帮忙。一次许若深回家小住几天,回到村里后去找王玉珠,王玉珠一看到他就哭了,她在他面前褪下了长裤,露出的大腿被烫得红肿——原来她双脚也是知觉丧失,洗澡时被开水烫伤了。许若深心疼得赶忙拿了药膏帮她涂抹。


一对被正常社会遗弃的男女,在岭后村这被人遗忘的角落里,最理解彼此的痛,最能相互抚慰伤口,惺惺相惜的他们,渐渐成了彼此生命里无可替代的最重要的人。


然而,曾婉燕和王玉珠这两个女人却从此结下了仇,断绝了往来。20多年后,曾婉燕完全失明,生活难以自理,村庄却正好只剩她们两个女人了,王玉珠在领导的反复劝说下,应承帮曾婉燕煮饭,但也只限于完成煮饭,两人从不说话。



许若深和王玉珠在一起20多年,一起见证一个世纪翻了页,一起从中年迈入了晚年。外面的世界守着它既往的秩序,岭后村则慢慢衰落下去——这里不过是一代人生命的长度,没有被允许的血脉可以延续。1980年代,麻风特效药的出现,进一步加速了它的终结,新发麻风的病人无须再隔离治疗,不再有新人进来了,老病人有的治好病离开了,有的在这里死去,人数日渐一日地减少下去。


2001年,岭后村只剩下13名村民了。他们早都治好了病,只是因为身体残障、家人不接纳、在社会难以谋生等原因而选择在这里终老。


这一年,开始有志愿者走进这个被遗忘的角落。最早的志愿者来自日本和韩国,他们来到这里,见几十年的老房子旧落失修,村民零散在山边各处居住,如有病痛也难以相互照应,于是便请来水泥工,与他们一起动手,修筑了两列相距四五米、互相照面的新屋。


“男区女区”取消了,许若深和王玉珠的新房间总算挨在了一起。两个行动不便的老人有时会直接隔着一堵墙喊话,家人或者志愿者带了好吃的来,他们也会喊对方。光阴已经磨光了双方的激情,延续的是两人的朝夕相伴。


潮州岭后麻风村的房子(张馥兰/摄)


许若深和其他村民房间墙上,贴满了带着笑容的年轻面孔,这是这20年来志愿者往来的见证。那段时期催生了一个家叫工作营的本土公益组织,我正是在10年前以这个组织的志愿者身份开始走进麻风村的。阿琼则比我更早(2008年)来到了这里,见证了两位老人最后几年相伴的时光。


阿琼对村里许多老人都当作自己的爷爷奶奶一般,跟许若深的关系也十分亲近,有时她去别的“伯伯”房间坐久了,就能感到许若深会有点吃醋。说到底,这些孤独的老人们也会在志愿者们面前“争宠”,实在是因为他们太缺爱了。


在一起30多年来,日常的大小事,从吃饭买什么菜,王玉珠几乎都听许若深的。两人在一起聊天时,许若深总是滔滔不绝,王玉珠则经常沉默,在一旁认真听着,偶尔会心一笑。


和那些大学生志愿者一样,阿琼也叫王玉珠“阿姐”——在潮汕地区,一个女人如果没有成为妻子和母亲,年纪再大,也只能被称作“阿姐”,不允许拥有长辈的“尊称”。时隔多年,阿琼依然记得,每逢周末,身材瘦小的“玉珠姐”会坐在门前等待着学生们的到来。后来,志愿者们为她做了一个有轮子的木板,方便她在房间和屋外“滑行”。


跟许若深的百无禁忌、喜欢谈自己的风流韵事不同,王玉珠从不在志愿者面前主动提及自己的过去,与她十分亲近的阿琼,对她的过去也一无所知。阿琼担心触及她的伤痛,也不会主动去问。有时,她们帮王玉珠洗澡洗头,她的腰因为年老变得僵硬,很难弯曲,有时难免会把她的衣服沾湿,但王玉珠从不生气,总是笑吟吟的,感到知足——虽然王玉珠乐意让这些善良的女生帮她洗头、洗澡,但对于理发,她还是习惯让许若深来。


在麻风村60载,砍柴、烧柴和煮饭磨光了许若深所有的手指,只剩下光秃秃的手掌了。但王玉珠却信任这样一双手。许若深用这对手掌抱着一把剪刀,慢慢地给自己的爱人理发,王玉珠就交代他,从哪里剪到哪里,要剪多短。


理完头发,还要用剃须刀刮干净脸上多余的毛,这时喜欢说笑的许若深就说:“玉珠啊,你说男人有胡子,女人为什么没有啊?”言语之间,充满了细腻和温存。


2010年,76岁的王玉珠在一次意外中摔倒,之后再也无法起床。村里剩下她一个女人了,又没有护工,77岁的许若深就在王玉珠家人和村领导的期望下承担起了照料她的工作。他心中清楚,这是一个厚待过他的女人,他只能迎难而上,没有退路。


到了后来,王玉珠连大小便也失禁了,有时难免弄脏床席。没有手指的许若深说,这时要清理起来就“哭父(父亲去世的哭丧,这里表示困难重重)”了。可王玉珠却在此时表现出了某种坚决,绝不愿意让除了许若深之外的人进屋帮忙,只要还有一口气在,她也要维护自己的尊严。


许若深只好端一盆水在门口,让手脚完好的村民郭良浩帮他拧干毛巾,他再拿着进去帮玉珠擦干净身体和席子。郭良浩打小便得了脑膜炎,影响了智力发育,至今仍是小孩脾性,有时毛巾拧不干就撒手走开了,许若深只好自己用一对手掌慢慢压干水分。


好在每逢周末,女志愿者们会主动承担起了那两天的照料工作。


王玉珠身体健康时养了只母猫,在这山野里顺应天性繁衍生息,子孙成群。后来即便不能下床,王玉珠仍然惦记着她的10多只猫,担心它们饿着了。



2012年的一个周末,许若深和志愿者们坐在王玉珠的床边聊了会儿天,到了午饭时候,志愿者便说去拿饭菜过来给阿姐吃,许若深转过身去喊王玉珠,喊了几声,她也没有回应。


原来,她已经走了,走得如此平静,就像她生前一般隐忍沉默。


看着睡去的王玉珠,一个女生当场便哭了出来,许若深则在一旁呆住了,许久也没有反应过来。到了晚上,他翻来覆去睡不着觉,仍不敢相信这是事实,甚至有些懊悔前几天喂她吃饭时,看她没咽下去还一直催她吃——王玉珠那几天浑身滚烫,总是说“太热了”,原来这是一个人临近死亡的预兆。


王玉珠去世的第二晚,许若深径直跑去了她房间的床上睡。几十年来,即便在两人感情最炙热的时期,他也从未在她房间里过夜,如今,他要在这里寻找她的气息,寻找他们之间亲密的余温,寻找过去发生过的一切的影子。他整日整夜地想着她,想着他们曾经一起做过的一切,想着她的身体,她的笑容,她的温柔。


郭良浩看着许若深反常的举动,问他:“睡在这个房间,你不怕吗?”


“能遇见她最好了。”许若深答。


这样的状况持续了几个月,直到魂不守舍的许若深不小心摔断了一只手臂。近40年了,看似王玉珠总是在依赖着他,实则两人是相互依赖。现在,许若深知道了,王玉珠才是自己心中最大的安慰和寄托,他们是在患难岁月中的血肉交融,是共享的命运。


许若深仿佛失了魂魄,日益消瘦,茶饭不思,好长一段时间都没法从失去王玉珠的痛苦中恢复过来。一对前来探访的志愿者情侣见状为他买来了碟片机,此后,他便开始在潮剧、电影和潮语歌曲的世界里体味别人的爱恨情仇。


有一回,许若深听附近农村的村民说有一种可以看“男女动作”的碟片,于是在志愿者情侣前来探访时,问他们“可有这些?”于是,他们便又为他带来了碟片。


在这个只有寥寥几人的小村落,在孤寂的日子里,许若深便挑没人来访的时间点看片。有一回,村里的一名村民发现了,便饶有兴致地和他一起看,看得起了瘾,连吃饭时间都忘了。不久,那个村民便去外面买新片回来,碟皮是西游记,里面内容却是男女的情欲表演。许若深笑骂那个村民是“伪君子”,因为碟片机、碟片都在他这里,即使被别人逮个正着,也只是他一个人承个“不正经”的名声。


有一回许若深看碟看得正心潮澎湃,恰被附近农村的一对中老年母女撞个正着,就在他慌忙要把碟机屏幕盖上时,对方却示意他不用,也和他一起看完了。


还曾有性工作者来过岭后。那是个30多岁的女人,她走入了许若深的房间,很自然地跟他拉家常,望着墙上志愿者的照片问他:“她们敢跟你合照?她们不怕?”说完,一步步走近,直到在他的床沿坐下,之后,又娴熟地把短裤往下拉一些。


许若深把一切看在眼里,也听到了她说“一次50块”。他内心发痒,却还是故作淡定。他在心里说,我就不碰你,碰你就要掉纸字(人民币)。嘴巴却紧闭,不发一言。


但他也诚实地说,他后来也假想了一幕:她在深夜造访,随后,他将房门紧锁,在那个小房间里点起一盏白色的小灯,若明若暗,一夜尽欢。


可是,他又想,自己真的还能像年轻时一样燃烧吗?过了这一夜又如何?说到底只是想想,想想罢了。



过去的10年里,岭后村的老人们如山间的落叶,一点点飘零,静静地归于尘土,最后只剩下了3人。喜爱热闹的许若深一点点感受到四周的静寥对他的吞噬。


自2017年认识他后,我每年春节都会前去看他,在村里小住几天。唯独2020年因疫情,我一直等到了10月,才重又来到岭后村。


我一个人站在村口,往那平行的两小排房子望去,没有看到一个人,也没有听到一点人声,只有山雀在身旁的的树上自在地鸣叫。一阵风从一旁山路上吹拂过来,凉飕飕的。


这异乎寻常的静寂竟让我恍惚,我放轻脚步,缓缓走到了许若深房间门口,踌躇了一阵,迈了进去。看到我来,许若深睁大了眼睛,热情地招呼我:“妹啊,你来了,坐坐坐。”


将近两年没见,他的变化竟如此之大,仿佛一下衰老了许多:原本就白皙的脸,呈现出一种无血色的枯白;一对眼窝都是大圈的淤青;两边脸窝下陷,深度足以放下拇指。整张脸就像久旱爆裂的大地,炸开了深浅大小、长短不一的沟壑,密集分布,纵横交错。他的身体亦如干枯的树枝一般,一层皮挂在一身骨架上,再没有多余的肉。


此情此景,让我既感心疼又有点隔膜。我忍不住说:“阿伯,你瘦了。”


他点了点头:“村长也瘦了。我第一瘦,他第二。”


这话一出,竟让我笑了出来——这个小小的村子,也不过只有3人。


他说得没错,77岁的村长孙銮盛也瘦了一圈,人也显老了,只有60多岁的郭良浩还有个圆鼓鼓的肚子。


等坐下来细聊,才知道外面疫情爆发的那半年,他也病倒了,说不清究竟,接连生了两场病,在床上躺了很长一段时间。最难受的是尿道炎,严重时几乎撒不出尿来,坐也不是,卧也不是,浑身哆嗦不自在。


他生病时恰逢麻风村被隔离的时期,外人禁止来访,志愿者的探访也暂停了。他在孤独和病痛的包围下消瘦和干枯下去。幸而他仍有着对人生的强烈眷恋,叫了医生来打针,又认真吃药,终于慢慢好起来。


在我之前不久,有几个从潮州来的大学生志愿者来访。时隔半年多,终于又有人可亲近,可说话,可开玩笑,病后初愈的许若深十分开心,脸上的皱纹都是舒展的。熟滑的潮汕话自然地从他嘴里溜出来,真容易让人忘了他的年纪。


这张嘴是百无禁忌,甚至不只一次骄傲地向我宣称,这么多年来,跟他最亲近的学生志愿者大多是女生。在那个小房间里,女生们就自然地坐在床沿,或搬来小凳子,和他围坐在一起,用那个碟机看多年前的韩剧——许若深对属于年轻人的喜好一点也不感疏离。


韩剧碟片是志愿者买来的,有个皮肤白皙、五官清秀女孩会一边看一边和他谈论剧情,分析剧里的反派角色,他则在一旁一边点头一边评论着男女主角的长相。


等到临别前,我们找他合影,与他并肩坐在一起,他便会教人:“手搭在肩膀上,头要靠在一起,这样才显得亲密。”


许若深还是那个许若深。 


和志愿者在看韩剧的许若深(张馥兰/摄)



今年2月初的一天早上,还在睡梦中的我被电话吵醒,陌生号码的那头是一个女生的声音——她正在许若深那里。许若深没有手机,每次都是有志愿者到访时用别人的手机跟我联系。他告诉我,他们就要搬走了。


我十分惊讶,问他:何时搬?要搬去哪里?


他的回答都是“还不知道”。


就在这通电话的前一天,我刚好买好了去看望他的车票,于是便跟他说,见面再细谈。


2月24日,载我的司机按照导航把车开到了岭后村附近,却不知该怎么走了。我向着四周张望,却顿感有些陌生——右前方时出现了几台庞大的推土机,还有一大片裸露的黄土,触目荒凉。我睁大了双眼顺着这些高低起伏的黄土往更远处望去,终于望见了被工地包围着的两排孤零、低微的平房。


到了许若深房里,他说这里已经施工1个多月了,平房的侧面和背后,推土机几乎日昼夜不停地工作。以前住过的那些旧房子早已推倒碾碎,我到达时,碎渣都已被清走,只剩下一片赤裸的黄土。


我感到有些悲哀。但许若深他们3人的表情很平淡,连惊讶都谈不上。他们似乎默然接受了这样一种安排,甚至都没有一句牢骚,半点怨言。


我还没从眼前的巨大变化中缓过神来之际,一个毕业多年、刚刚结婚的志愿者,带着她的丈夫,拎着满大袋的食物迈进了许若深房间。已经接近年关,他们从外地赶回老家准备过年,便特地过来看他。


他们3人有说有笑,表情放松,空气中都弥漫着欢乐的氛围,房间外轰隆的机器声似乎并没有影响他们的心情。很多女大学生志愿者即使毕业多年,仍会抽空来看许若深,我见过好几次了,这对许若深说来时颇为值得骄傲的——他没有被忘记。


黄昏很快来临。按照惯常,每次来岭后,我都会一并准备好3个老人的三餐。可当我做好晚饭给许若深送去时,他却告诉我,他已经喝过上顿剩下的粥,不用再吃了。


虽然感到有点不太对劲,也只好依他。等我吃过晚饭想再过去看他时,却发现他房间的门虽仍敞开着,人却已经躺下了。我站在门口,看见屋里那盏昏暗的小灯下,许若深似乎整个地缩小了,变成了蜷缩在一张大床上的瘦弱小孩。也不过6点多,天还没完全暗下来,不知他今日为何睡得这样早。


等到晚上8点多,我想着再走过去瞧瞧,发现他的房门已经合上。我听到挂在门外墙上的时钟正“滴答滴答”地走着,一声声落在黑夜里,格外明晰。


我回到房间躺下休息时已是晚上11点多,不远处的机器仍在施工,轰隆隆的声音似乎要身下的土地掘开三尺,要把整座房间震垮。我不得安宁,翻来覆去也睡不着,不禁想,他们在日夜赶工的时候,难道真的没有想过这边上还住着3个人吗?


第二天早上我起得晚,醒来时看到许若深已起床,便走了过去。


他脸色有点苍白,头上带着一顶棕色的尖顶毛毡帽,脖子上缠着一条围巾,双手缩在黑色大衣里,里里外外严实包裹着好几层衣物,以至于人削瘦得看起来像个微胖的橄榄。他说昨天着凉了,下午四五点钟身体里就开始感到冷,后来添了衣物还是冷得哆嗦,于是赶紧缩到被子里去了,幸好睡过一觉后好多了。


我问他,听到要搬迁,你担不担心?


“我死父担心(我担心得不得了)。”他回答得又是那般快。


虽然推土机已经开到了家门口,可他们至今也不知具体会搬去何处,只是听说搬迁的地方离这里不远。


我问他家里人是否知道这里拆迁的情况,他回答:弟弟说,如果到时搬迁了,不喜欢,或者住不惯,就回家住。


“你想回家吗?”


他没有直接回答我,却跟我讲了一个故事:从前这里有一个麻风病人,家里有妻儿,以前在这里医病时,妻子和儿子经常来看望他,跟他很亲近。后来回了家,等到年老病重躺在床上时,想喝一口水都没要到。


我想再问更多,他有点不耐烦地反问我:“你还不明白我的意思吗?”


“在这里自由,回家不自由。”他总结道,“如果(最后真要)回家,良浩第一惨,我第二,村长第三。”


许若深笑着自嘲,说自己是被剃掉了翅膀的鸟。他的双手就像乒乓球板,左脚有早年患病落下的旧伤,右脚年老机能衰退导致长年酸痛,只能在屋里及附近迈着小步。自从王玉珠去世后,他便和郭良浩结了伴。


平日里,大小细碎的事情他都需要郭良浩帮忙,开关灯、开煤气炉、煮菜、拿碟片、放碟片……常常都是许若深在屋里大声喊道:“良浩,来……”郭良浩在屋外听到了,便一边大声应和着,一边踩着光脚板悠悠地向许若深的房间迈去。尽管一天要被“使唤”很多次,他也很少表现出不耐烦,似乎很享受这种被需要的感觉。


早10多年,也曾听闻过岭后村要搬迁合并到揭阳的西坑麻风村去。那时王玉珠还在世,村里还有10名村民。王玉珠那时忧心忡忡地对许若深说:“若深兄,如果要搬,你要(和我)一起去啊。”


“你放心,你去哪里我就去哪里。”许若深当时如此安慰她。



如果说,许若深还有什么可信任的人,那便是常来探望的志愿者们了。得知岭后村要搬迁后,他陆续打了电话告诉几个关系颇好的女生,我不禁有点荣幸,原来自己也是被托付了信任的那个人。


相比去得更频繁的学生志愿者,我跟许若深的关系不算太亲近。在最初去的几次,他都没有记住我,直到有一次我和朋友把跟他合影的照片洗了出来送他,他就记住了。下次我们再去见他时,发现合影已经被贴在了床边那面墙上——现在,那面墙已经空空荡荡,只剩下用黄色丝带勾出的“岭后”两字和爱心符号,他担心搬迁时太仓促,让到访的学生把那些照片提前拆落收起来了。


他记住我后,我开始偶尔接到他借学生手机打来的电话,电话里是十分熟悉的乡音,用顺溜的潮汕话递出的几句问候,就仿佛我们在相隔200公里的远方遥遥重逢了,我确认了他依然健在,我们一样地牵挂着彼此。


之前许若深房间的照片墙(张馥兰/摄)


在岭后住下的第二天是农历十二月廿四,南方的小年。我看到不时有附近农村的村民从村口经过,还有个妇女手里抓着一把枝叶,进来问有没袋子可以装。经村长提醒,我才记起,今天是潮汕人“送神”的日子,他们是来摘竹叶和“神树叶(榕树叶子)”去拜神的。


连神仙也准备上天过年了,但岭后的3个村民却没人打算回家。来这里61年了,许若深几乎没回家过过年。


龙湖早已不再是他被卖入许家时的那个家乡了。如今那里已经摇身成了“龙湖古寨”,是全国著名的旅游景点,于2008年被录入首批“全国传统村落名单”,迎来了络绎不绝的游客。


有一次做完口述史后,许若深特意用碟机给我播放了家人带来的龙湖春节游神活动的录像。


浩浩荡荡的游神队伍,如摇摆的长龙般穿街走巷,红男绿女,锣鼓震天,在依稀回音里,我彷佛看到了70多年前那个扮演“桃花”的少年许若深。


在与林金凤分开多年后,他依然会梦见与她欢愉。即便人到暮年,许若深也依然忘不了在青涩年月里与她一起做过的种种事情。有时,他会想,林金凤是否偶尔也会想起自己?


许若深最近一次回龙湖已是五六年前,还是当地的一个志愿者服务队帮助他完成了回家的愿望,到了龙湖寨,他们拿出准备好的轮椅,推着他走。在古寨的牌坊前,他像个游客一样与大家拍了合影,下了餐馆吃饭,又逛了儿时再熟悉不过、如今已经成为文物的进士第、探花府、许氏宗祠、龙湖书院……几十年的时光像流星一般划过,家乡也变得梦一样飘渺,留在难以触碰的内心深处。


许若深回龙湖时的留影(张馥兰/摄)


他是想去见林金凤的,但最终还是选择了不见。他实在怕影响到她,引人怀疑。他听人说过,他和林金凤的孩子后来早夭了,林金凤又生了4个儿子,还有个儿子当上了校长。她的丈夫则在前年去世了。


当年跟林金凤分开后,许若深和她曾多次在街头市尾撞到,她总是匆忙往一边躲开,他自然也当作没看见,沉默地走向另一头。后来到了岭后村,有一次他回家,却是有意去遇她。他看到有个小孩坐在她家门口,便上前去问:“你爸在吗?”


得知孩子爸爸出门去了,他满心欢喜,让小孩去把他妈妈叫出来。林金凤出来,发现竟是旧日情人,却已躲闪不及。


他们站在她家巷口,林金凤垂泪问许若深在那边医治得怎么样。相视良久,她转头回家取了一些油盐和米递给了他。许若深知道她是会给这些的,他承认,他正需要。那时米油盐布都是靠票供应,林金凤在“番边”的母亲有时会从海外寄些回来,所以才能略有盈余,算是好的了。


这是他们此生最后一次双眼对望,最后一次认真看过彼此。


十一


许若深似乎对时间情有独钟,不仅门外墙上有一个时钟,房里也挂着一个,有时坐在他房间,便会听到时钟“滴答滴答”走动,清晰又有节奏,仿佛将永续循环下去。我们总是相对而坐,他将一对手掌交叠着放在大腿上,缓缓地按着某种节奏拍打着,下面一对脚也交叠着,翘着的那只脚也跟着摇啊摇。每当他开始用一口顺溜的潮汕话风趣地讲着往事时,便常常让人忽略了时钟的存在,忘却了时光的流逝。


有一回,我们聊到日影西斜,许若深抬头望着墙上的钟,两片薄薄的嘴唇很快地一张一合:“哎呀,6点了啊,过猛(真快)啊。”


我望向门外,昏昏沉沉的暮色中有归巢鸟雀的声声呼唤。我一下子被击中了,问他,你这一路走来,活到现在,将近90年,觉得时间过得快吗?


“快,非常快。”他回答。


“那你觉得活到现在,这一生有什么遗憾吗?”


自2014年开始做麻风村口述史,在我拟定的访谈提纲里,关于人生的“总结”是必问的问题之一。我从很多曾患过麻风的老人那里得到了很多有“缺憾”的回答,本来向许若深抛出这个问题时,自以为心中已经有了答案。可认真思索过后,他平静地回答:“我想来想去,觉得没什么好遗憾的哩。”


他又缓缓说道,回想起来啊,这一生是苦乐交掺,却没有什么可遗憾的。


我想想,是啊,回望这长长的一生,他能在这充满偏见和藩篱的社会里,在种种的缝隙中求得生存,还能冲破种种障碍热烈而无悔地去爱,充分体味了男女之间的亲密和欢愉,这样的人生是知足的。当他这么想时,他已经原谅了自己受过的那些苦,原谅了曾被抛弃,原谅了曾不被待见,原谅了自己在行动上的不便,原谅了作为家族弃子飘飘荡荡如飞絮的命运……


他肯定了自己。


他早就挣脱了世俗的期望,卸掉了那一箩箩沉重的担子,拒绝了被框缚、被定义。


这,就是我所认识的许若深啊。


许若深在自己的房间(张馥兰/摄)


后记


在这篇稿子完成后,我刚刚打电话问了岭后的村长孙銮盛,获悉最新的情况是:他们目前不用搬了,经过协商,他们现在住的两排房子,单留下孙銮盛住的那一排,许若深和郭良浩搬过去对面一起住。


这3个老人,暂时还要在这里继续住下去。


(张曼娟对本文亦有贡献,感谢原田僚太郎提供的帮助。为保护文中人物隐私,曾婉燕和王玉珠均为化名)


引用:参见 JUSTIN BAR.(2011). A Short History of Dapsone, or an Alternative Model of Drug Development.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Medicine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人间theLivings (ID:thelivings),作者:张馥兰,编辑:许智博,实习:伊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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