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生质量下降，导师师德师风等等，都是造成导学矛盾的因素，但更重要的是，大量人读研究生的目的是就业，是如何快速毕业，而不是搞出研究成果，这与导师形成明显错位，是造成导学矛盾重要的基础性因素。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陈志文观察（ID：chenzw_edu），作者：陈志文（中国教育在线总编辑），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研究生延期的话题近期引起舆论高度关注。

前两天一位浙大在读8年的博士在某短视频平台上说，因为博士延期，为了生存只好送外卖，并把矛头指向其博士导师；此前，深圳大学一位三年级硕士研究生也发帖指责导师让其延期毕业，甚至抛出“烂命一条”之类的话，大有不让正常毕业就拼命的威胁意味。

为什么会延期？质量显然是核心的原因之一。就拿浙大这位孟同学来说就很典型，虽然他本科曾是浙大优秀毕业生，保送直博生，但8年下来没有一篇“像样的论文”，甚至未发表过一篇SCI论文。他虽然把主要责任指向了导师，但也并没有否认自己没有像样的成果这个结果。 

至于具体个案真相如何，我们不讨论，但是延期背后，无法回避的是越来越普遍的导学矛盾。

一

研究生的质量控制，理论上是比较复杂的。比如中期考核不过关，就不能进入下一个阶段，需要分流；再比如把关人，理论上也比较多，院校两级的学术委员会，以及答辩委员会等。但在实际的操作上，最后说不的，核心还是导师。

以往一些高校还有一些硬指标，比如对发表论文的要求，但在去五唯等改革下，这些硬的尺子都在逐渐取消，于是，研究生的质量控制压力也逐渐全部转移到导师身上。

另一方面，为加强和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相关部门也加强了对导师与论文的第三方“监管”。外审和抽查，实际上也是防止研究生导师放水。而论文抽查被判定不合格，被打板子的，首先是老师。一些学校明确规定，抽查不合格达到多少篇次，导师就必须停止指导研究生资格，停止招生。说句难听话，导师想徇私，放水，也越来越难，尤其是博士。

研究生以及其论文，本就是导师的“作品”。研究生非正常延期对导师不敢说是有百害而无一利，但至少是弊远远大于利，不仅仅影响导师评价，甚至直接影响导师未来招生。一般情况下，导师背着抱着都想让孩子尽快毕业，尤其是硕士。除非迫不得已，导师是不会轻易要求延期的，这是很多公众不熟悉的。

事实上，这两起事件中的同组同学都发文反驳了两个人的说法，尤其是对导师的指责。对于浙大这位孟同学，孩子尚小，而且患有重病，面对如此艰难的学生，这位导师恐怕是所有人中最想让他尽快毕业挣钱的。但作为把关人，他不得不对没有一篇像样的论文的博士说不。事实上，这位博士的导师所在团队，两次被浙大提名五好导学团队，并非孟同学说的不堪。

在质量控制的体系上，导师成为事实上的把关人，一旦出现质量问题，也必然容易演化为导学矛盾，这也是无法回避的制度性原因。

二

浙江大学资深文科教授刘海峰日前发文：研究生，不要让导师折寿，对一些研究生基本书面表达能力不合格感慨不已。有人指出说刘老师是用二三十年前的尺子来量今天的研究生。

伴随高等教育普及化，研究生招生量也急剧扩大，一部分能力不足，或是不适合读研究生的人也进入了这支大军，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1999年大扩招开启了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新阶段，和本专科相比，研究生扩招幅度是远远大于本专科的。对比1998年本专科招生总量，2021年的招生规模大约是当初的10倍，但研究生招生规模则已经高达16倍有余。

1998年研究生招生7.25万人，但去年研究生招生高达117.7万人，远远超过当年本专科招生规模（108万）。

从竞争筛选的角度看，完全不在一个等量级上了。量的快速增加，必然带来一定的质的下降，一些能力欠缺的学生成为研究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这其中还有考研高考化带来的应试化问题。一些同学大学四年就准备初试了，初试分数很高但实际专业储备与专业能力欠缺。一位导师就曾跟我抱怨说，一个被学校分配来的硕士生，连实验室都没有进过，就是因为笔试分数高不敢淘汰，批评多了，他就一句话：“我水平就这样，你说怎么办吧？”

三

中国教育在线去年的调查显示，对于报考研究生的目的，60%的学生明确表示是为了就业，还有相当多的人表示是为了改换专业。对于很多研究生，读研究生的目的是就业，因此，他更关心的是如何轻松而顺利地毕业，而不是研究，搞出什么研究成果，这是和几十年前的研究生完全不同的。

研究生的这一目的与导师就形成了严重的错位，尤其是理工科领域。导师希望研究生扎扎实实地做研究，做学问，板凳不坐十年冷，但研究生想的是如何快速毕业。两个截然不同的诉求，常常让研究生与导师发生分歧，尤其是在具体研究方向与题目上。

事实上，文章一开始提到的这两个延期生在研究方向上与导师均发生了分歧。浙大的这位博士就指责导师最初安排“低技术含量工程”，最后“不信任导师”。

日前在网上看到一位研究生咨询学长的一段很有代表意义，发人深省。这位同学咨询的核心主题就是导师能否“放养”，担心“进比较坑”的实验室。第二个问题就是“毕业能否进大厂”。最后学长坦诚地回复说：“如果我天天只想躺着，只想去实习，不想做科研，那当然我觉得哪里都是坑！”

四

导师是质量的守关人，也就必然掌握绝对的权力！导师与研究生之间的地位是悬殊的，是极不对称的，这是和本科生有根本区别的，有一些人甚至不恰当地比喻为“父权”。

目前我国有各类研究生导师40余万人，规模庞大，因此一些不合格，甚至师德师风有问题的导师也是存在的。一旦遇到能力与人品比较差的导师，对于孩子，那就是一场灾难。这也是在导学矛盾发生时，公众普遍同情学生的根本原因，更容易产生共鸣。

五

伴随着95后，00后进入研究生阶段，这批独生子女和80/90后完全不同了。这批孩子完全是在强调所谓的“尊重”、“个性”中长大的一代，是在父母与老师呵护中长大的，尤其是一些学业“优秀”的孩子，很少受到批评指责。

一位导师曾经给我讲了这么一个故事。新学期开始就催着学生提交一篇论文，但直到最后一刻的早上六点，一个学生才发给他。早上8点就要开会讨论了，这个学生竟然说：这不还有2个小时吗？他很生气地说，“你以为我就带你一个？你以为我就应该不睡觉等着你？难道我可以不审核就直接提交吗？”

与此同时，这批孩子也是在“精于计算”中成长的，极其注重以目的为导向的“效率”。从小开始，他们就知道考到多少分，就能上什么样的学校，就会获得什么样的奖励；同时，他们也很清楚这几分从哪道题上补，这些已经内化为他们不自觉的行为习惯。

越是优秀的孩子，越精于算计，甚至达到一种极致。因此，在以就业为导向的目的下，他们往往对研究什么并不关心，而关心的是如何最快速地毕业，还不耽误实习找工作。因此，与导师发生矛盾也就稀松平常了。

95后也已经开始逐渐走上导师的岗位了，精于算计的一代一旦碰撞，可能会产生更大的麻烦。

总之，无论什么原因，导学矛盾伴随研究生量的增长，也越来越频发，必须去面对和解决，因为后果很严重。

抑郁，几乎是很多非正常延期毕业同学的伴随状况。浙大孟博士就公开表示自己抑郁，并有长期服用抗抑郁药物的历史。当然，还有其他，如深圳大学这位同学嚷嚷“烂命一条”，颇具威胁口气。一旦发生极端事件，对所有人都是不幸的。

怎么办？

首先还是建立和完善学生救济机制。因为研究生与导师的悬殊地位，设立更为完善的监督与救济机制是非常重要的。但救济机制说起来容易，建立和实施是很困难的。比如对学术的判断，引进司法是荒唐的，但是，我们又如何判断这不仅仅是一个学术的问题？如何甄别这其中的合理性与是非，也导致这种救济很难适时发挥作用。

其次，要建立完善的研究生退出机制。必须承认一些人不适合读研究生，或者一些学生没有好好做研究，无法达到毕业要求，怎么办？理论上当然是严把质量关，不能毕业就不能毕业。但在目前的国情文化下，不予毕业实施起来困难很大，学生或家长一个“威胁”，学校和导师就很难全身而退。

2020年全国研究生工作会也提出了完善研究生退出机制的问题。除了中期考核，博士转硕士等原有的机制，恐怕还需要考虑硕士的间接退出机制与标准。

我们的用人制度和毕业证与学位证书直接相关，拿不到毕业证、学位证对孩子们就业有非常大的影响，也是很多无法正常毕业孩子抑郁的重要原因。因此，在硕士生规模如此之大的背景下，我们是否可以参考西方荣誉毕业生制度，推出荣誉硕士制度，或者索性对一些硕士直接降低学术标准要求，比如一些专硕。非要强调这两种硕士是一样的，没有必要，也不客观。

最后，读研有风险，不要为难自己，也不必为难导师。

为什么要读研究生？一些同学需要明白，学习好并不等于适合读研究生，一些孩子可能真的不适合读研究生，更不是熬3年就天然应该给一个毕业证的。天底下本就没有那么容易混的研究生，尤其是博士。清华一位教授经常跟我说：读研有风险！不要为难自己，也不必为难导师。

最后，还想提醒，在我们积极保护同学权益的同时，也需要注意对导师的保护。导师是质量的把关人，也必然是直接面对这种冲突的人。

如果导师因为坚持质量的把关，导致学生无法毕业，并因此出现导学矛盾，甚至引发极端问题时，面对公众舆论，导师瞬间就从绝对的强势地位转换为弱势人群。舆论对导师的无端指责、围攻往往会形成寒蝉效应，让更多老师放弃研究生质量管控上的重要一关。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陈志文观察（ID：chenzw_edu），作者：陈志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