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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6-07 16:42
复工后,老板开始频繁发布“裁员威胁论”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中欧商业评论 (ID:ceibs-cbr),作者:曹欣蓓,编辑:施杨,头图来自:《我,到点下班》剧照


裁员是个现实又惨淡的决定。


继大厂“毕业式”裁员后,深圳又有公司推出了“竞标式”降薪,要求每位员工分别填写理想降薪表,由员工与员工之间进行竞标,谁填写的工资降得最多,谁就能留下。


《创世纪》剧照


2004年,联想经历了一次大裁员,曾有亲历者写下了《联想不是我的家》,其中提到了一个细节,某位被裁员工的东西收拾到一半,说道“先去食堂吃饭吧”,却没想到IC卡已被注销,这让该名员工倍感失落,似乎自己的存在被瞬间抹去,与公司的牵连从此断得一干二净。


而如今,职场被简单粗暴地分为两类人,员工自称“打工人”,老板则被称为“资本家”。在泾渭分明的称谓背后,组织与员工的关系正逐渐变得冰冷,较之于动情地把公司视作“自己的家”,人们开始普遍接受与公司的利益交换关系。


当凛冬来临,裁员从新闻报道走向了真实生活,这份利益关系愈发显得不堪一击。每个人都希望工作后能被命运所偏爱,但“时运”一词又怎会轻易如人所愿?被眷顾的幸运儿总是少数,更多普通人在一片泥沙俱下中,切身体悟何为“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


随着裁员的铡刀徐徐落下,年轻一代是如何看待降薪与裁员?VUCA时代,面对来自大环境可能的“黑天鹅事件”,年轻人的所思所见又是什么?“中欧商业评论”新组织观察工作室为此进行了访谈,请这群以90后为主的受访者们聊一聊后疫情时代,对于职场非确定性的看法。


在命运的狂风暴雨中,年轻人们试图握紧人生小船的桅杆,在现实的重压下,他们的双眸也曾黯淡,却又顽强地复归明亮,“疫情属于大环境不可控,碰上了也没办法,但真正能掌握命运和心态的,不该是疫情,始终是我们自己。”


一、“裁员预告”与“感恩惜福”


“比起降薪或裁员,员工更难以接受的,是老板通知时高高在上的态度,以及话里话外传达出:能留在这里工作是一种对你们的恩赐,要珍惜公司锻炼你们的机会。”


林璐的领导在公司微信群里,发了一条通知:复工后,公司会根据实际情况,酌情考虑降薪或裁员。


对于这条消息,林璐并没有太意外。她是一名90后,在上海一家大数据公司的公关部工作。早在上海刚开始封城时,部门领导就已打过预防针:未来公司或许会有降薪或裁员的举动,但具体规则要到时候再议。


林璐领导的消息发出后,微信群内一片寂静。“因为大家不知道该回复什么,这种情况下,说什么都不合适。”林璐说道。


更令她无奈的是,领导说完之后,紧接着又发了一大段话,大意为:如今市场环境不好,劳动市场有很多优质人才。在这个时间点,如果我们公司重新招聘,来投简历的人员质量都会非常高。因此,大家要好好珍惜现有的工作机会,摒弃大锅饭思维,争取不要被裁,即使降薪,至少也能有工资糊口。


“这不就是PUA吗?在封闭的两个月中,领导把这段话翻来覆去,说了无数遍了,”即使在接受访谈时,林璐依然带着愤怒。


“其实我们有个小群,除了领导,所有人都在群里。在小群里,大家早就达成了共识:受疫情影响,如果公司要降薪,虽然无奈,但都可以接受。


可如果下面人干得累死累活,降薪还要首当其冲,领导薪酬一分不降,还天天居高临下地摆出一幅施舍的态度,威胁有多少大厂优秀员工正在失业,让我们心怀感恩,话里话外传达出,能留在这里工作是一种对你们的恩赐,要珍惜被公司锻炼的机会。对员工而言,实在很难受。”


华为前人力资源副总裁吴建国表示:所有的事情最终都与管理层有关,冲锋陷阵干部要带头上,裁员也要从中高层做起。但在更多组织中,却没有实现吴建国口中的“领导带头担责”,反而演变成了带头教训下属。


也正是因此,当“裁员预告”的弓箭被拉到了极致,在高度疲惫的“感恩惜福”言论轰炸下,连珠炮式的威胁非但没有取得预想中的效果,反而在下属们一次次缄默不语中变得苍白无力。


当林璐的领导在群里发出这一大段话后,虽然工作群里依然一片寂静,但在小群里,已有员工忍不住吐槽:


“别降薪了,也别再天天让我们感恩惜福了,这跪舔真是没完没了。赶紧裁了吧,还能发个N+1补偿金。”


二、组织与员工的“变形”关系


“有些企业既想让打工人有封建时代的人身依附关系,也想拥有资本主义工厂式的廉价劳动力,还想具备社会主义的主观能动性。”


事实上,领导发在群里的这段话,只是压垮林璐同事情绪的最后一根稻草。在两个多月居家办公期间,林璐最大的焦虑并非来自办公模式,而是领导的管理模式。


“领导总觉得居家办公后,下属们都在视野看不见的地方犯懒摸鱼。”林璐说道。


由于疫情的缘故,林璐所在部门叫停了每月一度的线下活动,转成每周一次的线上活动。虽然活动频率变高了,但PR部门的营收却降低了。在林璐公司,线下活动已是相当成熟的模式,每举办一场活动,都能带来报名费、赞助费等相关收入,可线上直播无法产生收益,只是增加曝光机会。


“这造成了恶性循环,虽然大家事情很多,但部门营收KPI一直没完成,领导就很焦虑。在她看来,只要没收益,就不算真正干活,即使我在周报里写上800字,可她还是觉得不够,还要再加活,如果告诉她工作量真的满了,那就变成下属不配合。


另外,领导不停往群里扔裁员文章,告诉我们,当下这个环境,更应加倍珍惜手头的工作,有口饭吃要记得惜福。”林璐无奈道。


在美国领导力研究者ED Zitron看来,管理者与员工之间存在着不可避免的“灵魂争夺战”,管理者希望雇佣的,不止是员工的工作时间,而是整个灵魂。而在中国,这份“灵魂争夺战”又平添了一层“感恩惜福”的含义,互联网上有一句话,恰如其分彰显了当下部分企业与员工之间的关系:


“现在有部分企业,既想让打工人有封建时代的人身依附关系,也想拥有资本主义工厂式的廉价劳动力,还想具备社会主义的主观能动性。”


无论在做出“酌情考虑降薪或裁员”的决定时,高层内心经历了几番犹豫或挣扎,但这份“裁员预告”却被企业的中层过度滥用了,扭曲成了混合着封建时代、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大杂烩式”关系。可是,员工所期望的,却是一份“你出钱,我出力”的契约式关系。


“不管有没有疫情,我和公司的劳动关系都不变,公司支付工资,我付出工作,”从事研究工作的王凡表示:


“可有些领导者的行为,不就是把疫情当借口,趁机搞PUA吗?王凡的公司虽然没有裁员的打算,但她的领导在平日里,总有意无意地提起各类裁员新闻,着重强调市场环境恶劣,教育大家“生存压力逐步显现,公司已经足够仁慈,要心怀感恩。”


王凡有一个女儿,在疫情期间,面对老板频繁的“某某公司裁员”言论,她也曾和同事讨论过如何看待这一问题。


“可是老板忘了一件事,市场是流动的,那些公司的员工难道永远都不会走?永远都只能被动等待吗?我算是传统概念里,‘负担重、不敢走’的职场人,今年34岁了,又要养孩子,肯定会感受到金钱的重要性。但如果真的要变动,其实也没那么怕,顶多环境不好,找得慢一点罢了,”王凡坦诚道。


“在我们几个关系好的同事里,无论是95后,还是家里有娃的,或是有房贷的,大家看法都是一致的。


没有人想在这个时间点盲目乱动,因为害怕下一个工作更‘坑’,但如果真到了难以忍受的地步,在家休整2、3个月,甚至半年,重新找个好工作也可以。如果在家待2个月,学费、房贷、所有消费就全断了,天就塌下来了,那么更大的问题在于,之前的消费规划是否合理?是否生活奢侈的程度,已超过了自己的能力范围,所以连应急资金都没有?”


在访谈过程中,王凡反复强调“基层更应该稳住心态”,并把基层的跳槽称为“换个地方‘搬砖’”。


在她看来,不少人当了领导后,渐渐脱离了业务实操,主要工作成了溜须拍马,或是做PPT报告。这些“花瓶式领导者”一方面能力退化了,另一方面,他们找工作时还要多方考察,评判新工作是否工资足够高,是否能维持原来的生活,是否拥有实际管理权。


但是基层呢?王凡说道:


“从实际执行落地,到临时加班救火,都是下面人做的,可基层又恰恰是全公司工资最低的人。


午餐时间,如果去楼下逛一圈,风景截然不同。领导去的餐厅通常不错,朋友圈里发的消费也很高档。但基层员工或是叫一份20元的外卖,或是在全家买一份便当,或是一起去装修简陋的螺蛳粉小店,也能凑合过了。


哪怕我这类有娃的,除去必须支付的补课费、房贷等刚需,即使在家待两个月,如果不考虑进账,只考虑生活质量的话,由于我本来就买超市的盒饭,也就没什么大幅下降,甚至自己做饭还可能更营养健康。


更何况,要对自己的能力有信心。即使是现在,也有不少企业正在招人,并不是市场上所有机会都消失了。只要过去经历拿得出手,任何公司都需要实际干活的人。”


三、关于裁员:拒绝“污名化”与“耻辱化”


“这造成了一个困局,领导自以为是地宣传感恩论,持续PUA,认为反正市场不好,就可以肆意放任负面情绪,下属都该无条件忍耐,殊不知这其实是反作用,只是领导想象中‘在裁员四起的环境下,充满绝望、只能被企业狠狠捶打,悲惨又可怜的打工人们’。”王凡表示。


我真的希望,领导们可以打破信息茧房,低头往下看看吧。我们在认真工作,也愿意忍耐,但我们也有自己的底线,不代表公司可以整天PUA。金钱固然重要,但并不是在家待两个月,天就塌了,人生就因此彻底废了。


我们没有那么卑微,更没有那么绝望,即使上层眼中的‘弱小杂草’,我们依然对生活抱有希望,正在努力峥嵘生长,因为市场始终是流动开放的,总有合适机会。”


在访谈过程中,当问及对于“被裁员者”的看法时,这些全部出生于85后,且大部分出生于90后的受访者不约而同道:“不是员工的错。”


曾几何时,“裁员”一词是带有耻辱性的,如果某人被裁员,他在亲友面前都羞于开口,抬不起头做人,因为那意味着个人能力的不足,是“混得不好”的典型例子。但VUCA时代,面对纷繁多变的市场,如今的年轻职场人不约而同地挺起腰杆,拒绝再将裁员“污名化”和“耻辱化”。


出生于94年的吴力更是直白地打了个比方:“找工作就像谈恋爱一样,如果你朋友说自己失恋了,你会觉得朋友错了吗?有时候员工辞职,就是主动分手,运气不好碰上了裁员,那就是被动分手。只是彼此不合适,为什么要责怪自己?


林璐则从另一个视角试图理解领导:


“因为不是一代人,我领导快50岁了,我朋友领导更是超过50岁,那一代人连跳槽都很少。当然,那一代也有很多开明的人,但总有固执己见的。


在我们这一代,如果在家休息半年,大家觉得很正常,可在部分上一代人眼中,连裸辞都是不能接受的,如果花上2个月待在家慢慢找工作,甚至是‘不正当’‘大逆不道的’。也正是因此,才会有‘珍惜公司锻炼你们的机会,感恩有饭吃的时候’之类的言论。”


在传媒行业工作的尹梦对此深有同感:


“虽然我公司挺有名的,可我姥爷始终会说:‘你那个私营单位’。姥爷用的词甚至都不是‘公司’,而是‘单位’,他们那个年代的人,如果不是国营的,基本都看不上眼。


到了我父母这一代,他们不叫‘裁员’,叫‘下岗’,这也是个具有时代特征的词。他们那一代下岗后,遭了很多罪,因此,在我们眼中,只是停几个月,稍微休息下,在他们眼中是很严重的事。”


英国社会学教授齐格蒙特·鲍曼在《工作、消费主义和新穷人》中,将工作伦理概括为“工作即正义,不工作就是一种罪恶。”


在这份将“工作”与“正义”相捆绑的伦理范式下,是在集体主义观念影响下对于团队荣誉感的高度重视,以及对社会认同感的看重,“必须和大家一样”“如果其他人都在工作,自己却在休息几个月,那就成异类了”。


较之于上一代,年轻一代更重视自身的感受,他们不认为在市场不好时,公司就可以无底线PUA,也不会把被裁员,或是在家休息几个月,看作一种“丢脸”。


鲍曼在书中写道,“工作带有一种道德优越性”,而年轻一代同样有他们的生存哲学,王凡说道:


“道德很多时候是是用来指责别人的,就像传统观念里,被裁员很丢人,连去旅游散心都‘不配’,买杯咖啡都会被说‘怎么还乱花钱’?必须时刻跪在键盘前在找工作,才是一种‘赎罪’。


只是不合适而已,为什么要用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又比如在家休整几个月,边调整状态、边等待机会,如果不伤害别人,为何有些人非要举着道德的大旗评判,显得那几个月如此不堪?”


小结


孙娜在一家外企工作,受到疫情的影响,该企业暂停了在国内的扩张计划,原本打算新设的业务部也就此解散,这也意味着:她又要重新找工作了。


在家待业导致了孙娜与朋友的聚会形式随之变化。有工作时,孙娜热衷于去各类网红餐厅打卡,午饭后还要喝咖啡,随后再去甜品店。但如今,孙娜能屈能伸地对朋友说:“午饭就各自在家吃吧,下午去公园逛逛,也不收费,渴了就去711买瓶水得了。我最近没有进账,用钱得省点。”


孙娜不觉得聚会的快乐被冲淡了。“原本的快乐也不是来自网红餐厅拍照炫耀,而是看到好玩的地方,就会立刻存下来,等着周末与朋友分享。最近要找工作,还要付房租,肯定要省点,但能和朋友见面聊天,分享近况,一样很高兴。”


孙娜已经找了近两个月工作了,“有些事急也没用,日子都是一样过,盲目焦虑只会让事情更糟”,她把找工作比作是在回转寿司店用餐,有时候运气很好,传送带上接连出现心仪的寿司,但有时候需要等待,不过只要足够耐心,总是能等到自己想要的那一份。


但同时,孙娜也坦诚道,“毕竟房租是大头,我现在都在用积蓄,如果再过一阵子,还没等到特别满意的,那肯定要降低预期,先做起来再说,”孙娜说道:


“这也没关系,我特别喜欢网上一句话:‘人这一辈子,不可能一直骑马的,难免骑骑驴,虽然慢点儿,但总是一直在前行’。只要放稳心态,相信自己的能力,并保持足够耐心,我们总是在往前走的。”


注:本文中林璐、王凡、吴力、孙娜均为化名。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中欧商业评论 (ID:ceibs-cbr),作者:曹欣蓓,编辑:施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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