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世界说 （ID：globusnews），作者：海峰，责编；张希蓓，原文标题：《一欧元别墅，和消失的意大利宝宝》，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2017年，意大利南部一个城镇以1欧元出售无人居住的荒宅的消息曾经登上了全球媒体的头条。这个西西里小镇把不再有人居住的房屋以1欧元的价格对全球买家出售，唯一的附带要求仅仅是在三年内对其进行翻新，而且整体投入必须超过1万5千欧元（约合人民币11万）。

三居两卫，使用面积90平米；售价1欧元 / 1eurohouses.com

此举很快在意大利各地引起效仿。一家专门的网站汇总了意大利采取类似措施的乡镇，从下面地图上的标注可以看到，大部分城镇都位于经济不发达的南方，但是较为富裕的北方参与的也不少。在1欧元这一售价吸引了无数眼球的同时，城市化和长期低生育率给意大利乡村人口结构带来的毁灭性后果也同时呈现在了全球面前。

参与1欧元售房的城镇 / 1eurohouses.com

从1976年以来，意大利的生育率一直低于国际公认的能够保持人口总数平衡的2.1，去年更是跌到了1.3以下。尽管每年都有大量主要来自东欧和非洲的移民定居意大利，该国总人口还是于2015年达到6千万以后探顶下降。根据柳叶刀杂志2020年一篇论文的预测，到本世纪末意大利的人口将和东亚各国一样，从世纪初的最高峰下降50%。

为应对严峻的人口寒冬，意大利政府于每年5月定期举办生育峰会，由总统和总理出席并邀请教皇致辞，分析生育率低下的原因并寻找对策，动员社会各界一起努力，提高全民生育水平。在2021年的峰会上，新任总理德拉吉指出：“⼀个没有孩⼦的意⼤利是⼀个没有未来的意⼤利，⼀个慢慢不复存在的意大利……低出⽣率的部分原因是经济原因，出⽣⼈数与经济增⻓之间存在直接关系。然⽽，即使在增⻓速度超过我们的社会中，出⽣率也在下降；这表明问题更深，与缺乏安全性和稳定性有关。”

想生，但不是现在

我在米兰认识的Gianluca是一家知名咨询公司的分析师。32岁的他从小接受良好的教育，原生家庭美满幸福；Gianluca与在投资银行工作的女友在读商学院时相识，至今已经交往了8年。当我问Gianluca是否有生育打算时，他毫不犹豫的回答说当然；在他的理想中，家庭就是父母加上几个小孩。他自己有两个姐姐，女友也不是独生女，从小在这种传统家庭中长大，他理所当然地认为这是幸福的摹本并且打算在自己身上复制。

那么你计划什么时候有第一个小孩？尽管我事先已经向Gianluca说明今天打算聊一聊意大利的出生率，而且已经有理想的子女数目这种话题作为铺垫，这个问题还是让Gianluca沉默了很久。仔细思考以后，他犹豫着回答道：可能再过五年吧。

意大利年轻人中像Gianluca这样在生育上持摸棱两可态度的显然不是少数；尽管民意调查显示大多数年轻人都把父母+子女式的传统家庭当作自己的理想家庭模式，但是真正落到实处，能够与伴侣一同居住并且生儿育女的并不是大多数，或者说并不足够多。

我住在法国；在这里的市政公园内，沙坑，滑梯和大片草坪都是标配。每到傍晚和周末，沙坑内总是有蹒跚学步的幼儿在奋力挖掘，滑梯上挤满了跑上滑下的孩子，小学生们在草地上奔跑打闹或者踢球，让大家都觉得这才是公园真正的用途。阳光明媚的周末下午，公园内熙熙攘攘，儿童们甚至都不需要事先约好就直接来街区的公园内找朋友玩。

但是到了意大利，不仅公园内相关游乐设施数量少很多，里面的儿童数量也屈指可数。米兰的街头很少能够像巴黎那样看到成群结队的中学生，也少有法国小学附近课间必不可少的喧哗。造成这种差别的原因，是意大利远低于法国的儿童数量：2021年法国有74万婴儿出生，而意大利不到40万。

米兰的一处公园 / 世界说

是什么造成了意大利如此严重的人口危机？为什么会与近邻法国有如此巨大的差异？

从经济上来看，失业，缺乏托儿服务和没有住房显然是抑制生育愿望的重要因素。意大利是一个欧洲的穷国，几十年来经济发展迟滞不前，更受到2008年欧元危机和2020年新冠疫情的沉重打击。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即便不考虑疫情的影响，2019年该国的人均GDP为28923欧元，甚至低于1999年的水平；而同期法国的人均GDP增长了20%。与经济迟滞相伴的是较高的失业率，尤其是在欧盟高居榜首的青年失业率。

单纯从育儿经济负担上看，意大利与法国相比似乎更有优势：两国医疗和教育的福利制度类似，基本上是由国家承担从产房到大学毕业的医疗和教育费用。欧洲各国基础教育强调发展人格和自由创意，压力学业比较轻松，一直到初中都是寓教于乐；初中小学的课外教辅基本不存在，中小学生体育艺术等兴趣班的开支则完全是家庭的自由选择。在住房方面，意大利并不是一个高房价的国家，其按照房价/收入计算的住房购买力甚至在欧盟排名数一数二，远远高于法国。

但是受制于萎靡不振的经济，意大利政府的财力与欧盟邻国相比非常有限，因此在很多福利投入上显得相当拮据。比如法国幼儿园的普及率远远高于意大利，并且从2019年起纳入了义务教育。而意大利的幼托机构不仅要家长付费，而且数量相当有限。同样是三岁的孩子父母，法国的家长在早晨把孩子送到学校后可以继续自己的工作生活，而意大利的家长往往需要通过保姆，家人或者放弃自己外出工作的机会来带娃。

参与1欧元购房的其中一个村镇，广告语是“可帮助年轻人打破房贷负担”/ casea1euro.it

在住房方面，意大利的公共财政对低收入者的支持非常少。2022年法国在住房补贴上的投入超过了130亿欧元：所有在法国境内合法居住的房客都可以根据收入高低从政府获得住房补贴，单身租客获得的补贴金额每月最高可以达到565欧元：享受该项补贴的人中，有30%的房租负担基本为零。同时政府亲自上阵，直接以房东的身份向中低收入者提供廉租房，租金往往只是市场价格的一半甚至低到四分之一。

对首次购买自住房者，中央和地方政府也会提供低息或者无息贷款。这些福利措施没有年龄限制，但是受益对象往往是刚刚迈入社会，收入较低乃至没有经济收入的年轻人，对他们开始独立生活提供了巨大的帮助和助推力 ，而有自己的住房往往是生儿育女的一项重要考虑。

意式“妈宝男”

对比起法国，意大利的年轻人本来就因为停滞的经济难以实现经济独立，缺少政府资助的情况下他们往往选择继续与父母同住。18岁到34岁的意大利人中，三分之二仍然住在父母家中。这些人被称作bamboccioni，字面上可以翻译为“巨婴”；在生育率相对较高的欧洲国家比如瑞典，采取这种生活方式的青年不到四分之一，法国不到三分之一，与意大利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住在父母的屋檐下推迟了年轻人心理上成熟的时间，阻碍了他们与伴侣共建爱巢，也大大减少了生育的可能性。

经济因素只是诸多影响意大利生育率的原因之一。比如成年子女和父母同住这一问题，身为高级白领的Gianluca就说尽管房租不成问题，他还是从未考虑过自己租房单独居住，工作几年来一直和父母住在一起。问起他为什么不租房的原因，他耸耸肩，说自己和父母关系很好，一起住不仅节约开支而且生活方便；他强调生活方便不仅是对他自己，父母有需要比如外出旅游时他也会承担遛狗的职责；房子足够大，他在里面有自己的空间，不觉得有独立居住的必要；况且朋友们都这样。

数据也证明Gianluca和他的朋友们的逻辑在年轻人中并不罕见：和父母同住的意大利年轻人中，38%有自己的工作却仍然选择留在父母家里。需要说明的是，Gianluca不是所谓的宅男：他在欧洲几个城市读过书，硕士的最后两年在新加坡完成；社交广泛，2021年足球欧洲杯决赛时邀请了超过20名好友在家中为意大利队加油。

我问Gianluca在什么情况下他会考虑搬出父母家时，他毫不犹豫地回答说，等到有了孩子的时候。但在现实中，生孩子和与伴侣同居这两件事，往往演变成为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导致伴侣们开始同居的年龄越来越大，在生理上留给他们造人的时间也相对减少。意大利母亲生育第一胎的平均年龄为33岁，这个数字即便是在普遍晚育的欧洲也高居榜首；假如这一年龄是25岁，100年就可以繁衍四代人，比33岁整整多出一代。

欧洲各国女性生育第一个孩子的平均年龄，意大利已连续数年位居榜首 / eurostat

在2020年的人口峰会上，教皇方济各在致辞中期待年轻人尤其是年轻女性找到“付出的勇⽓，选择⽣活的勇⽓ ”。意识到职场对生育支持不足的他将批评的矛头指向了现代资本社会：“可悲的是，……怀孕后来上班的女性不得不隐藏肚子；一个女人怎么可能为生命所能提供的最美丽的礼物感到羞耻？感到羞耻的不应是⼥性，⽽应是这样的社会”。他希望社会和企业停止以金钱为中心，避免不可持续的长时间⼯作，设法增加对员工的收⼊分配，为年轻⼈提供⾜够稳定的⼯作。教皇期望，女性能够向往“能够在孩子眼里看到自己的倒影的那一天”。

教皇这些愿景确实点到了阻碍年青人选择生育的几个障碍，然而并不是所有现代女性都会把“在怀中的子女眼里看到自己倒影”作为追求的目标；即便是有此愿望和“付出的勇⽓ ”，现实中的重重障碍也让许多意大利女性退而却步。在40岁这一年龄段中，四分之一的意大利女性从未生育，而法国女性的这一比率不到15%。

我因为工作经常接触的一家意大利公司里，男性主管对哪怕是专业岗位的女员工呼来唤去是个司空见惯的事情，他会不断打发她们为大家泡咖啡或者整理会议室。这家三十多人的公司里，工资最高的一半员工中只有两名女性。

与此同时，意大利传统文化更期待宝宝由母亲来抚养，而不是交给外部机构。或许正因为此，或许是因为政府资源有限，意大利幼托机构相当匮乏；政府承认，像法国那样将3到6岁的幼儿园纳入义务教育完全超出了意大利的财政能力。因此，很多母亲在生育后只有放弃工作，在家里当起全职妈妈。

根据统计数据，约四分之一的意大利女性在子女出生后一年内失去工作，而且这一比率还随着子女数量的增加逐步上升。这些因素压低了女性参加工作的愿望；在2014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于鼓励妇女外出工作的一份报告里，意大利的表现在所有欧洲国家中排名垫底。

意大利女性还要为了生育承担身体的痛苦：生产时的麻醉没有纳入意大利的基本医保，而是一项自费医疗项目。即便费用不构成问题，在包括西西里和撒丁岛的意大利南部，许多妇产医院根本没有配备麻醉师，也就无从提供无痛分娩。

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文化还意味着成家后的意大利女性需要面临沉重的家务负担。Gianluca的父亲告诉我，他事业有成的妻子无法想象没有子女在身边的生活：除了宠爱继续住在家里的儿子外，母亲也非常乐意随时向在同一栋楼里的大女儿提供妈妈的暖心服务。Mammoni这个意大利语内用来指与母亲关系过于亲密的成年男子的语词，翻成中文就是“妈宝男”。

统计数据显示，和父母同住的子女大部分是男性；18岁到34岁的意大利男子中80%住在父母家中，远远高于女性的50%。Gianluca的两个姐姐都在开始工作以后搬出自住。

选择留下的Gianluca不是经济意义上的啃老族：收入丰厚的他对父母毫不吝啬，疫情前曾为母亲生日送上一趟父母双人的美洲旅行。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住在父母家的他过着舒适的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他承认自己从来没在家里下过厨房或者打扫过卫生。

在母亲过度关怀和包容下长大的孩子操持家务的能力不高，做家务的意愿也往往有限。当他们终于因为和伴侣同居搬出温暖的父母家时，很容易想要复制自己习惯的家庭生活方式，这就意味着柴米油盐酱醋茶等日常家务负担往往落在女性身上。已经先于男性开始独立生活的女性，生活中一下子多了一个不会也不愿意做家务的男人要照顾，实在不是非常诱人的前景；对不再以成为妻子或者母亲为唯一理想的女性来说，继续单身可能是更加合理的选择；承担养育后代这样漫长且重大的负担更超出了一些人的承受能力。

意大利文化的保守还体现在对婚外出生子女的态度上；尽管保守的婚姻和家庭观念随着时代在改变，比如行政上已不再在入学和福利注册上刁难没有父亲的儿童，经过修订的法律也极大方便了母亲的新伴侣对儿童进行抚养，但是作为天主教教廷所在之地，意大利和其它欧洲国家相比，观念的转变还是相对滞后。去年法国超过63%的婴儿属于婚外出生，在意大利刚刚达到34%。

在全球年轻人对进入和维持亲密关系越来越畏惧或者排斥的今天，这就意味着意大利女性在做出生育决定时有更高的心理门槛，需要对伴侣和双方的关系有更多的信心。而在其他有社会福利保证幼托的欧洲国家，女性只要经济独立，做出生育决策时需要考虑的因素就少得多；伴侣关系的法律定义，双方感情的坚固性这些难以找到答案的问题都可以排除在外，由此获得生育自主权的女性也更加容易迈出成为妈妈这一步。

政府发钱，有用吗？

2020年的新冠疫情沉重打击了意大利。作为欧洲第一个受到疫情冲击的国家，意大利北方经济中心米兰等地医疗系统在2020年2月到4月间经受了血与火的考验，教堂内堆满来不及下葬的棺木的场景深深震撼了世人。疫情冲击如此严重的原因之一是老化的人口：意⼤利⼈年龄的中位数是欧洲最⾼的47岁，23%的人口超过65岁。面对病毒，抵抗力较弱的老人既可能受到病毒的直接攻击，也更可能因为医疗资源的严重挤兑成为次生灾害的牺牲者。

欧洲其他国家后来对疫情初期对意大利援助不够的状况进行了一些反思，比如曾批评意大利抗疫效率迟缓的荷兰总理吕特就称自己“经受了良心的检讨”。几个月后，欧洲开始向意大利提供数额巨大的经济支持：为缓解疫情带来的经济危机推出的7500亿欧元的欧盟复苏工具（Next Generation EU）中，意大利作为最大受益国获得重建资金1915亿欧元，超过四分之一。

充分意识到人口危机恶果的政府把扶持生育作为疫后重建的重要部分，利用当时尚在讨论中的欧盟资金大幅增加对家庭的福利。2020年6月通过的家庭法案规定，政府根据家庭收入，向18岁以下未成年人每月提供最高180欧元的补贴，向18到26岁的年轻人每月发放80欧元，向有3岁以下幼儿的家庭提供最高每月400欧元的保育费用报销；父亲也获得了10天的带薪产假。

这些效仿北欧和法国等国政策的出发点是通过向孕育期的母亲，幼儿教育和未成年人加强财政扶持，来增强生育年轻人的生育愿望。由于政策实施的时间有限，落实效果目前还难以确定，但是这种鼓励生育的政策，本意就是推动本来有着强烈生育意愿但是因为经济原因而迟疑的家庭迈出最后一步，对生育意愿不强的人来说，仅仅因为每月四百欧元的育儿补助就改变计划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Gianluca说他从来没有听说过家庭法案；在了解其内容后，他表示自己做为高收入者，在按需分配原则下获得的福利相对较少，而且即便有所有的这些福利，他自己的生育决定也不会因此受到任何影响。

其实Gianluca的决定可能并不重要：在自由和开放的现代社会中，女性的教育程度普遍提高，生育往往是她们的决定，而不是出自男性。对女性来说，生育是对未来投下的信任票；为了这个未来，她们愿意忍受孕育的不便和风险并且在许多年内大幅减少休闲的时间。如果社会不能够提供足够的支持，在她们做出这些牺牲以后还要求她们承担额外的成本，比如失去职场发展的机会，收入减少，承担更加繁重的家务和子女教育，那么就会有对自己未来失去期望的女性因此选择不生育。

所以为了鼓励生育，除了增加福利投入以外，社会还需要从女人身上承担更多的隐形生育成本，让她们在做妈妈的同时能够继续做自己，而不是在两者中做出取舍。

低生育率是欧洲所有国家面临的共同课题，即便是生育率最高的法国也只有1.8，远低于保持人口所需的2.1；然而许多国家都没有人口危机，它们靠的是外来移民。

2020年的新冠疫情中，奋战在英国医疗系统中的外国移民超过130万；法国每年新增的移民在27万左右，而意大利则不到这个数字的一半。除去排外的右翼政客，比如在2018到2019年间担任副总理直接主管移民的萨尔维尼排外政策的影响外，经济不景气的意大利事实上也很难吸引移民；虽然有大量移民从北非偷渡到意大利，但他们的最终目的地往往是英国和北欧等有更多工作机会的国家，意大利对他们而言只是旅途上的一个中转站。意大利语在境外的使用者非常少，本国使用英语的比率又相当低，也大大限制了对移民的吸引力。

尾声

在一欧元售房活动开始五年以后，我登陆了西西里市政府一家为此专门搭建的网站https://www.case1euro.it/。其中，一个叫做Mussomeli的小镇人口刚刚过万，目前以1欧元出售的房屋有一百来所。网站强调1欧元售房不是一个恶作剧，而是市政府针对居民因为各种原因离开后的空房所采取的对策。除了购房的各类信息外，网站上还有售房者联系栏，方便业主将自己的房产以1欧元挂牌出售。

Mussomeli镇本世纪的人口变化 / Tuttitalia.it

出于好奇，我查询了一下这个镇的人口统计数据——小镇人口从1951年来一直在减少，而且下降趋势在2017年的1欧元售房开始以后没有任何缓解的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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