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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6-29 18:21
后疫情时代,全球产业链重构的四个趋势

本文摘选自《全球产业链重塑》,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作者:徐奇渊(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东 艳(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原文标题:《新冠肺炎疫情后全球产业链重构的四个趋势》,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新冠肺炎疫情与经济全球化的关系是评估未来全球产业链重构方向的基础。 新冠肺炎疫情导致全球供给和需求同步下降、价值链断裂、各国意识形态和价值理念分化和对立,正在改变以要素资源跨国配置为特征的全球化发展基础,加剧“逆全球化”趋势。


对于疫情后全球化走向和趋势,目前有以下几个代表性观点:


1. 有限全球化:各国收回更多经济主权,经济从以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高速流动、优化配置为特征的“超级全球化”回归到20世纪80年代之前以商品和资本流动为特征的“有限全球化”。


2. 再全球化:以“中心-外围”经济结构为基础,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由于全球治理意愿和治理能力的增加、国内市场的不断扩大,正逐步替代西方大国成为全球化的新动力,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组成的全球化“二元格局”演变为发达国家、新兴国家和外围国家组成的 “三元格局”,经济体之间对立程度下降。


3. 慢全球化:随着商品、生产要素全球流动摩擦加剧、全球投资增速放缓以及跨国公司与母国利益冲突增强,全球化趋势放缓,区域内经济一体化程度进一步加深,全球价值链向区域内收缩。


4. 数字全球化:数字经济和人工智能将替代商品贸易和金融活动,成为全球化的主要驱动力,全球化体现为线上互联性的增强和线下要素流动的趋缓。


总的来说,发达国家主导的以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高速流动、优化配置为特征的“超级全球化”已经退潮。但是,数字经济和人工智能的发展、新兴经济体参与全球治理能力和意愿的增强、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进程及融入全球经济分工的客观需求等因素,将继续支撑全球化的发展。未来的全球化是多方力量相互博弈和权衡的全球化,全球产业链也将在技术、市场、成本、竞争和政府等多方因素的权衡下,寻找新的稳态。


一方面,市场、技术和成本因素将继续推动全球产业链的发展。从市场看,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经济体的国内市场不断壮大,将继续吸引跨国公司围绕终端需求形成新的区域集聚模式。从技术和成本看,随着全球要素禀赋格局的变化,全球产业链将进一步知识化、数字化和资本化。 


另一方面,从政府和政策看,安全导向在全球产业布局中的影响显著增加。疫情冲击加速了2008年金融危机后已经出现的全球产业链区域化和本土化重构趋势,也促使跨国公司在产业链布局上开始实施多元化和集聚化战略。


未来的全球产业链将主要呈现以下四个趋势性特征。


一、数字化:全球产业链将更趋知识化、数字化和资本化


随着全球要素禀赋格局的变化,全球产业链将在中长期呈现知识化、数字化和资本化趋势。一方面,知识和无形资产对全球价值链的重要性不断提升。根据麦肯锡的测算,2000-2016年,全球价值链中研发和无形资产资本化支出占总营收比例从5.4%上升至13.1%。所有类型价值链活动的知识密集度均有不同程度提升,其中制药和医疗设备、机械设备、计算机和电子占比最高 (依次为80.0%、36.4%和25.4%),且提升幅度最大(依次为66.3、29.3和17.4个百分点) 与此相对应,价值链创造活动向研发和设计等上游活动、营销和售后等下游活动转移,而制造环节的价值占比下降(甚至直接外包给代工厂)


另一方面,自动化和人工智能技术以及长期化的低利率环境,将使得制造的技术和资本密集度不断提高。从技术视角看,人工智能、3D 打印等新兴技术大多为技能偏向型,对中低技能劳动力存在明显替代。同时,新兴技术正逐步改变工业生产方式,增加发展中国家经济赶超的技术壁垒。从政策环境看,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主要发达经济体普遍推行非常规的财政政策和无限量宽松的货币政策。


在全球经济增速偏低、政府债台高筑的背景下,主要经济体的央行难以退出低利率的政策环境,这使得资本相对劳动的价格下降,并促使产业链的数字化和资本化。未来,那些拥有较多高技能劳动力、较强的创新研发能力以及良好的知识产权保护的国家将在新的全球产业链格局中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

 

产业链的数字化、资本化,是未来中长期的一个发展趋势。在此过程中,全球分工的比较优势格局将被重新定义。一些国家虽然拥有劳动力成本比较优势,但是数字经济发展滞后,或者发展数字经济所需的基础设施面临瓶颈,对这些国家的比较优势需要再评估。


对于发达国家而言,发展数字经济从而实现产业链数字化的最大障碍:首先是相关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面临短板;其次是对于个人隐私保护和商业效率的权衡面临更多困难;最后,大部分发达经济体原本就面临一定的产业空心化,要实现以实体产业链为基础的数字化整合也将面临更高成本。


相较而言,在推进产业链的数字化、资本化的过程中,中国具有明显优势。第一,中国的数字经济已经有了很好的发展基础,基础设施比较完善,商业模式创新处于世界前沿,在新兴技术领域也有一定竞争优势,独角兽企业数量仅次于美国,远远领先于其他国家。

第二,中国的产业链完整、生产配套网络发达,这为产业链数字化提供了很好的整合基础。不可否认的是,中国制造业部门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一定差距,在某些具体领域还有一定的脆弱性。但是,中国目前的生产能力、交通物流水平、生产配套网络等,都为产业链的数字化、资本化提供了坚实基础。


产业链的数字化有可能改变甚至颠覆中国相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成本劣势。不过,中国的资金成本还是高于其他主要发达经济体。但是中国企业可以通过境外融资、利用境外资本市场的低成本资金,增强国际竞争力。同时,中国也在积极探索打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从中长期来看融资成本的下降值得期待。总体而言,产业链的数字化、资本化发展趋势,对中国而言是一个可以抓住而且必须抓住的历史机遇。


另一个似乎遥远但不得不早做思考的问题是:如果全球产业链的数字化、资本化成为发展趋势,那么国民收入的分配也将更多倾向于资本,而不是劳动者。在此背景下,收入差距甚至失业将成为一个更为严峻的全球挑战。中国有望在这一进程中走在世界前列,也将首先面临这些问题的考验。在此过程中,如何使得产业链的数字化、资本化发展具有更好的包容性、普惠性? 政府如何在再分配过程中起到更好的平衡作用从而实现共同富裕? 这些问题都值得思考。


二、多元化:通过多元化产业集聚增强产业链抗风险能力


为了保证供应链的韧性和灵活性,强化产业链的抗风险能力,跨国公司在产业链布局上将实施多元化和集聚化战略。多元化可以分散风险,减少对单个经济体或少数国外供应商的依赖;集聚化可以通过产业链集群降低运输成本,缩短物流时间,提高物流调度效率,最大限度地避免各种自然灾害、疫情灾难的冲击。

其中,产业集聚主要集中于国家战略性新兴制造业或国家支柱产业等重点产业。各经济体为保证经济安全,提高这些产业的抗风险能力,倾向于建设从研发、设计到物流、金融等产业配套的全产业链集群。同时,市场规模巨大的产业链集群,可以增强经济体在全球产业生态中的话语权,用市场规模来有效避免关键技术被“卡脖子”所带来的经营风险。


产业链多元化布局主要体现在服务业和复杂价值链制造业。以日本汽车行业为例,其零部件对华依赖度很高,新冠肺炎疫情在中国集中爆发期间,由于中国工厂停工和物流中断,日本国内企业因零部件短缺也被迫停工停产。2020年3月5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未来投资会议上表示,“日本必须考虑让对一个国家依存度较高的产品和附加价值高的产品,生产基地回归日本国内。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就尽量不要依赖于一个国家,向东南亚国家转移,实现生产基地的多元化”。 2020年9月3日,日本宣布扩大补贴计划,将印度、孟加拉国等地列为承接中国产业转移的目标国。


在多元化的路径下,这可能会导致中国面临一定程度的产业外移,但这与纯粹的产业外移不同。因为其他国家也会发生疫情,也会和美国发生贸易摩擦,所以将来的全球供应链布局,要通过多元化进行风险管理。而在过去几十年相安无事的全球化大潮中,这是未曾得到重视的一点。在这样的背景下, 我们如何进一步改善营商环境,如何确保中国供应链体系的稳定性,给全球的下游生产商提供信心和保证,将关系到中国未来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地位。


从人力资源和基础设施来看,中国、韩国、墨西哥、部分东南亚国家和少数东欧国家是产业链布局的主要候选地。在全球产业链重组过程中,中国依然是多元化选项中的一个,也是产业链变短的选择之一。


中国作为新技术发展的重地,具有良好的基础设施、丰富的人力资源、强大的产业配套能力以及庞大的市场容量,这些条件和优势并未随疫情的冲击而发生根本性变化。长期来看,中国仍然能够在新的全球产业链中扮演重要角色,并不断向价值链上游攀升。日本贸易振兴机构2020年4月初对710家在华东地区的主要日本企业问卷调查结果显示:90%以上的日本企业表示,不会撤离中国和改变现有供应链。欧盟商会 《商业信心调查报告2020》显示:89%的受访欧企表示不会从中国转移投资,63%认为中国仍为前三大投资目的地之一。


同时,产业转移压力的释放需要一个过程,这为我们进行产业巩固提供了时间窗口。受疫情冲击最大的供应链,往往是汽车、电子等集成度较高、供应链较长的产业。疫情期间,汽车、手机行业的许多跨国企业生产、供货都受到冲击,有的生产线甚至停产。 


不过,中期来看,汽车、电子产业恰恰难以发生产业转移。这些产业的特征是:新建产能需要大量资本,对工人技术有一定要求,还需要供应链网络匹配。例如,一般的半导体晶圆厂的投入门槛就要以十亿美元计。可见,上述行业要重新配置全球供应链非常复杂,中短期内难以实现。


另外,服装、玩具等集成度较低的制造业则可能较快发生转移。在此背景下,中国进行产业巩固仍然有一定的时间窗口。


当前,中国经济运行机制、体制仍然存在诸多结构性问题,改革开放仍然大有可为,中国市场对全球企业的吸引力的提升仍然大有空间。通过化危机为改革动力,中国仍将在全球供应链中保持最为重要的地位。


三、制造业产业链的区域属性将增强,而全球化属性将减弱


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由于运输成本和通信技术的发展,全球价值链不断扩张,劳动力成本、人力资本、自然资源、是否邻近消费市场以及基础设施质量是跨国公司选址的主要考虑因素。但2013 年以来,全球产业链开始向区域产业链转化。2013-2019年,区域内货物贸易占全球货物贸易比重增长2.7个百分点,其中亚洲和欧盟28个成员的增长势头尤为突出,新兴市场消费增加是驱动因素之一。 


未来,在技术、政府、市场和成本驱动下,制造业产业链尤其是汽车、电子产品、纺织服装等效率驱动价值链型的区域属性将进一步增强,而服务业的全球属性将进一步强化。


对于纺织、服装、玩具、鞋履和家具制造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链,随着发展中国家劳动力成本上升以及自动化和人工智能技术对劳动力的替代,基于劳动力成本的套利空间进一步缩小,其生产或将转化为资本密集型产业链,向最终消费市场或者母国所在区域收缩。 


对于化工、汽车、计算机、电子以及机械设备等资本、技术密集型制造行业,人力资本、技术和政府是驱动跨国公司向区域内布局供应链的主要因素,其中自动化技术扩大了劳动密集型加工组装环节的选址空间,生产链条长、供应商数目多、生产过程紧密、对外部冲击敏感的特征促使跨国公司为达到准时生产(justin time,JIT)要求、 降低社会成本和协调,对供应商进行备份,同时将部分产能布局于国内或区域内,而政府基于经济安全的考虑也迫使技术密集型的高附加值生产环节回归国内。 


对于金属制品、橡胶和塑料、纸张和印刷、食品和饮料等行业,由于产品的重量、体积及易腐性等特征,区域特征本身就比较显著,2/3以上作为中间品投入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链,尤其是区域产业链中。而对于农业、采矿、基础金属等资源密集型产业链,自然资源和运输便利性依然是选址的主要决定因素,更多遵循本地化的发展路径。同时,不同于部分制造业,受数字经济驱动,服务业将实现进一步全球化,产业分工更加细化,服务外包更加普遍。


新冠肺炎疫情之后,发达国家基于安全考虑,会加快完善国内或区域内的产业链条,甚至个别国家可能试图构建“去中国化”的全球产业链。为应对全球产业链发展新趋势,构建以国内循环为主、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成为“逆全球化”背景下提升中国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和竞争力,促进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 


首先,在国际循环上,要加快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以及规则等制度性开放的步伐,充分利用国际、 国内两个市场,优化资源配置,进一步释放增长潜力。从区位选择来看,中国产业链布局的着力点应当放在东亚地区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其次,在国内循环上,要打破省区间市场壁垒,盘活国内资源,充分利用东中西部的比较优势,实现产业链的梯度转移和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最后,对于关键技术、零部件和原材料,政府要加大财政、制度等各方面支持力度,构建自主可控的产业链条,避免在全球分工体系中被边缘化。


四、生产方式的低碳化、绿色化


这一趋势将主要影响依赖能源出口或正处于工业化进程中的发展中国家。气候变化因素使得后发国家的赶超过程又增加了一个额外的约束条件。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发展中经济体的升级转型都是以出口导向为主,无论是转型成功的“亚洲四小龙”,还是成长之后面临挫折的“亚洲四小虎”,以及今天的中国,都是通过招商引资、出口导向发展模式来破解“双缺口”(即外汇缺口、储蓄缺口)的难题。


但是在低碳化、绿色化的背景下,碳关税可能使出口导向模式的复制难度进一步上升。2021年3月,欧盟议会通过了“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的决议。这项机制与WTO规则兼容,是主要经济体中率先通过的碳关税的正式决议。该机制对于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国家给予特殊待遇,而其他国家包括发展中国家都属于CBAM执行对象。


作为一个参照,美国在2008年也对碳关税的立法进行了尝试,即《沃纳-利伯曼法案》。虽然该法案最终没有通过,但其第1306条款列出的免于征税的国家清单主要有三类:1. 如果国际气候变化委员会发现一国采取的气候变化减排措施与美国采取的减排措施具有可比性,那么该国可以免除购买义务; 2. 如果联合国将一国确定为最不发达国家,那么该国可以免除购买义务;3. 如果一国所排放的二氧化碳总量低于全球总额的0.5%,那么该国可以免除购买义务。这里的第2、3条标准大体上与欧盟的CBAM思路一致。

这些享受豁免待遇的国家一般体量不大,对于全球生产网络的影响也较小。但是另一些在最不发达国家之上,且仍处于工业化扩张阶段的国家(例如越南、印度),其工业和制造业的发展将可能面临额外的约束。相对于这些国家而言,中国受到的影响较小。一方面,中国工业化进程已经从粗放型扩张进入创新驱动阶段,出口贸易内涵碳也已开始下降。另一方面,虽然中国传统工业会受到冲击,但是中国的绿色技术、绿色产业、绿色金融市场发展较快,这使得中国能够缓释低碳化带来的冲击。


对于能源出口国,特别是石油出口国而言,低碳化和绿色化将带来更为直接和持久的冲击。以撒哈拉以南非洲为例,根据2021年4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布的《 世界经济展望》,石油出口国的人均GDP 增速将显著低于其他国家组,而且直到2025 年,该组国家的人均GDP 仍将停滞在低于新冠肺炎疫情之前约5%的水平。总体上,石油等能源出口国将面临深刻的转型压力,原有的经济发展模式也将面临严峻挑战。


《全球产业链重塑》,著者:徐奇渊 东艳等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本文摘选自《全球产业链重塑》,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作者:徐奇渊(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东 艳(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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