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丈量城市（ID：Measure-the-World），作者：鲁世超，特邀摄影：李忠，摄影：郝荣福、姜鹏、李志鹏、龚慧娴，编辑：李海涛，头图来自：作者供图

2018年2月，我国首次提出“公园城市”全新理念和城市发展新范式。

四年过去，“公园城市”理念已在全国广泛推广，众多城市正从“在城市中建公园”向“把城市变成公园”转变。

除了“公园城市”理念的首提地成都，上海、深圳、西安等城市也纷纷提出推进“公园城市”建设的相关计划和举措。

成都的“公园城市”建设

然而对于我国绝大多数城市所处的发展阶段来说，在增量扩张时代就已经奠定了城市的基本格局，建设“公园城市”并非在白纸上作画，只能通过后天的努力“将城市还原成公园”。

这个过程本身，归根结底离不开“造园营城”。因此，如何通过“造园”使城市形成充满活力、生态的系统，依旧是建设公园城市的重要课题。

上海的滨江绿地改造

如何发挥公园对于城市的最大价值，让公园真正融入城市，进而使城市变成公园——纽约中央公园能为我们提供丰富的实践经验借鉴。

中央公园俯瞰 地图截图

纽约中央公园，位于曼哈顿岛中心位置，面积约3.4平方公里，于1858年底首次向公众开放，是世界最大的城区中心公园。

目前每年有超过4200万游客到访，被称为纽约的“后花园”和“都市绿肺”，是全世界最知名且成功的城市大公园。

中央公园

一、公园，城市发展的时代印记

公园作为城市公共空间的重要组成，其产生与发展，与所在城市有着与生俱来、密不可分的联系，其命运兴衰随着城市的变迁而跌宕起伏。纽约中央公园的发展变迁，始终是纽约城市发展的时代写照。

1. 精英公园阶段（1850-1870年代）：彰显纽约的城市雄心

19世纪中叶的纽约，已发展成为国际航运中心、美国的工业中心和金融中心，彼时的纽约人心怀建设国际大都市的雄心，希望它能与伦敦、巴黎相媲美。同时，城市的爆发式繁荣，也带来了以公共卫生问题为代表的城市病。

纽约当时的精英阶层借鉴了英国同时期的城市公园建设实践经验，认为建设一座大型城市公园正是展示雄心和缓解公共卫生状况的两全其美的方案。

在社会精英阶层的呼吁下，经过一系列的努力和波折，1857年，奥姆斯特德和沃克斯凭借“绿草坪”方案在由中央公园委员会组织的公园设计方案竞赛中脱颖而出，开启了后世纽约中央公园经典之作的篇章。

然而中央公园在开放的早期阶段并非真正意义上市民共享的城市公园，而是服务于精英阶层需要的精英公园。

这是因为，从建设提议到选址再到规模的反复争论始终是由上层富商们所主导，甚至方案竞赛评选结果也很大程度上受州议会民主、共和两党政治平衡的因素影响，普通市民阶层并没有参与决策的渠道。

中央公园早期的游客也绝大多数都是上流阶层——在当时，只有占城市人口5%的最富有人群才能经常乘马车观光；而工人阶层每周只有一个休息日，就连前往公园的车费和滑冰的冰鞋租金对于他们来说都是一笔不小的开销。

这时的中央公园对于普通市民还只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奢侈品。

2. 平民公园阶段（1870-1950年代）：造园远见的初步实现

到1870年代时，中央公园越来越多地为平民阶层所享用，禁止公众集会等此前严格的规定也逐渐放宽，娱乐设施和零售摊位在公园内开设起来。

这一时期的中央公园不再只是富人阶层散步野餐的场所，而成为市民大众的休闲胜地。在1890年代至20世纪初，汽车变得愈发普及，加之1904年纽约地铁的开通，为普通市民的到来创造了便捷且廉价的条件。

中央公园的“平民化”进程也面临着走向无序、混乱的隐患。

由于市民游客大量增加、中央公园委员会解散、时任纽约市政府的忽视以及公共预算的削减等原因，从1870年代末至1930年代初，公园陷入无人负责维修和保养的境地，纽约政府部门甚至对于公园内的破坏行为及垃圾堆放都不加理会。

直至1934年，新一任纽约市长瓜迪亚整合了当时5个和公园有关的部门，组建新的城市公园部门。

新部门利用罗斯福新政时期的部分划拨资金及公众捐款重新种植花卉和草坪，移去已枯萎的树木，重新把墙壁喷砂，修复雕塑，并维修道路桥梁，拆除棚户区，新建了21个游乐场。

中央公园的桥梁

中央公园的更新工程自1930年代持续到1950年代，大草坪、勒布船屋、沃尔曼溜冰场等知名景点都是在此时期被建设，在这近30年时间里中央公园重新恢复了有秩序的生机。

重建于1950年代的勒布船屋餐厅

3. 凋零荒园阶段（1960-1970年代）：逆城市化大潮的弃子

自1960年代，中央公园陷入更加严重的衰退。从城市发展大背景来看，此时正处在逆城市化的进程中，纽约市民向郊区搬迁，对中央公园的关注在下降，城市空心导致中央公园成为犯罪率高发的地方。

从中央公园自身来看，美国1970年代的经济危机导致公园经费再次被削减，难以维持经营管理，同时各种大型社会活动在公园内频繁举行，严重破坏了景观环境。

在此期间，诸如公共住房开发、建设高尔夫球场、旋转世界博览会等一系列“馊主意”被提出，好在最终并未实施。中央公园尽管仍在使用，但已背离了在都市中保留田园自然景观的初衷。

4. 世界名园阶段（1980年代至今）：作为城市名片的典范

1980年，非营利组织“中央公园保护协会”成立，接手中央公园的日常运营。

同年，纽约市与保护协会签订谅解备忘录，开启了公私合作的伙伴关系；至1998年，市政府与保护协会正式签署管理协议，由保护协会全权负责公园的管理；此后双方在2006、2013、2020年三次续签了合同。

自1980年以来，中央公园保护协会为公园的运营和更新已投资了近7亿美元，当今知名的景点如大草坪、绵羊草坪、贝塞斯达喷泉、丽城城堡等的修复都出自保护协会之手。

丽城城堡

2020年6月，中央公园保护协会新的七年战略规划《中央公园管理计划：2020-2027》获得批准。

未来将在强化绿地日常护理、保护和改善地标、提升游客体验、确保财务的长期可持续、对外分享公园管理的知识经验、打造卓越组织等六个方面持续努力，确保永续发展，打破中央公园“恢复—衰退”循环的周期律。

二、造园，先明立意而后谈手法

纽约中央公园自被设计建设，再到后来衰落-复兴的变迁，在其发展过程中固然采用了很多领先于同时代的“造园”设计手法，例如对于场地地形的自然化改造、蓄水池等原有水体的处理、过境交通及不同交通方式的分流等。

公园内利用地形高差巧妙设置了40多座桥梁用以交通分流和缓解道路对空间的分割

但更重要的是，在这些先进设计手法的背后，有着超越时代局限性的立意和格局，这才是中央公园能成为百年来世界“造园”经典的关键。奥姆斯特德及其继任者们，绝不仅是技艺精巧的匠人，更是眼光高远的“时代主人”。

中央公园设计对于水面的处理

1. 激发文化自觉，建设真正属于本土的公园

在纽约筹划建设城市大公园的年代，全社会正经历着一场“脱欧”的文化转向，美国急需树立自身的国家形象，回击欧洲人对其“没文化”的嘲笑。

以德国学者阿道夫·哈尔范德所言“美国文明是没有灵魂的文化”为代表，欧洲知识精英群体普遍认为美国只是英格兰文明的自然附属物，基本上没有原创性。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中央公园天生被赋予了“树立美国文化主体意识”的使命。

• 以景观标榜美国的文化主体意识

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奥姆斯特德和沃克斯的“绿草坪”方案刻意保留了场地中的大石块，用以象征纽约州的阿迪朗达克山脉和卡茨基尔山脉。他们希望以这种“荒野”的形象元素来标榜美国的文化性格，形成具有凝聚力的国家认同感。

中央公园荒野化的景观

对于场地内的道路设计，他们也力图避免规则方正的格局，最大限度地弱化轴线，形成与欧洲古典园林的鲜明不同。以自由曲线形的道路搭配荒野自然的形象，能够让置身其中的游客感受步移景异的效果，实现“虽由人作，宛自天开”。

曲线形的9.6km长环园车道

同时，奥姆斯特德认为地域性的植物景观体现着国家特征，关乎爱国主义和尊严，他反对使用装饰性的异域植物。因此，在其设计方案中，非常注重对原有绿地及当地树种的保护。

此举经历百年多时间的检验，证明了重要的价值——在中央公园的2.5万多棵树木中有1700棵美国榆，这是该树种在美国东北部最大的群落。正是由于中央公园的森林与周围隔绝，免受荷兰榆树病的传染，才使得如此大规模的本地种群得以保留下来。

两旁种植美国榆树的林荫大道——摩尔大道

• 多元素融合，构建文化内涵体系

在“荒野”的主画面之下，中央公园也在不断丰富着“美国文化”的内涵——因为纽约的城市发展以工商业为基础，商贸活动和移民潮深刻影响了纽约的人口和社会结构，因此由人口流动所带来的多元文化，正是纽约乃至美国的文化特性。

中央公园的场地景观设计和构筑物设置，始终将文化的多元性因素考虑在内，并不断发扬其文化内涵。

中央公园的场地景观设计

例如公园开放早期（1873年）建设的贝塞斯达喷泉广场，用于纪念美国内战期间死于海中的战士；其名字和形象取自《圣经》故事：耶路撒冷的一处水池因天使赋予力量而具有治病的功效。

主雕塑“水中天使”有“拯救”的寓意，而周围的四座小天使雕像分别代表节制、纯净、健康、和平。现在的贝塞斯达喷泉广场已成为中央公园的核心景点，是游客最为密集的片区之一。

 贝塞斯达喷泉广场

纪念披头士乐队成员约翰列侬的草莓地广场，是近几十年建设的场地景观中的经典之作。

小广场名称取自披头士经典歌曲《草莓地》；在纪念地的中央，青白两色的马赛克拼出“IMAGINE”图案，取自列侬的同名经典反战歌曲。在纪念列侬的同时，也向大众倡导着和平慈爱的主张。

纪念约翰列侬的草莓广场

雕塑等构筑物的设置，也是中央公园标榜文化包容性的有力道具。

在直通贝塞斯达喷泉广场的林荫大道南段，沿途点缀着英国剧作家莎士比亚、苏格兰小说家沃尔特·斯科特爵士等为代表的世界著名文学人物雕塑，这段路也被称为“文学之路”。

“文学之路”标识

在2020年8月，中央公园内首次以真实的女性形象——苏珊·安东尼等3位女权运动先驱为原型设计的雕像揭幕，这在美国总量只有不到10%的户外雕塑是女性形象的大环境下，正是对社会中女性价值的伸张。

2. 实践社会理想，开创属于本土的真正公园

纽约中央公园是奥姆斯特德对于“公共空间平等享有”的主张的重要实践。

正是由于主持中央公园建设的经历，他逐渐认识并阐明了美国“公园”的含义。在其第二次给大美百科全书作“Park”一词的词条释义时，明确了在美国的含义不同于欧洲私有的庄园，而是各种类型的公共空间。

中央公园的实践兑现了原创者的初衷，如今已是全纽约人及国内外游客最喜爱的休闲胜地。

中央公园是市民、游客的城市休闲中心

• 跑步自由

曾经担负城市供水保障职能的杰奎琳水库，现在已成为市民最理想的运动区域，环湖约2.5公里长的跑道，是纽约最知名的慢跑路线。同时，作为生态保护区，这里的动物物种丰富，也是观鸟摄影的理想场所。

中央公园内的跑步道

• 看剧自由

在公园建设之初，奥姆斯特德坚持把露天音乐会场纳入建设中，要为人们创造更丰富的活动设施。

他曾在信中写到“中央公园是上帝提供给成百上千疲惫的产业工人的一件精美的手工艺品，他们没有经济条件在夏天去乡村度假……但在中央公园里可以达到同样的效果”。

园内最为知名的露天剧场戴拉寇特建于1962年，可容纳1800人，现在已是莎士比亚戏剧节的举办地。

三、功能，动态更新创造美好生活

在中央公园开放了近150年的历程中，除了道法自然、全民共享的理念始终得以延续，其场地的功能并非一成不变，而是根据城市发展和市民需求的变化不断更新调整的，其中绿地空间和儿童游乐场的动态调整最具代表性。

1. 绿地空间从“风景”走向“娱乐”

园中历史最久的绿地空间——绵羊草坪，尽管场地形制没有发生改变，其使用功能却经历了数次变动。

绵羊草坪在1850年代最初的计划中本要建成阅兵场，但由于奥姆斯特德和沃克斯的反对，这片区域被改为养绵羊的牧场，他们认为绵羊的引入增强了中央公园的英式田园品质。

同时，他们还认为公园应该用于观赏风景而不是娱乐，因此当时的绵羊草坪只在特定时间向公众开放，并禁止在草地上随意走动。

随着普通中产和工人阶层市民的到访越来越多，此前严格的规定被逐渐放宽，到1880年代时，网球等运动被允许在草坪上开展。

到20世纪初时，羊群开始与各类节庆和集会活动“共享”草坪空间，直至1934年羊群被迁出中央公园，基本奠定了这里此后作为公共活动聚集地的角色。

绵羊草坪成为民众的聚会场所

目前园中最大的一片绿地——大草坪，所在位置本是建于1842年的一座市政水库。随着城市建设的扩张，在1917年时纽约人开始考虑将其抽干填平用于新的城市功能，当时的建议中包括纪念馆、歌剧院、体育场馆等。

最终，在1937年时，这里建成了一处椭圆形的运动大草坪，现在已是市民游客晒日光浴、参与和观看垒球比赛的热门目的地，并且每年的纽约爱乐乐团音乐会都会在此举办。

大草坪上的垒球场

2. 儿童友好理念推动场地设施更新

在场地功能的利用方面关注儿童友好，体现了中央公园运营上的前瞻性。

在最初的管理中，园内开辟了专属于儿童的活动区域，并配置了旋转木马等器材，但还没有属于儿童的专门的游乐场。随着绿地“从风景到娱乐”的功能转变，公众活动开始对原有的自然景观产生破坏性的影响。

中央公园一度缺少儿童游乐场

为了保护公园免于过度使用并保证儿童活动的安全，1927年时中央公园建设了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儿童游乐场地“赫克歇尔运动场”，其中设置了带喷泉的戏水池和人工沙滩，以及滑梯、攀爬架等游戏器具，丰富了儿童娱乐的活动形式。

此后的十年间，中央公园引入了多达18个儿童活动场地，并且场地内配备了专门的引导员负责儿童安全，大多数的场地也都有围栏作为和外界区域明确划分的边界。

现在的赫克歇尔球场

在二战后，随着逆城市化进程，中央公园从平民公园逐渐走向衰落。为了重振公共空间，中央公园采取了多种措施，儿童游乐场地也引入了更具挑战性的场地元素——儿童冒险空间。

1966年，中央公园的首个儿童冒险游乐场被改造，以台阶、坡地部分取代了此前平坦开阔的场地；利用混凝土、木材、石料等搭建了小堡垒、迷宫之类的游戏设施。

冒险空间的改造相比之前安放的固定器械，更具互动性和体验感，能让孩子的活动量更大，激发玩的天性和乐趣。

比利约翰逊游乐场

出于管理维护和儿童安全等方面的考虑，1980年代以来，无障碍设计和艺术化的元素也被纳入儿童游乐空间设计，场地更多采用自然化的材质，同时加强和外部景观的联系。

2011年时，中央公园保护协会发布了《Plan for Play》游戏规划，将中央公园的儿童游乐场地作为完整体系来考虑。因此更新之后的各处儿童游乐场地，在保持原有设计风格基础上各具特色。

引入动物形象的野生动物园游乐场

纽约中央公园在百余年前就能够考虑到儿童友好的理念，并且持续更新以满足同时代下儿童和家庭的使用需求，体现了造园“法”与“式”的统一，是公园以动态更新机制创造美好生活的有力证明。

场地内容丰富的现代儿童冒险空间

四、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

美国著名的社会生态学家詹姆斯·奥康纳在其著作《自然的理由》中提出“人类活动对自然界的影响取决于社会劳动的组织方式……，取决于人类对自然界的态度和知识水准。”

纽约中央公园作为一项人类对自然界的改造工程，其理念的前瞻性远超于同时代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

中央公园的建设并非人类向自然单方面的索取，不只是为“人”创造公共空间，还进一步考虑到对于本地自然资源的保护和修复，为动植物物种的生存提供了保障。

中央公园保护协会对于环境的修复

1. 用生命赞美生态

中央公园里鲜活生动的生命物种是城市宜居品质的最直接证明，远胜过一切抽象的监测指标。住建部总经济师杨保军谈雄安新区规划新理念时也曾提及，如唐诗“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生态系统相关的具象场景更容易感知。

中央公园中的各种鸟类

正因为中央公园的存在，当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城市发展唯GDP论的年代，纽约宣传的是中央公园有多少种鸟类——《中央公园的鸟》一书首次出版于2005年，但其实由官方开展的鸟类普查由来已久：

中央公园在1873年建成，到1886年时就已经开展了第一次官方的鸟类普查。当时只记录了121种鸟类，在随后的几年里，这个数字扩大到280多种。中央公园的鸟，已成为纽约城市品质的重要证明！

《中央公园的鸟》，作者Cal Vornberger

随着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两山”理念深入人心，城市正在谋求绿色转型高质量发展，纽约中央公园人与自然共生的前瞻造园理念越发具有借鉴意义。

正如低斑蜻这一极度濒危级物种，近年来现身于北京奥森公园、天津北辰郊野公园，正是京津冀生态环境改善的最好例证。

2. “让更多的人参与进来”

生态保护并非绝对的限制进入，基于不同目的和自身条件评估而不同程度地向公众开放，才是培养公众生态保护意识、传递生态价值观的有效方法。中央公园在生态保护的执行层面，一直积极倡导公众能够参与其中，切身感受生态系统的魅力。

中央公园内的哈勒特自然保护区

中央公园保护协会一方面在园中划定了自然保护区用以生态保育，向游人实行严格有限度地开放：例如占地1.6公顷的哈勒特自然保护区在1934年时停止对公众开放，希望能成为鸟类的保护区。

2001年时协会决定修复这片保护区，对外来入侵的植物物种进行人为干预，并且直到2016年又重新对公众开放，在4-8月的每周一三五下午仅开放3个小时，7-8月的周日中午开放2个小时。

纽约中央公园保护协会网站上登出的观鸟地图

另一方面在园中更大范围的区域内开展科普和研学活动：以纽约人非常喜爱的观鸟为例，中央公园保护协会的网站上登有观鸟地图及其对应片区的介绍，同时在观鸟区域内也设有展板提示游人可看到的种类和地点。

公园管理单位积极开放的态度也吸引了如纽约市奥杜邦协会、城市公园漫游者协会等许多社会团体在中央公园举办以观鸟为重点的“生态研学”活动。

 在4处主要观鸟区之一的Ramble设立的观鸟指示牌

五、以“POD模式”带动城市发展

纽约中央公园并非地处曼哈顿的巨型“绿色孤岛”，其自身的成功更是带动了纽约整座城市的经济发展，为纽约的城市健康运行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从而开创了POD（公园导向开发）模式的先河。

根据纽约Appleseed咨询公司为中央公园保护协会提供的《中央公园对于纽约市经济贡献的评估》报告统计，在2014年纽约的城市税费收入中，归属于中央公园自身及其正外部性影响所创造的价值总额约为10.45亿美元，占到全市收入总额的1.82%。

中央公园2020年度营收与支出情况——疫情冲击下虽有亏损，仍总体保持稳健

以此为鉴，我国的公园城市建设，也需要避免只有投资不计回报的“形象工程误区”。公园城市的内涵绝非“把城市的形象建得像公园一样”这么简单，而应当将生态空间的价值统筹考虑进城市的整体运营机制中。

在POD模式下，公园正是城市发展的根本驱动力；而发挥公园之于城市的生态导向引领作用，也是公园城市建设的最终目标。

1. 城市的“利润中心”

城市公园作为“准公共物品”，本身不以营利为目的，但纽约中央公园却做到了为城市创造经济效益。

2014年中央公园保护协会直接雇用了453人，并对外支出了约1500万美元向纽约市的企业购买商品或服务；考虑到乘数效应，一共为纽约市直接和间接地创造了686个全职工作岗位，为全市经济创造了6330万美元产值。

中央公园内的马车司机等全职工作岗位

在中央公园内经营的其他部门或岗位，如餐馆、动物园、马车司机等，直接和间接地创造了1345个全职工作岗位，为全市经济创造了1.537亿美元产值。

纽约中央公园利润中心模型

在吸引游客方面，年游客量在4200万人次以上，其中更有近20%的国际游客。

所有来自纽约大都会区以外的外地游客因参与中央公园的各项活动及衍生出的餐饮、交通、住宿等消费，共为全市创造了1871个全职工作岗位，创造了2.038亿美元产值。

2. 社区和企业的“好邻居”

纽约中央公园对于城市的价值，尤其表现在空间上以极大的正外部性持续地对其周边地区产生显著影响。其中最有积极意义并且影响深远的，是对于周边社区居民身体健康的改善。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的研究发现，运动量不足是美国人患上冠心病、结肠癌、二型糖尿病等疾病的重要诱因，由此所付出的医疗支出代价每年高达1310亿美元。

然而新建或改善体育运动场所，能使周边居民每周锻炼3天以上的比例提高25.6%。

中央公园大草坪与垒球场结合，成为休闲运动中心

在纽约，有超过50万人居住在距离中央公园步行10分钟的范围内，超过120万人居住在距中央公园半小时的公交或地铁车程范围内。

根据统计估算，中央公园游客中每周至少来一次的常客群体占总量的65%，中央公园为社区成年居民带来的医疗成本降低、工作效率提高所创造的综合收益能达到每年5300万美元。

步行10分钟、地铁公交半小时的范围示意

中央公园的存在，也吸引了城市文化磁极的聚集——许多世界级的文化机构选择布局在中央公园附近。

在这一区域内，共有43座博物馆，年游客总数在2000万人次以上。其中与中央公园接壤的两个博物馆——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和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的游客占到总数的一半以上。

2017年，这两个博物馆的游客量位列美国博物馆游客量排名的第一（700万）和第五（500万）。此外还有古根海姆博物馆、林肯表演艺术中心、卡内基音乐厅等知名的文化演艺设施也位于公园邻近的几个街区内。

 中央公园及周边文博区步行热力图示意

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本就是中央公园的一部分，其1871年开馆于中央公园内的军火库旧址。随着藏品的增加，仅一年时间便决定搬迁至现在所在位置（西奥多·罗斯福公园）以建造更大规模的建筑。

该公园在那时叫作“曼哈顿广场”，本是中央公园土地的一部分，原计划作为中央公园动物园的选址。

紧邻中央公园的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

而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建立，与中央公园有着一致的动机：以约翰·杰伊为首的一批美国显贵，在巴黎触动于卢浮宫等欧洲艺术博物馆，认为纽约也应当有可与之匹敌的文化坐标。

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起初在第五大道681号的多德沃斯大楼向公众开放，在1871年经与纽约市商议后，得到了中央公园东侧的一片土地作为永久馆址，并最终于1880年正式开放。

这两座博物馆从提议到选址的历史变迁，却造就了今天中央公园及其周边区域“自然里有人文，人文里有自然”的巧妙搭配。

位于中央公园内的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最后，中央公园是企业的物业资产增值的最大驱动力。明尼阿波利斯商会1883年时曾提出：对公园相对较小的支出，能在不久的将来给城市房地产带来千百万的增值。

纽约中央公园就是此观点的鲜活案例证明。根据Appleseed公司的评估报告统计，2014年时中央公园周边区域房产的总市值为1542亿美元，占曼哈顿所有房产总市值的45.4%，占纽约所有不动产总市值的18%。

仅在2014年这一年，该区域的房产市值就增加了逾260亿美元。

根据房地产评估和顾问公司米勒‧塞缪尔的统计，在紧邻中央公园的第五大道沿线的公寓中，同一座建筑内能看到中央公园风景的房型比不能看到的，每平米售价高出约一万四千美元，中央公园的景观溢价超过75%。

地块单价呈现圈层式递减——以中央公园为中心，每隔2-3个街区，每平米单价减少2，000美元

3. 城市公园到公园城市的经验传导

纽约中央公园之所以能够成功带动城市的发展，不仅因为奥姆斯特德和沃克斯赋予其“天生丽质”，更重要的是有中央公园保护协会的努力经营。

尤其是中央公园在经历衰败阶段后能够重振荣光，保护协会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 “公-私公园合作关系”的成功探索

中央公园保护协会与市政府的合作，开创了“公-私公园合作伙伴关系”，其中的“公”：纽约市政府（公园管理局）与“私”：作为非营利组织的中央公园保护协会之间，既是合作关系又明确分工。

根据合同规定，纽约市公园管理局仍然保留着对中央公园的重大决策及规则执行的管控权力，其官员参与公园的规划制定，对于公园的资金用途有建议和审批权，同时有权决定是否批准在公园内举办活动的申请。

中央公园保护协会负责公园的日常护理，如景观和草坪维护、树木护理、园艺工作、涂鸦清理、运动场保洁、座椅维修、下水道清洁、纪念碑修葺等等，以及游客服务和音乐会等特殊活动的维护。

中央公园保护协会为其提供的市政服务向政府收取年费，但同时年费的数额多少取决于保护协会每年能够筹集和花费的最低私人资金，所以此举也激励着保护协会要努力争取更多的私人捐赠。

可以说中央公园保护协会的成功，很大一部分原因是说服了捐赠者相信中央公园值得被用于私人的慈善事业投资。

“公-私公园合作关系”模式示意

保护协会每年用于公园管护的投资约7800万美元，这其中的80%以上来自于个人捐赠，另有约15%来自于城市基金。

这样的资金来源结构为纽约市公园管理局节省了开支，让其得以将几乎全部预算分配给城市中的其他公园，并且当新冠疫情下的经济动荡导致城市基金显著减少时，中央公园仍然能保持正常运转。

除了个人捐赠，保护协会也努力调动社会资源共同参与，将中央公园变成志愿者活动的热点。2020年，有超过3000名志愿者在公园内贡献了38000多小时的工作时间，承担着接待、导览、园艺及特殊活动的服务工作。

公园也会将一些空间出租给各类爱好者协会举办活动

• 从“个体成功”到POD模式的建立

中央公园保护协会在2013年成立了城市公园研究所，旨在为所有的城市公园组织提供帮助，提升他们建设和维护运营大型公共空间的知识、经验、领导力等。

城市公园研究所提供的帮扶项目既有面向个人的，如面向城市公园高级管理人员开办的“城市公园领导力计划”、面向初级和中级管理人员开办的“城市公园管理证书”授课；也有面向组织的，如城市公园组织可以申请参加为期8个月的“合作实验室”能力建设计划。

2022年的“合作实验室”计划参与者

此外，2014年研究所提出“五区计划”，为纽约所有五个行政区的公园管理人员提供培训、咨询服务和现场技术援助，迄今已有21座公园加入该计划。

加入“五区计划”的渡口公园 地图截图

自2017年以来，研究所还主办了城市公园圆桌会议，与美国各地的城市公园组织合作，共同探讨城市公园管理的战略和未来，强化公园伙伴关系在城市公园管理中的作用，制定城市公园管理的关键绩效指标。

例如2020年的圆桌会议报告主题就是《城市公园管理的战略调整：应对COVID-19》。

“五区计划”已在中央公园外的21座公园中开展

一百多年来，中央公园一直是纽约市经济活力、政府财政实力和居民生活质量的重要贡献者，并将继续成为后辈纽约人的价值来源。

正如纽约市长白思豪在保护协会2020年度报告的序言中所说：通过与保护协会的持续合作，我们继续努力为我们的居民创造公平的空间——对中央公园的投资就是对纽约市人民的投资。

纽约中央公园成为纽约的绿色名片 地图截图

如今，中央公园不只是城市的绿色名片，还是城市公园系统的核心：围绕中央公园，既有高线公园、哈德逊河公园绿道，也有正在推进的抵抗海上风暴的“U型生态廊道”；还有社区型公园、遍布街头的“口袋公园”等，共同推动城市的环境、生活、经济的发展。

本文由1/6图片工作室出品，来自微信公众号：丈量城市（ID：Measure-the-World），作者：鲁世超，特邀摄影：李忠，摄影：郝荣福、姜鹏、李志鹏、龚慧娴，编辑：李海涛，插图：李民，设计：王冰，审校：张文晖，技术支持：何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