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硅谷101（ID：TheValley101），采访：泓君，文字：朱婕，编辑：泓君，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故事起源于两名女权律师，为了挑战德州的堕胎政策，她们选中了一名没能完成堕胎的21岁女子担当原告，将达拉斯地方检察官亨利·韦德告上法庭。为了保护这名女子的隐私，法庭为其化名为“简·罗”。

1973年1月22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以7:2的压倒性多数做出了“罗诉韦德案”的裁决，确认美国女性决定是否继续怀孕的权利受到宪法上个人自主权和隐私权规定的保护，使全国范围内的堕胎合法化。

半个世纪后，美国最高法院推翻了“罗伊案”，不少人评论说这是50年来美国历史上一次罕见的大倒退。对于身在硅谷科技行业的人而言，已经在思维上习惯了医学进步为女性生育赋予的更多灵活选择之后，“罗伊案”的推翻像是一盆冷水，提醒我们身处在一个日益撕裂的世界中。

《硅谷101》播客邀请了哥大政治学博士、耶鲁法学博士，现在上海纽约大学执教的林垚、Fusion Fund管理合伙人张璐，聊聊这个判例产生的影响与历史渊源。

在这期播客播出后不久，美国总统拜登向最高院“宣战”，呼吁选民在中期选举选出支持堕胎权的国会议员，总统将联合最高立法机关，共同对抗“失控”的联邦最高法院。

罗诉韦德案只是一个开始，平衡的打破将带来一场更艰难的博弈，连锁反应已经开始。

反堕胎，一个并不悠久的“历史传统”

《硅谷101》：我们先聊聊这个判例被推翻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吧。

林垚：目前很多保守州已经有很多禁止堕胎的法案在等着，这些“触发法律”（trigger law）直接禁止堕胎，对那些堕胎的女性或医生判刑，它就等着“罗伊案”被推翻以后立刻生效。在过去几年，这些保守州的议员们预期到随着高院被保守派大法官掌控，“罗伊案”早晚会被推翻，早早地制定了这些法律。

还有另外一些保守州，没有事先准备好这些“触发法律”，但他们一直没放弃过限制堕胎，接下来我们可以预期到会有形形色色的新的禁止堕胎的相关法案陆续出台，其中有些会非常奇葩，比如俄亥俄州2019年就有共和党议员提出了一项法案——医生如果发现孕妇宫外孕，必须采取医疗手段把它变成“宫内孕”，否则医生将面临 “谋杀罪” 的指控。这个在科学上我们知道是不可能的。但是在这些保守派的政客看来，堕胎就是谋杀，异位的受精卵和胚胎也是生命，所以你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即便科学上做不到。

《硅谷101》：为什么会有这么荒谬的法律呢？把宫外孕变成宫内孕，科学上是做不到的。

林垚：我们理解目前的美国政治，一定要理解一点，就是尤其是在州一级层面上的保守派议员，已经被那些反科学的候选人占领了。当代科学里的共识对他们来说是不存在的，他们有一套完整的出于自己的宗教意识形态而形成的世界观。包括过去几年里面争论堕胎问题的时候，很多共和党有头有脸的议员声称，女性如果被强奸，她是不可能怀孕的，因为上帝预先把女性的身体设计好了。我们会觉得非常荒谬，但是对他们来说，也许是深信不疑的，也许是为了讨好那些深信不疑的保守派选民而说的，总之就堂而皇之地把这一些论调摆上了台面。

《硅谷101》：我看到学术圈纷纷发声，谈到限制堕胎可能意味着更多女性因为怀孕而失去生命，对贫穷的女性更加不友好，因为她们付不起跨州堕胎的费用。其实当年罗诉韦德案的原型简·罗 (Jane Roe），她就是付不起离开德州去堕胎的路费。我想知道，从专业的角度你们怎么看待1973年的这项判决被推翻？

张璐：很多学术期刊都在发文，更多是分享一些基本的数据。有一篇文章谈到，如果全面禁止堕胎，与怀孕相关的死亡人数预计会增加20%以上，这个数字是非常惊人的。所以当我们讨论人权，讨论女性生命权利的时候，能否把可能还没有形成的婴儿的生命和女性的生命摆在同等的地位上？

1973年罗伊案判决生效后，全美孕妇生产死亡率有所下降

图片来源：美国疾控中心

林垚：从历史上看，限制堕胎的举措最后起到的效果都是适得其反的。历史上最著名的一个大规模的国家级的实验，就是罗马尼亚当年在齐奥塞斯库统治的时期禁止女性堕胎，因为要“鼓励”生育，就导致了女性地下堕胎数量大幅度上涨。

“罗伊案”的通过，和美国在这之前一个世纪的女性地下堕胎的惨痛经历是密切关联的。反堕胎的历史并不长，如果你去看各大宗教经典文本会发现，早期人类社会没有受精卵的概念，大多数文化都会认为胎儿的灵魂是在胎动时注入的。所以在胎动之前，也就是怀孕16~20周之前是可以堕胎的，因为那时候胎儿还没有灵魂。

但到了19世纪中叶，天主教内部开始形成一股保守主义浪潮，认为造人是上帝赋予的义务，不仅堕胎不可以，你甚至不能采取避孕措施。同时科学主义兴起，看到当时很多堕胎手段非常危险，有效性也可疑，就认为为了女性的健康着想应该禁止她们堕胎。

所以在19世纪中期，宗教力量和医学界力量开始结合，推动很多州制定了反堕胎的法案。那些有堕胎需求的女性，无法去那些刚刚开始兴起的相对卫生安全的诊所去堕胎，只能寻求一些地下渠道，包括自己在家进行，比如当时流行的一种方式是用晾衣钩，那个画面是非常血腥的，造成了很多感染和死亡。所以20世纪初，就有医学界的人士开始反思，人权活动界的人士开始主张放宽对堕胎的限制，保障堕胎的安全性和合法性，减少堕胎造成的死亡。

而现在，如果这些反堕胎的人士再进一步限制堕胎，只能使这些在“罗伊案”通过之后接近50年以来以安全、合法、放心的方式去进行堕胎的这些女性，重新走向地下渠道。

张璐：那到后面会不会逐渐就会推进到特定避孕方式也是不可以的？

林垚：补充一下，在这一次的判决里面，保守派的托马斯大法官在他的复议书里特别点出了其他的几个他认为接下来保守派应该推翻的法案判决：包括我们知道的2015年的同性婚姻权Jim Obergefell案，到2002年的Lawrence案——一个让同性恋之间自愿的性行为合法化的重要判决。

托马斯还点到了格里斯沃尔德案（Griswold v. Connecticut）的判决，这个判决在1965年才第一次的确立了夫妻之间采取避孕的权利（还没有涉及到婚外）。在这之前康涅狄格州有一个法律规定不能够避孕，否则警察是可以抓你并且要被判的。托马斯大法官特地点出这个案子，也就是说在这些保守派看来，避孕和堕胎一样都是不被允许的。

偶然性里的必然性，最高法院权力平衡被打破

《硅谷101》：还不止于此，当保守派占据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多数席位时，是否还会引发一连串的连锁效应？

张璐：特朗普时期大家最担心的就是他任命的这三个保守派的法官（戈萨奇、卡瓦诺、巴雷特）。大家都知道美国的最高院的法官是终身制的，所以在接下来这几十年，美国会在判例层面上发生意识形态的倒退。保守派争取另一议题是放宽控枪，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威胁更多人的生命，同时他们又要去反堕胎权保护生命。

从中我们也能看到，美国政治层面上的撕裂程度和两极分化程度，确实已经到了一个白热化的阶段。尤其是疫情过后，选民更加割裂，州与州之间的意识形态分歧也非常巨大。之前我们很多朋友在讨论前大家经常会提倡“**保留各自意见，接受分歧的存在”（agree on disagree）**，但现在这件事情已经很难完成了，大家失去了一个去认同彼此、沟通彼此的基本线。

林垚：我接着张璐提到的最高院大法官这件事来说。为什么推翻“罗伊案”到现在才发生？它背后有很大的偶然性，但同时也有很大的必然性。

先说偶然性。美国的政治制度设计上存在若干的缺陷，而这些缺陷恰好不幸地被放大了。就像刚才张璐说的美国高院，只有九个人，同时又是终身制，这意味着你没有办法对他进行问责，同时终身制大法官的轮替本身偶然性非常大，你不知道这个高院大法官什么时候想要退休，或者什么时候突然意外去世。这种偶然性导致过去几届的共和党总统任期内获得了更多的对高院大法官的任命权，而民主党总统获得的机会就比较少。

同时美国在选举制度上有一系列的瑕疵，比如说“选举人团” （Electoral College） 制度，对保守派有天然的倾斜。我们看过去 30 年里的选举，有两次是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输掉了普选票，但是赢得了选举人团，这就导致了好几次高院大法官的任命平白落到了共和党的手上。

同时也有必然性。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美国的保守派从一开始的反民权运动开始转变策略，不断地寻找新的议题，寻找新的刺激选民的兴奋点，采取新的组织的方式，最后打造出了一股在政治上非常有策略有力量的反运动潮流，一步步地在政治上获得了成功。

反堕胎这个议题也是在保守派在抵抗民权运动失败之后，他们也反思再去碰种族隔离的话题吃力不讨好，那么怎么去唤起那些原本在政治上不太活跃的宗教保守派呢？最后发现，从宗教议题、性别议题上着手，能够把这些人有效地拉入到共和党选民的基本盘里面来。

在精英层面，保守派通过组建法律界的精英团体，比如联邦党人学会，由联邦党人学会来控制总统对高院大法官的提名的人选名单。这样一步一步的筛选出那些对他们来说政治上最可靠的、意识形态上最坚决的那一些保守派人士，等到把他们塞到高院，塞到联邦的下级法院之后，就可以通过法律渠道去影响美国的政治走向。所以这是过往几十年保守主义从民间到精英阶层的策略转向和这种长期的耕耘导致的结果。

张璐：非常同意林教授讲的这一点，其实从这个角度去看，这个变化不只在美国发生。很多国家过去几年都出现了极右翼保守派的崛起，他们努力去拉拢的就是刚才林教授提到的教会保守人士。比如说意大利其实在欧洲是比较明显的，还有包括像拉丁美洲那边巴西，印度等亚洲国家也有很多的极右翼的声音，在大声支持这次美国“罗伊案”的推翻。

《硅谷101》：罗诉韦德案被推翻的新闻出来，很多媒体还在用什么“震惊”、“罕见”、“突发”，但其实在业内人士看来，金斯伯格大法官的逝世处在那样一个时间点，之后是特朗普提名的大法官上台，特朗普提名三名共和党的大法官之后，这个判例就已经注定要被推翻了。

林垚：特朗普上台的时候，法律界就已经一片哀嚎了。我们知道金斯伯格和布雷耶两位大法官都年事已高，如果这两位老人家中有一个身体出了什么问题，那么特朗普抓住了这个机会，“罗伊案”马上就会被推翻掉。我们要知道，宪法审查不是一个纯粹的法律活动，它实际是一个政治活动，自由派和保守派两方在高院九个人事上角力，谁占据多数席位，就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去重新解释宪法，重新解释这些基本权益。

《硅谷101》：这种势力的不平衡之后，会对不管是控枪还是同性恋等很多其他政治议题带来彻底的改变。

林垚：是的，比如刚刚又有一个新的判决，是关于宗教的。一个公立学校聘请的橄榄球教练，带着球员们在球场上做宗教祈祷，教练站在中间，球员在他身边围成一圈跪下。考虑到美国有政教分立的国策，公立学校作为政府的一部分，不应跟特定宗教挂钩，于是学校解雇了这个教练。这个教练就告了学校。刚刚宣判，这个教练赢了。最高法院的保守派大法官戈萨奇写的判决书说这个教练也是在行使他个人宗教自由的权利，没有强迫任何人。

于是高院历史上出现了罕见的一幕——反对这一判决的大法官索托马约尔，她认为戈萨奇大法官完全是在胡扯，为了证明这一点，她第一次在判决书里面附加了一张比赛现场做祈祷的照片，照片是有说服力的。在高院的历史上很少把照片直接放到这个判决书里面去的，但由于人数处于劣势，三个自由派法官也做不了什么事情。

索托马约尔大法官夹在判决书中的照片

图片来源：肯尼迪诉布雷默顿学区的裁决

最近还有重新划分选区的案子。美国现在很多州试图通过重划选区来巩固自己这些保守派议员在选举中的优势。这时候一些来自民间或自由派的反对力量，试图通过一些中立的选区重划委员会，保证选举能够有一个大致的公平性。这些案子最后都会打到高院的手上，高院以一些程序上非常无聊的理由把它摁住，拖到明年下一个任期才开始口头的庭辩。也就是说保守州既有的那些非常不公平的选举地图，可以多保留一年，这样至少可以影响今年年底的中期选举。可以想见，到明年保守派可以再找出新的理由，再把它往后推一年，永远不给出实质性的判决。那么每一次选举，保守派都可以通过这些不公平的选区划分获得优势。

张璐：现在最高院里的九位大法官里，保守派占六名，除了前面提到的特朗普任命的三名，还有一个最保守的是托马斯，他是老布什提名的大法官。托马斯在30年前就对“罗伊案”投了否决。所以现在最高院里面保守派确实具有压倒性的优势。很多东西其实是可以推到高院的，而高院有最终的一个解释权。所以反堕胎只是一个开始，到后面还有医保、持枪权、甚至还有包括像死刑等很多的议题，整个美国社会的立场倾向都会受到现在以保守派为主导的最高院的影响。

凯西案之后，不断被缩减的堕胎权边界

《硅谷101》：去年9月1日，德州生效了一项全美最为严厉的禁止堕胎法案，那个时候堕胎还是宪法规定的权利，罗伊案还没有被推翻，为什么德州可以在罗伊案被推翻以前生效禁止堕胎的法案？

林垚：“罗伊案”之后，1992年还有一个判决叫做“凯西案”，把“罗伊案”的那个实质的堕胎权一下子缩小了很多。“罗伊案”根据三孕期划分，只有在孕晚期的时候，政府才出于孕妇安全做出一些限制。但是在“凯西案”里，以所谓的胎儿生命力为标志，做了一个两期的划分。在胎儿有了存活力之后，政府就有权力去限制禁止堕胎了；即便在胎儿没有存活力之前，政府也可以出于种种理由去限制你堕胎，或者说只要不对你的堕胎造成所谓的实质性的不正当的阻挠，就可以施加这些限制。那么如何定义“实质性的不正当的阻挠”呢？这里就开了一个后门。

比如德州这项法案，并不会把这些堕胎的女性抓起来判刑，理论上没有违反堕胎权。这个法案是鼓励公民们去检举，进行民事的索赔。比如说，我作为一个宗教保守派人士，我对胎儿很有爱心，你去堕胎等于谋杀，对我的情感造成了巨大的伤害。我去起诉堕胎的人，或者起诉帮助堕胎的医生和护士，输了的话律师费等一切费用由对方来出，我不亏；万一索赔成功，一万美金一下就到手了。所以这些宗教保守派的“好公民”、“好邻居”们，当然乐得到处去索赔了。

张璐：林教授讲的就是很有名的“堕胎赏金法案”，鼓励大家去举报，造成一种人人自危的局面。保守派有很多的花样，而且已经在过去的这几十来年不停在准备。

林垚：保守州自从 92 年“凯西案”之后，就开始制定各种各样的实质上限制堕胎渠道的这些法律了，最常见的一种法律是要求寻求堕胎的孕妇们去诊所至少要去两次，要有一个冷静期。还有所谓的“超声波法案”，在执行堕胎手术之前，给孕妇看胎儿的超声波图像，念保守派的小册子，说生命多么珍贵，这是上帝的指示，你有没有感受到一丝愧疚？还有“诊所卫生法案”，给诊所挑各种各样的刺，让让你开不下去，一家一家地关门。

而且随着科学的发展，胎儿在体外能够存活的时间越来越早，24周推到22周、到20周、到16周。科学上是不支持他们的看法的。但对他们来说科学其实无所谓，他们可以找出各种样伪科学研究，说胎儿16周就能在体外存活了。甚至有一些保守州通过了所谓的“胎心法案”，就是在怀孕6周的时候你就不能够堕胎了，因为有胎心了就说明胎儿能够存活了，就是一个人了，所以就禁止在6周以后堕胎。

要知道孕周数是从末次月经的第一天开始算的，发生性行为精卵结合的时候，从法律上讲可能已经怀孕1~3周了。所以怀孕 6 周对绝大多数的孕妇来说，身体都还没有起反应，不知道自己怀孕了，“胎心法案”就导致她们没有机会堕胎了。这些都是“凯西案”开了口子之后，保守派不断地去钻这些空子搞出来的东西。

张璐：包括教会层面也在和保守派合作。大家可能没有觉得美国会是一个传统宗教氛围很浓的国家。但实际上现在美国人口里面有70%以上都是基督教徒，而且基督徒里1/3的是福音派教徒。而这一类福音派的白人里面的话，当时有很多大部分都是特朗普的支持者，这样的一个大的背景下面可能会让大家就更能够理解为什么保守派，它其实是可以和教会合作，将一些非常保守的文化向前推进。

《硅谷101》：为什么保守派要支持禁止堕胎？是完全出于宗教的考虑，还是有其他的原因？

林垚：并不是所有的宗教人士都反堕胎。美国基督徒也只有30%多的福音派的人士，更多的还是比较开明的宗教人士。那这个背后如果真要追溯起来，要追溯到美国内战的，美国南方的教会和北方的教会因为奴隶制问题而产生的分裂，南方的教会就试图在圣经里面寻找出一些支持奴隶制的东西，所以就会对圣经做一些非常奇怪的解释，影响了他们后来解释圣经的路径，讨论什么都能套入到这个模子里去。

同时福音派背后有一整套观念，认为美国应该由基督教立国，认为美国不能是一个多元文化的、政教分立的国家。对他们来说，同性婚姻议题也好，堕胎议题也好，都是美国正在堕落的一个标志。他们认为这是多元文化在摧毁美国的立国根本和基督教的立国精神。所以宗教保守主义背后，既有宗教教义的考量，也有一种政治上的考量，他想要维持住宗教在美国政治生活中更加根本的地位。

张璐：其实反对堕胎是美国保守主义和多元主义议题中的一个根本上的对抗。你支持的东西我都要去反对，为了反对而反对。如果你去教会找一个具体的人去聊天，他也未必觉得就一定不能堕胎。但上升到了意识形态、文化层面上的对抗的时候，这就是一个1和0的选择，并没有中间地带。

我们也不用那么悲观，不是说最高院进行了这个判决之后，所有共和党都会去执行最严厉的堕胎禁令，他们也要去考虑自己的选民基本盘，避免太过激引起选民的反感。一些共和党人任州长的州其实已经表示了他们将维护堕胎权。保守派和共和党并不能完全画上等号。

“左右不明”的科技公司，扮演了哪些角色

《硅谷101》：还有很多科技公司站出来说，员工在保守州的话，公司会为员工提供堕胎的跨州的差旅费报销，甚至还有科技公司说愿意为员工提供律师。

张璐：硅谷的所有科技公司基本都发声了。还有科技公司其实已经明确地跟员工说，如果你想要搬离所在州，公司可以帮你搬过来。所以我觉得现在科技公司其实在这个议题层面上的态度，还是非常明确和坚决的。

作为科技领域的女性，尤其包括我一直都是在硅谷生活工作，这个判决也带给我很大的打击。我投了很多医疗公司，女性的医疗健康是我重点关注的方向之一。我们在过去两年看到很多非常好的技术在帮助女性解决怀孕到后面更年期的各种生理问题，在生育上面获得更多的自由和更多安全保障。硅谷各大科技公司都是非常支持女性，做无论是冻卵还是IVF等方面的探索，但是我们在拥有这些自由的同时，却看到“罗伊案”被推翻。

林垚：但是另一方面，这些科技公司尤其是大科技公司，实际上在选举中是会给那些反堕胎的政客捐款的。当然公司背后有很多考虑，有的是因为有些反堕胎政客答应要减税，有的时候是科技公司想要两边下注。

我觉得如果大家关心“罗伊案”、关心女性的权益，那么不仅要推动员工个体福利，还要去改变公司内部的文化。如果你觉得反堕胎是错的，就不应该给那些反堕胎的政客们捐款。

《硅谷101》：这些捐款信息是可以公开看到吗？

林垚：一方面是在联邦选举委员会可以查到，另一方面是有一些调查记者，专门收集整理这方面的资料发布简报，每个季度哪个公司、哪个CEO给哪些政客捐了多少钱等等，在网上都可以查到。

张璐：我非常理解林教授讲的。现实就是无论像谷歌、Facebook、微软内部员工，整体文化氛围是非常非常的自由开放的，但大部分的科技公司上层的董事会成员都是共和党人，他们会支持共和党，根本性原因还是从一个公司的利益角度看，就像你讲的减税的政策。

还有就是大政府还是小政府的选择。这也是两党之间的核心议题。作为大公司，一定是欢迎小政府的。他希望小政府可以把更多的资源和创新空间留给私营部门。所以你大家也会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一些科技的领袖在年轻的时候是非常坚定的民主党人，在他的公司壮大到一定阶段之后，就会渐渐转变成一个共和党人，因为人在选择党派的时候也有很多复杂的考量。

林垚：这点我其实非常同意。六七十年代的共和党里面，大多数共和党的领袖们是支持堕胎权的。但是随着那些宗教保守派人士，更加有组织地去进行宣传战，动员选民，争夺权力，导致这些支持堕胎权的人不断地被边缘化，被排挤出去了。

我觉得科技公司的这些自由派员工不一定要求老板出来站队，反对共和党，而是说你可以不支持那些反堕胎的共和党候选人。在党内初选的时候，你能不能把钱投到那个对堕胎权的人身上，或者是你推举更加温和的共和党人，去争取去改变党内的政治生态，改变党内的意识形态的这个氛围。

张璐：我非常同意，这也是我最近在一些董事会上会和不同的科技公司的领袖在探讨的一个话题，就是他们可以集中地去支持一些共和党的温和派，去让他们可以在党内有更强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同时，我认为共和党内部也在被选民意愿挟持，选民会去挑选理念更加极端的政客领袖。当你的观点不是那么极端的话，就不容易吸引到这些选民的注意。在这个层面上，科技公司确实要负很大的责任，社交网络让舆论环境更加嘈杂，大家感觉语不惊人死不休是更有效的表达方式，给了党派内部一个可能是错误的反馈信息。

我还想说，在技术层面科技公司需要思考要怎样去保护女性权利。比如数据追踪可能带来一项风险，像谷歌这种公司，用户的搜索历史（比如搜索过一些堕胎药物）、地理信息（去过多个堕胎诊所），都可能被执法者所利用。这会对女性的堕胎权的保护形成更大的挑战。

《硅谷101》：假设这个案件进入到诉讼环节了，科技公司是必须要把数据给到当地的州政府，还是说没有这个义务？

张璐：这些数据和定位记录可能保存在这个女性的手机里。很多时候科技公司会和政府机构共享这些数据，公司层面可能不会意识到将来这些数据会被检察官用来诉讼女性。科技公司是不是还要继续去追踪这些数据？收集这些数据是为了优化广告推送，如果不追踪，那就不存在这个风险。

更黑暗走向：限制跨州堕胎，甚至宪法禁止堕胎？

《硅谷101》：我也看到这样一种说法，最高法院它原本就只是只有司法权，是对宪法的解释权，而不是立法权。那我们再来看之前罗诉韦德案的这个判决，非常详细地列出了最高法对于堕胎监管的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头三个月，孕妇和主治医师可以自行决定；中间到24周以前，各州有一些决策权，可以适度管制：再到24周之后，各个各州可以管制禁止堕胎。

有一种观点认为，这个判词对执行过于详细，是不是有干预立法的嫌疑？推翻“罗伊案”（以及接下来会推翻的一系列案件），它其实是把最高法过度利用宪法的解释权的这个权力给收回了，相当于是限制最高法的权力，从而把权力下放到美国的各个州。从法律上来说，有人认为这样是更合理的。林教授你怎么看？

林垚：托马斯大法官在复议书里说接下来还要继续努力，推翻同性婚姻权、推翻避孕权等等。他说实质正当程序这一种解释本身就是高院发明出来的，是违反民主的。但是他在列举这件案件的时候，非常讽刺地忽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利用实质正当程序得出判决结果的一个案件——Loving v. Virginia。

1967年最高法院用实质正当程序宪法解释去推翻了当时许多南方保守州禁止少数族裔与白人通婚的州法。这个案例和罗诉韦德案、Obergefell案、Lawrence案等没有任何区别。这么重要的案件为什么被托马斯大法官给忽略掉了？一，跨种族婚姻这个权利已经被大部分人接受了；二，他自己就是判决的受益者，他老婆是一个白人，如果推翻loving v. virginia，那么南方保守州马上就可以制定法律，声称托马斯大法官和他老婆的婚姻是非法的。

假如你是一个州权的拥护者，你说堕胎权问题应该交给各个州来决定，那你难道不应该一以贯之地说跨种族的通婚权也应该交给各个州来决定呢？美国内战时代，支持奴隶制的一方也是说奴隶制就是一个州权问题。所以如果你了解了美国历史，你就会发现所谓的州权实际上就是一个狗哨。

“罗伊案”之后，美国只是把堕胎权问题下放给各个州，由各个州自己来决定吗？

第一，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已经有很多保守州制定出了禁止本州居民跨州去进行堕胎手术的法案。你跨州你堕胎，我还是会鼓励别人来举报你，还会涉及到蓝州那些堕胎的医生。如果这些保守州限制跨州堕胎的法律最后打上高院，你猜高院会支持谁呢？

第二，现在美国保守派内部有一场渐渐获得声势的运动，有一股暗流，试图推动重新解释宪法第14条修正案的平等保护条款，把堕胎问题放到平等保护的框架之下，说胎儿的生命权是胎儿的一项基本权利，所以如果说不管是在哪里堕胎，你只要是堕胎了就是谋杀。大家不要认为这是危言耸听。

《硅谷101》：通过这期讨论，我们看到堕胎是否禁止这个问题，更像是政治的一把枪，很多时候已经脱离了对生命权或者女性权益的考量。

之前Hulu上线了一部纪录片《AKA Jane Roe》，就是讲 1973 年这个“罗伊案”的主角的一生，她的真实名字其实不叫Jane Roe，而是叫Norma McCorvey。她最开始是一个不良少女，通过这个案件成为了一个女权组织的代言人，后来她又跳槽到了敌方阵营，成了一个反堕胎的代言人，到处宣讲堕胎的危害。纪录片的最后，她临终时坦白自己为什么要去站台反堕胎，她说就是为了钱，别人让她说什么，她就说什么。有人觉得她终于在这个纪录片中说出了自己真实的想法。但有人也说，她是收了这部纪录片的钱才这样说的，为了人生的最后还能再赚一点钱。

所以我觉得她的一生都非常荒谬。这个跟我们每个女性的身体息息相关、跟我们的经济生活可能后半生都非常相关的一个话题，就真的被用成了一个工具，我觉得这是特别悲哀的一件事情。

张璐：的确，女性这项重要的权益被当做一个工具利用了。高院的判决可能是一个潘多拉的魔盒，会向很多不好的方向去发展。但我觉得还是努力地去团结，去改变，去沟通，稍微抱有一些希望，努力推进一些改变。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硅谷101（ID：TheValley101），采访：泓君，文字：朱婕，编辑：泓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