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国家人文历史 （ID：gjrwls），作者：楠书房，编辑：詹茜卉，校对：张斌，题图来自：《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当我们提起《三字经》《弟子规》，那耳熟能详的“人之初，性本善”“泛爱众，而亲仁”便会扑面而来，但我们可曾想到这是前人的“蒙学家训”；

当我们提起《论语》《朱子语类》，那意味深长的“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天下之难持者莫如心，天下之易染者莫如欲”便会浮现脑海，但我们可曾想到这是智者的“治学家训”；

当我们提起《颜氏家训》《温公家范》，那饱含情怀的“幼而学者，如日出之光；老而学者，如秉烛夜行”“爱子，教之以义方，弗纳于邪，使之有成人之礼节”便会让人动容，但我们可曾想到这是名臣的“处家家训”；

当我们提起《曾国藩家书》《傅雷家书》，那历经沧桑的“不怨不允，但反身争个一壁静；勿忘勿助，看平地长得万丈高”“不经历尖锐的痛苦的人，不会有深厚博大的同情心”便会引人深思，但我们可曾想到这是父爱的“人生家训”。

我国第一部系统完整的家庭教育教科书《颜氏家训》书影。来源/国家图书馆

我们不禁会问，“家训”仿佛无所不在，它究竟是什么？

其实，“家训”包含着为人处世和齐家守业两个主要方面，是《大学》所言“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的践行。

“家训”的载体是形式多样的，朱冬梅将之归纳为“语言形式”“文字形式”“实物形式”“实践载体”“家长身教”与“家风熏陶”，其中“语言形式”与“文字形式”是主流，可细分为“训诫（语录）、家书、家训诗、格言、家法族规、谱牒、乡约、蒙学”等。

大家通常把成书于隋朝的《颜氏家训》（颜之推晚年所著），作为“家训”文本的开端，其实先秦时期《尚书》中有大量涉及训诫的篇章，如《康诰》《酒诰》《召诰》《无逸》等，而孔子也曾把《诗经》作为教育子女的重要对象，如“不学《诗》，无以言”“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等，足见中国古代“家训”实为源远流长，它既可以是至亲长辈的谆谆教诲，也可以是帝王名臣的治世秘宝；它既可以是朴实无华的人生感悟，也可以是万古流芳的文学瑰宝。

两宋掠影，家训走向恢弘

如果给“家训”找一个里程碑，见证它由涓涓细流走向恢弘，那么宋代应该当仁不让。宋代以前，“家训”以只言片语的训诫以及后人追忆的单篇为主，集语录成册数量还比较有限，像《颜氏家训》那样能全面涉及修身、治学、理家、处世的可谓少之又少。

而宋代开始，“家训”已成为不可忽视的文化现象，上自君王“祖宗之法”，中为名臣“兴隆之术”，下至平民“修身齐家”。“家训”呈现出普及化、系统化与生活化的特征。

宋代“家训”中的普及化，体现为群体身份的重大突破，撰写者不仅包含帝王将相与文化名流，更包含“诸如隐士、善士、逸士、乡先生、各级州府的学生等下层士人”（刘欣所言）。“家训”的数量出现了跨越式发展，就“家训”专著而言有迹可查者为二十余部（下表列举了较有代表性的十八部），“家训”诗词而言为二百余首，此外还有形式灵活多样的“诰”“铭”“约”“规”“箴”“戒”“说”“书”“记”“序”“题”“跋”“杂言”等。

宋代“家训”中的体系化，体现为对圣贤事迹的梳理，以及对“家训”体例的完善。如刘青之甄选圣贤语录、名人事迹，生动而深刻地启迪族中子弟；真德秀从礼、坐、行、立、言、揖、诵、书等八个方面教导孩童的言行举止；司马光列举祖、父、母、子、女、孙、伯叔父、兄、弟等社会关系明确亲疏礼仪。

宋代“家训”中的生活化，体现为对择业立家与理财持家的充分关注，为“家训”带来浓郁的时代气息。如袁采在《袁氏世范》中提倡“各业可为”，陆九韶在《陆氏家制》中提倡“丰俭适宜”，司马光在《温公家范》中提倡“量入为出”等。

参照刘欣：《宋代家训研究》，云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年。来源/作者自制

追根溯源，两宋何以为尊

宋代“家训”的重大突破绝非偶然，它的背后是波浪壮阔的时代变迁。有人将宋代视为“商业革命”的时代、“城市革命”的时代、“文化顶峰”的时代、“平民社会”的时代，宋代是从中唐至五代二百余年动荡后的深刻反思，是门阀士族轰然倒塌后的清醒认识，是科举取士喷涌后的呼啸而起，是商品经济大潮袭来的繁华之势。

首先是反思动荡，稳定基业。安史之乱是盛唐走向衰败的分水岭，由此迎来了中央权力日衰、藩镇尾大不掉的动荡局面，随之相继的五代虽是短短的五十余年，却经历了八姓十四帝，割据政权更是此消彼长。

北宋建立之初，是以强大的武力为动荡局面按下了暂停键，摆在太祖太宗面前的现实问题是如何走出乱局，重迎太平盛世。为此，北宋政坛颇有标志性意义的“祖宗之法”应运而生，它以皇家治理为基石，以家国同构为拓展，贯彻两宋、影响后世。

历史学者游彪将“祖宗之法”归纳为：齐家之道与治国之法，前者包含待宗室之法、待后妃之法、待外戚之法、待宦官之法；后者包含政治分权、募兵制、崇文抑武、守内虚外。我们所熟知的“宰相须用读书人”“事为之防，曲为之制”等均出自其中。“祖宗之法”就是宋朝的“皇室家训”，它造就了守内虚外、崇文抑武的独特时代，也形成了群起效仿、稳定基业的社会风气。

宋代开国皇帝、宋太祖赵匡胤画像。来源/台北故宫博物院

更重要的是门阀式微，庶族崛起。魏晋南北朝曾是门阀士族的辉煌时期，正所谓“王与马共天下”，琅琊王氏、陈郡谢氏、谯国桓氏、颍川庾氏等一度权倾朝野，为后人津津乐道。而隋唐之时门阀大为衰落，朝廷先后编纂出《氏族志》与《姓氏录》，将皇族、外戚、官僚置于尊位，而大大贬抑了原有士族的地位，同时，科举制取代九品中正制成为入仕做官的正途，血缘姻亲的优势不再明显，读书科考的选择蔚然成风。

至宋代之时，庶族出身的士大夫已成为朝廷的主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变成现实，他们一方面在深刻借鉴门阀士族轰然倒塌，一人作难九族牵连的宗族不幸，另一方面也在暗自思索庶族崛起绵延不绝，稳家固业传之百代的成功秘诀。

立规立训就是宋代士大夫反思时代后的重要抉择，范仲淹编纂《义庄规矩》和睦族人、讲求礼节，范氏后人颇为受益，范纯仁、范纯礼、范纯粹等均声名显赫；苏洵挥就《苏氏族谱引》弘扬孝悌、传递温情，苏氏后人颇为受益，苏轼、苏辙兄弟间的帮扶，苏迈、苏过等后辈的孝心都感人至深；朱熹执笔《训子帖》希冀重德修身、志存高远，朱氏后人颇为受益，朱塾、朱埜、朱在等均洁身自好、传承家学。

同时，还有天下大势的变化。科举盛行，治学成风。隋唐之时，科举逐渐完善，每榜录取名额少则数人、多则二三十人，犹记得大唐才子们“五十少进士”的哀叹，以及“题名慈恩寺”的期盼。而宋代之时，在崇文抑武的政策指引下，科举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局面。

既有宋真宗《劝学诗》“书中自有黄金屋”的脍炙人口，又有一榜取士两千余人的惊世骇俗，更有仁宗年间龙虎榜群星闪耀的由衷歆羡，平民家庭由科举入仕途变得近在咫尺，光耀门楣、名扬后世在于苦读之间。上自达官贵人，下至贫寒百姓，都有督促子弟励志求学之意，“家训”的规劝、训诫、引导就显得至关重要。

宋代“家训”的主要内容，由唐代的全面兼顾开始明显转向“处己”与“治学”，科举激励下的世风变化让人不由惊叹。欧阳修苦口婆心的“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叶梦得近乎严苛的“旦起，须先读书三五卷……若遇无事，终日不离几案”。正是科举时代的真实写照。

影视剧中，进士朝觐谢恩。来源/电视剧《清平乐》截图

还有一点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原因。中唐前后均田制瓦解，传统的男耕女织、自给自足已备受冲击，农民的流动性与商品的依赖性正逐渐改变着社会生活。至宋代之时，占据地产的主户与没有地产的客户已为官方所认可，农事劳作的雇佣已较多达成契约，田产买卖与典当基本不受干预，真可谓“贫富无定势，田宅无定主”。

而城市中时空限制逐渐被打破，早市、夜市轮转经营，大街小巷熙熙攘攘，《东京梦华录》中的北宋汴京、《武林旧事》中的南宋临安无不是酒楼林立、行业繁多。可以说田产、族产的经营，已经关乎家族命运；从业趋向的选择，已经制约后辈生活。

这些现实问题不断引发世人的思考，宋代“家训”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明确家族的经济问题，用节俭与经营谋求持续性的发展。司马光在《居家杂仪》中提出，“制财用之节，量入为出，称家之有无，以给上下之衣食，及吉凶之废皆有品节，而莫不均一，裁省冗费，禁止奢华。”司马光强调家庭预算，用量入为出的方法实现收支平衡。

叶梦得在《石林治生家训要略》中提出，“出作入息，农之治生也；居肆成事，工之治生也；贸迁有无，商之治生也；膏油继晷，士之治生也。然士为四民之首，尤当砥砺表率，效古人体天地、育万物之志，今一生不能治，何云大丈夫哉！”叶梦得认为族中子弟能求学入仕是最佳，但农、工、商本身也是重要的营生，不可轻视与荒废。

袁采在《袁氏世范》中更为直率的表达，“如不能为儒，则巫、医、僧、道、农圃、商贾、伎术，凡可以养生而不至于辱先者，皆可为也。”袁采更能考虑社会转型与家族不易，对从业趋向更显包容。

参照陈志勇：《唐宋家训研究》，福建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年。来源/作者自制

最后，蒙学发展，理学壮大。伴随着宋人庶族家庭的不断发展，身份地位的不断攀升，家族礼仪、尊卑等级再度受到推崇，例如《涑水家仪》《少仪外传》都极为详细的介绍家庭成员间的礼节、婚丧嫁娶重大节日的筹备。但世人越发觉得规劝、训诫成年男女往往收效不佳，而蒙童谦逊纯真甚为可教，于是宋人借助于科举、私学的有利氛围，发展起“蒙学家训”。

吕本中的《童蒙训》，梳理了吕氏家族的发展轨迹，凸显了对先贤的尊崇，激励后人光耀门楣，文中宣扬了忠厚诚实、尽孝明礼、崇勤戒惰等美德；吕祖谦的《少仪外传》与真德秀的《真西先生教子斋规》也均为一言一行教导蒙童的重要作品；王应麟的《三字经》，更是朗朗上口、家喻户晓，传承至今的佳作。（《三字经》的作者虽存争议，但学界基本认为是王应麟所编纂）

宋代思想的独到之处当属“理学”的发展，尤其在南宋之际，面对偏安一隅、战火纷扰的时代，世人思想由外扩转为内敛，这种修身治学、寻理问道的倾向越发明显。

继北宋五子之后，南宋的朱熹、张栻、吕祖谦等人将理学进一步发扬光大，直至宋理宗时将理学确立为官方哲学。理学大师们往往于书院讲学，于诗歌语录中寄托深意。通过文献梳理，我们发现宋人的“家训诗”足足有二百余首（理学色彩为主），但是“家训词”仅为数首，原因在于宋人眼中诗作的严格性区别于词作的抒情性，宋人更愿意把“家训”视为规诫当世、传之后人的严肃作品。

参照侯岩峰、高长山：《论南宋书院家训诗理学精神内涵》，《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21年第1期。来源/作者自制

依据于宋代的时代特征，我们汇总出“家训”盛行的五个重要方面，而除此以外，名臣“家训”吸引着无数家庭的效仿，其示范性不可忽视；书籍印刷的蓬勃发展大大降低了了阅读的门槛儿，其传播性不可忽视；家庙家谱见证着庶族的崛起，“家训”往往书写于其间，其推动性不可忽视。

正如明清之际魏象枢所言：“一家之教化，即朝廷之教化也。教化既行，在家则光前裕后，在国则端本澄源。十年之后，清官、良吏、君子、善人皆从此中出，将见人才日盛，世世共襄太平矣。”宋代“家训”成就了家族的繁盛，也推动王朝的发展，它是家国同构的缩影，它是流传至今的血脉。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国家人文历史 （ID：gjrwls），作者：楠书房，编辑：詹茜卉，校对：张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