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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8-31 20:11
互联网到底是创造工作,还是减少工作?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卫夕指北 (ID:weixiads),作者:卫夕,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在讨论“互联网到底是创造工作还是减少工作?”这个话题之前,我们先来看三个故事。


互联网的本质是“连接”。这三个故事代表了“弱连接时代”“中心化连接时代”和“去中心化连接时代”的价值创造是如何运转的——


一、从三个故事看互联网连接的价值


第一个是蒲松龄的故事。


1640年,蒲松龄出生在今天的山东淄川,他的科举之路走得异常艰辛,22岁中秀才后便屡试不中。


没能进入体制内的蒲松龄心灰意冷,开始进入了一个乡绅家做私人家庭教师,他在教书之余喜欢听当地人讲故事。


他白天听各色人物绘声绘色地讲各种奇怪的鬼神故事,晚上,这个落魄书生在昏暗的油灯下把自己听来的素材开始构思、加工、打磨......


《聊斋志异》就是这样写成的。


你可能会认为,能写出40余万字的巨著,这个作家必然会大红大紫吧。


然而并没有,在“交流基本靠吼”的“弱连接时代”,他的作品初期主要靠手抄本传播,但也仅局限于山东本地极小的范围。


一直到他去世的50年之后,他的书才变得畅销。


可以说,蒲松龄本人几乎没有享受到《聊斋志异》这部巨著的任何红利。


第二个是迈克尔杰克逊的故事。


迈克尔杰克逊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奇迹——


他是世界上拥有粉丝最多的人,80年代,他在全球大约拥有20亿粉丝,那时候地球上三个人当中就有一个是迈克尔杰克逊的粉丝。


他的最畅销专辑《Thriller》狂销1.51亿张,是目前流行音乐史上第一张,也是唯一一张销量破亿作品。


在他去世的时候,震惊了全球,总共有超过10亿观众通过电视和网络观看了他的追悼会。


这些空前绝后的记录几乎不可能在未来被打破。


为什么?


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迈克尔杰克逊和他同时代的众多巨星,其实都受益于中心化的媒体。


没有媒体的时代,一个人的影响力不可能放大到如此程度,而媒体如果像互联网时代变得去中心化,单独的个人也不能获得如此多的关注。


这种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记录,只可能在中心化媒体电视、广播最发达的年代可以做到。


第三个是许剑侠的故事。


有人说,“许剑侠是谁?我不认识他”。


没错,我也不认识他,不认识就对了,因为他太普通、太不起眼了。


然而,他的故事却是今天“去中心化连接”的一个典型代表。


河南信阳的90后农村青年许剑侠,原本是一名保安,但他却不愿意接受命运的安排。


2019年,一无所长的许剑侠通过互联网的线上培训,用接近一年的时间掌握了一门最普通的手艺——P图,成功从保安转型成为“P图师”。


随后,他签约了一家电商店铺,平时通过微信接单,并通过群聊来沟通和维护新老客户关系。


通常接单成功后,他会跟客户对接沟通诉求,完成设计后再提交给客户,有时候也会在朋友圈展示自己满意的P图作品。


现在,他平均每天要处理100张左右的图片,忙起来连年三十都在工作,月均净收入过万。


线上就能接单、在家就能工作、收入也比较可观,许剑侠很满意这份“P图师”的工作。


尽管今天的他已经接过无数单,但许剑侠至今记忆最深刻的,却是他做成的第一单∶一个简单的调色需求,成交价5元。


“这是我凭自己的技能,而不是靠出卖时间赚的第一笔钱。。


这是我在中国劳科院最近发布的《数字生态就业创业报告》中看到的一个最普通的案例,普通到我们每个人身边都能举出一两个这样的例子。


然而,它却反映了“去中心化连接时代”是如何提升社会效率的。


正是有了互联网的去中心化连接,信息的不对称可以最大程度上被抹平,一个河南信阳的普通青年,才可能接到远在郑州或深圳的大型影楼的P图单子。


这正是互联网连接的力量。


蒲松龄、迈克尔杰克逊和许剑侠的故事,分别代表了“弱连接时代”“中心化连接时代”“去中心化连接时代”的价值创造是如何运转的。


在蒲松龄所在的“弱连接时代”,财富并不属于有才华的人,由于严重的信息不对称,个人的才华和技能完全没办法传播和对接。


一个优秀说书人只能对着有限的一部分听众讲故事,一位有才华的口技表演者只能对着有限的一部分观众表演,个人的作品和技能没办法触达更多人。


而在迈克尔杰克逊“中心化连接时代”,是一个“巨星吃肉,普通人无汤可喝”的时代。


没错,这个时代造就了无数伟大的、空前绝后的巨星,而在这些巨星的背后,是无数落寞的普通创作者。


中心化的媒体塑造了“中心化的连接”,与此同时,也塑造了无法被超越的巨星。


一个国家的电视台、电台、报纸在数量上都是有限的,它们的档期极其有限、版面极其有限,这决定能登上这个舞台的人,都是这个领域经过层层筛选的最杰出、最有才华的人。


今天,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数字经济带来了“去中心化连接”。


在今天的时代里,很多平凡如许剑侠这样的年轻人也拥有了平等的参与机会——


如果你上不了春晚,你可以去拍短视频;


如果你没办法上院线,你可以去试镜网络大电影;


如果你没办法出书,你可以开始写微信公众号;


如果你出不了专辑,你可以打开摄像头、拿起吉他开始直播;


比起电视时代、报纸时代,普通人有了更多被看到的机会,人们有了选择的余地,每个人都可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那1000个铁杆粉丝。


这就是“去中心化连接”的力量。


互联网的价值在于能从最细的维度连接最小颗粒度的人和内容。而这种“去中心化连接”对于经济和就业有着特别的意义。


二、互联网到底是创造工作,还是减少工作?


理解了“弱连接时代”“中心化连接时代”和“去中心化连接时代”的价值创造方式的差异,我们再来讨论今天的核心——互联网到底是创造工作还是减少工作?


很多人可能会很直观地回答——


“这不是显而易见的吗?互联网当然会减少工作啊!你看电商网站发展起来,中关村的卖场老板就失业了;资讯APP和公众号一来,纸媒的记者就失业了;打车软件一来,大量出租车司机就失业了;短视频应用一普及,不少电视台员工就失业了。”


然而,真的是这样吗?


这个答案其实忽视了硬币的另一面——


有了电商网站,更多的老板可以上电商卖东西,如今的3C从业者必然多过当时中关村卖场的售货员;


有了资讯APP和公众号,更多有才华的人可以写真正有人读的内容,如今以写作为生的创作者必然多过当时的纸媒记者;


有了打车软件,更多闲置车辆可以参与到市场中,不仅乘客更方便,现在的司机总量必然多过彼时的出租车司机;


有了短视频应用,观众可以看的更多了,如今的短视频创作者必然多过原来的电视台员工。


不要看这几个例子简单,它们的背后其实揭示了互联网对就业市场的深刻改变,具体是——


1.互联网存在替代效应,即它的确消灭掉了一些旧岗位;


2.互联网也存在创造效应,即它能有效地创造出新的岗位;


3.由于互联网“去中心化连接”在效率上的优势,通常它的创造效应要大于其替代效应。


以上三个逻辑概括了互联网对整体就业市场的影响,而不少人往往只看到了第一点。


互联网归根结底是一种新技术,而从大的历史逻辑上讲,“新技术导致失业”这一命题其实并不存在。根据英格兰银行长达250多年的统计数据,当前英国的平均就业率和失业率与18世纪并无太大不同,经济危机跟失业率的关系更加显著(例如大萧条时期失业率飙升)



所以,从数据的角度,三次工业革命在长期范围内并没有大幅改变就业比例。


这背后的核心逻辑就在于以上三点。


没错,技术通常在短期内会对就业市场造成某种结构性影响,但从长期的角度,其因为效率提升带来的新工作岗位又会抵消这种结构性影响。


从18世纪的纺纱机,到20世纪50年代的装配流水线,再到如今的数字技术,过去250年来,技术进步无不改变着工作和职业的性质。


事实上,数字技术并非特例,工业革命是体力活动的自动化,是对人体力活动的替代和增强;


数字技术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部分类型脑力劳动的自动化,是对脑力劳动的替代和增强。


二者都在替代一些工作的同时,又创造出更多的岗位和机会,而正是这些岗位和机会在推动着社会向前发展。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的《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显示——


2020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达39.2万亿元,占GDP比重达38.6%,数字经济已经逐渐发展为驱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引擎。


中国劳科院最近发布的《数字生态就业创业报告》数据显示,微信生态2021年衍生的就业机会达到4618万个。其中小程序的开发、产品、运营等工作机会超过839万个,视频号视频拍摄、直播带货等方面带动了1341万个就业收入机会,而在公众号创作、私域运营等其他领域带动2438万个就业收入机会。


根据美团研究院《城市新青年:2020外卖骑手就业报告》:2020年,有471.7万骑手在美团平台获得收入,77%的骑手来自农村,骑手工作已成为农民工就业的重要渠道。


据拼多多的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10月,平台的“新新农人”数量超过12.6万人,而根据其官方披露,每一位“新新农人”则可带动5-10位95后参与电商创业。


根据国海证券的测算,快手内容生态带动就业包括以下三类——获得长期稳定收入创作者与主播人数、团队就业人数、机构就业人数,再加上快手公司的员工数,总计2030万。


因此,我们看互联网为代表的数字经济对就业的影响,绝不能只看企业本身的就业人数,而是要看其生态带动的总体就业人数


以大家最熟悉的微信为例,小程序、企业微信、微信支付背后有着一大批容易被大家忽视的服务商。


这些服务商深入到了商家和个体经营者的最末端,指导商家如何接入企业微信、微信支付,如何运营和维护好私域流量,如何通过小程序优化流程和提升效率。


仅这一部分,2021年就共带动超过600万就业收入机会。


从这个意义上,数字经济的最大价值在于通过“连接”提升了效率,带动了更多人参与到了整体的经济体系内。


三、“数字就业时代”的生存法则


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让连接无处不在,大幅提升了社会运行效率,同时增加了社会中变量的规模以及更新速度。


尽管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看到了互联网所代表的数字经济从长期而言,对整体就业市场的创造效应更明显,但并不意味着我们每个人在“数字就业时代”可以放任自我、高枕无忧。


事实上,互联网的创造效应和替代效应无时无刻不在提醒今天的职场人:一定要更新自己的技能。


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最先应用的是纺织业,蒸汽机驱动的纺织机以压倒性优势完胜手工作坊。


1779年,莱斯特郡的一名织布工奈德·卢德摧毁了当地两台蒸汽织布机,以此为起点,英国各地相继爆发失业纺织工人捣毁蒸汽机的“卢德运动”。


这些人后来被社会学家称之为“卢德份子”,用来泛指用粗暴手段对抗新技术的人群。


很显然,“卢德份子”的反抗无济于事,而作为数字时代的职场人,我们需要警惕的是不要成为互联网时代的“卢德份子”。


为此,我总结了三条在数字经济的“乌卡时代”(VUCA)的三条生存法则——


1. 彻底放弃“追求稳定”的执念。


中国人对稳定的追求是根深蒂固的,然而,今天急剧变化的时代本身就让稳定这件事不复存在了。


“如果你对上个时代适应得越好,对这个时代的适应性就越差”,追求稳定的结果大概率就是不稳定。


还记得那个36岁的高速公路收费站大姐吗?


没错,一个真正有安全感的人是他对自己面对不确定性时的那份自信,而不是一份一成不变的工作。


2. 让自己变成一个“U盘”。


“U盘化生存”是罗振宇在一次节目中提出的一个当今年轻人的生存策略,总结起来,就是十六个字:“自带信息,不装系统,随时插拔,自由协作。”


它的内涵是一个人其实可以不完全依赖固定的组织,而倚重自己的技能可以灵活地参与多元化市场主体的生存方式。


具体到每一个人,我们需要问自己,假如自己离开了现在的公司和组织,没有了大厂的光环,我还能独立地体现自己可迁移的价值和技能吗?


这个“可迁移的价值和技能”就是“U盘化”生存的最大意义。


3. 制造稀缺性:选少有人走的路。


在工业时代,为了让流程和效率更高,每一个螺丝、每一个环节必须严丝合缝,因此彼时对人的要求是统一,即你不需要有个性、你只需要做一颗螺丝钉。


然而,今天的数字时代是后工业化时代,是一个服务的时代。


服务的时代就意味着我们面对的是一个个具体的人,而人的兴趣、偏好、感知是千差万别的,因此,差异化和稀缺性就变成了核心竞争力。


从开发一个应用到拍一个短视频,从策划一次活动到写一篇文章,独特性和稀缺性成为影响成败的关键因素。


只有选择少有人走的路,才可能在“去中心化连接时代”独树一帜。


写在最后


200年前,当英格兰土地上蒸汽机刚刚开始轰鸣的时候,担心自己的手工纺织机会被机器替代的作坊主们不会想到,200年后,尽管当年的作坊早已消失,但自己的子孙后代会坐在伦敦宽敞的现代办公室里,从事他们那个时代永远无法想象到的眼花缭乱的新工作。


历史不会重复,但总会押韵。


数字经济大潮创造的新连接、新范式、新工作,会让每一个愿意参与其中的平凡和不平凡的人,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创造独一无二的价值。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卫夕指北 (ID:weixiads),作者:卫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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