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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9-26 11:21
20世纪50年代,为什么全国各地都在修水库?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国家人文历史 (ID:gjrwls),作者:番茄汁,编辑:詹茜卉,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中国自古以农立国,故而治水在历朝历代都是头等大事。


然而,近代以来战乱频仍、经济凋敝,民族危机深重,无论是晚清还是民国政府均无财力也无精力治水,全国主要江河防洪极为薄弱,防洪能力极低,民间称当时的境况是“大雨大灾、小雨小灾、无雨旱灾”。


以此为背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治水之路起步艰难。


水患猛于虎


新中国初期,接连遭遇了两场大洪水。


第一场是在淮河。1950年夏,淮河流域先是久旱无雨,后受西南暖湿气流加强影响,连降三场暴雨,上中游干支流水位迅速上涨,数个洪峰汇合叠加,相继漫过堤坝,平地水深丈余,全流域受灾面积达4687亩,灾民1300多万人,89万余间房屋倒塌。


受灾最重的是中下游的皖北地区。当时中共皖北区党委书记曾希圣给华东局及中央发电报称:“今年水势之大,受灾之惨,不仅重于去年,且为百年来所未有……其中不少是全村沉没。耕牛、农具损失极重。由于水势凶猛,群众来不及逃走,或攀登树上、失足坠水(有在树上被毒蛇咬死者),或船小浪大、翻船而死者……灾民遇着干部多抱头大哭,干部亦垂头流泪。”


影视剧中,1950年淮河水患。来源/电视剧《换了人间》截图


时任政务委员的曾山视察淮河时看到:“津浦铁路两旁一片汪洋,一眼几十里都是如此,沿路数百里的河堤全部失去作用,村庄被淹没崩塌,怀远县县城的城墙也看不到了,许多灾民挤在一块块高地上求生。”


另一场发生在长江中下游。1954年,从4月开始至8月下旬,湖北全省大部分地区暴雨不断,导致江河水位暴涨,湖泊满溢,造成了百年未有的特大洪涝灾害。


这次洪水虽然因之前修建了荆江分洪工程(见:曾受争议的荆江分洪工程,在1954年大洪水中表现得怎么样?),成功保卫了荆江大堤和武汉市,但仍给中下游各省造成严重灾害,受淹农田4755万亩,受灾人口1800多万,影响京广线通车100天。


以孝感专区的崇阳县为例,暴雨引发山洪,全县64个乡的70%至90%的房屋被冲坏,下津下半乡306户只剩下3栋房屋,太平乡奥城两个村被全部冲光。洪下乡有700多人被困山头两日无食,灾民无家可归,生活无着落。


水火无情,肆虐的洪水冲毁了家园,也考验着新生的人民政权。


在收到淮河灾情的电报后,毛泽东落下眼泪。他给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写了批语:“周:请令水利部限日作出导淮计划,送我一阅。此计划八月份须作好,由政务院通过,秋初即开始动工。如何,望酌办。”


1950年8月下旬至9月中旬,中央在北京召开治淮会议,决定以“蓄泄兼筹”为治淮方针,确定上游“以拦蓄洪水发展水利为长远目标”,中游蓄泄并重,下游开辟入海水道。新中国第一个大型水利项目“治淮”工程就此拉开大幕。


修建水库


根据“蓄泄兼筹”方针,淮河上游主要是修建水库。


从1950到1957年,淮河上游的河南省先后修建了石漫滩、白沙、板桥、薄山、南湾等5座大型水库。


石漫滩水库于1951年当年开工、当年完工,仅用了3个月的时间,蓄水量4700万立方米。虽然库容量并不大,但意义不一样,它是淮河流域在新中国成立后建成的第一个水库,也是我们依靠自己的力量修建的第一个水库。建成后的水库,除了具备防洪功能外,还可灌溉农田9万亩。


时人评价其是“我国水利事业从除害到兴利,从单纯的防洪向兼顾防洪、灌溉、航运、发电的多目标工程发展的一个转折点”。


稍晚于石漫滩开工的官厅水库,就具备了这些功能。


官厅水库位于永定河上。永定河是华北平原上海河水系五大河中最长、也是最难治理的河流。上游的桑干河、洋河、妫河三条支流在怀来县官厅村流入官厅山峡。其河床高出北京市中心十几米,过去,每到雨季山洪暴发,洪水泛滥,往往造成巨大灾害。


元、明、清三朝都曾尝试过治理永定河,但都收效甚微。民国期间,洪水曾两次侵入天津市区,灾民在大街上划船逃难。


1949年11月,水利部就召开各解放区水利联席会议,决定要在永定河上游、中游修建石匣里、官厅、马各庄三个水库,首先修筑官厅水库。


1951年10月,工程开工。按计划,在峡口筑坝,坝高约50米,水库面积220平方公里,可蓄水22亿立方米。这个容量,是石漫滩水库的44倍,在当时全国所有水库中排第一位。


1953年夏,还在建设中的水库迎来大考。是时,因桑干河流域暴雨,永定河上游河水猛涨,流入官厅水库的洪水量约4.5亿立方米。


最终,官厅水库也交出了完美答卷,汹涌而来的洪水从输水隧洞缓缓流出,下游人民洪水灾害大为减轻,京津铁路也畅通无阻。


1954年5月,官厅水库全部竣工。毛泽东在视察工地时亲笔题词:“庆祝官厅水库工程胜利完成。”库内蓄水可用来供给城市用水、工业用水、发电、灌溉农田,还可调节永定河下游流量,便利航运。


地域不同,水库的主要功能也不一样,像1954年兴建的湖北钟祥石门、1956年兴建的湖北随州黑屋湾等水库主要以灌溉为主;1954年兴建的四川龙溪河梯级的狮子滩水电站、1955年兴建的江西上犹江水电站、1957年开工的三门峡水利枢纽等则以发电为主;1954年修建的浑河大伙房、1958年修建的密云等水库,则主要承载着城市供水功能。


以上所列水库,大部分都在“一五”(1953年-1957年)期间完成或开工的。1958年以后,兴建水库的势头依旧不减。


从1958年至1963年,海河流域共有23座大型水库、47座中型水库和一大批小型水库同时开工;同期,湖南省在5年时间里也连续新建了双牌、水府庙、酒埠江、黄材、黄石、王家厂、官庄7座大型水库,69座中型水库,5700多座小型水库。


总而言之,整个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从南到北、由东至西,到处都在热火朝天地兴建水库。


新中国成立后的前40年里,共计修建大、中、小型水库86000多座,总库容约4500亿立方米。其中的355座大型水库和2400多座中型水库发挥了重要作用。像黄河干流的三门峡、刘家峡、龙羊峡水库控制了黄河的主要洪水来源,海滦河、辽河、淮河、汉江和东江等水系的水库控制了山丘间的大部分集水面积。


就治水本身而言,这是一种投资、劳动密集和施工周期较长的系统工程。可新中国初期一穷二白、百废待兴,这么多的水库是如何建起来的呢?


发动群众


面对困难,新中国各级政府继续沿用了行之有效的动员机制,充分发动各界群众,依靠翻身做主的农民、经过战争锻炼的党政干部、甘于奉献的知识分子以及参建部队,弥补了物质条件上的不足。


以较早修建的淮河上游的5座水库为例,修建石漫滩水库最多时动用了4万人,板桥水库是8.5万人,白沙水库是10万人,南湾水库8.3万人,薄山水库4.5万人。这5座水库均为土坝,故而施工时以人工为主,大坝挖填土方主要由人推小车或担抬完成,仅在碾压时用羊角碾和推土机。


当时修建水库的场景。来源/刘权 治淮70周年,老照片里的治淮故事


如此庞大的修建队伍,主要由农民和解放军水利工程部队组成。当时的条件十分艰苦,建设者们住在席棚、吃饭露天。参建民工工资待遇一般偏低,带有义务劳动性质。不过,他们大多来自水库的受益地区,把修建水库看作是修建自己的家园,故而热情高涨,对吃住及待遇不甚计较。


当然,要从参建人数来说,规模最大、也最具政治意义的是十三陵水库的建设,总共有40万人参与了水库的建设。


十三陵水库位于京郊昌平区境内,以坐落在明十三陵附近而得名。与其它水库相比,它有两个特别之处:一是打破常规建设模式,边勘测、边设计、边施工;二是它是在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建设起来的。


1958年1月21日,天寒地冻,十三陵水库在当时东山口的山头举行开工典礼。八千名劳动大军,肩背行李,带着粮食和炊具来到工地。然而,在缺乏施工机械的条件下,劳动者们虽然热情很高,但仅凭人工担土筑坝,几乎不太可能在汛期前完成筑坝任务。


北京市委决定,发动全市工农商学兵参加义务劳动。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领导以及部分外国驻华使馆的国际友人和工作人员,也冒着严寒,到水库参加劳动。


5月25日,当时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率领党的八届二次会议的全体中央委员,来到十三陵水库参加义务劳动。不久,周恩来率领国务院和中央机关干部300多人第二次来到水库工地参加劳动。


当时工地几乎24小时不间歇。白天,红旗飘飘,歌声阵阵;夜间,灯火通明,山谷间宛若白昼。正是在这种全民齐上阵的浓厚氛围中,新中国初期的大多数水库建设往往都速度很快,所用时间少则几个月,多的一般也就1-2年,很少出现那种几年勘测、几年建设的慢腾腾节奏。


更重要的是,不光有速度,质量也相当过硬。


在修建南湾水库时,因勘测时打的钻孔少,没有摸清地质情况,地质员要求搞清地质后才能施工。干部和战士不懂技术,很不理解。地质员到北京拿来美国倒坝事故的书讲给大家听,让人们意识到质量问题的重要性。于是,工程停了半年,重新进行地质勘探。正因如此,南湾水库在后来1975年8月的特大洪水中经受住了考验。


也有不少水库,囿于彼时洪水、地震等水文资料的缺乏,普遍存在设计标准偏低的问题。像石漫滩水库,在1975年的大洪水中,因为洪峰流量超过设计标准的4倍,导致漫顶溃坝。而1954年竣工的佛子岭水库,也因同样的问题,在1969年遭遇特大洪水时出现漫坝事故。


相较于中大型水库,人民群众自行组织兴修的小型水库数量更大。1952年,全国各地新修小型水库、小型渠道就有314万处,而浙江浦江县一个公社2000人的水利大军,仅4天就完成了一座蓄水70万立方米的水库。


据不完全统计,1950年~1952年间,有约2000万人直接参加了水利建设工程,完成的土方相当于挖掘10条巴拿马运河或23条苏伊士运河。事实上,就新中国初期的各方面条件来说,修建中小型水利工程确实更为现实。


群众的积极参与,得力于政府的大力支持。


新中国成立前3年,投入农林水利建设资金10.3亿元,占3年整个基本建设投资的13.14%,其中大部分用于水利建设。在当时还面临着肃清残敌、保证数百万军政人员供给、救灾备荒等问题,在恢复财政任务的压力下,人民政府为什么还拿出这么多钱来兴修水利?


为了人民


新中国成立前夕,艾奇逊曾公开说:“中国的人口在十八、十九世纪中增加了一倍,因此对于中国成为不堪重负的压力。每一个中国政府必须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解决人民的吃饭问题。到现在为止,没有一个政府成功。”


这个问题,也考验着新生的人民政权。


1949年11月,中央政府强调了恢复工作中的两个重点:一是交通尤其是铁道;另一个在水利和农业。农业方面,水利与农业并重,水利要配合农业。甚至,“兴修水利,防洪防旱”等文字还被写进《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


当时,中国大部分地区已完成土改,但对人民政府来说,让分到土地的广大农民能够安居乐业才是终极目标。所以,防止水患、兴修水利,是新中国成立后较长时期水利建设的主要任务,也是新中国治水的基本方针。


为什么把治水看得这么重?据原水利部部长钱正英回忆,毛泽东在强调治淮重要性时讲,淮河流域一带,历史上就是农民起义的地方,农民为什么起义,就是因为这个地方特别穷,灾难特别多。在灾荒饥饿之下,农民就要起义,刘邦、曹操、朱元璋都是淮河流域的人。从这个角度看,治理淮河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从淮河到长江、黄河,再到海河、辽河等全国各地大小河流,大量水库的兴建带来的好处显而易见。


仅就农业而言,1950年~1952年间灌溉面积扩大了4950余万亩,全国水灾面积逐年迅速缩小,1949年是1亿亩以上,1950是约6000万亩,1951年是2100万亩,1952年是1600万亩。像官厅水库仅防洪这一项,据估计每年至少可谓国家增加1亿斤小米的收入。


另一方面,新中国初期,大多数农民依旧面临洪灾的压力,号召他们参加水库建设,降低了组织动员的难度,同时,参加建设的民工不少就是灾区灾民,政府让他们参加劳动,采取“以工代赈”的方式,既保证了政府的赈灾目标,又可防止灾民流落和向城市聚集。


水利兴而民定,民定而国家稳,国家稳才能有发展进步。这或许新中国初期大型水利、建设大量水库的内在逻辑。历经70余年岁月洗礼,当年所建水库依旧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不少地方甚至还成了旅游胜地。


今天的人们在享受汩汩清流、欣赏山清水秀时,是否能想象当年工地上的热火朝天,是否能理解老一辈建设者的无私精神和忘我情怀。


参考资料:

1.王瑞芳:《当代中国水利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

2.钱正英:《中国水利》,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12年;

3.高峻:《新中国治水事业的起步(1949-1957)》,福建师范大学2003年博士论文;

4.李宝霞、徐连英:《十三陵水库》,《北京档案》2002年第4期;

5.高峻:《论建国初期对淮河的全面治理》,《当代中国研究》第10卷第5期;

6.杨学新、刘洪升:《周恩来与建国初期海河水利建设》,《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38卷第1期。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国家人文历史 (ID:gjrwls),作者:番茄汁,编辑:詹茜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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