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世界说 （ID：globusnews），作者：碧德，责编：张希蓓，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在今年第27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巴巴多斯总理米亚·莫特利（Mia Mottley）是最受媒体追逐的政客之一，风头不输拜登和马克龙。当发达和发展中国家各自为多重社会经济危机困扰、在谈判桌上互相推诿之际，莫特利认为气候资金严重不足的根源在于整个国际金融系统出了问题，应该对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筑进行改革。

这个大胆又开创性的提议被归纳总结为“布里奇顿议程”。这个名字与网飞讲述英国上流社会的言情剧没有关系，布里奇顿是英国前殖民地巴巴多斯首都的名称，这个加勒比岛国在2021年才废除英国女王的国家元首地位，过渡成为英联邦内的共和国。莫特利是该国第一位女性国家元首。

巴巴多斯几乎没有产生历史碳排放，却是气候变化带来的一系列环境灾害的直接受害者，极端的飓风和干旱天气轮番制造社会经济损失。新冠疫情也重创巴巴多斯赖以生存的旅游业，让本不富裕的公共财政雪上加霜，不得不一次次向国际社会求援。仅在2020/2021财政年度，巴巴多斯被迫借款12亿美元，其中九成是国际金融机构政策性贷款形式的外债。

巴巴多斯国家债务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一度飙升至152%，是全世界债务负担最重的国家之一。这种局面愈发不可持续，有着与巴巴多斯类似境遇的中低收入国家并不在少数，他们基本没有资金可以用来应对气候紧急情况，更无力招架愈演愈烈的气候危机。要求历史上高碳排放国对这些国家提供进一步资金援助并渡过难关，是气候正义下的题中之义。

穷国为何难推低碳转型

这项议程背后的“大脑”是巴巴多斯的金融技术官僚阿维纳什·佩尔绍德（Avinash Persaud），他是英国格雷沙姆大学的荣誉教授，也是一家分析管理投资项目和组合金融流动性的公司主席。他曾在九十年代混迹华尔街，专攻货币和大宗商品分析研究，随后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欧洲央行、联合国工作，是国际高规格首脑峰会上典型的夏尔巴人，代表国家领导进行事无巨细的谈判工作。

每当谈到气候金融，一个绕不过去的陈年话题便是发达国家在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曾做出承诺，在2020年前每年为发展中国家的气候行动筹集1000亿美元，但时至今日，这一目标从未真正兑现。2020年发达经济体仅筹集到833亿美元，美国目前兑现的金额相较其公平份额相差约320亿美元。“钱给不到位”持续撕扯着南北国家间的互相信任，也让各种气候减缓资金和损失赔偿谈判陷入僵局。

佩尔绍德在参加一个关于如何每年调动4万亿美元用于气候减缓的会议时，一位发达国家的代表团团长直言不讳地认为，资金不是问题所在，如果每个国家都拥有他们需要的所有资金，钱也不是气候减缓的答案。这个缺乏同理心的言论触动到佩尔绍德。他迅速查看了这个发达国家和另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借贷成本，富国政府可以以1.4%年利率借入十年期资金，而穷国则需以11%、甚至20%的利率借入。向私人部门的借贷利率是政府利率加上风险溢价，粗略推算下，富国私人投资的清洁能源项目资金成本在4%，而穷国为15%。

阿维纳什·佩尔绍德 / Twitter

能获得4%的利率特权，钱当然不是问题，发达国家可以大规模投资部署风电和太阳能基础设施，加速能源转型，需要担忧的可能是监管和税收这种旁枝末节。而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当面对15%的高额成本和寥寥无几的盈利项目，资金就是最大的难题。

由于融资成本的天壤之别，一味要求发展中国家做出净零承诺是没有实质意义的，因为他们根本没有资金来支持本国能源低碳转型。据经济学家估计，在除中国以外的发展中国家，到2030年，每年将需要24亿美元的投资来发展低碳。

而75年前设立的两大国际金融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非但没有有效支持那些有迫切需要的国家，还持续将低收入国家推向债务困境，将紧缩的附加条件施加在这些国家的财政空间上，直接或间接将他们“锁”在化石能源基建上，难以真正发展清洁能源。此外，近期发达国家货币政策纷纷紧缩，美元持续走强，美元霸权主义让南北间的资金流动情况变得更为复杂。

将蛋糕做大

国际金融机构暴露出的制度性缺陷大大阻碍了全球能源转型进程，无法驱动金融资源用于气候行动和可持续发展目标。中等收入国家需要迅速扩大对能源、交通和农业部门的低碳转型投资，包括建设更能适应极端天气的基础设施和公共卫生教育投入。而现有的国际金融架构尾大不掉，政策愈发过时，难以呼应这种诉求。

最能说明这一现实的当属今年9月发生的一起“戏剧”，世界银行行长大卫·马尔帕斯在一场媒体活动上，几番躲避记者关于他是否认为人类活动导致气候变化的问题，最终含混回答“我又不是科学家”。马尔帕斯由特朗普在2019年任命为行长，曾在特朗普竞选时担任其高级经济顾问。美国前副总统戈尔称马尔帕斯为气候变化否认者，要求总统拜登罢免他。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从中调解，呼吁对世界银行在内的多边开发银行进行全面改革。在马尔帕斯治下，世界银行持续通过后门渠道支持发展中国家的煤炭项目，比如批准支持了印度尼西亚两家煤电厂。

从多边开发银行获取优惠型贷款是解决问题的关键，但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各国能利用储备货币发行者的低借贷利率的机会并不是无限的，当前多边开发银行只向那些最贫穷的国家提供优惠资金。处于中下游收入的国家也不能与最脆弱的国家抢夺稀缺的金融资源，因此佩尔绍德把目光聚焦到了如何将蛋糕做大的角度上来。

“布里奇顿议程”分为三步。首先，新的金融体系需要提供紧急流动资金以阻止债务危机发生，短期来看，可以通过提高对快速信贷和融资机制的使用权限，暂停收取利息附加费，以及将1000亿美元尚未使用的特别提款权转给最需要的国家来实现；与此同时，二十国集团应该商定暂停偿债倡议，其中包含多边开发银行提供的贷款。第二步，要扩大对政府的多边贷款，增加1万亿美元。第三步，建立一个全球机制为遭受气候灾难威胁的国家筹集重建赠款，可以通过发行5000亿特别提款权或其他低利率的长期工具来加速私人投资入场。

这个首次由南方国家主导的倡议，正在受到北方国家的关注和支持。法国总统马克龙在今年的气候大会上高调表达了支持态度，欧盟谈判官员也有声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也在多个场合背书。与以往的解决气候金融的提案不同，“布里奇顿议程”并不依赖对未来金融创新的乐观信念，而寻求技术上相当可靠和现实的方案。此外，它希冀能超越国家间互相指责的谈判窘境，真正从系统性关注入手，解决金融系统中根本性的不平等问题。

在去年格拉斯哥气候大会上，许多人还将莫特利初具雏形的倡议视作是一种道德上愤怒的表达。但在随后一年中，俄乌冲突将欧洲推向能源危机，多米诺骨牌般引发全球粮食危机、通货膨胀、生活成本飙升，重债穷国如巴基斯坦遭受百年不遇洪灾，斯里兰卡的债务危机最终酿成政局动荡，人们才意识到巴巴多斯政治家的言辞不是危言耸听。在IMF高管和联合国官员的协助下，莫特利和佩尔绍德将他们的方案正式发展为一项严肃的气候金融解决方案。甚至连马尔帕斯也公开欢迎这种大幅增加气候融资的呼吁，美国气候特使克里表示改革IMF和世行以增加气候金融“是可以做到的”。

在本届沙姆沙伊赫气候大会上，莫特利提及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西方债权人对德国的年度债务支付设定了上限，以使德国经济得以快速重建。在偿还债务和发展其他优先事项中，低收入国家同样应该得到理解和宽慰。“我不仅对熬过气候危机感兴趣，”莫特利说，“更对让我们国家的人民过上更好生活的机会感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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